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肃反秘史-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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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果达还有一项任务，即负责为斯大林搜集足以使国家领导人名誉扫地的材料。无论哪个领导人，稍有不顺从的言行，斯大林马上就会把手伸向亚果达为他准备好了的材料袋。在这些袋子里，即有政治上的材料，例如，能证明某个国家领导人过去是沙皇警察局密探的证据，也有一些令人齿冷的小报告，例如，某个领导人的夫人曾打了家里的佣人，或是复活节时悄悄把面包拿到教堂去洒过圣水，等等。几乎所有跟随列宁的老布尔什维克在填党表时都为自己增加了几年党龄，对这一“罪过”，亚果达当然不会放过。　

　　至于“领袖们”在个人生活上的风流事，材料袋中装得更多。我就有幸看见过关于人民委员会议副主席古比雪夫的这类材料：他在一次宴会上把国家银行理事会主席的夫人给“偷到了手”，并在她的房间里“藏”了三天，以致于人民委员会议在这三天里不得不取消全部预定的例会。还有几份关于政治局委员卢祖塔克的小报告：一九三二年，他在一次招待会上把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的年仅十三岁的女儿灌醉并强奸了；一九二七年，他去巴黎公干，竟邀约起苏联大使馆的几名工作人员带着妻子去逛夜总会，还给了那里的妓女一大笔小费。不过，对这些有损名誉的材料，斯大林一般是不会轻易地抛出来的，除非在他认为有必要约束一下自己这些高级助手的时候。　

　　亚果达堪称斯大林的耳目。他几乎在每一个政治局委员和人民委员的公寓和别墅里都安装了十分隐蔽的窃听器，并将听得的情报及时密报给斯大林。正因如此，斯大林才能对自己那些“亲密战友”的底细了如指掌，甚至清楚地知道他们不小心向妻子、儿女、兄弟或朋友袒露的隐秘。这一切，使斯大林的独裁政权免造了许多不测。　

　　顺便谈谈，斯大林“醋劲”很大，特别妒忌其亲信之间或政治局委员之间建立私交。如果这些人在闲暇时经常三个两个地在一块聚首，亚果达就得“竖起耳朵”，并向斯大林报告有关情况。斯大林认为，有私交的人相互间总是特别信任，而这种信任很可能导致反对他的集团或派别出现。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斯大林总要设法在这些刚建立起私交的人中间挑拨是非，如果此举无效，被对方识破，那就将他们分离开：将其中一两个人调离莫斯科，或采取其他“组织措施”。　

　　亚果达虽然为斯大林立下了各种各样很有份量的汗马功劳，但他的主要“价值”却在于：他曾残忍地迫害斯大林的政敌，一心要把残存的反对派和列宁的老近卫军从地球上赶尽杀绝。　

　　亚果达虽然大权在手，却是唯一不会引起斯大林警惕的人。斯大林知道，亚果达即使想组织反对派来对付他斯大林，党内也没有人会跟他走，因为他跟其他政治局委员不一样：他在斯大林授意下杀害过成千上万的老布尔什维克，后者的尸骨早已永远地堵死了他与老近卫军联合的道路。即使在紧跟斯大林的政洽局委员和政府成员之间，亚果达也不能找到同盟者，因为这些人对他同样恨之入骨。　

　　眼见斯大林如此器重这个没有什么革命经历的亚果达，甚至授权他任意干涉各人民委员部的事务，分管这些部门的老革命们是不会没有看法的。伏罗希洛夫就特别讨厌亚果达为监视军队而在各部队里设置的内务机关，并敢于坚持不懈地同这些“特务”唱对台戏。交通道路部人民委员卡冈诺维奇曾对亚果达大发雷霆，因为内务部交通局干涉他的工作。主管工业和商业的几名政治局委员同样忿忿不平，因为内务部经济局的人经常跑到他们所管的企业中去调查贪污盗窃案件，闹得满城风雨，使他们名声狼籍。　

　　紧跟斯大林的大人物们之所以对亚果达咬牙切齿，还因为后者在他们主管的部门里安插了数以千计的秘密情报员，这样，亚果达要想使他们威信扫地，任何时候都可以搜集到足够的事实，而他们却感到自己始终处于一个玻璃罩之中，一举一动都被人看得清清楚楚，此外，离开亚果达为他们派的“私人保镖”，他们竟一步也动不了。　

　　然而，这一切却正是斯大林所需要的。在这种情况下，亚果达绝不可能卷入政治局委员们的什么集团，而中央委员会中如果出现了图谋不轨的团体，亚果达及其强大的内务部就会毫不费力地将其摧毁。对于一个时刻担心丧失权力的独裁者来讲，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找到一个象亚果达这样可靠的人来负责安全和保卫工作。　

　　总的来讲，斯大林和亚果达是互相利用的。这是个不容第三者涉足的联盟。惊人的秘密和可怕的犯罪，人民的仇恨，把这两个人死死地拴了在一起。亚果达是斯大林最忠实的看门狗，他在为斯大林拼命的同时，也维护着自己的既得利益。　

　　一九三O年，亚果达的一名副手——曾被沙是监禁过十年的老党员特里利谢尔，悄悄对自己的顶头上司的历史做了一番调查。他发现，亚果达在按中央组织部的要求填写党表时伪造了历史：亚果达说自己一九0　七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一九—一年被沙皇政府流放，后来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可是实际上，亚果达是一九一七年才入党，在此之前，他与革命毫无关系。这就是说，亚果达欺骗了党。特里利谢尔前去晋见斯大林，出示了自己的调查结果。可是，因这一调查而倒霉的，不是亚果达，而是特里利谢尔；他被斯大林撵出了莫斯科，亚果达却继续飞黄腾达。但是，绝不能认为特里利谢尔此举就真的得罪了斯大林。恰恰相反，斯大林还为此感到十分满意和高兴，因为他捏住了亚果达的“把柄”，而且是后者从不打算装进自己的“材料袋”中的材料。斯大林从不喜欢自己身边的人是诚实而有主见的革命者，而只让一些有“疮疤”的人围着他转，以便在必要时利用这些“疮疤”来要挟他们。　

　　有一段时期，政治局委员们（他们对此应该记忆犹新）曾决心公开站出来整治亚果达。他们试图说服斯大林除掉亚果达，由某个政治局委员出任内务人民委员。例如，据我所知，卡冈诺维奇就曾于一九三二年表露过想担任此职的迫切愿望。但斯大林拒绝将这一位置交给政治局委员。要知道，这一职务是他走向独裁统治最有力的推进器。他想单独掌握这一机器，把它变成盲目地服从于他的武器，在关键时刻能够刺向任何一个中央委员甚至政治局委员的刀子。　

　　为使斯大林厌恶亚果达，卡冈诺维奇等政治局委员曾极力让斯大林相信，亚果达是俄国革命的“富歇”。他们指的是约瑟夫·富歇，法国革命时期臭名昭著的警察局长。此人曾连续为法国革命、执政内阁、拿破仑、路易十八服务，却并不忠实于其中任何一个制度。卡冈诺维奇以为，这种历史的比拟应能唤起斯大林对亚果达的反感，促使他下决心除掉亚果达。顺便括一句，卡冈诺维奇还给亚果达起了“富歇”这个绰号。当时，莫斯科正好出版了天才作家斯特凡·茨威格的著名小说《约瑟夫·富歇》的俄译本。小说在克里姆林宫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甚至引起了斯大林的注意。亚果达知道卡冈诺维奇骂他是“富歇”，尽管十分懊恼，却又不得不三番五次地去讨好卡岗诺维奇，想改善一下自己同他的关系，但收效甚微。　

　　亚果达在被突然免去内务人民委员（调任邮电人民委员，但紧接着就被逮捕了）之前的三四个月中，脸上总挂着令人恶心的得意笑容。我至今还忘不了他那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丑态。当时，他不仅没预感到危险已经临近，反而象一九三六年夏天那样，格外得意。要知道，他那时刚刚向斯大林献上了一份不可估价的厚礼：结束了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许多其他列宁亲密战友的预审。　

　　一九三六年，亚果达的红运达到了顶峰。春天，他捞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总政委这一相当于元帅的头衔，穿上了为他特制的将帅服。斯大林还给了他一项最高的荣誉：为他在克里姆林宫内拨了套房间。这意味着亚果达进入了只有政治局委员才有资格进入的最高权力中心。　

　　克里姆林宫内有好几座宫殿、礼堂和行政大楼，却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住宅。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都在里面占有一间面积很窄的，革命前供仆人居住的房间。尽管每天晚上他们都要回自己在郊外的官邸，但能在克里姆林宫中有一间房，哪怕又小又窄，“新贵们”也认为比住在克里姆林宫高墙外的花园洋房里更威风、更光彩。　

　　好象是害怕斯大林会收回成命，亚果达第二天就搬进了克里姆林宫，当然，米柳京大街上那幢专门为他修的豪华官邸还是继续归他所有。亚果达在郊外奥泽尔基公园附近还有一幢别墅，但不管天气多么炎热，他每周只去一次，似乎市里的灰尘和闷热，比奥泽尔基公园的凉爽更合他的胃口。亚果达成为克里姆林宫的新住户这件事，仿佛一件重大政治事件，使得上层人物们议论纷纷。当然，任何人都不再怀疑，克里姆林宫上空又出现了一颗新星。　

　　内务部里还出现了一个传闻：斯大林似乎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投降感到十分满意，从而对亚果达说：“政治局里应该有您的一个位置”。这就意味着，在下一次党代会上，亚果达将成为政治局委员的候选人。　

　　我不知道，那位“富歇”在这种情况下是否会意识到自己头上已经乌云密布，一场将在几个月后把他彻底淹没的暴风雨正在形成，但我非常清楚，亚果达虽然每天与斯大林见面，却没能从对方的眼里察觉出任何值得他警惕的微兆。相反，亚果达还认为自己梦寐以求的目标已近在咫尺。过去，政治局委员们瞧不起他，视他为异端，现在，他们似乎该收敛一下，给他一个平起平坐的地位了。　

　　现在，亚果达仿佛被吹足了气，工作起来干劲之大，简直前所未有。他拼命美化内务部机关，要让它在外人眼里更加光彩夺目。他下令加快莫斯科——伏尔加运河的挖掘工程，希望这条由内务部动用劳改犯施工的运河最终能用他的名字命名。这完全出于他的那种非同一般的虚荣：他亚果达存心要同卡冈诺维奇手起平坐，因为莫斯科地铁是以后者的名字命名的。　

　　在这几个月中，亚果达表现出来的轻狂，达到了可笑的地步。他整天忙于为内务部人员换装，使他们穿上有金银边饰的新式制服，并制定有关内务部人员的行为准则和礼节的条例。但当部里的人员刚穿上新制服，他又不满足了，决定为内务部高级官员定做高级服装；带金边饰的白色华达呢制服，天蓝色裤子和漆面皮鞋。由于国内不生产漆面皮鞋，亚果达就命令从国外进口。这套高级制服最主要的装饰物，应该是一把小巧玲拢的镀金短剑，类似于革命前沙俄海军军官的佩剑。　

　　亚果达接着又下令，内务部哨兵的换岗仪式要隆重，要鼓乐齐鸣，惹人注目，就象沙皇御林军换岗一样。亚果达对沙皇近卫军团的内务条例很感兴趣，为了仿而效之，他规定了一系列新的行为规则和礼节。由于这些繁琐的规定，使昨天还处于平等关系中的同志，今天见面就必须相互立正，敬礼，活象机械的小锡兵。鞋后跟的碰撞声、粗声粗气的问候声，毕恭毕敬的举手礼、上级提问时简洁而谦恭的回答声，这一切，都成了一个标准契卡所必须具备的特征。　

　　所有这一切，仅仅是内务部里一系列革新的开端。顺便一提，红军中也恢复了森严的等级制。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向苏联人民宣布：革命，连同那些使老百姓为之兴奋的许愿，都已经成为过去；斯大林制度已完全控制了国家，其稳固程度只有长达三百年之久的罗曼诺夫王朝才能与之相比。　

　　不难想象，当那不忠实的命运将亚果达从权力顶峰上拉下来，扔进那阴森恐怖的，几年来折磨过成千上万名无事者的牢房中时，他有何感受。曾几何时，在卫护独裁政权和忠实地执行斯大林的恐怖政策时，在签署那些无事者的判决书时，他亚果达是何等得意，甚至连判决书的内容都不屑一顾。可如今，他自己也注定要象被他杀害的无数牺牲者一样，走向死亡之路。　

　　刚被捕时，亚果达活象一头受惊的困兽，无论如何也习惯不了铁笼。他无休无止地在牢房里转来转去，既不吃饭，也不睡觉，嘴里不停地自言自语。新上任的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警觉起来，派去了医生。　

　　叶若夫很担心亚果达失去理智，因为那样对即将开场的审判闹剧极为不利。为了稳定自己这位前任的情绪，叶若夫要求当时还没被除掉的外事局局长斯卢茨基经常去看望亚果达。斯卢茨基的拜望，使亚果达非常高兴。斯卢茨基本是个最会演戏的人，可这时也似乎对亚果达动了恻隐之心，甚至还掉了几滴眼泪。但他仍然没忘记要牢牢记住亚果达的每一句话，以便向叶若夫汇报。亚果达当然知道斯卢茨基的来访绝非本意，但这似乎无关重要。亚果达只相信一点；斯卢茨基也在为自己的前途担心；如果斯卢茨基现在的上司不是叶若夫而仍然是他亚果达，斯卢茨基肯定会觉得自己安全得多；斯卢茨基一定更希望能到这监狱里来探望叶若夫　

　　亚果达在斯卢茨基面前是无所不谈的。他坦率地向对方述说自己所处的绝境，并痛心地抱怨叶若夫在几个月中就把内务部这架威力无比的机器给摧毁了，而为了这架机器，他亚果达曾付出了十五年的心血。　

　　一天傍晚，当例行探望已经结束，斯卢茨基正打算离去时，亚果达突然对他说：　

　　“你在给叶若夫写报告时，能否为我捎上这么一句话：看来，上帝毕竟是存在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斯卢茨基有点慌乱，因为亚果达毫不客气地提到了“给叶若夫写报告”。　

　　“很简单，”亚果达的解释既认真，又象是开玩笑：“我忠心耿耿地效力，斯大林仅仅给了我嘉奖，其他什么也没给；我本来就应该受到上帝最严厉的惩罚，因为我屡屡破坏他的戒律。现在，你看看我这下场，自然就能判断出，上帝在，还是不在”　
　
　
第二十二章　“医学谋杀”：高尔基之死　


　　一些外国批评家曾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质疑：在第一二次莫斯科审判中多次提到的那十来个组织严密的恐怖集团，为什么都只实施了同一种恐怖行为——暗杀基洛夫呢？对这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斯大林终于在第三次莫斯科审判中作出了回答。　

　　斯大林心里明白，这个问题击中了他的要害。仅一次谋杀就引起了一连串规模庞大的审判活动，这确实太缺乏说服力了。既然不可能再回避这个问题，他斯大林就只得接受挑战，作出回答。可是怎么回答呢？就用他强塞进第三次审判的被告人嘴里的新编神话来回答。　

　　要对挑战作出应有的回答，斯大林首先就必须指名道姓地—一点出，这些阴谋家们还杀害了哪些著名领导人。可是，到哪儿去找这些被害人呢？要知道，近二十年来，向全民通报过的谋杀案件只有一件，即翻来覆去地谈论不休的刺杀基洛夫案。在这种状况下，就是那些仔细研究过斯大林那狡诈的大脑活动的人，也未必能想到他还会找出比基洛夫更合适的“人选”。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斯大林究竟是怎么解决这个难题的，又是怎么将这个问题诉诸法院的。　

　　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间，苏联有一些著名人物病逝。其中最出名的，有政治局委员古比雪夫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长明仁斯基。在这一时期死去的，还有著名作家A·M·高尔基及其儿子马克西姆·佩什科夫。斯大林居然决定在这四个人的自然死亡上大作文章。诚然，高尔基不是政府成员，更没进入政治局，但斯大林正是想把他说成是恐怖活动的牺牲品，因为这将更加激起人民对被告们的愤怒。　

　　然而，要实现这一计划，就是对大权独揽的斯大林也并非易事。最大的障碍在于，这四个人的死亡情况，苏联报刊都分别作过十分详细的报导，还公布过他们的主治医生写的鉴定材料。因此，全国人民早就知道，古比雪夫和明仁斯基多年来就一直患有心绞痛，两人都卒于心脏病的突然发作。一九三六年六月，当六十八岁的高尔基病危时，政府曾下令将他的病情每天向全国通报二次。而且，人们早就知道，高尔基从少年时代起就染上了肺结核。解剖表明，他的肺只有三分之一在正常工作。　

　　从逻辑上讲，既然已经公布过这些情况，就不可能再把他们说成是被恐怖分布杀害的。然而，连死人都必须遵守的逻辑，斯大林却可以置之不理。要知道，他有次居然威胁克鲁普斯卡姓说，如果她不停止“批判地对待他”，那么，党就要宣布：列宁夫人不是她，而是叶列娜·斯塔索娃　

　　“是的，党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就是斯大林对惊愕得回不过神来的克鲁普斯卡妮的解释。　

　　这绝不是开玩笑。党，也就是他斯大林，真的可以为所欲为。他可以篡改并用虚构去代替众所周知的事实，可以干掉见证人，并在证人席上安个假证人。更重要的是，他有一套捏造事实的鬼本领，并能毫不迟疑地诉诸武力。斯大林确实具有这些本事，所以能扫清一切障碍。　

　　不错，政府在几年前确实宣布过，古比雪夫、明仁斯基和高尔基是自然死亡。但这有什么关系？只要表现出足够的创造性，就可以推翻过去那些公告。也能够证明这些人全死于谋杀。那么，还有什么人曾妨碍这样干呢？是那些为死者治过病的医生吗？难道他们敢对抗斯大林和内务部？况且，为什么不能制造一个新的神话：正是这几位医生，根据托派阴谋集团头子的密令，谋杀了这几位大名鼎鼎的患者呢？　

　　这就是斯大林设下的好计。　

　　给古比雪夫、明仁斯基和高尔基治病的，分别是三位当时的名医；六十六岁的普列特尼奥夫教授、克里姆林宫卫生院的高级顾问列文、名扬莫斯科的卡扎科夫医生。　

　　斯大林和叶若夫决定，将这三个人全部交给内务部，让侦讯人员迫使他们承认：他们是应阴谋集团头子的要求，故意采取了错误的，足以导致古比雪夫、明仁斯基和高尔基死亡的治疗方案。　

　　叶若夫考虑到，这三位名医都不是共产党员，也就是说，他们还没学会把遵守党纪与撒谎骗人辩证地统一起来。他们还坚持着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在他们眼里，“别杀人也别作伪证”的金科玉律，比政治局的任务指示都贵重得多。总之，既然他们确实没杀害过自己的患者，他们就一定会拒绝到法庭上去承认这一罪行。　

　　出于这一顾忌，叶若夫决定先摧毁一个医生的抵抗，然后再利用他的交待去逼迫其他两位就范。　

　　他把突破口选到了普列特尼奥夫教授身上。教授是全苏联最有名的心脏病学专家，国内有不少医院和医疗机构用他的名字命名。为了在所谓侦查工作开始之前就把教授搞得灰溜溜的，叶若夫想出了一条毒计。内务部有一批专门用来勾引外国外交人员上当的色情间谍。叶若夫命令其中一名年轻漂亮的女人以患者的身份去找老教授看病。这女人找过教授一两次后，就无中生有地跑到检察院去告恶状，说三年前，普列特尼奥夫在家里给她看病时，兽性大发，将她按倒在地，用嘴去吮她的奶头。　

　　普列特尼奥夫根本想不到这位女患者与内务部有关，他百思不得其解：是什么原因使得她用如此卑劣的手段来败坏他的名誉呢？在对质时，教授试图让女方对这种下流行为作出哪怕一句话的解释，可她只是一口咬定自己的指控。普列特尼奥夫无法，只好写信给那些找他看过病的党政要员，以及那些颇有影响的，他曾救过其子女性命的高干夫人，请求他们出面，帮助查明真相。可是，没有任何人向他伸出援助之手。而内务部的人却不动声色地观察着老教授这些惊慌的举动，活象欣赏一只供他们实验用的家兔在作垂死挣扎。　

　　案件移交到法院，内务部却派了名老手去充当该案的审判长。在法庭上，普列特尼奥夫坚持自己无罪，并引证了自己长达四十多年的无可指摘的医务活动和取得的科学成就。但法庭对这些不感兴趣，坚持认定他有罪，并判处他以长期监禁。过去，苏联报刊从不报导“桃色案件”的详细情节，这一次却为“淫棍普列特尼奥夫”破了例。而且，在一九三七年六月里，报纸上几乎天天都要刊登来自各地医务部门的严正声明，除了表示要同“苏联医学界败类”普列特尼奥夫划清界限外，还要把这位教授臭骂一顿。许多声明上还有教授的好友和学生的签名，这可正是神通广大的内务部所求之不得的。　

　　普列特尼奥夫绝望了，垮了。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在遭到毒打和侮辱之后。他被转到了内务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