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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员--勇敢的真实故事-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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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型轰炸机保卫美国免遭纳粹的威胁。在珍珠港事件之后，亨利匆匆赶制B—29。他要求改进飞机的性能，亨利要求在正常情况下需要几年才完成的工作在几个月之内完成。然而制造出来的飞机被机械问题所困扰。发动机过热导致起火，颇负盛名的试飞员在试飞中机毁人亡。
没有人愿意驾驶B—29轰炸机，这一点自是在情理之中。所以亨利请求杜立特尔·吉米派最好的飞行员保罗·蒂贝茨驾驶。他曾首次驾驶美国战略轰炸机轰炸德国。他虽然刚29岁，但飞行技术娴熟，而且安静、沉稳，是一个善于鼓舞士气的领导者，蒂贝茨迅速实现这项计划，被称为“B—29先生”。
B—29轰炸机与其他飞机的区别就像步枪之于弹弓。在飞机发展史上，它的机体最大、最长、最宽、最重、最快，飞行距离最长，四个螺旋桨每个长16英尺。能携带10吨炸弹，同时还能每小时飞357英里。能为11位机组人员提供像客厅一样舒适的环境，它能在空中连续飞行16小时。其他机型在3万英尺高空时温度降至零下50度，人就要穿厚衣服，戴笨重的氧气罩，但这种“空中的卡迪拉克”备有机组人员密封箱，飞行员能穿日常衣服舒服地待在里面。一旦掌握了它的操作，它就会变成二次大战时杀伤力最强的武器。一位飞行员说：“舒适的气氛，整齐的铆钉，强有力的发动机，新型的轰炸瞄准器，这一切都让我们喜欢。它是一架非常漂亮的飞机。”
1944年6月15日，从中国起飞的B—29轰炸机执行对日本的第一次轰炸，目标为九州的钢铁厂。60架飞机在3万英尺高空锁定目标，却只有一枚炸弹击中钢厂，有7架轰炸机未归。这些在白天高空执行的轰炸任务并不奏效，大部分炸弹掉进了稻田，而不是钢铁熔炉上，而且还损失了过多的飞机。
为解决问题并证明B—29轰炸机有打胜仗的能力，亨利·阿诺德把他的爱将从欧洲调出来。他就是柯蒂斯·勒梅将军，只有38岁，是空军最年轻的将领。他很勇敢，曾在欧洲多次执行危险的轰炸任务。他身材高大健壮，话语轻柔，几英尺外很难听到他的声音。圆圆的脸庞永远凝结着愁容，这是轻微的贝尔式面瘫症造成的。他因沉稳和镇静自若的风格而闻名。他的一位下属说“他好像没有太拼命工作，但他比我所见到的任何人都善于思考”。而另一位下属则这样说：
在他为某事做出决定之前，他会倾听别人的意见，而自己一言不发。一旦决心一定，他会长久的仔细沉默思考如何用最简短的语言宣布他的决定。他认为人们讲话一两句就够了。或许正是因为他的语句简捷，才使他周围聚了许多人。他有一种方法，让人听起来，像是考虑过所有的选择，然后才选择了惟一的可能。他言简意赅，说话简洁，似乎能使任何人相信，虽然他的决定出其不意，但可能是正确的。
由乔治·巴顿将军、文斯·隆巴迪和柯蒂斯三人组成的领导班子完全集中在一个目标：只许胜，不许败。他命令他的下属：“如果一个飞行员能锁定一个目标，即使不能返回，也不能中途而废。”正像有位飞行员对他的评价那样，“我们就是要击中目标。飞行员和机组人员似乎都无足轻重了。”柯蒂斯名声在外，他是一名严厉的将领，为取得结果，随时准备牺牲。一位飞行员说过，“勒梅将军接管空军后，他要将我们全部送死。”
柯蒂斯后来回忆起他下达的命令：“你们要驾驶着B—29轰炸机往前冲，击中目标；如果没有击中，你们就要被解雇。”他写到他知道自己身上的压力，“因为全美国就像一群狼一样吼着要轰炸日本。”
攻陷塞班岛后，柯蒂斯将B—29轰炸机群移师马里亚纳群岛。现在飞行员们离日本帝国近在咫尺。
柯蒂斯最初坚持空军行动原则——高空精确轰炸。但是当他的飞行员盘旋在日本上空3000英尺时，飞机被一阵阵从来没有人遭遇过的神秘风暴所袭击，好像众神发威，保护这个“日出之国”。这种不知名的妖风后来被命名为气流风，这种平流层疾风呼啸着从西伯利亚袭来，穿过日本海时，风速250英里／小时。如果B—29轰炸机与风向垂直飞行，飞机会向两边“滑动”，如果逆风而飞，飞机就成了不会移动的靶子，非常容易被防空炮火击中；如果顺风而飞，速度会达到450英里／小时，在如此快的速度下根本无法使用诺顿瞄准器瞄准。这种疾风还和在它下面六英里的爆炸目标之间形成一层层糟糕的气流。有一次111架飞机只有24架能看清靶子把炸弹投到它的附近。
亨利·阿诺德把这种每架价值60万美元的B—29轰炸机看成是结束战争的银色魔弹。如果柯蒂斯无法从国家的巨额投资中取得什么战果，那么战略轰炸方案将被彻底摒弃，海军也许会统帅B—29，比尔·米切尔想建立独立空军的梦想将化成泡影。“我们必须行动”，柯蒂斯说，“我必须尽快行动。”
柯蒂斯仔细审查了过去美国空军作战原则——日间高空精确轰炸，他决定将其彻底推翻。他要晚上采取行动。他要低空飞行，在疾风下面穿行。在夜幕中无法精确锁定目标，只好不加区别地狂轰滥炸。
“向低处飞”读者听起来可能会觉得是明智的，但是B—29轰炸机的飞行员听起来则像自杀。高空飞行的全部道理就是避免被地面炮火击中。飞行员在3万英尺的高度可以俯视地面，看清高射炮阵地向他们射击的情景。现在他们必须要直接进入黑色炮火圈内，就像让散兵坑的士兵突然离开保护掩体，朝着子弹飞来的方向猛冲。
但是柯蒂斯觉得他找到了日本防御的漏洞。对某些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大胆的猜想。他认为在3000英尺～10000英尺的高空，日本没有足够的防空火力。他要让他的飞机穿越这个空隙。但他的高射炮专家告诉他，如果这样做，他会失去70％的B—29轰炸机。但是他的直觉却告诉他结果不会像高射炮专家所说的那样，他希望使日军防空炮火感到惊讶而迷惑不解，然后在黑夜中仓促作出调整，他也考虑到日本战斗机不会在夜晚同美机对抗。在另一次大胆的举动中，他决定把B—29轰炸机上所有的机枪和弹药都卸下，使每架飞机多带2700磅凝固汽油弹。
为检验他的理论，柯蒂斯选择最大的目标东京，并且没有通知上司。他写道：
我要干，但我不会对阿诺德将军提前报告的。为什么？因为他现在一心只想从B—29轰炸机获取战果，如果我提出这项计划，他又预先认可，那么他就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如果我不告诉他，计划彻底失败，劳而无功，他就会将我免职。指派他人接替我。他仍然有机会从B—29轰炸机获取战果。该计划很全面，很实用，我就这样办，一个字都不透露给阿诺德将军。
1945年3月9日，柯蒂斯向飞行员阐述了任务。首先是目标、路线和海陆营救安排。然后，他手夹香烟，稳稳地踩着大地，面向飞行员们宣布：“我把你们送到5000英尺的高空，不带枪、炮和弹药。”
飞行员们惊呆了，这是一个疯人向他们宣判死刑。“一股冰冷的恐惧感直逼飞行员的心头，许多人直言在不到1万英尺的高度空袭那座城市，他们不期待着安全返回。”
“我们都觉得勒梅下这样的命令简直是疯了，”飞行员菲斯克·汉利说，“这样低的高度，只有4000英尺～6000英尺，日本人会轻而易举用他们的高射炮把我们打下来。”
“我们想，他是疯了。”纽厄尔·费尔斯回忆说，“我们无法理解这个人。我们不得不卸下弹药简直不可想象。”鲍勃·罗登豪斯认为，柯蒂斯已经丧失理智。“这会将飞机置身于炮火之中，飞机的设计不适合这样。我们不懂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罗伊·科林伍德说。“我们吓坏了。”乔·塔克相信他是刚刚听到了死刑的宣判。“我们想，天哪，残酷之极——他的胆量，我们的鲜血。”
但柯蒂斯认准了这可怕的做法是赢得战争所必须的。“不管你多么小心，你们要炸死许多平民，”他告诉飞行队，“成千上万的平民，但是如果你们不能摧毁日本工业，我们就要进攻日本了。想想如果进攻，多少美国人要丧命？有人说会达到100万。我们在和日本作战，我们受到日本的攻击。你们想杀掉日本人，还是让日本人杀死我们美国人？”关于屠杀平民的军事行动所牵扯道德上的问题，柯蒂斯只是说，“每个当兵的都会想到他的行为是否道义的问题，但任何战争都是不道德的。如果你让这些问题困扰你，就不是好士兵。”
1945年3月9日，星期五，下午五点三十五分，B—29轰炸机降落在关岛的临时机场，40分钟后降落在离东京更近的塞班岛和天宁岛。飞行员从关岛起飞时心情沉重，许多人都相信他们在飞向死亡。留在关岛的约翰·杰宁斯想，他再也见不到他的伙伴了。“我们都到停机坪向朋友告别，”他回忆说，“因为无人能在这样的高度飞行而活着回来。”
334架B—29晚上八点十五分升空了，他们排了400英里的长队，并肩飞行，呼啸着掠过硫黄岛和父岛的上空。他们在空中操纵着价值两亿美元的硬家伙。那时1700美元的年薪足以养活四口之家，一个哈佛大学生的学费是1000美元，纽约一家上好的酒店，一晚上房费也只要三美元。
为检测汽油弹对工业国日本的潜在杀伤力，军队在犹他州盐湖城西南80英里处达格威实验场建立了一个“小东京。”曾在日本工作过的木匠和建筑设计人员用真正的日本木头修了24个日式房间，日式地板——榻榻米很难弄到，但夏威夷能找到一些，便从那里运来。在屋中摆上真实的家具，为模仿真实的生活，在衣柜里挂满了衣服。
1943年整个夏季，空军向“小东京”扔下不同类型的汽油弹。获胜者是M69凝固汽油弹。它看上去不像炸弹，是一截直径3英寸、长20英寸的管子，外形不是圆的，而是六边形。管中填满了装在干酪包布袋里的凝固汽油，整个炸弹重为6。5磅。这种管状炸弹从飞机上投放下来，飘到地面，炸弹上系了一条三英尺长的飘带，飘带可以减缓炸弹的降落速度，防止它落得太快直接进入建筑物和地下室。
当M69击中地面时，5秒钟之内毫无动静，像一只静止不动的管子，接着就是一声巨响，将干酪包布袋射出。如无阻力，它会向四周飘100码的距离，如果包布袋撞击到物体，其抛射力会将布袋冲破，燃烧的黏性物质会爆裂成几千块小的块状物，向四面八方飞溅50英尺。
其他燃烧物虽然燃烧强烈，却只在一处地方燃烧，一枚旧式的燃烧弹或许能冲破房顶，点燃地板，但只是局部着火，你可以扑灭它，而M69不只点燃一处地方，能形成燎原大火，燃烧不止。
畅销杂志《柯里尔》在一篇颇为风趣的文章中高度评价M69凝固汽油弹的完美。文章的题目是“东京名片”，文章还配有一张犹他州荒凉的盐碱地上“小东京”彩色的图片。文章说M69第一次是用民房做的实验，“已经在摧毁民房相对简单的功能中稍试成功，现在还必须证实炸弹对工业建筑的威力同等巨大，否则部队不会使用它。在用汽油弹进行轰炸时，房屋肯定会燃烧，但它的根本目标是敌人的工厂。”如果工业建筑是摧毁的主要目标，那么精心建造的民房为什么最初会成为实验品，文章对此并没有提出疑问。
几十年来，日本政府十分明白他们城市独特的致命弱点是经不起燃烧弹的袭击，但是如果那些精神武士向百姓承认这种致命的弱点，他们的特权就会受到质疑。所以在塞班岛陷落后，那些精神武士们选择“只重视生产而放弃对平民的保护。”
结果整个东京只有18个水泥防空洞。600万居民的大城市只有容纳5000人的空间。只有8000名消防人员，东京居民采用的正常的防卫方式除了房屋就是这些小小的防空洞了。桥本良子是一个24岁的年轻母亲，她同父母姐妹住在一起，因为环绕他们家的地下水位很高，所以防空洞建在地面之上。“我真很怀疑，那个防空洞是否真的能保护我们”，几十年后她对我讲。
每10～20个家庭结成一个居民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组成一个防空网。桥本良子说：“军人给我们上课，他们扔一个能冒烟的假炸弹，我们往上泼水，我们进行水桶灭火演习。我们学会了怎样护理伤员，怎样把他们抬到担架上。”
东京人用湿抹布、沙袋和水桶把自己武装了起来，以对付334架造价60万美元的轰炸机扔下数百万磅的致命汽油弹。
桥本良子记得，3月9日这一天刮风，天气很冷。北风以每小时50英里的速度刮着，凶猛似春季台风。正当B—29空中堡垒朝日本帝国飞去的时候，无线电操作者调到东京玫瑰电台。飞行员听到“烟雾迷进了你的眼”这首歌曲时，都相互交换着眼神。接近午夜，一位帝国总司令部发言人在电台上提醒东京居民，第二天，也就是3月10日，要举行建军节的庆祝活动。在东京市中心将举行游行。他鼓动听众提起精神，最后他说，“黎明前最黑暗。”
几分钟后探路轰炸机到达东京，在500英尺上空呼啸盘旋，扔下了汽油弹后，整座城市被勾画出一个燃烧的X型图案。
他们挑选最有经验的飞行员充当先遣队员，提前45分钟出发，然后轰炸机组的成员才出发。在谈到探路者时，飞行员查列·菲立普斯说道：“他们在地面上画了一个燃烧着的X型，将其分割为四部分，我们到达之后，便在指定的一部分中投下炸弹。”
此后轰炸机3架一组到达，对准起火点X型轰炸，B—29轰炸机有一种定时装置，叫做定时曝光控制器。每隔50英尺便投下500磅燃烧弹，这样每架飞机的载弹量可以覆盖350英尺宽，2000英尺长的地带。”
334架飞机扔了8519枚炸弹；每枚500磅重。这些炸弹在东京上空2000英尺处爆炸后，释放出49。6万枚装有凝固汽油的6。2磅重的管状燃烧弹。这些管子带着小小的降落伞，慢慢的向下飘落。
在关岛，柯蒂斯·勒梅正坐在指挥室里抽着雪茄。
他对助手说：“我正在焦急地等待。”“会出现许多问题，我睡不着。通常我睡眠很好，可今天晚上不行。”
接着，关于轰炸的消息传来了：“清晰地命中主要目标，看到大片的火海。高射炮火力不强，没有飞机拦截。”直到第二天晚上侦察飞机携带照片返回，柯蒂斯才知道详情。他看着照片咕哝着，像是从嘴角挤出来的声音，“看上去不错。”然后，动了动雪茄烟，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17岁的竹市美代子听到防空警报就跳进了家用防空洞。“我看见美国飞机就像下雨一样投掷燃烧弹，天空像礼花形成的尼亚加拉瀑布。”她说，“在防空洞里还有人说‘真好看！’”远处，耶稣·索非娅大学的山上，古斯塔夫·比特神父在想那些燃烧弹带着降落伞下落的情景，就像“银色的幕布，从天而降。就像在德国圣诞树上悬挂的银箔那些银色的飘带一触及地面，红色的火焰瞬间燃起”。丹麦的外交官拉斯·蒂里兹后来说道，燃烧弹“不是直接落下来的，而是慢慢飘下来的，像银色水流的瀑布。一枚炸弹就能炸毁大片区域。炸到哪儿哪儿就寸草不留。”
千百处大火燃烧起来，“风就像火上面的盖子，将热浪压低，迫使烈火向四处蔓延。而不是向上喷发。遍地是浓烟和火星，白热化的阵风顺着狭窄的小巷，呼啸着吹来。”一团团的烈火瞬间融会成火的旋风，像龙的火舌四处翻腾。30分钟内消防队全垮了，“在一个消防站，只剩下烧焦的尸体和一辆被火烧焦的消防车。”一名消防队员回忆道：“我们进入爆炸区域时，到处灯光闪烁，像白昼一般明亮。”
柯蒂斯的预感是正确的。
“原来日本早就配置了大量的防空炮火，但是射程只有5500英尺，”飞行员杰宁斯说，“他们还有许多防空设施，其射程可达1万英尺～2万英尺，甚至2万英尺～3万英尺之间，但他们根本没有建造射程在5500英尺～1万英尺之间的防空设施。谁会发疯在那种高度飞行呢？”
空袭开始时，桥本良子正熟睡着，身边还有一岁的儿子、三个妹妹和父母，她丈夫去值班了。她听到空袭警报，立刻抱着孩子跑进自家的防空洞，父母亲和三个妹妹，一个19岁，一个17岁，另外一个14岁，也跟了进去。
她父亲立刻感到此次空袭与以往东京所经历的小的空袭相比决然不同。“待在这儿很危险，我们快跑！”他对妻子和女儿们喊道。
“我把孩子拴在背上，盖了一件孕妇服。”桥本良子告诉我，“拿着尿布、牛奶，以及重要的家庭证件。”她还没明白，这是一个逃命要紧的夜晚。
全家躲在高架铁路下面避难，但几秒钟后，她父亲叫道，“快跑！”
“我朝西看，那里红彤彤的一片，就像日落，”桥本良子说，“我看见许多火柱拔地而起。许多架B—29轰炸机在扔炸弹，飞机飞得很低。我想会不会击中电线杆，飞机个头那么大，机肚都被火光映红了。”
“几天前B—29轰炸机在天空中拖着一条尾巴像小不点。”她告诉我，“可是那天晚上它们那么大，那么多的汽油弹投向地面，燃烧弹听起来像火车呼啸而过，城市黑夜如同白昼。”
“火随风四处蔓延，”她说，“是一场夹着火焰的风暴朝我们袭来。”
19岁的妹妹惠子决定在铁路下面守护家里的财产。
六个家庭成员全从奔腾的烈火中逃了出来。桥本良子背着她的小男孩儿，她的家人“全都奔跑着逃离大火，穿过浓烟，有些地方烟浓得看不到10英尺之外的东西。他们边跑边呼哧呼哧喘着粗气”。她觉着她应该拉着妹妹悦子的手，但17岁的妹妹双手紧抱一罐大米，以解家庭燃眉之急。她跌倒在后面。在人群的推拥中，桥本良子喊道：“小悦子；你没事吧？”
“大姐，等等我！”悦子喊道。
“我们离得越来越远，”桥本良子流着眼泪对我说，“我在人群中把她丢失了。我现在已经81岁了，但仍能听见她的声音，‘大姐，等等我！’”
桥本良子一家七口现在只剩五口。良子背上的孩子不停地啼哭，风和热浪使铁皮房顶整个掀起，铁皮像飞碟般从空中掠过。火花、烧焦的衣服从旁边飞过。
火炮手戴维·法古阿在火焰的上面飞行，他记得“执行任务时要飞行那么低，火燃烧得又十分迅猛，一些物体燃烧的碎片常常飞到我们的炸弹舱里——墙板的碎片、杂物、或其他燃烧过的物体的碎片”。巨大的热浪将飞机冲击到火焰之上5000英尺的高空。“湍流使飞机翻转过来，机组人员身体全部倒过来，”飞行员哈里·乔治回忆说。“想像一下一张纸夹在一大堆树叶中是什么滋味，”“射击手爱德·里凯特森说。“现在想像一下整座城市。”“我的椅子用固定螺栓拴定在地板上，我被安全带固定在椅子上，”无线电员乔治·格莱顿说，“当冲击波袭来时，椅子从固定拴弹出。我被贴在天花板上，身上还拴了一把椅子。”
火的温度很高，“在大火冲近之前，热浪就已经把人击倒或致死，而不是被大火烧死。”热浪温度高达华氏1800度。孩子在母亲背上炸开。街上的汽车“烧焦后像一团卷曲的纸。”
石川记得他和40人一起被困在火中。“这一场烈火，简直是火的地狱，我身旁一位年轻父亲丝毫没有察觉到背上孩子已经着火”，石川说。“外围的人一个个倒下，他们被火苗呛死。”
火像波涛一样在街道上翻滚。河道沸腾，人体燃成火柱，像一根根燃烧的火柴。人的脑壳在热浪中爆炸，脑浆在裂开的脑壳中沸腾，闪着令人恐惧的荧光。逃难的人群用脚踩着那些从眼眶里鼓出来的眼球。
美穗跑到一座庙宇中避难。她记得当时的情形，她看到庙里有“许许多多保人平安的神灵的塑像，和庙外的塑像一样，我突然意识到，那是些烧焦的人体仍然直挺挺地站在那里”。
19岁的仁惠看到一个母亲和孩子在跑。“突然火焰像伸出手一样抓住他们，他们的身上着火了衣服烧了，他们趔趔趄趄，然后跌倒在地。没人停下来帮他们一下。”
笠多和两个孩子冲进八信学校，该校因一个大游泳池而闻名。他爬上了屋顶，屋顶上的烈火也向他们袭来。学校教学楼里面，成千人被烤死。“看上去，他们像模特，有的人的面孔呈粉红色。”笠多一直记着游泳池里的景象。“真是令人惊骇，我们估计有1000多人挤进游泳池。我们第一次来这里时，水池子里的水漫到池沿。这时里面已经干枯，只有大人和孩子们的尸体。”
桥本良子背着孩子和父母及最小的妹妹跑到河边，他们在热浪卷起的广告牌和土块之间躲来躲去，终于到了桥上。
“人们在桥上被活活烧死，”桥本良子说，“衣服会燃成烈火，大家都用脚灭火，我的头发也着了火，大家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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