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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员--勇敢的真实故事-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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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并不知道那位战俘的名字，”中岛大尉后来承认道，“在当时，问他的名字简直都有些多余。我打死了那名飞行员，却不知道打死的是谁。”
傍晚时分，也就是格伦刚刚被杀害之际，话务员马弗·梅尔尚也被带到了自己最终的安息之地。墓地就在大道旁边的一座小山上。莱梅中尉和马弗两人在大道一旁停留了片刻，拿着铁锹的士兵则列队向坟墓的方向前行。几分钟过后，莱梅中尉带着马弗来到了小山上。
若干年后，我沿着那条小道前行到墓地时，感到那里死一般的静寂，当初大树巨大的树冠一定使得傍晚时分更加的昏暗。沿着小山向上不用爬几步，便能看到一块块的墓碑。这里的墓碑又高又窄，和美国的矮矮的墓碑很不同，马弗在当时一定意识到了那是一片墓地，况且那里还有一孔刚刚挖好的墓穴。
在这孔新的墓穴旁边，莱梅中尉递给了马弗一支烟。面对此情此景，马弗并没有慌乱，而是静静地抽着烟。
后来有人把话务员马弗·梅尔尚的双眼蒙了起来，把他带到墓穴边，让他跪在那里。
当时那是一种怎样的情景啊。飞行员查理·布朗驾驶的飞机于2月26日在东京上空被击落后，他以为自己要被砍脑袋了。当时有人把他的双眼给蒙了起来，让他跪在那里，伸出脖子。“我当时想，死就死吧，”查理说，“想到脑袋将要被砍掉时，我既不害怕，也不惊恐。而恰恰相反，我感到非常的镇定，也许就像我要昏倒前血液冲到我脑袋里的那种情形。我的生命没有在我面前惊恐的摇摆不定，我很平静。现在想来，我当时所想的就是希望父母不要知道我是怎样死去的。”
读了舍温·努兰的专著《我们是如何死去的》，我们便可以得知，查理当时的镇定是有医学根据的。努兰写道，当遇到恐怖情景的时候，人体内便释放出一种自我生成的一种叫做内啡肽的麻醉性物质。“内啡肽的生成是哺乳类动物和其他一些动物保护自身免受情感和身体侵害的一种方式，它是一种天生的生理机制，可能出现在史前阶段的野蛮时期，因为那时威胁生命的突然事件常有发生。”在分析一个女孩被谋杀的案例时，努兰博士如是写道：“我深信这是自然发生作用的结果，这样的情况很多，它能提供一定的剂量，让即将死去的孩子保持镇定。”
穿着长罩衫的马弗跪在刚刚挖出的泥土上面。
“莱梅中尉把刀举了起来瞄准了两下，”一位名叫石压的士兵说，“接着他让我们向后退一退，说别让血溅在身上。”
“中尉对着战俘的脖子比划了两三次，”岩川回忆时说，“我们那些挖墓穴的人都不愿看当时的场景，所以我们向后退了好几米。”
刀落了下来，从马弗的脖子上滑落过去。“当刀砍到脖子上的时候，”岩川说，“他只是轻轻地呻吟了一下，并没有大喊大叫。”
砍了这一刀后，中尉便把刀收了回去，马弗便向前一个跟头栽在了墓穴中。莱梅中尉命令士兵把他的尸体埋起来。岩川看到马弗的尸体躺在墓穴里的时候，他又突然意识到莱梅还有一件事情没做。
“脑袋还没有完全被砍掉，”由奈说，“几乎就砍掉了，但脖颈处还有一块皮连着。”如果当时马弗死去的尸体被直立起来的话，那他的脑袋一定耷拉在他的胸上，悬在脖颈上。
夕阳落到地平线以下的时候，穿着长罩衫的洛杉矶人马弗·梅尔尚早已被埋掉了。马弗在这个世界上整整生活了19年6个月零2天，参军也快有两年了，当初参军还是听了他兄弟小霍伊特的主意，说是参军能让生命更加精彩。
马弗被害的第二天，即2月24日，星期六，的场少佐来到了立花将军的司令部见将军。当时少校和将军都已意识到硫黄岛附近的战斗是多么的残酷，而自己的士兵又是如何被消灭掉的。父岛的士兵任务繁重，疲惫不堪，补给也非常的有限，并且还担心马上就要遭受轰炸。但在午后他们度过了最愉快的时光——一起喝日本清酒。他们当时一定喝醉了，但无法知道他们醉到什么程度。“的场少佐告诉我他们两人一连喝了三天。”福田大尉后来告诉我。
“在将军的司令部里，”的场少佐后来回忆说，“我们喝着清酒，喝着喝着话题就转到了驻新几内亚岛的日军上了。后来我和将军还谈到那里的军队因补给严重短缺，而最终不得不吃人肉活命的情况。”
这两位精神勇士谈论的话题，就是对醉醺醺的他们来说也有些毛骨悚然，但却非常的刺激。东京的精神勇士向新几内亚岛派遣了15万大军，他们原本没有计划好这次行动，而且对那里可怕的热带环境知之甚少。他们极不负责任，没有给大军提供充分的补给，而是命令他们以当地的给养为生。可是在新几内亚岛上连当地的土著居民都过着非常艰难的生活，那里的土地绝没有中国肥沃。海上运输线被切断时，日本的将军们就干脆置那些被困的士兵于不顾，让他们自生自灭。
对于驻在新几内亚岛上的几乎所有士兵来说，这无异于判处了死刑。他们没有食物可吃，便开始吃自己兄弟的尸体。少佐和将军两人边喝着清酒，边谈论着那里的情况，脸上却意外地显露出非常羡慕的神情。
下午过半的时候，第307陆军营的长官加藤大佐给立花将军的司令部打电话邀请将军和的场少佐两人到他的指挥部去参加一个酒会。
“我们是步行去的加藤大佐部队的营房，”的场说，“可我们到达时，却发现那里的酒和下酒菜根本就不够。”福田大尉回忆说：“我们当时就只有两瓶清酒，的场少佐开始吆喝着要酒。”
人人都知道哪里有大量的清酒——立花的指挥部，福田给那里打了个电话让多送些酒过来。
当时桌子上摆着个日式肉片火锅。要做肉片火锅，应先把一个盛满汤水的沉重的平底锅加热，然后往锅里加入一些鱼、肉、蔬菜、面条，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然后放在一起煮。
立花将军看了一眼桌子上的肉和蔬菜后，便咕哝着说肉根本就不够大家吃的。
“的场少佐气的不得了，”福田说，“他之所以生气，是因为第307陆军营饭桌上的菜里肉不太多。”
见此情景，第307陆军营的人吓坏了，然后寻思着如何确保大家有足够的肉吃，以免挨一顿暴打，可就在这时，喝了不少酒一连数小时转来转去的立花将军却突发奇想。“将军问了我处决战俘的情况，并说多搞些肉。”的场说。立花对那里的人说：“一个人要敢吃人肉，就必须有足够的胆量。”当将军谈到吃人肉的时候，他用的词是“胆量”，可具体指的是肝脏，笼统说来是指人体内的各内脏器官，这个词还有精神或思想的力量的意思。在日语中这个词是‘kimogaookii’，表面意思是某人的胆子很大，但实际意思是说某人很勇敢或某人胆量很大。因此，当立花将军说要吃马弗肝的时候，表面上虽说的是一种器官，但其中的内涵绝不是表面上的那些东西。
的场少佐在下午四点半左右给第308陆军营的营部打了个电话。“从电话上来听，的场少佐喝醉了。”当时接电话的嘉木大尉说。的场少佐命令嘉木大尉把马弗的肝脏割下来。
“我告诉少佐说马弗的尸体早被埋了，因此试图劝说他放弃从尸体上割肉的想法，”嘉木大尉说，“我力劝少佐不要从尸体上割肉，但他命令我告诉医务官把尸体挖出来，然后把肉割下来送到他那里去。”
是命令就要服从。嘉木大尉只得命令营部里的外科医生寺木去干这件龌龊的事情。当时值班的战地医务急救员森江博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这样说：
外科医生寺木来到伤兵区，和他一起前来的还有另外两名士兵，他让我准备好一些医用工具，但并没有告诉我要去干什么事情。我以为是别人打电话来说，发生了突然事故，便准备了一个急救箱。寺木对我说：“跟我来。”
当我们到达墓地的时候，已是傍晚时分。有人告诉医生哪个是马弗的坟墓，然后医生就让那两名士兵开始挖掘。
医生告诉我说这是的场少佐的命令，少佐命令我们分解尸体，取出马弗的肝脏。由于我当时知道飞行员是昨天被干掉的，尸体早就腐烂掉了，所以我不愿意干，但医生说这是命令。
那两名士兵将尸体挖了出来，当时尸体上仍穿着长袍子。人是被斩首的，尽管脑袋和脖颈还有一点点的皮肤连着，但脖颈处已经被砍开了十分之七。
尸体被挖出以后，寺木医生便从我手中接过一把解剖刀，并告诉我说要马上解剖尸体。
寺木随后命令我把马弗的一条腿砍掉。我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这是的场少佐的命令。”在日本军队内部有个惯常的做法，那就是当全尸得不到很好的安葬时，便常常将其中的一只手或一只脚砍下来，给以很好的安葬。因此我当时以为这次也一样，就开始砍他的一只脚。
这时寺木又对我说：“不应从脚跟处砍，而应该把他的整条大腿给砍下来。”听后我便问：“为什么要这样？”他接着回答说：“这是命令，没什么好问的。”
我接着又问道：“我真要把他的整条大腿都砍掉，包括里面的骨头？”寺木回答说：“不必了，只需要把腿上的肉切下来就行。”
寺木把马弗的胸腔打开，把肝脏从里面给割了出来。我则从他的大腿上割下一块肉，那块肉有四英寸宽，一英尺长，大约有六磅重。
寺木用白玻璃纸把肝脏和那块肉包裹了起来。
从伤病员区来这里的时候，我随身带了纱布绷带和药用棉花。我把纱布放在腿部的伤口处，便开始给它包扎。我取出针和线，然后问医生要不要把尸体的开口处给缝起来，医生告诉我说天色已晚，他是不会干那事的。说完话后，医生转向士兵，告诉他们把尸体埋起来。
肝脏和那块肉被割下来大约20分钟后，杉木中士来到了这里，并从寺木医生那里把那一包东西取走。
后来杉木中士把这包肉送到了第307陆军营的营部。人们把马弗的肝脏和大腿肉切了切，放到了肉片火锅的旁边，好待会儿煮了吃。
“的场少佐和立花将军要吃那些肉，我便给他们送了上去，”福田说，“少将说：‘要想成为一名强悍的士兵，就要吃这种肉。’”
将军一边命令其他人吃，一边说这也是表现一个人“最基本”的勇气的时刻。少将说：“人肝是一种良药。”可是整顿饭并不是他说的这个样子。“将军和少佐基本上把他们那份吃完的时候，防空警报就响了起来。”嘉木后来回忆道。
那时立花将军都喝的晕头转向了，嘉木迅速地把他转移到附近的一个防空洞里。“的场少佐没有和将军一起躲到防空洞里面，他说什么子弹的，炸弹的，根本伤不着他一根汗毛。”嘉木说。
“空袭过后，立花由于先前喝的太多，所以动弹不了。”嘉木回忆时说。当时，这只“食人兽”不停打着呼噜，有人把他拖到了一辆轿车里，送回了司令部，在司令部里他睡了一天一夜才醒酒。的场少佐则躺在指挥部的地上睡到了第二天才醒。福田大尉说他睡得太死，甚至都不知道给自己盖条毯子。
第二天早晨，的场少佐命令别人把吃剩下的那块肉送到将军的司令部里。后来，少将说他根本没记得自己曾下过这样一道命令，但他也承认说很有可能是下了道那样的命令，因为第二天他一早又开始喝酒了，可能是他醉的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吃马弗·梅尔尚的肉在他们看来根本不叫什么犯罪。精神勇士吃人肉宴是合法的。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保存了这样的一份秘密命令的原件，这份和吃人肉相关的命令是澳大利亚军队在新几内亚岛上找到的。澳大利亚档案保管员把它命名为“第80。107号文件”，发布这份命令的是菊太郎少将，当时他是第四十一集团军的总司令。命令的原件上面标有“绝密”的字样，发布的时间是1944年11月18日。命令是下发给“各位指挥官”的。菊太郎少将解释说他发布此条命令的原因是“最近在各支队管辖范围内各种犯罪时有发生，比如谋杀、抢劫和食人肉等。”在后面，他进一步提出解决谋杀和抢劫等问题的办法，也就是惩罚措施。最后他提到时常发生的吃人肉的问题，并写道“明知人肉（不包括敌人的）而食之者将被处死，因为没有比那更糟糕的犯罪了。敌人的肉除外”。
这份文件多少让人感到些奇怪，倒不是仅仅因为它能证明食人肉现象的存在，更是由于竟然有人就这个问题写了这样一份文件。就我所知，在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的军队里，绝对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只有日本军队里才有。
2002年8月，我采访了一位名叫比尔·赫基斯的澳大利亚人，采访时他已80岁，说话温和，当时他是澳大利亚驻新几内亚岛的一名下士。在训练时，他和列兵约翰·布里斯建立起了友谊。比尔告诉我说约翰当时是一位来自乡村的快乐男孩，而他们是很要好的朋友。他们睡在一个帐篷里面，他们俩那时都22岁，经常诉说彼此家乡的事。
1943年年初，比尔曾和约翰在新几内亚岛上并肩战斗过，那可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地区之一。比尔当时率领着40人侦察队前去参加战斗，在行军途中遭到了日本人的伏击，那里的灌木丛非常茂密，所以很适合隐蔽打伏击。有六名队员在伏击中牺牲，其中有约翰·布里斯，他们就这样在比尔的身旁倒下了。比尔当时并没有被打中，但他不得不撤退，顾不上管约翰的尸体。
第二天，增援部队到达。第三天的时候，澳大利亚军队开始了反攻。如今茂密的灌木丛有利于澳大利亚军队作战，他们可以隐蔽在灌木丛中给日军以出其不意的打击。遭到突然袭击之后，日军开始逃窜，慌忙之中来不及带走装备和供给。
两天后，比尔惴惴不安地来到了弟兄们刚刚牺牲的地方。他来到布里斯下士倒下的地方，发现他的尸体仍在那里——可是当时他的尸体已经成什么样子了！
“他身上的军服已被扯掉，胳膊和腿上的肉也被割了下来，”比尔说，“他们把他的肉给切了下来。”
比尔又向前走了走，发现日本人的饭缸里有些肉比较可疑，一位澳大利亚医生经过确认后说那是人肉。
此时此刻，比尔的心中既感到震惊，又庆幸自己当时没有被打死。“我们当时真的有些受不了，”他说，“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当时根本就没有别的人来安慰我们。”后来，澳大利亚军队情报处责令比尔不要把当时的情况公布出来，并令他写下保证书，保证今后25年内不会提起此事。比尔告诉我说他离开新几内亚岛后，当时的场景就一直萦绕着脑海。而他的一些朋友在看到当时场景时，精神上受到了刺激，以后就从来没有好过。他告诉我说他的那些朋友们在看到列兵布里斯尸体上的肉被切下来后剩下的骷髅时“大脑受到了创伤”。我问比尔，敌人为什么要吃人肉？他回答说不知道，但说听人说吃人肉会让人增长一些勇气，并让他们感觉到比敌人优越。
现年80岁的比尔·赫基斯如今仍然时常做噩梦，他的脑海里也常常出现约翰·布里斯被曝尸荒野的场景。比尔说：“事情都过去60年了，可当我脑中浮现出当时的情景时，总感到恍如昨日。”
在美国和澳大利亚有关二次大战的档案中，有很多记录着日本士兵食人的场景。比如，在一个档案中记载了这样的情况：在派往新几内亚岛的157646名日本军人当中只有10072名活了下来。在和盟军的战斗中牺牲的是少数，绝大多数死于疾病和饥饿。当时青砥将军一定知道他们的士兵所遭受的疾苦，他写道：“新几内亚岛上的食人事件时有发生”。日军当时面临着饥饿，无东西可吃，因此能找到什么就吃什么了。很多时候，他们所能找到的只有自己弟兄的尸体。
时任日本驻南太平洋海军警察部队长官的野木，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一位陆军中尉给他讲述的这样一个故事：
在岛上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因此我们决定抓阄儿，输了的人将被杀死，再被吃掉。于是输了的人开始逃跑，我们便开枪打死他，然后把他吃掉。你也许会以为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会强暴当地的妇女，但我们并不认为她们是发泄性欲的对象，而是把她们作为饥饿后吃掉的对象。我们根本没有什么性欲可言，况且强暴妇女会消耗我们太多的体力，因此我们从不干那事儿。我们天天梦想着能得到食物。我有一次在深山里遇到了一些士兵，他们拿着切掉的人胳膊和人腿。当时我们并不怕游击队，反而却怕我们自己的士兵。当时那里就是这样一种可怕的景象。
当然，如果有机会的话，这些日本天皇的军队还是希望能吃到一些非日本士兵的人肉。在新几内亚岛上，日本军人称联军士兵为“白猪”，而称当地人为“黑猪”。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很多档案都记录了日军在战场上把战死的美国士兵搬走的情况。历史学家田中有纪如是写道：很明显，当时日本士兵是从激战区把战死的美军士兵收集起来，再把他们搬到所驻扎的营地那里煮熟，然后吃掉，而在同时有另一些士兵阻击联军，防止他们把战死的士兵搬走。这表明这些吃人的情况不是一个个孤立或单一的情况，而是一个系统过程的一部分。
1943年4月23日，陆军中士E。迪克斯和驻守在新几内亚岛的第136营的克利奈·兰姆发现了他们那名失踪已四天的军士的残骸。这两位美国士兵如实记录了当时的情景：那名军士大腿上的肉以及两条小腿都被砍掉了，最下面的肋骨处的肉和皮肤已被割掉，胸腔也被打开。由于面部仍然完整，所以还可以辨认身份。同时他们在附近的一处日军掩体里发现了一个炖锅，看到里面大小有点像那名士兵心脏和肝脏的东西。
在1945年5月20日，澳大利亚的一名陆军准尉C。雨果写了一份宣誓书，其中记载了他在新几内亚岛发现了他的一位弟兄的尸体时的情景：
（a）身上的衣服已被剥光。
（b）两臂已经被从肩处砍掉。
（c）胸腔已被打开，里面的心脏、肝脏以及其他的一些内脏已被取出。
（d）身上的所有肌肉都已经被切掉，所有的骨头露了出来。
（e）双臂、心脏、肝脏以及其他的内脏都已经找不到了。
（f）尸体上惟一没有被动过的地方只有头和脚。
（g）离尸体四五码处有一个日本饭缸，里面盛的似乎是人肉。
饥饿难耐的日本战斗部队把战斗作为一种寻找食物的方式，而非战斗部队则只能靠其他一些方式。日本军官派遣了一支工程兵队深入到现在被称为印度尼西亚的内陆地区，在那里他们把印度—巴基斯坦籍的战俘当作奴隶工来使用，那些战俘是新加坡失陷时被俘虏的英联邦的军队。他们其中有一位名叫哈塔米·阿里的巴基斯坦籍士兵，他在当时就已清楚地意识到因有病而无法干活的战俘不是被枪决掉，便是被注射致命的毒药而死，死后便被日本人吃掉了。可是到1944年时，盟军已经慢慢地逼近了，日军的补给线在这时已被切断，他们开始吃活着的健康的俘虏。阿里后来给澳大利亚的检察官讲述了这样一个悲惨的故事：那些选出来的人被带到一个茅屋里，在那里他们还未死去的时候，人们就从他们身上割肉，然后把他们抛到土沟里，让他们慢慢地死去。被割肉的时候，他们不断地发出惨叫，被扔到沟里去时也不断地发出惨叫。可是当这些不幸的人们慢慢死去的时候，哀叫声便渐渐地消逝了。他们不让我们走近那些沟，由于尸体没人掩埋，所以尸体发臭后的气味十分难闻。
这些日本刽子手们之所以不直接杀死战俘，是由于在热带地区没有冷冻措施，人肉会很快的腐烂掉。鉴于此，日军便先从战俘身上割掉一部分肉，够一顿饭吃的即可，而不直接杀死他们，然后便把他们直接扔到沟里。在沟里，他们还可以再活一两天，由于还活着，这便保证了其内部器官保持新鲜，以便后来再吃。耳朵、鼻子、嘴唇、脸庞、脚趾、手掌、屁股、肩部和大腿被相继割下来，然后被吃掉，而剩下的躯体仍残存在那里。
那些精神勇士把他们的部队抛在了荒岛上，而不顾他们的死活，这无异于犯下了弥天大罪。在岛上的那些士兵也因饥饿难耐而变得极其野蛮。而像立花将军和的场少佐这些缺少人性的人，看不到自己士兵们处于困境时所面临的恐怖场景，而是一边喝着酒，一边讲那些恐怖的故事来取乐，喝着喝着，在夜深的时候就醉的不省人事了。从2月23日（星期五）到2月26日（星期一），话务员吉米·戴伊、机枪手格雷迪·约克，以及飞行员华伦·厄尔一直被捆绑在立花将军指挥部对面的树上。
尽管的场少佐凶残野蛮，但没有任何材料记载过他打过这几个战俘。在2月23日时，格伦和马弗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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