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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员--勇敢的真实故事-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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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日本需要更多的“生存空间”。一位军事作家在文章中写道：“众所周知，日本的人口过剩问题一年比一年严峻，我们该把这数百万人安置到哪里呢？”
在1945年日本投降之前，大多数日本人都不知道事实上是日本军队挑衅了中国。当时，日本的军方控制了媒体，不断鼓吹“日本是在完成大陆扩张的历史使命，日本是在确保东亚的和平，日本要把六亿亚洲人民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中解脱出来。”
无知加傲慢是日本军方官员的共同特点。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打响后，杉山元将军向天皇保证说他的军队将“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我们将派遣大规模的军事力量一举将他们消灭，迅速了结战事。”还有一位将军也吹嘘道：“中国受到打击后可能会挣扎两下，可这并不会阻碍日本军队前进的步伐。三四个师加上几艘小炮艇就足以对付那帮中国土匪。”
可现实并非如此。杉山元将军所说的那场“三个月”的战争持续了八年。那时的中国已经不再是19世纪那个卑躬屈膝的国家了。1911年，孙中山——现代中国的乔治·华盛顿——推翻了腐败的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孙中山去世后，他的一名将军——无情的蒋介石控制了政权，打败了各地军阀，在南京统治着部分中国领土。蒋介石拥有大量军队，与日本侵略者作战的时候，他还拥有英美给予的财政和技术方面的支持。英美两国这样做的原因在于，他们也不想失去其在中国的贸易权。
除了蒋介石，日本在中国还面临着另一位强大的对手，他就是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游击队领袖毛泽东，他当时也控制了部分中国，拥有大量的部队，并受到农民的支持。
日军在同蒋介石的部队交火时，面对的还是那种传统的穿着制服的士兵，进行的也是以传统方式进行的军事行动。可是，那些日本的战略家们对于毛泽东的那种聪明的游击战术却怎样也欣赏不起来。日本人奉行的是残酷无情的屠杀政策，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三光政策”（“杀光、抢光、烧光”），可当毛泽东和农民打交道时，却是彬彬有礼，坚持“纪律”：
一切行动听指挥；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一切缴获要归公；
上门板；
捆禾草；
买卖公平；
借东西要还；
损坏东西要赔；
不调戏妇女；
不虐待俘虏。
日军不久就被那种“不正规的”的游击战术折腾得筋疲力竭。一名士兵后来回忆说：“我们对平民进行大规模屠杀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有些中国人同我们合作，他们让我们躲在他们的房子里，向我们提供情报。但我们还是把他们也看做敌人。打仗的时候，村民们都躲了起来，我们把他们屋子里剩下的有用的东西全都拿走，冬天的时候，就把那些东西当柴火烧掉。如果我们发现附近有人走动就会立刻把他们抓来杀掉。他们可能是间谍！瞧，这就是战争。”
那些不宣而战的国家声称“战争的法律和惯例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也不会去遵守”。日本就从来没有对中国宣战。相反，他们把这场战争称为“事件”。中国军队里的士兵不是“士兵”，而是“土匪”。在这场打“土匪”的“事件”中，日本仅对战争管理中的一点表示认可，那就是被俘的中国士兵应被视为战俘。1933年，日本的一本陆军步兵教材中这样教导学员——“如果你把抓到的战俘杀了，绝不会有什么后果”。在1937年的一项指令中，日本陆军副司令声明：“我们为了在当前形式下同中国展开全面的战斗，将认为那些有关陆战法律和惯例的协定，以及那些有关交战状态的法律法规的协定对日本统统不适用，日本对其也不予遵守。”这条指令中同时还要求“在中国的日本军官应立即停止使用‘战俘’这个词”。正如普利策奖得主——历史学家赫伯·米勒所说，裕仁天皇本人就非常“支持对中国不宣而战的政策，他在对待中国战俘这个问题上从他个人角度赞同日本摆脱国际法束缚的决定。”这样一来，那些在战争中被抓获的中国士兵便“以同样的理由被剥夺了战俘的资格，他们中有许多被集体屠杀、还有许多人受尽了折磨，或是被发派到了日本的劳动集中营。
年轻的昭三富永来到中国时还是一名年轻的陆军中尉，刚到中国就被介绍给他手下的20名士兵。然而，他被眼前所看到的一切惊呆了。
富永是个文雅好学的年轻人。他毕业于著名的东京帝国大学——这所大学在日本就相当于一所融哈佛大学与牛津大学为一体的学校。富永的父母为他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他原本只想找个安稳妥当的文职工作，可后来被征召入伍了，不久后，就以陆军中尉的身份来到中国打仗。那时候他刚刚走出军校，还从未见过真正的战争。至今他还依然记得几十年前那惊人的一幕。
富永回忆道：“我永远也忘不了看到他们时的情景，我看到了我那个排的士兵，顿时吓得目瞪口呆——他们的眼神充满了邪恶。那些眼睛和普通人的眼睛完全不同，你从他们眼中看不到七情六欲，却只能看到虎豹般的凶恶。那些士兵投入战争已经很长时间，可我却完全没有经历过那种战争场面。这叫我怎么能够给他们下达命令呢，叫我怎么能够正视他们的脸呢？当时，我的信心全没了。那群士兵中有新兵，也有入伍两三年的‘老’兵。他们在前线打仗的时间越久，眼神就显得越发邪恶。”
接下来的五天里，富永和另外21名新到的军官在战场上巡视，他们仔细察看那里的“地形特征，努力想把书本上的地理知识应用到真实战斗中”。然而在后面的日子里，他们该从真正的战争中学习一点战斗精神了，他们应该从战争中领略日军的战斗风格。
对于日本士兵来说，他们杀敌的时候好像根本不是在杀人，这样一来，他们的屠杀就显得更加容易了。他们所得到的指示告诉他们，不要把敌人看做是人类，全当是在和“魔鬼”打仗。这些话可不是随口说出的，而的确是军官们下达的命令，他们的命令也就是天皇的命令。富永回忆说：
在训练结束的前一天，田中少尉把我们带到一处关押中心。他指着屋里的人（全是中国人）对我们说道，“这是东西可以用来试验你们的勇气。”那些中国人看上去是多么憔悴多么消瘦啊！这让我们惊讶不已。田中接着说，“我们已经有几天没有给他们喂食了，这是在为明天的计划做好准备。”我们去参加一次考核，看看是否有资格当排长。田中说，如果我们连个人头也砍不下来，就没有资格做排长。
最后那天，我们被带到了考核场地。那里蹲着24个战俘，他们的手被绑在身后，眼睛也被蒙上了。那里还有一个很大的坑——十米长，两米宽，三米多深。团长、营长和连长们都已经在指定位置上就座。田中少尉向团长鞠了一躬，报告道，“现在马上开始。”他命令一名勤务兵把一名战俘拖到坑的边缘；那名战俘还企图抵抗，结果被狠狠地踢了几脚。勤务兵最终还是把他拖到了大坑的边上，逼他跪下。这时，田中转向我们，逐个扫视我们的脸。“你们要像我这样把他的头砍掉。”说完，他抽出军刀，用长柄勺从桶里舀出一些水来倒在了刀刃上，然后“嗖”地一声举起军刀，抡出一道长长的弧线。接着，田中站到了战俘身后，两腿分开，稍稍让自己稳定一下，随着“嗷”的一声大叫，那名战俘的头飞到了一米以外的地上。鲜血像喷泉一样喷射出来，溅到坑里。
那个场面着实令人毛骨悚然，我当时几乎无法呼吸了。我们每个人都直挺挺的站在那里。田中少尉对我右边的军官说：“你是下一个”。我被排在了第四个。后来轮到我时，我脑海里惟一的念头就是“不能做不体面的事情！”我可不想丢人现眼。于是，我向团长鞠了一躬后向前迈去。我本以为自己会害怕，结果却与我预料的正相反，我的脚站得稳稳的。一个瘦骨嶙峋的战俘跪在坑的边缘，蒙着眼睛。我把军刀从鞘中抽出，那把军刀是我姐夫送给我的礼物，接着，我就像少尉所演示的那样，把剑弄湿，站到战俘身后。那战俘一动不动，一直低着头。或许，他已经知道自己的下场了。我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心想着我不能失败。我深呼了一口气，恢复了镇静，这时，我把军刀举过了肩膀，狠狠劈了下去。那个战俘的头颅被我砍飞了，身体倒了下去，一瞬间，鲜血喷了出来。空气里充满了血腥的味道。我随后把刀刃上的血洗掉，再用纸擦干。可这鲜血已经凝固在上面，一点儿也不容易擦掉。
从那一刻起，我感到自己的身体里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只是觉得自己好像从肝胆之中获得了力量。在那之前，我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手下士兵那锋利的眼神都会让我感到不寒而栗。可当我那天晚上再点名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根本就没有什么感觉了。我甚至再也看不到他们眼神中的那种邪恶。我感到我很鄙视他们。后来，当国防妇女协会在满洲国欢迎我们的时候，他们对我说，像我手下那帮士兵们的那种邪恶眼神他们从未看到过。可那时的我甚至已经根本注意不到了。
不久后，富永中尉就开始向那些新兵灌输大和民族精神。他们军官身上佩戴着军刀，那些普通士兵用的是刺刀。他们以此来证明自己足以担负起在中国的“神圣使命”。
富永说：“在训练的最后一个阶段，我们命令他们用刺刀去刺活人。在我做连长时，这通常是训练的最后一项。我们以此来检验军官们的胆量。那些战俘被绑在柱子上，蒙着眼睛。士兵们高喊着‘冲啊！’朝前跑去，刺向目标。有些人会在半路停下来，我们就走过去踢他们几脚，让他们重来。他们经过这种训练后再去干别的事情就非常容易了。”
多年以后，原川奈仍然记得拿中国活生生的战俘试验他的勇气的情形，他说：“那些战俘被蒙上眼睛，捆在了柱子上。他们的衣服上满是污垢，在靠近心脏的地方有红粉笔画好的一个圈。刺刀训练开始的时候，教官就对我们喊道：‘准备好了吗？画红圈的地方是心脏，你们不可以刺那个地方。懂了吗？’我原来想，教官之所以在那个区域画上红圈为的是让这些新兵更容易刺到心脏。然而，我理解错了。原来，他们画圈的目的是想让那些战俘尽可能不那么快死去，尽可能延长折磨他们的时间。”
富永后来得出结论说：“我们就通过这些改变了他们原本的样子。原来那些孝顺的儿子、慈祥的父亲，敬爱的长兄从家乡被带到前线，他们在战场上残杀敌人，都变成了杀人的魔鬼。的确，三个月的时间里，每个人都变成了魔鬼。也只有当人性被完全抑制之后，士兵们才能够不顾一切、英勇作战。我们对此深信不疑。这就是我们训练士兵中的一部分。这，就是我们的帝国军队。”
部队行军要有军粮。军事专家们意识到，军粮的供应是战争中的根本部分。军队应该确保在战争期间有足够的军粮储备，还要具备一定的军粮转移能力，而这就需要巨大的军粮储备。日军本来想在“三个月内结束战争”，因此便没有费力运送军粮。他们解决军粮供应问题的办法就是靠“当地供应”，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委婉的说法。
新闻记者赤阪一郎回忆起那些令人作呕的军官时说道，“他们自己其实根本不上前线，”“他们在东京时成天坐在那里研究战略，看上去好像很严肃的样子，事实上就是在纸上谈兵”，一郎又说道：“他们把成千上万的士兵派到中国，却不给他们提供军粮。他们命令士兵们‘使用当地的供应’。可那些生长在那里的当地人自己都填不饱肚皮，现在又来了成千上万名日本士兵，把他们所有东西都掠走了。”
NB23F本杉木回忆说：“食物由当地供应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什么就可以拿什么，一切都随我们的便。我们每扫荡一座村庄时，首先寻找的就是食物。”
士兵东史郎说：“我们去寻找食物的时候，常会发现还有妇女躲藏在那里，于是心想，‘啊，看起来味道不错。’随后就把她们强奸了。士兵们强奸妇女过后，就会把她们杀掉。那些在夜幕降临时还没有逃走的村民也会遭到杀害——我们这么做的原因是怕那些人把日军夜宿的地方透露给敌人。”富永回忆说：“我们中大多数人都认为杀人、强奸、放火——这些都是在战争中不可避免的，说起来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对的地方。”日军经过这种灌输教导之后，就会认为这一切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了。
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国共有10万人牺牲在战场上，日本在对美国和中国的战争中死亡的军人和平民总数为250万。然而，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中国在那场可怕的战争中到底死了多少人。据估计，大约有3000万中国人在战争中丧生。有人在战斗中牺牲，在游击战中牺牲；敌人为了他们的食物将他们杀害，嫌他们碍事就把他们打死，或者仅仅是由于一些无聊的日本士兵想寻找点乐趣，日军的娱乐项目中有一项就是强奸中国妇女，有很多妇女因此而死。日本人把人浸到汽油里，然后划上一根火柴将其活活烧死；他们逼迫儿子去强奸自己的母亲；他们还把炸药棒放到女人的阴道里将其引爆；甚至还硬生生地把胎儿从怀孕母亲的子宫里剖出来；砍头对他们来说更是家常便饭。
许多年之后NB23F本杉木向我讲述道：“有一次我们进了一个村子，我看见一个小女孩大约有十四五岁的样子。可当我向她走近的时候，她爸爸出现了。我当时很想强奸那个女孩，但心想，如果她爸爸看到我强奸他的女儿可能会不高兴，于是我朝他开了一枪，把他打死了。接着那个女孩就开始哭，吓得直哆嗦，她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先是强奸了她，然后把她杀了。我只捅了一刀，她就倒在地上死了。”
我问年迈的NB23F本杉木，你当时强奸那个女孩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他回答道：“那时候我还年轻，觉得这么做也没什么错。作为一名士兵，我感到满足。”我问他是否还记得当时那个女孩脸上的表情。他说：“我那时候根本没有看她，一完事就把她杀了。就这样。”“你当时有没有感到内疚？”“一点儿也没有。”
倪南柯向我讲述了一件尤其可怕的事情。他那时候只有十岁大，住在中国的倪雍村里。那天白天，日本鬼子将他们的村庄洗劫一空。到了晚上，他和妈妈胆战心惊地躲在家里一动也不敢动。他们听到一个小男孩儿的哭声，那个叫李太东的男孩声嘶力竭地叫了半个小时后就再也没了动静。他们在听到哭声的同时，还听到日本兵的牧羊犬也在狂吠不已。就在男孩儿的哭声消失了之后，那些狼狗又接着叫了30多分钟。第二天，南柯和他的妈妈担惊受怕地跑出去看发生了什么事，结果看到了一幅令人呕吐的可怕景象：地上散着几条被狗咬烂的肉。很显然在前一天晚上，日本鬼子把李太东的衣服剥光后，把他的肉一条条刮了下来喂了狗。
陆军士兵京子号木后来说，他们当时经常把“中国魔鬼”当成试验品来帮助他们做测试。他说：“有一次，我们为了检验手榴弹爆炸时的威力，就派几名官兵到附近去捉一个中国人来。我们把手榴弹的导火线拉开后就猛插到那个中国人的肚子上，结果就在他翻滚挣扎时，手榴弹掉到地上，立即爆炸——整个过程只有七秒钟。地上只剩下了那个中国人的躯干，他的头和四肢都被炸掉了。
胜新玉回忆说：“我那阵子一个人就砍掉了40多个人头，现在我已经记不清当时的具体情形了。听起来这40颗人头好像很多，可事实上，如果两个多星期过去了，而我还没有砍掉一个人头，那我就会感到不对劲。我需要靠杀人来补充活力。于是，我就会去俘虏营里揪出个人来，我通常都是选那种看上去活不长的人出来。我通常是在河边、营房、或是路边杀人。我命令那个人自己挖个坑，然后一刀把他砍死，埋进去。”
当时，日本的媒体讲述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比赛——中尉“M”和中尉“N”两人较量，看谁先砍掉100颗人头。1937年11月30日，《东京日日新闻》头条新闻中特别报道说：
比赛谁先砍掉100颗人头！
两名中尉已经砍掉80颗
12月6日的报纸中又在特别报道中写道：
砍头比赛的最新战况：89—78
这真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两位中尉多么英勇！
最后，在12月13日的特别报道中：
两中尉均超过原定目标，
M—106，N—105
双方决定延长比赛
日本士兵把中国人的生命看得一文不值，然而他们心里也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军官也把他们的生命看得分文不值。战场上，常有人提醒那些士兵们，他们只是不值钱的“臣民”而已。原田中村在回忆起当时的行军时不禁打起了寒颤，当时，他们拖着重机枪横穿中国，他说：“如果我们稍有松懈马虎，魔鬼一般的军官就会打我们耳光，大声责骂说，‘我用一张红卡就能代替你们这些应征入伍的人，可我却无法立即取代一挺轻型机枪，因为它可是件值钱的武器。’”
从一个国家在伤员医疗中采用的资源上就能衡量出该国家对战场上士兵的态度。对任何军队来说，撤离伤病员都是一个负担。但日本军队把这个问题简化了。富永说：“我们只撤离那些还能走路的人，并且这种撤离是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进行的。至于剩下的那些伤员，因为我们无法将其撤离，就只好让他们自杀去了。”
然而，日本军方对士兵强奸中国女性一事却表示了一定的关切。他们关切的当然不是中国女性的苦难，只是因为他们担心强奸可能导致疾病在军队里传播。一份军队医学报告警告说：“平均说来，一名患了性病的士兵要在医院里住86天；而这会大大削弱军队的战斗力。”后来，为了控制性病的发病率，限制疾病的传播，军方成立了一个有组织的体制。他们将自己暴行下的牺牲品委婉地称为“慰安妇”。他们将“慰安妇”“征募”到军队里的“休息站”。那些“休息站”由卫生官员监管，这样一来，士兵们就能以一种比较安全的方式发泄他们的“自然欲望”了。
然而，这种“征募”“慰安妇”的举动就意味着去绑架朝鲜和中国的女性。12～15岁的处女因为很少患病，成为最受青睐的目标。日军从街上、操场上把这些女孩拽走，用火车、卡车或轮船运到军中的“休息站”，女孩们在那里被强逼为士兵们提供性服务。这些新来的小女孩完全不知道等待她们的是什么。她们被领到一间屋子里，一个个士兵将他们轮流强奸，那些没有轮到的女孩吓得缩在一边，惊声尖叫。通常都是由军衔高的军官先来强奸，等军官们都满意了之后，那些筋疲力尽的女孩们就又被关到“休息站”里。
无论军队驻扎在哪里，士兵们总要靠强奸性奴隶来发泄自己的兽欲。军方估计“每70万日本士兵就需要2万名‘慰安妇’，或者说，一个女孩要为35名士兵提供服务”。“每个女孩每天要为40至70名士兵提供‘服务’。每个‘慰安妇’每月有一天假，医生在这一天为她们检查身体，看她们是否患病”。军方文献中把高中年龄的女孩称为“军需品”。大约有20万年轻少女被拖到这个噩梦般的古拉格集中营，而她们当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幸存下来。
军方要求士兵使用避孕套，以防止感染性病。一年之内，日本军方“共向海外驻军派发了3210万枚避孕套。”弗兰克·吉布尼是一名美国情报官员，他后来对日本战俘进行过调查，他回忆起当时找到了一包日本军方发给士兵的避孕套。吉布尼回忆说：“每个避孕套的外包装上都画着一个佩戴刺刀的日本兵，下面只写着一个字：冲！”
在“掳掠中国”那几年间，只要人类能想象得出的肮脏行为，日本士兵在中国都做出来了。
许多年之后，NB23F本杉木告诉我：
我们的食物吃完了。只剩下一些发蔫发芽的土豆。于是，我们只好把鞋子泡到水里，吃鞋上的皮革。我们能找到水，但是食物稀缺。
我们来到一个空荡荡的小村庄，村民们由于害怕都逃走了。那里只留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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