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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员--勇敢的真实故事-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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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他们开往父岛的途中，敌人就已经监视到了他们的行踪。裕仁天皇的防空炮手们在雷达屏幕上注视着乔治他们的一举一动。
上午八点十五分，乔治和他的飞行中队开始进行俯冲轰炸。他们很容易就找到了夜明山和朝日山的无线电电台。那两座山峰从太平洋上拔地而起，都是1000英尺的高度，上面林立着用来充当日军无线电广播发射机和收信装置的天线铁塔，因此很好辨认。在那些无线电铁塔的四周布设了多架高射炮和雷达装置，现在它们已经向乔治和他的伙伴们瞄准了。
领航的那架飞机遭到炮击后冒出一股黑烟，坠了下去，紧接着第二架也被击落了。这两架飞机一共投下八枚炸弹——两吨炸药——投到了无线电电台的铁塔群中。可是眼下，日军炮手的视野里已经看到了美军飞行员的队列。下一个进行俯冲的就是乔治，他明白自己必须要冲进敌人密集的防空炮火当中去。
57年后，我问乔治·布什，向着那些想要把自己从天上打掉的高射炮炮手们直冲下去的感觉是什么样啊？
“你身边到处是爆炸声，”他说，“四周全是一股股的黑色浓烟，那场景可怕极了。你全身都绷紧了，但是你却没有办法。你不能逃跑，所以你必须适应那种情况。你只能自己对自己说，‘这是我的职责，我必须这么做。’”
布什停了片刻，接着说道：“当然了，你还总是想着，就算是中弹也是别人的事儿。”
但是在9月2日那天，那个“别人”就是乔治·布什自己。当飞行到投放炸弹的高度时，一颗日本炮弹击中了他的飞机。
“飞机剧烈的晃动了一下，被炸得翻了个儿，”他回忆道，“我们大概是以每小时190英里的速度下降。引擎开始冒烟；我看不清仪表盘。只见大火从机翼一直烧到了油箱。我想，‘真是糟透了。’但我还在想到底该怎么办。我应该把那些炸弹都扔下去，然后调转机头离开那里。”
一个20岁的小伙子甚至还不到投票和在酒吧喝酒的年龄，眼下却要操纵一架不断下降的燃烧着的飞机，而且飞机后面还坐着两个好朋友。下一次爆炸随时都有可能发生。飞行指挥官堂·梅尔文当时正驾驶着一架鱼雷轰炸机在附近盘旋，后来他说，“100英里以内都能看见乔治那架飞机冒出的黑烟。”
令人惊讶的是，乔治竟然坚持着按预先指示把炸弹都投向了目标。后来由于他的英勇表现还获得了一枚优异飞行十字勋章。飞行指挥官写道：“布什继续俯冲下去，在无线电电台上空投下了炸弹，给敌人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他接着直转向东，试图逃离父岛，他机上的引擎被黑烟和火焰笼罩着，一路上留下了黑色的轨迹，后来他的飞机就坠落了。”
一旦扔下了炸弹，就可以准备逃生了。“跳伞吧！跳伞吧！”乔治通过对讲机告诉特德·怀特和约翰·德莱尼跳伞逃生。“接着，”他对我说，“我把飞机转向右侧，以避免滑流压力吹向德莱尼身旁的舱门。”布什正坐在一个随时都有可能爆炸的大火球上，但是他为了给伙伴们一个更大的求生机会还在想着怎么去操纵这架飞机，尽管他明知道这么做会降低他自己逃生的可能性。飞机右翼轻轻一斜，尾舵就转向了左侧，乔治让飞机在空中斜着身子刹住了车，这样就减低了舱门处的气压，给飞机上的伙伴们更大的逃生希望。然而，这么做会耗尽宝贵的时间，推迟他自己跳离飞机的时机。
最后到了乔治自己救自己的时刻了。“我解开安全带向下跳了出去，为了不撞到机尾上，我还把头低了下去，”他对我说道，“可我拉那绳子的动作太快了，机尾还是撞到了我头上。”
现在还能看见乔治一只眼睛上的那道深深的疤痕，而当时他受的伤还不止这些。“然后降落伞钩在了机尾上，拽掉了几块板子，”他说。“结果，我的降落速度比正常快了一些。”
“布什的飞机冒着烟，”无线电技师理查德·戈尔曼说道，“接着我就看到了一个降落伞打开了。”戈尔曼看到布什“落入了海中”，与此同时，他还看到了“一个巨大的火球”。——布什的轰炸机爆炸了。
就在乔治即将冲入水中的那一刻，他还记得要解开胸前的降落伞皮带。他举起双手，降落伞就从他身上脱开了，吹向了父岛。他用力向岛的东北方向游了约四英里，游到了一只由另一架飞机投下的黄色单人救生筏旁边。他把它充好了气，爬了上去。但他手边没有划桨，而风正把他吹向父岛。
“我能看到那座岛，”布什告诉我。“我开始用双手划水，身体向筏子的前面倾斜，我使劲儿划呀划。一艘葡萄牙军舰撞到了我的救生筏，我的胳膊受伤了。我喝了不少海水，开始呕吐，头上还在流血。我还在想着特德和约翰。我哭了。对于20岁的我而言，当时受到了极大的打击。我刚刚从一架燃烧着的飞机中逃了出来，可现在却只剩下我自己，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熬得过去。”
乔治往海平面上放眼望去，想看看有没有他的同伴，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现。后来有目击者说，那天从飞机里只跳出了两个乘着降落伞的人。其中一个是乔治，但另一个是谁就不清楚了。特德·怀特和约翰·德莱尼当中一定有一个人丧生了。
乔治后面遇到的麻烦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多。不光是水流将他推向父岛，同时还有一些小船为了抓他从岛上开了出来。
“我看到那些小船朝他的方向驶去，心想‘哦，这下他完蛋了’，”机枪手查尔斯·拜纳姆说道。这时又有两架美国飞机俯冲了过来，朝着那些小船发射机关枪。据后来的战斗报告记载：“‘圣杰辛托’号军械记录表明，那天为了向那些可能会去抓布什的小船开火，机上机枪共发射子弹1460发。”
过了一会儿小船上的人开始撤退，但是救布什的那两名驾驶飞机的战友也只能帮忙帮到这里了。他们的燃料就快用完，必须返回到航母上去。飞行指挥官向救援潜艇“长须鲸”号发送无线电报告，说明了乔治所在位置，而“长须鲸”号正在随时待命准备执行这样的紧急任务。
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乔治不停地划着救生筏，盼望着有人来营救他，因此就更加用力的划。“我看过那张有名的照片，上面是一位澳大利亚飞行员正被砍头，”布什说道，“而且我也知道美国兵在巴丹岛上受到了怎样的摧残，没错，那个时候我脑袋里是想了一些这样的事情。”
当空袭部队出现在上空的时候，岩竹伸明一直在附近的一个洞穴里挖洞。“只听见有人大喊，‘飞机来啦！’”岩竹先生回忆说。他和其他人立刻开始下一步行动。士兵们跑到一处高崖上的有利位置看到了那艘潜艇，而这时布什还什么都没有看到。
一路上，乔治一边划着救生筏，一边祈祷，3小时13分钟后，他看到了100码以外的水面上出现了一个小黑点。“那个小黑点越来越大，”他回忆说。“我先是看到了潜望镜，然后看到了指挥塔，接着就看到了潜艇的整个船体从水中浮现。”布什当时并不知道已经有人通报了他所在的位置。“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我自己出现了幻觉，”他说，“当我意识到那的确是一艘潜艇的时候便开始感到害怕，我怕它是日本人的。我心想，如果那真的是一艘美国潜艇的话，这事儿就太幸运，太难以置信了。”
潜艇上五名士兵抛给布什一根绳索，把这个全身湿透、精疲力尽的飞行员沿着船身拉了上去。乔治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对他的救命恩人说出四个字：“上船真好。”
乔治在“长须鲸”号上度过了一个月，于是他就有很多时间思考和回味那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他总是在凌晨四点的时候站岗，而潜艇在那时候也通常是浮出水面的。后来他回忆起那些思索的片段：
我永远都记得那片美丽的太平洋——我看到了飞鱼，欣赏海上的美景，海浪卷上了船头。当船行驶在大海中的时候四周非常黑，夜晚是如此的晴朗，星星特别明亮。那景象太美好了，让人心旷神怡，那一时刻特别适合同上帝对话。
我有很多时间去思索，去挖掘自己的思想深处。我想要找到答案。曾经听人讲过有这样一种人——如果你遇到了麻烦，觉得自己一定会死的时候，你就想在最后时刻在上帝面前承认所有的过错，承认别人所有的好。
但事实情况刚好相反。我已经面对过死亡了，而上帝也饶恕了我。我深深地感激这一切，同时也有一丝迷惑。有时候人们在灾难面前祈祷时会问，“为什么会是我呢？”我也会问这样的问题，只是问的方式恰好相反：“为什么上帝偏偏饶恕了我呢？上帝留下了我的性命，是要我去做什么呢？”
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想清楚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家庭对我来说到底有多重要。我曾经和死亡近在咫尺，也有幸获得了第二次生命，这让我体会到了父母灌输给我的那些价值观和做人的道理是多么的重要，当然也清楚地看到自己有多么爱芭芭拉，我知道我一定会娶她。
人一上了年纪就会回想起一生中最关键的时期，因为正是这些时期的经历造就了今天的你，而那段时间也就是我们洞察自己，寻找人生路标的时刻。我觉得对我而言，在“长须鲸”号上的那些日日夜夜就是一个关键的时期——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时期。
在我看来，我将注定活在这个世上，做出一番大事。
那些在太平洋上苦思冥想的夜晚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一天，我就1944年9月发生的那些悲惨事件采访了前总统布什。采访结束后，我关上电脑，开始同他闲聊。他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问我是否知道当时飞机上特德·怀特和约翰·德莱尼的消息。
听到这样一个问题我感到很惊讶，因为我以为这事早在很久以前就有了答案。如果有什么新消息的话，新闻界一定会在他四次竞选副总统和总统时就深究出来了。但是当时没有人确切地知道特德和约翰的下落，只知道他们都死了。
我告诉总统，对此我也不了解其他的信息。
“如果我当时多给他们点时间，他们就能逃出去了，这事一直令我苦恼不堪。”他脸上露出痛苦的神情。
那一刻，我注视着他的眼睛，这个当今美国最有成就也是最成功的男人的眼睛。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曾经是一名运动员、战斗英雄、商人、国会议员、驻联合国代表、驻华大使、中央情报局局长、副总统、总统，现任总统的父亲。他从17岁起就一直深爱着一个女人，而如今他们已经结婚近六十年了。
但在乔治·布什的眼中，我也看到了一名战争幸存者的愧疚，尽管这听起来有些不合逻辑，也没有什么根据，但我从其他老兵的眼中也看到了这种愧疚。我想到了我父亲，他的好友拉尔夫在硫黄岛上被敌人折磨致死，而他一直也没能从那种失去战友的痛苦中解脱出来。
“总统先生，我和大家都认为您已经尽力了，”我说道。“直到今天你还有这种内疚的感觉——这让我觉得很难过。”
我们都沉默了几秒钟后，他好像是为了打破那种悲伤的气氛，伸了伸双腿站了起来，然后把椅子推到了墙边，我走过去把电脑放了起来。
我看到他并没有走回书桌前，而是站在办公室那扇巨大的窗户旁边。他双手插在口袋里，把上衣弄得有点皱。得克萨斯的阳光映照在了他的脸上。
这个老飞行员凝视着天空说道：“我一直想念着那些伙伴们。”
1945年2月以前，美军凭借其强大的空中战斗实力同日本开始了最后阶段的较量。超过800艘美军战舰集中在塞班岛准备攻入日本。很快又有8万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前往进攻硫黄岛，其中就包括我父亲，海军看护兵约翰·布拉德利。硫黄岛将是美军踏上的第一片日本国土。
正当美军逐步大规模转移到北太平洋战区的时候，父岛上的日本官兵为了躲避美军飞机的轰炸，白天夜里都要随时往防空洞里狂奔。佐佐木光吉中尉是父岛上的驻军外科医生，后来他回忆起了1945年2月在孤岛上的极端艰苦的条件。
那时候，每天白天有四五次空袭，夜里还有两三次。死亡的人数不断增加。一天中有二三十人死于轰炸，还有很多人被困在防空洞里。士兵们几乎每晚都不能睡觉。
剩下的军火只够同入侵的美军再打最后一仗，库存的粮食还够吃上几个月。但手头的医药储备已所剩无几了。
医务室里很多伤员的伤口上爬着蛆，外科手术也只能在到处是尘土的洞穴里进行。
我们的供给运输航线被掐断了，我们不得不再等上几个月才有可能收到补给。每天分给每个人热量为1500卡路里的食物，尽管很少，但所有人都要为这点食物拼命干活。
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疲惫让我们失去了战斗的力量，手中的工作也无法进行下去。干工作的劲头越来越小。没人再争先恐后地去干活，有一种趋势就是，大家都不想再做任何事。进医院的人越来越多，这表明他们都过度疲劳，而且神经紧张。我身边有四五个人都疯了，因为父岛上的人在心理方面都已经不太正常了。
其中一个“不太正常”的人就是的场少佐，他是308营的指挥官。这个嗜酒如命的少佐曾在新加坡驻扎过，在那里，日军为了警告那些反抗的民众把数千颗人头挂在路边的杆子上。“有人说他曾经参与了抓捕新加坡人，”中岛大尉说。“他嘴边常哼的一首歌儿就是歌唱胜利入侵新加坡的。他经常向人炫耀，说他把3000颗中国人的人头挂在路边示众。”后来，他参加了侵略中国的暴行，他那时候不光强奸残杀妇女，还砍犯人的头。
对于的场这样的军官来说，他们眼中充满神话色彩的英雄是NFDF9政信大佐。NFDF9政信曾策划了入侵马来半岛的军事行动，他的成功轰动一时，他也成了公认的“战略之神”。下令大规模残杀新加坡华人的就是NFDF9政信，下令把人头挂在杆子上示众的也是NFDF9政信。他还有一个引以为豪的成功秘诀，就是他常喝的那种“特别药水”。这种药水其实就是取自战犯肝脏中的鲜血。
多年以后我踏上了父岛，蹲坐在的场少佐曾经呆过的防空洞里。这个洞穴约有20码深，6英尺高，是在坚硬的火山石上凿出来的。洞里阴冷黑暗，但是往洞外望去，眼前却是一派明信片上一样的风景，明媚的阳光，白色的沙滩，美丽的蓝色海洋。多少次的场少佐手握着清酒酒瓶坐在黑暗的洞中发脾气，因为他为了躲避美军飞机投下的炸弹无法走向海滩，只能呆在洞里；多少次醉酒的时候，他曾幻想着发泄出积压已久的愤怒。
1945年2月，美军强大的空军就要来了。栗林将军对硫黄岛上的士兵说道，“为英雄之战祈祷吧！”
但是对于父岛上酗酒的皇军指挥官立花而言，“祈祷”和“英雄”两个词还不足以体现男子汉气概。那个月，他把岛上的指挥官都叫到了一起，为了动员大家投身最后的玉碎之死，他事先准备了一篇鼓吹大和精神的演说。
“立花将军说，我们的各项补给越来越少，军火也即将用完。”的场回忆道，“到了最后时刻，大家就算是拿着石头也要和敌人斗争到底。他还说我们将不得不吃掉那些在战斗中牺牲的战友们，敌军鬼子的肉也应该吃掉。”
末吉实郎中尉也听到了立花将军的那番演说，其中特别提到了该如何处置被俘美军：“立花将军说，所有战俘都将被处死，然后吃掉他们的肉。”
参加会议的一些军官们当时认为，这只不过是将军为了鼓舞士气所采用的一种夸张手法罢了。但的场少佐此前确实有过类似的经历，他相信将军的话是说真的。正如的场后来承认的那样，吃战俘的肉“是我在中国养成的习惯。”
第十四章 决不投降
为了不辜负父老乡亲对你的期望，你必须努力再努力，始终提醒自己记得身上的荣誉。如果活着，决不能当战俘让世人耻笑；如果死了，不要因为做错了事而在身后留下骂名。
——《日本皇家陆军野战勤务法规》
在欧洲战场的战争中，德国直到盟军部队攻入自己的心脏才肯投降，但日本却是被美国飞行员们从空中打败的。日本的全盘溃败开始于1945年2月16日。
那是一个星期五的早晨，美军召集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也是最强有力的一支海军攻击部队，此外还有超过1200架飞机参加战斗。那是自三年前吉米·杜立特尔袭击东京后的第一次航母出击。
这是一次非常危险的任务。三天前，“伦道夫”号上的空军飞行总指挥把所有飞行员召集到一起开会，会上他宣布：“伙计们，我们就要前往东京了。”听到这个消息，所有人一度陷入了沉默。接着，人群中便爆发出欢呼声和掌声。可片刻之后，
一个飞行员对比尔·布鲁斯说道：“天啊，我为什么要鼓掌啊？”
那个冬日的天气阴沉多云，刮着大风，又冷又湿。像比尔·黑兹尔赫斯特和弗洛伊德·霍尔这样的飞行员曾在俄勒冈州阴湿的天气里进行过飞行训练，现在他们意识到，幸好当时在那么恶劣的天气下受过训练，不然现在都没法适应这么糟的天气。
负责空袭的飞机很早就起飞了，一架接一架地升空，精确无误。机枪手罗伯特·阿克布洛姆那天没有飞行任务，但是他却一直关注着伙伴们战斗的进展。“我们的军舰向日本无线电台发出警告，”罗伯特说道，“第一波袭击将在早上六点钟轰炸东京。六点整的时候，广播停止了。我们欢呼了起来。”
飞行员们飞得很低，都处在高射炮的射程以内，他们马上开始了轰炸。“查理·克罗姆林回来的时候，机身上至少有200个洞，”战斗机飞行员阿尔佛雷德·博尔达克回忆道。“他的一个油箱上就有54个洞。”
那一天，有那么多的飞机都飞到东京上空进行战斗，于是出现了殊死搏斗的场面。战斗机飞行员M。W。史密斯在100英尺的高度朝一辆火车扫射。“在我刚好飞过那辆火车的时候，我身后的那个家伙就架起了机枪开始狂射，”史密斯回忆说，“他甚至把自己飞机的机翼都打出了三个拳头那么大的洞。”
日本人很震惊，也完全没有准备。结果，那些舰载飞机在工厂、船坞、补给仓库以及铁路调车场上空进行了一通狂轰滥炸。但是轰炸日本本土仍然是一件充满危险的事。“我们当时很害怕，”黑兹尔赫斯特说，“轰炸日本真的有点让人害怕，因为那里没有开放的海域可以跳机逃离。你只能在陆地上迫降，那就意味着你有可能被俘虏。”
当查理·布朗的双座SB2C“俯冲者”在东京附近被击落之后，他被抓住了。“我们当时正在轰炸一家工厂，”他后来告诉我。“我被击中了，引擎熄火了。我看到了一个湖，于是进行水上降落。就在飞机下沉的时候，我的同伴J。D。理查德已经上了救生筏了。”这时，一个农民划着一艘小船过来了。他们上了他的船，到了岸上之后，又有一个农民用棍子打查理的头。“如果他们想打死我的话，”查理说，“那我真的会被打死的。”一群日本士兵拿着一根粗绳子走到他们跟前。“噢，天啊！”理查德心想：“这简直是在上刑！”但是那些士兵只是把他们两个绑在了一起，然后拉着他们走上了一条公路。期间，他们偶尔停下来，让那些日本妇女用木屐打这两个美国飞行员。
“如果当时的情形反过来的话，我想美国人也会同样卖力地打日本人，”很多年后查理笑着说道。“附近地区老百姓的情绪都很高涨；当人们受到轰炸的时候就会变得愤怒不安。”
最后这一行人来到了一个火车站。日本兵把查理带到了外面，让他跪在土地上，身体向前倾。“我看过那张澳大利亚飞行员被砍头的照片，”查理说道。“有个人猛推了我一下，所以我的头就快碰到地面了。接着，我听到了一声刺耳的命令。我想，他们可能要砍我的头了。”
但是查理·布朗活了下来，看到了第二天的太阳。
由于2月17日东京附近的天气状况恶化了，航母舰队便掉头向南，准备轰炸硫黄岛。然后他们在第二天前往父岛进行轰炸。2月18日，那是一个寒冷的星期日早晨，五位飞行员醒来后，准备去执行他们第一项战斗任务。此前的一个月，他们一直都在海上航行，因此有足够的时间去想象这第一次战斗的滋味将会怎样。现在，他们就要知道了。
在“伦道夫”号航母上，飞行员弗洛伊德·霍尔和他的机枪手格伦·弗雷泽以及无线电技师马弗·梅尔尚即将执行飞行任务了。在附近的“本宁顿”号航母上，无线电技师吉米·戴伊和机枪手格雷迪·约克也为他们的飞行做好了准备。吉米、格伦、马弗和格雷迪当时都只有19岁，弗洛伊德同他们相比就算是一个“老家伙了”，因为他已经24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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