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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肃反秘史-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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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在前两次莫斯科审判中，全部被告人都异口同声地承认自己有罪，他们不仅不为自己寻找减轻情节，反而争先恐后地承担被指控的主要罪名，这种反常现象，自然会引起西方人士的怀疑，对此，斯大林也意识到了。
斯大林心里明白，外国批评家们抓住了他精心策划的审判闹剧的薄弱环节，也难怪；被告们在表演规定角色时太卖力了，演过了头。现在。斯大林决心要让世界看一看，并非每一个被告人在法庭上都是任人支配的木偶。他选择了克列斯廷斯基作为这种“有头脑的”被告人，因为后者在内务部受审时，最愿意与侦讯人员合作。再说，克列斯廷斯基过去当过司法人员，最善于领会和实现检察长发出的鼓励性暗示，在最适当的时刻进入角色。
众所周知，第三次审判跟前两次一样，首要被告还是托洛茨基，尽管他正在远离审判大厅几千公里的外国。正是为了托洛茨基，斯大林才再次启动了功率强大的造谣机器。在受审中，每个被告人都清楚地感觉到了斯大林对远在天边的托洛茨基的刻骨仇恨和要实施报复的强烈欲望。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仇恨，只有他多年来对后者那惊人才华和革命殊勋的忌妒才能相比。
斯大林深知造谣污蔑是一剂烈性毒药，必须严格认真地控制其使用量。刚开始，他只是控告托洛茨基犯了“对农民估计不足”和“不太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的过错（这多少还有点儿道理）。接着，托洛茨基被指控策划恐怖活动。在第二次莫斯科审判中，托洛茨基的罪名又上升为充当法西斯德国的间谍。现在，将把列宁的最后一批战友送上断头台的第三次审判又要开庭了，必须赶紧发出最新指示，再给托洛茨基戴上一顶“帽子”。诚然，要找一顶比“德国统帅部的间谍和奸细”更加可怕的“帽子”是不那么容易的，但常言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果然，斯大林又找到了新的罪名，并要通过克列斯廷斯基的嘴巴公布于世。斯大林答应克列斯廷斯基，只要他同意“合作”，就免他一死。按照过去的说法，托洛茨基是从一九三五年卖身投靠法西斯德国的，而现在，克列斯廷斯基奉命在法庭上宣布：他本人和托洛茨基一块成为德国统帅部间谍的时间，是一九二一年！
斯大林只顾延长托洛茨基充当外国间谍的“工龄”，却没想到，这样一来反而毁掉了自己精心抱制的所谓“托洛茨基为德国人效劳”的整个神话赖以存在的基本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他为对付外国舆论而提出的这样一个肯定：托洛茨基和其他反对派领袖之所以要染指如此卑鄙的罪行，主要是想夺回他们失去的权力。
然而，一九二一年的时候，根本就不存在托洛茨基要为夺回权力而斗争的可能性，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人试图夺他的权。那个时期的托洛茨基，正处于荣誉和权力的顶峰。他被公认为十月革命的传奇式英雄和红军的统帅，而且，这支军队刚刚才在十几条战线上粉碎了新生红色政权的全部敌人。当时的托洛茨基凭什么要去充当德国间谍？难道，是为了刺探自己手中的情报吗？或者，是为了瓦解他亲手创立打在他指挥下正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红军吗？
克列斯廷斯基不折不扣地讲出了斯大林要讲的一切，但是斯大林却一如既往，并没履行自己的诺言。克列斯廷斯基还是被枪毙了，他的妻子，某儿童医院的院长兼医生，也被逮捕了，而且我想，她也不会逃脱被处死的厄运。至于他的女儿娜塔莎，其命运我就不清楚了。
第二十五章 替罪羊
苏联的大小报刊，每天都要代表沉默的人民，向斯大林同志表达自己的无限热爱和衷心感谢，然而，斯大林却并没因此而产生错觉，他很清楚人民对他的真实态度。内务部的密报告诉他，无论是工人或是集体农庄庄员，都不赞赏他的路线。在密切注视这不满情绪日益增长的时候，他就象一个有经验的司炉，知道在锅炉里气压升得太高， 气压表的指针已要超过红线的关头， 必须抓住放气阀的拉杆。但他“安抚人心”的手段只有一个：把那些“最不安分守己之人”弄到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的集中营去！
斯大林的无情镇压，确实使人民对他那强大的国家机器产生了恐惧感，却扑灭不了人民心中的不满。而这种不满情绪，正是斯大林独裁政权中最薄弱的一环。
世界上，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暴君都要千方百计转移人民的不满情绪，把自己的罪恶转嫁到他人头上。沙皇政府就曾煽动愚昧的百姓去仇恨“异族人”，把致使俄罗斯人民贫穷落后的罪过硬栽到那些“异族人”头上。希特勒疯狂地虐杀犹太人，也是出于这一缘故。而斯大林也有自己的替罪羊；长期以来，他总要制造各种有关“俄国资产阶级的残渣余孽”的神话，让专家学者们来替他承担经济失败和国家无法摆脱贫困的罪责。
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三0 年公开审判的“沙赫特案件”和“工业党案件”，就是斯大林企图嫁祸于人所炮制的闹剧。在这两次审判中，一些优秀工程人员和著名学者被迫编造谎言，供认自己是如何按照那些早已流亡国外的资本家和银行家的指令去破坏苏维埃工业建设的。可惜的是，跟后来的一系列审判闹剧一样，斯大林在这两次审判中也运气不佳。例如，在审理“工业党案件”时，一位主要被告，即享有盛名的热工学家拉姆辛，向法庭详细陈述了自己跑到国外去找原俄国大资本家里亚布申斯基和维什涅格拉茨基接受反革命指令的情节。然而，当这一审判的有关材料正式见报之后，西方人士都毫不含糊地指出：在拉姆牵手接受“指令”之时，这两个资本家已经死去多年。
一九三七年以前。斯大林似乎还打算让党内反对派领袖们来替他承担震惊全国的经济衰退和粮食紧缺（这是强行搞农业集体化的后果）的责任。然而，第一次莫斯科审判刚刚结束，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尸骨未寒，斯大林就决心把上述责任强加到这个“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的头上了。
为此，他一改过去官方报刊的宣传方针。人们都还记得，过去，当外国报刊报导苏联出现了大饥荒，工人受剥削和农民造反时，苏联报刊的反应是何等愤怒，不仅痛斥这些报导的作者，骂他们是最无耻的骗子，而且一再证明，在全世界，只有苏联才能让劳动人民享受自由劳动的幸福，苏联人民的福利待遇一年比一年有所改善。
当然，这些自欺欺人的话都是说给外国人听的，因为再高明的宣传，都不可能让长年挨饿的苏联工人和农民们相信，他们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
突然，从一九三七年起，斯大林决定公开承认许多曾被他矢口否认的事实了。他要向人民解释，不是他领导的政府，而是反对派的领袖们造成了经济困难和人民的痛苦。
斯大林知道，这种离奇的神话，如果由他本人或手下的宣传家们散布出来，人民群众多半是不会相信的。可是，如果反对派领袖们能在法庭上亲口承认这些罪责，详细讲述他们如何毁坏大量粮食，如何滥杀牲口，如何造成工业和商业上的混乱，那么，人民恐怕就不得不相信了。
在法庭上交待反对派成员破坏农业生产的任务，交给了两名被告人——米哈伊尔·切尔诺夫和瓦西里·沙朗戈维奇。斯大林之所以选中他们两人，并非出于偶然：切尔诺夫在乌克兰，沙朗戈维奇在白俄罗斯，曾给人民留下了可怕的记忆。奉斯大林立命前往乌克兰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的，不是别人，正是当时的农业人民委员切尔诺夫。而且，一九二八年，他还根据中央命令，在那里不折不扣地贯彻粮食征收政策，为了夺走农民手中的粮食，甚至使用过武力和暴力。至于沙朗戈维奇，作为原白俄罗斯党中央书记，他也同样用恐怖手段在白俄罗斯农村推行过集体化运动。
这两个人都不是老布尔什维克，也没参加过反对派。他们是国内战争结束之后才入党的，而且同斯大林在列宁死后突击提拔起来的多数干部一样，积极参加过对反对派成员的大规模围剿，而且还颇有“建树”。顺带一提，切尔诺夫还有一段值得他骄傲的历史：同斯大林一样，他也曾在神学学校里念过书。
可见，斯大林的诡计在于：把那些曾替他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政策的高级助手推上被告席，命令他们去向法庭宣布，他们实际上是布哈林和李可夫的秘密帮凶，他们之所以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土地上为非作歹，完全是由布哈林和李可大唆使的，因为这两个人密令他们煽起农民对斯大林制度的不满。
切尔诺夫在法庭上供认，他和他为同党曾“故意胡乱计划播种面积，想方设法地减少国内可耕地数量，煽动农民的不满情绪捣毁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让致病的杆菌污染大型粮库和粮仓
沙朗戈维奇也同出一辙地供认，他与同党在一九三六年“故意让贫血症大面积地流行，结果弄死了三万匹马”。
在其他领域中，如重工业、轻工业、内外贸易、国家财政等方面，被告们也被强加了许多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的破坏活动。总之，审判的结果将向人们表明：国家工业化的一切成果全应归功于斯大林的英明领导，而所有失误和混乱则统统归罪于反对派的猖狂破坏；斯大林是在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而其政敌则在处心积虑地设置障碍，制造混乱，其目的当然是企图煽动人民对斯大林的不满，而为了达到这一罪恶目的，反对派的破坏分子们甚至不惜炸毁矿井，致使大量矿工死亡被告们还同意检察长的这样一项指控：原反对派领袖们一贯认为，“死人能引起了人们的不满，死的人越多越好”。
所谓反对派成员破坏铁路交通的罪行，被告们在法庭上陈述得更“精彩”。其实，不仅在贫穷落后的国家，即使在经济高度发达，铁路交通的技术和设备相当完善的国家里，交通惨案也时有发生，并经常造成大量的死伤。在苏联，铁路多半还是沙俄时代修建的，设备极其陈旧，却不得不超负荷使用。因此，交通堵塞是家常便饭，列车颠覆更屡见不鲜，简直成了社会的一大灾难。过去，每次发生车祸之后，内务部部进行过调查，揭露和枪毙了许多真正的罪犯和无事者。现在，斯大林却命令内务部去翻箱倒柜，找出过去那些交通事故的材料，择其最严重最可怕的，在第一次莫斯科审判中抛出来作为反对派成员搞破坏活动的恶果。
然而，站起来向国家交待有关制造交通惨案的罪行的人，并不是制造这些可怕事件的真正罪犯，而是老布尔什维克捷连斯基。在公诉人维辛斯访通过提问进行的暗示和怂恿下，捷连斯基还向法庭交待了自己如何与同伙一块破坏苏联的商业，销毁人民生活必需的粮食和用品的罪行。斯大林意识到，人民一直因长期挨饿而怨声载道，所以，他决定在长期缺乏生活必需品这个要害问题上大作文章，把自己对此应承担的责任推到反对派身。
捷连斯基在法庭上供认，他在担任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合会主任期间，多次制造事端，中断对居民的商品供应。由于他的破坏活动，国内各消费合作社的柜台上几乎见不到人民急需的砂糖、盐和烟叶。此外，他说自己还在商业系统推行不平等的商品分配制度，致使一些商店连起码的必需品也缺货，但另一些商店里的商品却堆积如山，变霉腐烂。最后，他又重弹老调：这一切，都是为了煽动人民对斯大林的不满。
但是，维辛斯基对这些谎言还不满足，他知道，斯大林想听到更加耸人听闻的揭发。
“你们的破坏活动，给食油供应造成了什么恶果呢？”维辛斯基以职业讹诈者所特有的无耻追问道。
一九二七年出生的一代孩子，几乎都不知道黄油是什么味道。从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五年，苏联的普通百姓只是在专供外宾的商店里才看见过黄油，而那里只使用黄金或外币。
一九三五年，长达六年的票证制度终于被废除，商店柜台里总算出现了黄油，但其价格之高，绝非老百姓所能问津。
因此，维辛斯基现在要叫捷连斯基承认，应该为老百姓的餐桌上看不见黄油负责的不是别人，而是反对派的领袖们。
“我想知道黄油的供应情况！”维辛斯基慷慨激昂地说道。“您刚才说了有关盐、砂糖的供应情况，承认你们从事破坏活动造成了商店短缺这些食品。那么，黄油呢？”
“我们不向农村出卖黄油，”捷连斯基答道。
“我没问您出卖什么，”维辛斯基粗暴地打断了对方的话。“我知道，你们出卖的，首先是祖国说吧，关于黄油的销售情况，您知道些什么？”
显然，维辛斯基预先并没就这个问题同被告们通过气，所以，捷连斯基怎么也弄不清楚公诉人需要他怎样作答，只好又重复一遍：
“我已经对您说过了，消费合作社不向农村出售黄油”
“我不是问您出售过什么，”维辛斯基再次打断对方。“您又不是商人，而是阴谋集团的成员！我再问一遍，有关黄油，您知道些什么？”
“什么也不知道，”捷连斯基仍然不明白检察长的意图。
这时，审判长乌尔利赫出面干涉，他要求捷连斯基回答实质问题，不得再顶撞公诉人。此后，捷连斯基再也没顶撞检察长，而是规规矩矩地承认，黄油短缺的责任，也该由反对派领袖来承担，甚至当维辛斯基问他阴谋分子是否往黄油里扔过铁钉或玻璃渣时，他也点头称是。
“对你们这个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您敢负责吗？”维辛斯基问。
“我敢。我敢为全部罪行负责。”
“为了割破我国人民的喉管和肠胃，故意往黄油中扔钉子和玻璃渣，对此，您也敢负责吗？”维辛斯基又强调了一遍。
“敢负责，”捷连斯基顺从地答道。
这类神话必须编造一大堆，才能使维辛斯基在起诉发言中充分证明斯大林所炮制的一个观点：
“在我们这个物产丰富的国家里，不会也不可能出现这种曾经出现过的食品短缺的状况。现在清楚了，为什么我国某个地区会在供应上运转不灵，为什么我们这个地大物博的国家会突然在食品上缺东少西。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这些叛徒！”
这些充当替罪羊的被告人都被判处了死刑。可是苏联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却没因此而有所提高，反而还下降了。
第二十六章 被利用的和被唾弃的
我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提到过，一九三七年一月，第二次莫斯科审判刚刚结束，斯大林就开始大规模清洗和消灭审判闹剧的所有知情人，上至内务部头头，下到一般工作人员。
大批老契卡被处死之后，其位置逐渐被叶若夫从中央带来的人所代替。但这些“接班人”对侦讯工作尚不太熟悉，而斯大林又还需要有经验的内务干部来帮他组织下一次审判——公审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等人。出于这种原因，他经过选择，决定暂时留下几个他所了解的内务部高级官员，其中包括列宁格勒内务分局局长列昂尼德·扎科夫斯基、劳改管理总局局长马特维·贝尔曼、边防部队管理局局长米哈伊尔·弗里诺夫斯基。此外，他还宽恕了莫斯科内务分局局长列坚斯，此人是他的连襟，娜捷日达·阿和卢耶娃的妹夫。
为了表明自己并未插手消灭契卡的恐怖行动，斯大林向这些人颁发了国家最高级别的勋章．并任命弗里诺夫斯基·扎科夫斯基和贝尔曼为内务部副人民委员，协助叶若夫工作。叶若夫也下达了相应的命令，要求在内务部里广泛宣传这三位副人民委员，让每个新来的工作人员都了解他们三人对祖国立下的功勋。在内务部党的会议上，这三个人也因为始终坚持对党中央的忠诚而倍受奖赏。
这三个人身上所发生的一切，很象一则神奇的童话故事。开始，当内务部其他领导人纷纷被捕之时，他们三人吓得魂飘魄散，整天战战兢兢地等待着自己的未日，却突然，云开雾散，魔术师的手居然把他们从必亡者的行列中拉出来，送上了权力的顶峰。
扎科夫斯基和弗里诺夫斯基的忠诚似乎最受信任，他们居然奉命去杀害自己昔日的战友。弗里诺夫斯基毒杀自己的忘年之交斯卢茨基，就是这种自相残杀的最有戏剧性的情节。
甚至连那些认为这三人被赦免纯系偶然的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之后，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判断有误。叶若夫的这三位新上任的副手，居然越来越显示出本身还有不少值得人们重视的才能。例如，过去的扎科斯基和弗里诺夫斯基，除了工作报告，从未写过什么东西。可现在，他俩居然受中央之托为党报写了一系列批判原反对派领袖的大作，还公开发出倡议，动员共青团员们起来同“党的敌人”作斗争。一九三七年七月的一份。《真理报》上，登出了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嘉奖今，授予扎科夫斯基列宁勋章，以表彰其“创造性地完成了国家的重要工作”。同年秋天，中央委员会又下令大量出版扎科夫斯基写的《谈托洛茨基一布哈林匪帮与间谍》一书，并建议全国各级党组织认真学习这本书的精神。
然而，一九三八年三月，经扎科夫斯基和弗里诺夫斯基竭尽全力准备的，同时有贝尔曼亦曾立下汗马功劳的第三次莫斯科审判宣告结束，他们三人也就成了斯大林不再需要的走狗。而且，这三个人知道的东西也太多了，其中包括娜捷日达·阿利卢耶娃之死，基洛夫遇刺，叶努启则和谢尔哥·奥尔忠尼启则的悲剧，甚至许多很早以前的，明仁斯基和亚果达时期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内务部的机密。扎科夫斯基和弗里诺夫斯基居然还了解到斯大林的另一重大秘密——杀害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红军其他将领的原因。总因言之，他们已经成为极其危险的证人。
但斯大林现在要除掉他们却又不能不有所顾忌，也就是说，不能象对其他人那样，随便宣布达三人是间谍或叛徒。要知道，他们都是不久前才作为“党的忠诚儿子”补进内务部领导层的，而且还大肆宣传过，说他们不同于原内务部其他那些头头，他们始终保持着对党的忠诚。所以，现在要打一发他们去见上帝，必须绕个圈子。于是，这三个人分别调到其他部门担任了不同的职务。其中，弗里诺夫斯基被任命为海军舰队的人民委员。但他们到职不久，就全部失踪了。
第二十七章 密友
从总人数上看，被斯大林整死的革命者，超过了被历代沙皇所屠杀的志士仁人。斯大林不仅彻底剪除了公开的和潜在的政敌，而且还消减了他们的拥护者。此外，为了不给自己的罪行留下活证人，他还把曾经忠实地执行过其犯罪指令的帮凶们一批接一批地打发到了另一个世界。斯大林甚至连自己在高加索时就结识了的老朋友也不肯放过，而原因只有一个—一他们太了解他的过去了。总之，斯大林在其漫长的血腥统治时期，杀掉了不计其数的人，但在其累累罪行之中，我最为震惊和不解的，则是阿维尔·叶努启则的惨死。
叶努启则与斯大林是少年时代的知心朋友。三十年代中期，叶努启则成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首脑，但此时的他，已经丧失了那些曾使他闻名全国的革命家的优秀品质，蜕变成一个典型的官僚，满足于奢侈的生活和巨大的权势。
有一次，我问叶努启则的秘书（他是我的老朋友），他的上司最喜欢什么。他回答说：
“啊，他呀，现在最喜欢同沙皇比生活，看自己哪一点还不如沙皇。”
说完这句话，我的朋友无可奈何地摆了摆手，眼里闪现出调皮的目光。见我疑惑不解，便又补充说，他的上司是个“最优秀的农夫”。
我始终弄不懂，斯大林与叶努启则之间深厚友谊的基础何在，要知道，他们是两个在各方面（甚至包括他们两个的外表和仪态）都格格不入的人。叶努启则是个典型的男子汉，身高体壮，头发浅灰，举止彬彬有礼，给人好感。他与斯大林集团中其他人的最大不同，就是官瘾很小。有件事我了解得非常清楚。那是一九二六年，斯大林打算把叶努启则弄进政治局，可这个精于仕途的阿维尔却说：“算啦，算啦，我反正不会撂担子。你最好还是将这把交椅给拉扎尔（即卡冈诺维奇）坐吧，他可是老早就想得到它啦！”
斯大林同意了。他知道用不着以小恩小惠去笼络阿维尔，对这个人可以绝对信赖，不需专门给以奖赏。据我所知，从那以后，即使政治局内有了空额，斯大林也没再出现让叶努启则补位的想法，而是把这空额用作最迷人的诱饵，收买其他的觊觎者。
现在，当我对叶努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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