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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员--勇敢的真实故事-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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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日本官方同意了佩里的要求，允许他上岸转交菲尔莫尔总统的信。
1853年7月14日星期四，全副武装的240名美国人，当中包括100名海军，100名水手及40名乐手——穿着蓝白相间的海军制服斗志昂扬地分乘15艘汽艇上了岸。富兰克林·布坎南司令是头批上岸的第一人，这使得他成为第一位踏上日本国土的美国军人。圆滑世故的海军准将佩里认为雄伟华丽的场面可能会打动招待他们的主人，因此他精心策划了宏伟壮观的场面。当乐队热情演奏军乐时，腰板直直的海军站成一队醒目的仪仗队。干净潇洒的水手在后面轻快地列队前行。佩里登陆时，轮船上的加农炮隆隆作响，乐队奏起了扩张主义者最喜欢的那首“嗨！哥伦比亚”。两名高大潇洒的黑人海军走在佩里两侧，这又引起了轰动——因为日本人根本不知道还有黑人的存在。成千上万平民伸长了脖子，就为了看看这些外国佬。
对于美国人来说，这次旅程把时间带回了过去。日本的武士把头发梳向脑后盘成顶髻，穿着丝绸衣服和木屐，两把晃来晃去的剑表明他们的武士身份。成千上万披盔带甲的携有长弓长矛的士兵和弓箭手站立两旁。这是历史上最不寻常的一次相遇。彼此都认为对方是野蛮人，这是两种高度文明的文化第一次相遇。
海军准将佩里和他的随从人员漫步走到专门为这种场合所建的一个宏伟的接待厅里。全副武装的武士蜷缩在双层地板的下层以防备这些野蛮人突然动乱或使用暴力，佩里对此一无所知。佩里是日本两个半世纪以来所接待的第一位大使。日本人从来不在对为交往上冒险碰运气。
在盛大的仪式上，海军上尉交给天皇一个精制的金盒子，里面盛放着总统菲尔莫尔给幕府将军的信。收到信后，日本人就希望这帮恼人的外国佬赶快离开日本，于是交给佩里一纸书面答复。当翻译将答复的最后一句——“你的信已收到，现在你可以走了”——说给佩里听时，佩里吃惊得打了个趔趄。
海军准将佩里认为最后这句粗鲁无礼的话无疑是扇了美国外交一记耳光，而美国刚刚在离东京南部的600英里的地方占领了一处基地。后来，海军准将不但没有下令将轮船驶去，反而命令继续向内陆行进，驶向东京湾，前往首都。大概佩里心想当日本看到四艘美国战舰在测量他们水道的深度，调查他们海岸的防御，也许就“会影响政府的决定，促使其对总统的信重新考虑，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复”。
一艘日本汽艇很快冲向了冒着黑烟的美国军舰。幕府将军的一个代表冲着布坎南司令疯狂地叫喊，让那些黑色轮船立刻返回。这位日本官员喊道：“这不符合日本法律。”司令从巨轮的甲板上俯视着汽艇上那名紧张的日本官员，感到有点迷惑。很明显，日本在外交事务上没有受过特别的训练，而在外交关系中决定对错的就是实力。
布坎南司令也对那位官员喊道：“无论我们走到哪里，美国的海军总是按照美国的法律行动。”
第二天，海军准将佩里确实驶离了日本水域，并承诺第二年再来听天皇的回音。佩里这次历史性的访问对日本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在那之后的近20年中，日本人进行了无数次激烈的辩论，争论的内容就是如何找到对付那些可怕的野蛮人的最好方式，以及如何找到保卫这片神的土地的最佳途径。
但是，美国国内正在酝酿一场内战，因而失去了在太平洋上建立航线以及在北太平洋攫取领土的兴趣。甚至连纳撒尼尔·萨瓦里写给美国国务院的兼并无人岛的书面请求也无人理睬。
佩里那次访问日本的八年半后，日本派遣了一艘战舰去完成自己的外交使命。1862年1月17日，纳撒尼尔·萨瓦里看到一艘满载着加农炮，悬挂着太阳旗的战舰锚定在父岛，萨瓦里顿时大吃一惊。日本的外交官划船上岛，声称无人岛的所有领土都属于日本。萨瓦里竭尽全力想说明日本在这个小岛上没有任何权力。但是，看到海港里全副武装的战舰，萨瓦里意识到，日本人拥有力量，因此他们就拥有权力。
无人岛是日本在海外征服的第一块土地。现在对于日本来说，孤立和和平都已成为过去的历史了。
日本从这个教训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日本通过佩里这件事，感受到了来自外面世界的军事威胁。从日本海放眼望去，有许多要担心忧虑的地方，这一点非常明显。一度骄傲自大的中国现在已经四分五裂，西方的商人用炮舰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他们强卖鸦片给中国人，把中国人的血都给吸干了。再往南看，荷兰已经征服了印度尼西亚；法国统治着越南、老挝和柬埔寨；贪得无厌的大不列颠在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和印度占有大面积的殖民地。往北看，劫掠成性的俄国一路征服过来。往太平洋那边望去，奴隶在焕发着生机的美国的土地上流淌着汗水，正消化着入侵墨西哥所劫掠来的赃物，而且还在继续着对当地印第安人罪恶的种族清洗运动。1884年11月15日，德意志帝国第一任首相奥托·俾斯麦在柏林召开了盛大的国际会议，准备瓜分信仰异教的非洲。日本政府很自然地感到他们的当务之急就是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社会所有部门都必须首先服从这个目标。在日本看来，那些拥有强大军事力量大国都有一个共同的显著特点，那便是他们都信教。他们都信仰一个神，这种信仰把他们紧紧团结起来，这令他们相信对无信仰者的劫掠名正言顺。但是日本没有这样的一个神，因此必须首先创造一个神来信仰。
幕府将军统治结束时，日本武士填补了这个空位，他们废除了旧的制度，把天皇置于日本国民生活的最中心。他们很快就让京都的皇帝告别了默默无闻的生活，把他接往原来幕府时代将军所住的东京宫殿里。天皇有了个新名字，叫“明治”，意思是“英明的统治”。这样一来，一个革新之后的君主体系就相当于西方的基督教了。明治尽管没有多大实权，但在精神上他是国家团结的象征。真正统治国家的是他身后的武士，而天皇只不过是个傀儡。
1889年2月11日，明治天皇身着西式军装出现在日本政府的官员面前。那些官员们也是个个身穿西式军装，就连身旁那些宫女们也穿着西式服装。那一天，明治天皇宣布了一部西式宪法。但事实上，这部宪法也只是有个西式的名字而已。
在西方，宪法是“由人民制定，为人民服务”的，它规定出公民的权利并限制政府的权力。可明治宪法恰恰相反，它是一部自上而下的法规。它是“天皇的礼物”，“天皇把它赐予这个国家”。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帝国的首领”，是“所有武装力量的最高指挥”，是“所有主权的管理者”。明治天皇是法律的源泉，他凌驾于宪法之上。他可以发布条例来取代法律，他可以任命和罢免政府里的任何官员，甚至连帝国议会（日本的国会）的成员也不例外。这部宪法的目的不是限制天皇的权力，而是确保他拥有高于政府的无限权力。日本人都不能被称为是国家的公民，正确的说法是，所有日本人都是皇帝的“Shinmin/臣民”（Shinmin的意思是“忠顺地服从命令的人”），因此，日本也就不需要像《人权法案》这样的法规。实际上，日本设立这部宪法的目的不是满足人民的内在需要，而只是做秀给外国人看的，它想让外国人看到，日本是一个讲求法制的文明国家。与其说这部宪法的出现是因国内实际需要，还不如说是为了回应外来势力的干预。
为了确保武士阶级的至高地位，宪法规定天皇和军方可直接接触。陆军和海军将领可绕过行政部门直接向天皇报告，实际上这也就意味着，军队是日本的第二个政府。由于军方可以同天皇直接联系，这就为军人罩上了一个神秘光环，仿佛他们的使命就是效忠于神。
当时，广大非洲和亚洲地区都已处在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控制之下，因此，日本也决意要和帝国主义竞争，跨越日本海去剥削他软弱的邻国。
那时的中国就像是一盘散沙，无可救药，面对欧美列强无计可施。正如我上学时的老师约翰·多沃教授所说的那样，“中国就像个西瓜，欧美列强争抢着瓜分它”。当时的朝鲜也非常落后，未能像日本一样沿着西方的道路迅速文明起来。“我们不能等到邻国文明起来之后再团结一致去建立一个强大的亚洲，”福泽谕吉写道，他是一位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学者，他还认为，“我们必须打破眼前这种格局，我们应该在前进的道路上加入西方文明国家的队伍。我们不能给朝鲜和中国任何特殊的对待，而应像西方国家对待我们那样来对付朝鲜和中国。”当时的日本流行一首童谣，唱的是：
世上有部万国公法
一点也不假。
可关键时刻一来
还是大鱼吃小鱼。
日本人在仔细研究了西方的发展道路之后发现，那些成功的国家往往是那些富国。显然，他们的财富是通过征服非基督教国家积累起来的。他们奴役那些国家的人民，挪用那里的资源，这样才一步步走向了富强。
中国是朝鲜的传统宗主国，一直试图阻碍日本侵犯朝鲜半岛。于是，笃信天赋使命的日本便把矛头指向了中国。按照武士传统的行为方式，日本对中国不宣而战，大举侵犯。直到1894年8月1日，日本才把该事件公之于众。日本媒体像西方国家那样把这场冲突称做是“在一个努力发展文明的国家和一企图阻碍文明进步的国家之间”进行的“一场宗教大战”。报纸对战争的进程做了系列连载，每一期都被抢购一空。木版画家把日本军人描绘成各种英雄的姿态，画中的日本人同低劣的中国人英勇作战，可长着八字胡的样子看上去竟然有点像西方人。
在此之前，几乎没人相信日本这个小小的岛国竟能战胜中国这个亚洲巨人，但是，日本胜利了，它的胜利震惊了全世界。在1895年4月17日签署的《马关条约》中，中国在小日本面前承认战败，并把台湾、澎湖列岛、南满洲具有战略意义的辽东半岛割让给了日本。中国还付给日本大量的赔款，且承认朝鲜的完全独立。此外，中国还赋予日本与西方国家一样的外交和商业特权，当然这些特权无一不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之上的。
对于日本的普通老百姓而言，这次出人意料地战胜中国雪洗了“黑船”给日本带来的耻辱，也同时证明了日本也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美国非但没有谴责日本对中国的进攻，还对日本如此迅速地掌握了西方的课程大加赞赏。正如一名骄傲的日本作家所写，西方人现在应该意识到，“文明不再只是由白人垄断”，日本也具有“在世界上取得巨大成就的能力”。此时，日本举国上下洋溢着爱国主义的自豪和骄傲。日本也因此成为帝国主义文明俱乐部中惟一一个长着黄皮肤的国家。
而这一点对于西方人来说正是问题所在。帝国主义俱乐部是白人的天下。现在，日本打破了那里的自然秩序。在日本胜利后不到一个月内，东京就出乎意料地从俄国那里收到一条电报，内容是：俄国“建议”日本放弃在中国内地所掠得的领土，并把辽东半岛归还给中国。俄国还进一步陈述说，德国和法国也赞同“这一友好建议”。
日本对此简直无法相信。他们认为自己在这场帝国主义游戏当中的表现是光明正大的——日本和一个不文明的国家进行了战争，在战场上证明了自己的优越性，进而得到了应得的特权。因此，东京向英国和美国发出呼吁。英美两国显然看得出俄国此次要求的不公正性，但英美和他们的西方伙伴还是站在了一条战线上——他们告诉日本不要捣乱。
这就好比是日本在世界杯足球比赛中获胜，却又因为一位对他们皮肤有偏见的裁判而被别人把奖杯抢走一样。日本对俄国此举——暗箭伤人的做法感到异常悲痛，并把它看作是“辽东的耻辱”。俄国就这样玩世不恭地把辽东半岛揽入了自己的囊中，而西方列强中没有一个对此表示谴责，此时，日本的耻辱变成了愤怒。
骄傲的日本人因此更加努力，要把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加文明和富强。日本加大了税收力度，用以建设更加强大的军队。为了赢得世界的尊敬，日本把下一个目标定为去攻打一个西方国家。这个位于太阳升起的地方的古老国度耐心等待着时机。它会一直等到下个世纪再炫耀他的力量。而这力量在那个充满罪恶血腥的早晨惊骇了沉睡在海港里的“某个国家”的海军。
第三章 精神之战
真正的战斗力是武器与战斗精神的乘积，如果二者中有一个因子无限大，那么这支军队最终就会胜利。
——《朝日新闻》，引自《战争中的日本：口述历史》
那个冬日的清晨，毫无防备的海军和军舰正沉睡在太平洋的港湾里。而在世界的另一边，昏昏欲睡的海军总司令和日本外交官一直在进行着谈判。可就在这时，日本没有预先发出任何警告就发动了那场声名狼藉的突然袭击。致命的鱼雷和炮弹像是突然从天而降，瞬间在海港炸开了。霎时间火光冲天，军舰纷纷被炸沉，一片风卷残云般的景象。水手们被抛入了海中，在燃烧着熊熊烈火的海面上惊声尖叫，挣扎着逃命。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对这次偷袭大加赞赏，他在写给儿子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对日本的胜利感到无比高兴。”
可如果这些遭到突袭的海军战士是美国人，那么西奥多的感觉一定就会截然不同了。上面讲述的是1904年2月8日，俄国海军在旅顺港遭到日本的突然袭击。
就在50年前，日本还是一个明显的没有多少资源的小岛国，那里的工业尚未被开发，整个国家还处于封闭状态。美国海军准将佩里还曾亲自前往那里，希望通过谈判促使日本对外开放贸易。可眼下日本这个小岛国却向一个西方军事强国发动了一场“高科技的”战争。在日俄战争爆发前，世界上从没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冲突。这场战争中大规模的陆战以及成百上千支军队的单打独斗让葛底斯堡之役也相形见绌。
俄国凭借其丰富的军事资源，显然应该是战争双方中较强的一方。可俄国只有通过铁路或是绕道非洲的好望角才能将陆军和海军力量运到地球这一端的战场上。这头大熊从来没遇到过如此顽固的对手。日本人发疯似的战斗着，为了夺取一座小山头或一座碉堡，就算牺牲成百上千的人也在所不惜。
1905年5月27日爆发的对马海峡海战把战争推到了空前的高潮。那场战役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上冲突。就在50年前，日本人对佩里率领的美国士兵身上的纽扣还感到羡慕不已。可现在，日本的高科技战舰就出现在海上，用他们自己制造的炮弹把敌人炸得惊惶失措。
小日本在对马海峡海战中战胜了俄国人，这一消息震惊了全世界，就连许多日本人也备感惊奇。这就好像是一个瘦骨嶙峋的孬种打胜了筋强骨壮的重量级拳击冠军。然而，正当那些洋洋得意的臣民欢庆这似乎不大可能的胜利时，日本的领导人也开始思考起事情不尽如人意的一面。日本在战争中能赢得这场战役，但却不能最终打赢这场战争。俄国有用之不尽的资源，可以为他们的军队提供源源不断的补给。可战争已经使日本倾其所有。到1905年春天为止，日本已有10万士兵在战争中伤亡。日本的军队受到了重挫，供应不足，士兵伤亡严重，且无法像俄国那样迅速地补充兵员。这样的日本是不能给俄国造成决定性的致命一击的。
可日本的统治者却都是谨慎精明的玩儿牌高手，他们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鸣金收兵。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和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是好朋友，1905年8月23日在签订《朴茨茅斯条约》时他请罗斯福为日本去进行斡旋。根据条约，俄国向日本割让了具有战略意义的辽东半岛、旅顺港和库页岛南部的部分地区。
随着《朴茨茅斯条约》的签订，神的国度在世界地图上正式成为了一个文明的国家。日本仅仅用了两代人的时间便从一个可怜的哀求者变成了一个胜利者。一夜之间，全国各地竖起了无数纪念碑来显示国民心中无限的自豪感。战争中的老兵被授予民族英雄的殊荣。日本成为了打败西方白人基督教国家的惟一的非白人、非基督教国家。
西奥多·罗斯福对此羡慕极了。同年2月～3月两个月的时间里，在中国东北的奉天城（沈阳的旧称）日俄打响了近代战争史上最大的一场战役，其间，日本歼灭了9。7万俄国人。在对马海峡海战中，日本也只是牺牲了600名水兵，而俄国却损失了6000人。有关对马海峡战役，罗斯福写道，“无论是特拉法尔加角海战，还是西班牙舰队被击溃，它们都没有对马海峡之役那样痛快、彻底。”他认为日本是“整个东方伟大文明的力量”。他相信“每个有野心的民族都同其他民族打过仗，而日本就在这样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罗斯福还写道：“从前，我支持日本，现在，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支持日本。”
在西奥多看来，日本这个民族具有非常重要的“能力来实施自治”，现在，它已经可以承担起一个文明民族的责任，那就是去统治他的邻国。总统对他的日本朋友说，他希望日本把自己定位在伟大国家之列，“加勒比海周围的局势与美国利益息息相关，而对日本来说，其重要利益则与黄海周围密不可分”。
西奥多在一次白宫会议上对日本外交官末松说道，“正如古巴和美国的关系一样”，日本应该在朝鲜占有一席之地。两个月后在日本，西奥多同另外两名日本外交官共进午餐时重申“日本应该将朝鲜完全纳入势力范围”。在罗斯福看来，朝鲜太弱小，日本完全可以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对朝鲜进行“弱肉强食”。1905年1月，西奥多告诉他的国务卿，允许日本吞掉其弱小的邻国。而此时的朝鲜皇帝也已察觉到风雨欲来的危险，于是请求美国给与保护。岂知罗斯福非但不帮忙，反而命令美国驻汉城公使馆全体人员撤退，为他的日本朋友铺平道路。随后的几天之内，其他西方列强也纷纷命其驻朝大使撤退出境。一位美国外交官描述当时那些大使纷纷撤退时的样子：“就像沉船上惊慌逃窜的耗子一样”。紧接着，日本的军队迅速废黜了朝鲜皇帝，把朝鲜接管过来。不久后，成千上万的朝鲜民族主义者死在了绞刑架上。
日本对自己的好运惊叹不已——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他打败了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国家，成为帝国主义俱乐部中真正的一员，这回又有了可以奴役的国家。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在国民心目中抹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这使他们相信，日俄战争就是他们历史上的转折点。
许多杰出的企业家把苦心经营的生意留给了无能的儿子，儿子经营乏术，很快就败光了家业。与此相似的是，明治天皇的后继者并不像他那样有才能。他的儿子嘉仁（大正天皇）身体虚弱，精神错乱，在皇位上蹉跎了20年，直到裕仁天皇20岁时开始摄政才结束统治。（嘉仁于1926年驾崩，裕仁24岁登基。）这20年中，日本没有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君主治理这个国家。而明治时期的宪法从精神上把天皇和军人联系在一起，使其免受文官政府的控制——这就导致了一些军国主义者充分利用宪法的这个缺陷控制了政府和君主体系。
20世纪早期是日本的第一代军事统治者向第二代过渡时期。第二代领导者在统治模式、战略战术方面有自己的想法。这些新的领导者不像原来的武士阶级，他们是在日俄战争的前线战斗过的普通士兵。这些头脑简单的军人不是战略家，他们只看重旧式的战术，在他们同中俄进行的前现代战争中，这些战术曾给他们带来了荣耀。他们很快就忘记了日本实际上并没有能力彻底打败俄国，可他们也并不看重前辈及时邀请罗斯福斡旋的战略智慧。
这些新的军事领导者相信，日本的大和民族精神是使其有胆量挑战俄国这个军事强国的首要因素，最重要的是，大和民族精神帮助日本赢取了战争的胜利。他们深信，就像几个世纪前的神风一样，大和魂是保护日本的新的秘密武器。这种精神成为那些沾沾自喜的“精神勇士”的颂歌，他们认为自己这种性格就深深烙印在日本的伟大历史当中。这种思想成立的重要因素之一就在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所面对的是残暴但却非军事化的敌人。肉搏战在那场战斗中非常重要。但是战争的形式却发生着变化。当其他国家正用机械来积极武装他们自己的军事力量、并为未来的科技战争做好准备时，这帮日本人还依旧沉浸在他们的大和精神里。他们相信自己凭着大和精神永远都能获胜。
军人们还制定了这样一项法律——要求首相内阁里的海军和陆军官员为现役军官。首相不能独立任命退休军官，只能从受军方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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