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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肃反秘史-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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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狄克向法官们诉说，国家在斯大林英明领导下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给了他拉狄克很大的影响，使他认识到自己在托洛茨基怂恿下犯了滔天大罪。他愤怒地高喊：
“难道为了托洛茨基那双漂亮的眼睛，国家就应该回到资本主义去吗？这简直是无稽之谈！”
拉狄克还谴责说，正是托洛茨基的罪恶指令，把他和其他的阴谋集团头头推上了绝路。他们这些曾忠心耿耿地为革命工作过几十年的老布尔什维克，现在怎么突然成了反苏地下组织的阴谋家呢？如何去向反对派的成员们解释，说他们现在应该为法西斯德国战胜苏联人民而奋斗呢？啊，这完全是丧失了理智。执行托洛茨基的指令，其结果只能激怒组织的一般成员，促使他们向内务部揭发整个阴谋
“我觉得自己好象置身于一家疯入院中！”拉狄克说。
“那您采取过什么解脱措施吗？”国家公诉人维辛斯基插进来问道。
“唯一的出路应该是去找党中央，坦白罪行，交待出全部参与者。可我没这样做。我没去找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却找到了我。”
“这一坦白很有说服力！”维辛斯基回应道。
“这一坦白也很痛苦，”拉狄克明确地说。
为了保命，拉狄克不仅完成了，而且超额完成了斯大林的指令。可是维辛斯基对此还不满足。他认为，检察长的任务，就是要在法庭上向已经被打倒在地并叩头求饶的被告人发动一次又一次的致命打击。维辛斯基巧妙地提醒拉狄克：可别忘了，你曾经拒绝主动地交待罪行和供出同伙，而且，被捕后三个多月一直否认自己参加过阴谋集团。
“试问，难道您的这些抗拒行为能让我们把您刚才说的那些‘疑问’和‘痛苦’当真吗？”
维辛斯基的这一挑衅激怒了拉秋克，他立即反唇相讥：
“是的，如果您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您所得知的阴谋行动计划和托洛茨基的密令都是出自我一个人之口，那您当然可以不把我的那些话当真”
在这里，拉狄克故意放出个危险的信号，用“出自我一个人之口”这句话威胁维李斯基：无论是内务部还是您这个国家公诉人，除了我的口供，就再无任何可以指控我拉狄克和其他被告人的证据了！
拉狄克有充分的理由证明，所谓“托洛茨基的指令”的著作权，非他莫属。要知道，在所有的被告人中，只有他一个人推翻了审讯员克德罗夫为他预备的“口供”，并亲笔在纸上“创作”出有关“指令”的新说法，当然，这是在同斯大林单独谈话之后。拉狄克的这一突然发怒和有关自己为全案立下的特殊功劳的暗示，搞得法庭和检察长万分恐慌，手足无措。为了避免更多的麻烦，审判长马尔利赫赶紧宣布休庭。
拉狄克向斯大林卑躬屈膝，在法庭上又竭力帮助检察长，从而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似乎他已完全堕落成不知廉耻的小人，根本不在乎外界将他说成怎样。然而，如果仔细分析一下拉秋克在法庭上的讲话，就不难发现，在他这种疯狂的自我揭发后面，却隐藏着一个相反的目的：让全世界意识到，起诉是毫无根据的，法庭缺乏任何可以证明被告有罪的真实证据。
直到这场审判闹据终结，它的导演们似乎也没察觉出狡猾的拉狄克的真实意图。他一直在用自我诽谤和对托洛茨基的激烈攻评迎合和麻痹检察长和法官，不让他们发现他那掩饰得很巧妙的，然而却是危险的，足以推翻整个指控的“夹带”。
直到作最后陈述时，拉狄克才终于轻撩帷幕，暴露了一点自己的鬼把戏。在陈述开始时，他仍然毫不含糊地认罪不讳：
“一个具有理智的成年人犯了叛国罪，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他开脱的。我曾试图寻找减轻情节为自己开脱，结果徒劳无益。一个投身工人运动三十五年的人，既然承认自己背叛了祖国，就不可能再用什么方法来为自己的罪行辩解了。我甚至不能说，是托洛茨基把我拖下了水，这不是什么理由，要知道，当我认识托洛茨基的时候，我已经是成年人了，已经具有完全定了型的信念。”
就这样，拉狄克按把答应过侦讯人员的供词献了上去，从而麻痹了检察长的警惕性。他玩弄了一种战术，为自己赢得了机会，使自己有可能大声讲出一些完全出乎审判组织者意料之外的东西。拉狄克接着就向法庭宣布，尽管他同意检察长指控的主要罪名，但对维辛斯基把被告们都说成是货真价实的匪徒这一意图，他还是要表示抗议。
“检察长说，坐在被告席上的这些人纯系匪徒和间谍，我对此提出抗议！现有两个人提供的证据，一是我本人的交待，我承认自己收到过托洛茨基的指令和信件（遗憾的是我把它们都烧了）；二是皮达科夫的．他承认自己同托洛茨基谈过话。其他被告人的供认全是根据我们两人的口供作出的。既然同您打交道的全是货真价实的匪徒和间谍，那么访问，您凭什么确信我们说的都是真话呢？”
拉狄克的这席话，无异于给了斯大林一记响亮的耳光。
但是，尽管有过这样一些短促而有力的攻击，拉狄克毕竟还是为斯大林策划这一审判闹剧立下了难以估价的汗马功劳。总的来看，他还是圆满地完成了斯大林交给他的任务。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日凌晨，拉狄克同自己的同志们一道，从被告席上站起来听候判决。在乌尔利赫宣读判决书时，所有被告人全部专注得连呼吸都停止了。在念完判决书上的定罪部份后， 乌尔利赫开始依次宣布对每个被告人判处的刑罚：“死刑，”“死刑”。当念到拉狄克时，他宣布“剥夺自由十年。”
拉狄克顿时眉开眼笑。宣判完毕之后，他转身向其他被告人耸了耸肩，负疚地笑了笑，似乎为自己的成功有点不好意思。他向听众们送去的，也是这种负疚的笑容。
第十八章 揭露
当斯大林得知有关皮达科夫飞往奥斯陆会见托洛茨基的拙劣谎言被截破后，他立即意识到。他精心策划的审判闹剧将不可避免地失去欺骗性，今后，无论他再说什么，再采用什么手段来捏造托派分子的罪行，世界都不会相信他了，也不会相信内务部了。
但斯大林又想，如果能让资本主义国家的警方也起来揭发托派分子为法西斯德国充当间谍的罪行，那么，莫斯科审判的坏名声就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补救。
因此，不等第二次莫斯科审判（皮达科夫飞去见托洛茨基的神话就是在这次审判中出笼的）收场，斯大林就命令叶若夫，通知当时正在捷克斯洛伐克执行任务的内务部外事局局长斯卢茨基，让他务必在当地的托派分子中间制造一宗间谍案件，然后诱使捷克斯洛伐克警方去加以揭露。
内务部驻布拉格情报站早就在当地的托派组织中建立了情报网。斯卢茨基经过一番仔细的研究，选择了一名犯派分子作为自己的牺牲品。此人名咐安东·格里列维奇，是德国托派组织的一名领导人，因受希特勒的迫害而达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内务部情报站站长通过格里列维奇的一位老朋友（一位捷共党员）之手，把一包伪造的情报塞进了前者的公文包。这些情报中，有德军占领苏台德地区的军事计划的胶卷，一叠假证件和一些隐显墨水等间谍工具。紧接着，捷克警方就接到一个匿名者的电话，检举格里列维奇是名危险的德国间谍。斯卢茨基满以为捷克警方也同苏联内务部一样，对这类告密反应极快，因此，他马上电告叶若夫，说间谍情报已成功地塞入德国托派头子格里列维奇的公文包中，下面就只等警方抓人了。斯卢茨基甚至还做了些必要的工作，以便“友邻报刊”能迅速向全世界发布有关德国托派组织充当希特勒间谍的丑闻。
每天上午，斯卢茨基都要前往布拉格的苏联大使馆，等待情报站工作人员在当天报纸上寻找有关格里列维奇被捕的消息。可是，他一等再等，却始终不见这应该出现的消息。空等了几天之后，斯卢茨基又给捷克内务部和国防军总参谋部寄了一份“揭发材料”。可是多天过去了，格里对维奇依然“逍遥法外”，他甚至还不知道，一股强大的势力正企图玩弄他的命运。
远在莫斯科的时若夫却等得不耐烦了。他几次发函追问，后来又发来一份加急电，称“伊凡·瓦西利耶维奇”想知道这次行动的结果如何。在整个“机关”中，知道伊凡·瓦西利耶维奇是何人的领导人不上十个。这是叶若夫为斯大林取的一个别名，专用于绝密场合。取这个别名的用意十分明显，因为它是斯大林最崇拜的一个沙皇的名字，即伊凡雷帝。
斯卢茨基惊奇万分：他“拱手”献出的间谍罪证据如此确凿，捷克警方居然毫无反应！他上火了，在情报站长的办公室里团团转，大骂捷克警察是饭桶，玩忽职守，应该统统开除。
“这帮酒鬼！”他骂道，“你要是告诉他们，说格里列维奇家藏有私酿酒，他们肯定跑得飞快。可他们对这种政治案却不闻不问，跟他妈的瞎猫一样。”
莫斯科连番累次的催问，特别是斯大林本人对这件事的“关切”，弄得斯卢茨基焦急如焚。他又心生一计：用电话警告捷克警方的首脑，称安东·格里列维奇这个德国间谍“正打算逃出国”。可是，这一招也不灵验。
气急败坏的斯卢茨基离开布拉格，来到巴黎。同行的还有其助手帕尔金和内务部驻捷情报站站长富尔曼诺夫。三人在离苏联驻法大使馆不远的一家饭店住了下来。登记时，斯卢茨基用的是切尔尼戈夫斯基（他的护照上也是这个姓）。在巴黎，斯卢茨基往布拉格寄了一封给格里列维奇的信，是用德文写的，信封上有“留局待领”字样。信中字里行间留有用过隐显墨水的明显痕迹：如果此信被打开检查，立即就会发现这是一项间谍指令信。与此同时，又有匿名电话打给捷克警方，称安东·格里列维奇不日将收到一封来自国外的可疑信件，并通报了该信将在哪个邮局“待领”。
这一次，捷克警方仍无动静。斯卢茨基不愿两手空空地返回莫斯科，他还指望捷克人最终会逮捕格里列维奇。于是，他决定去一趟西班牙，大概是想让西班牙内战的炮火给他这趟不成功的差事加上点勇敢无畏的色彩。在从巴伦西亚返回巴黎的路上，他逢人便炫耀自己的勇敢；拿出块弹片给别人看，说那颗炸弹爆炸时离他只有两步远。他在巴黎又逗留了几天，忙着给上司买礼品，给斯大林买烟斗。等他回到莫斯科时，已是二月底了。
在去西班牙前后，斯卢茨基都来看望过我。我当时正在巴黎伯热尔教授的外科医院就医。他告诉我说，新上任的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为了往内务部“掺砂子”，从中央带了三百多人来，还组建了好几个特别行动小组，直接归他指挥。这些小组将带着假护照出国，执行暗杀国外拓派领袖的任务，以及斯大林直接下达的其他重要任务。
一连数月，捷克斯洛伐克当局都没触动格里列维奇。直到一九三七年六月他才终于被捕。警察在搜查其寓所时，发现了内务部特务栽赃的那些“间谍情报”。后来我才得知，为了加速格里列维奇的被捕，内务部驻布拉格情报站按照莫斯科的旨意，派人暗杀了布拉格的一名高级警官。尽管如此，格里列维奇也只是被关了几个月就自由了。
格里列维奇虽然蹲了几个月班房，但与那位奉内务部命令栽赃于他的捷共党员相比，就算不了什么，因为后者的命运要悲惨得多。情报站长富尔曼诺夫由于担心格里列维奇会猜出谁是栽赃人，进而查明这位“朋友”的后台老板，便把这位捷克人送去了苏联。这位可怜的捷共党员到达莫斯科时，正赶上血腥的“清洗”高潮，成百上千名外国共产党人也遭到逮捕。几个月之后，这位来苏联“作客”的捷共党员决心回国，并提出了离开苏联的请求。可是。上级的答复是建议他留下并加入苏联国籍。这可把他吓坏了：显然，他不愿接受其他许多外国共产党人的命运。于是，他决定向捷克斯洛伐克驻苏领事馆寻求保护，然而，他还没来得及跨进领事馆，就在大门外被抓走了。
第十九章 清洗契卡
就在苏联报纸公布第二次莫斯科审判的被告们被执行判决的当天，内务部秘密政工局一名参加过侦讯工作的干部自杀了。他曾留下遗书～封，但其内容人们不得而知。于是，内务部工作人员中出现了传闻，说自杀者是由于｛受到了良心的折磨”。
过了不到两个月，高尔基市内务分局局长波格列宾斯基又开枪自尽。在第一次莫斯科审判的准备过程中，他曾亲自率人逮捕了该市马列主义学校的几名教师，并强迫他们承认自己曾企图在“五·一”游行时暗杀斯大林。
其实，波格列宾斯基并不是个残酷无情的刑讯逼供者。他天性善良，性情温和，虽然也被迫执行过一些所谓的“党的任务”。正是他提出了用劳动改造犯人的思想：专门为刑事犯建立劳动公社，让他们在其中得到改造和帮助，重新开始诚实的生活；为无家可归的儿童建立劳动学校。他的这种思想在电影《走向生活》里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并在国内外得到了广泛的宣传和高度评价。波格列宾斯基同高尔基交往甚密，虽然还谈不上友谊深厚。后者也曾经被苏联这种“改造人”的思想所吸引。
波格列宾斯基自杀前，曾留下一封写给浙大林的信。由于这封信曾经过好几个内务部重要干部之手才交到克里姆林宫，所以人们对其内容略有所知。在信中，波格列宾斯基写到：
“我用一只手将刑事犯改造成诚实的新人，却不得不服从党的纪律，用另一只手去给我国最诚实的革命家扣上刑事犯的帽子”
这类自杀绝非波格列宾斯基等一两个人。从三十年代初起，内务部工作人员的自杀事件就日渐频繁。特别是在秘密政工局那些曾经“成功地”镇压过反对派的干部中间，自杀事件更是屡见不鲜。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乌克兰内务分局秘密政工处处长科泽利斯基的自杀。他是在莫斯科审判以前结果自己的。科泽利斯基出生在波兰一个天主教家庭中。他有个四岁的儿子，被他视为至宝。有一次，儿子得了重病。为了救他，科泽利斯基请来了苏联最好的医生。虽然经过三次头骨环谁手术，孩子仍然未能得救。儿子的死拖垮了父亲——科泽利斯基开枪自杀了。他在遗书中写道：作为父亲，他曾逮捕并流放了许多无辜的人，为他这些罪孽，上帝惩罚了他的儿子。
从党性上看，这份遗书是一个异端分子的可耻的表白，尽管如此，科泽利斯基死后却没被定为“钻进党内的异端分子”。当局找到了一种更为合适的结论：宣布他由于精神分裂而变成了“神秘主义者”。乌克兰内务分局还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他的家人也拿到了养老金。
其实，在准备莫斯科审判的全过程中，如果内务部领导们能认真分析一下斯大林下达的各项指令（不仅仅是从纯业务的，侦讯的角度上去分析，而且还要带有这样一个目的——分析斯大林的各种想法和秘密计划的性质），他们就一定会惊奇地发现：斯大林最终还要消灭他们这批人，因为他们直接参与过消灭列宁的老近卫军的阴谋活动，是斯大林各种罪行的不受欢迎的见证人。而且，斯大林还要消灭那些曾经为这场审判闹剧出过力的小人物，因为他们一旦成为证人，就完全能够把斯大林消灭内务部首脑机关的计划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过去，当米隆诺夫将赖因霍尔德诽谤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供过交给斯大林审查时，斯大林就曾命令他在供过上作过如下补充；“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认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很可能已经掌握了他们组织策划反国家阴谋的情况。因此，他们认为在夺取政权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消灭一切可能留下的罪证。为此，他们将任命巴卡耶夫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主席，并建议授权他从肉体上消灭一切曾直接实施暗杀斯大林和基洛夫的人员，同时消灭那些了解犯罪预谋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工作人员。”
内务部领导和侦讯人员都非常清楚，李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根本就没杀过什么人，也没打算杀什么人。因此，看了斯大林要求在赖因霍尔德的供诉中增加的这段话，他们应该得出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对他们来讲更是生命攸关的结论；按照斯大林的逻辑，一切为夺取政权而不惜用暗杀来消灭政敌的政客，都必须不择手段地消灭自己犯罪的全部痕迹，包括毫不留情地干掉其暗杀指令的执行人。米隆诺夫在赖因霍尔德的供诉上补写斯大林的这段话时， 怎么就没悟出斯大林在这话里暴露（当然，这对他来讲是极其罕见的）了自己恪守不渝的秘密原则呢？
内务部头头们都明白，导演审判闹剧的不是别人，正是斯大林本人！因此。他们完先应该悟出，斯大林在消灭自己的政敌之后，必将杀人灭口——干掉一切参与策划及了解莫斯科审判闹剧的知情人，哪怕后者是内务部的领导和一般工作人员。
可怜啊，这些契卡！他们就象一群忠实的猎犬，只知卖力地追踪猎物，却不戒备自己身后的猎手。他们想不到斯大林会如此狠毒和奸诈，也就不可能利用自己机关的强大力量来挽救自己的生命。
清洗内务部，从肉体上消灭一切了解莫斯科审判内幕的干部，这无异于一次大战役，其“作战计划”是斯大林同叶若夫一同精心制作的。早在一九三六年十月，糊里糊涂的亚果达就被斯大林的宠臣叶若失取代了。这位新上任的内务人民委员一到内务部，就把自己从中央带来的三百多人分散到部属各分局和各地方分局去担任副局长。对这种“掺砂子”的作法，政治局作了冠冕堂皇的解释：“为了把内务部的工作提到更高的水平”。可实际上，这是为了取代那些注定要被清洗掉的内务部人员。
叶若夫刚上任的头几个月，从表面上看，同亚果达手下那些领导干部在工作上配合得还蛮不错。不管怎么说，这帮人对叶若夫来讲还是不可缺少的，要知道，第二次莫斯科审判正在准备之中、掺进来的“砂子”还需要学习和掌握侦讯业务。
大规模清洗契卡的行动，是在第二次审判之后才开始的。在行动中，为了斩草除根，不仅消灭了那些确实了解斯大林罪行的契卡干部，而且还干掉许多可能了解这些罪行的工作人员。首先被逮捕的，是内务部的上层人物。
一九三七年三月的一天晚上，叶若夫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人，主要是亚果达时期的几个副人民委员和内务部几个主要分局的局长。这些人被告知，中央委托他们分别前往各州市，考查州市党委会领导干部的政治表现。叶若夫向他们详细介绍了这一任务的要求，当场分发了中央委员会的委任书，然后命令他们即日奔赴指定州市。没被分派这一任务的分局领导，只有四人：外事局局长斯卢茨基，边防军司令、斯大林私人卫队队长保克尔、莫斯科州内务分局局长斯坦尼斯拉夫·列坚斯（后者系斯大林的连襟）。
第二天上午，所有得到委任的局长都离开了莫斯科。然而，他们谁也没能到达指定的州市：火车刚开到莫斯科郊外第一个车站，他们就在自己的包厢里被秘密逮捕，押进汽车，送往郊外的一所监狱。两天以后，叶若夫又故技重演，召集各主要分局的副局长，命令他们立即出发去执行同样的任务。
各分局领导人失踪的消息，直到几个星期之后才“反馈”到剩下的内务部工作人员耳里。而叶若夫这时已及时地调换了内务部的卫队，撤换了分布在莫斯科市内和市郊各地的内务部队的指挥官。在新任命的指挥官中，绝大部分是从外高加索内务分局抽调来的格鲁吉亚人。
为了防止内务部原来的工作人员逃窜国外，叶若夫命令外事局停止发放出国证件，并把这一权限收归自己的秘书处。与此同时，他还罢免了内务部航空队原来的指挥官，以此杜绝契卡人员在绝望中乘飞机逃出国的可能。
由于害怕内务部人员在绝望中挺而走险，叶若夫在内务部大楼侧面构筑了工事，还为自己搞了支庞大的卫队。每个想进入他的办公室的人，都得先乘电梯上五楼，然后沿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到另一个楼梯口，顺着梯子下到一楼，再穿过一条走廊，才能乘辅助电梯升到三楼，进入叶若夫的接待室。在这个迷宫中，来访者将三番四次地被卫兵挡住检查证件。任何人都得受检，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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