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肃反秘史-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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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就把他的骨灰盒砌在古老的克里姆林宫的宫墙里。级别较低的官员的骨灰，则长眠在殡仪馆的墙壁里。阿利卢耶娃作为伟大领袖的妻子，当然应该是在克里姆林宫宫墙里得到一处壁龛。　

　　然而，斯大林却反对火葬。他命令亚果达操办隆重的出殡仪式，将死者安葬在古时特权享有者的新处女修道院的墓地里。那是古代皇族的陵园，安葬过彼得大帝的第一个妻子，他的姊姊索菲亚，以及很多俄罗斯贵旅的代表人物。　

　　斯大林要求跟随出殡灵车走完从红场到修道院的全程，也就显说，要走近七公里。这使亚果达大吃一惊，暗自惴惴不安。二十多年来一直负责“主人”人身安全的亚果达知道，“主人”历来都极力避免冒风险。虽然周围卫队如林，但为了自身安全得到更可靠的保障．斯大林总是要想出一些新措施，有时甚至到了令人发笑的地步。在大权独揽之后，他就一次也不曾冒过在莫斯科街上走一走的风险。当他打算去参观某座新建成的工厂时，他就会下命令让工人们放假，并在整个厂区布上军队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工作人员。亚果达还知道，即使在克里姆林宫内，斯大林从自己的住宅走到办公室的途中，如果意外地遇上个克里姆林宫的职员，保克尔就必然会遭到一顿臭骂，虽然克里姆林宫的全部工作人员都是共产党员，而且经过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反复审查和甄别。所以，一听斯大林说要随同灵车在莫斯科街头徒步而行，亚果达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有关阿利卢耶娃将埋葬在新处女公墓的新闻，直到出殡前一天才公布。莫斯科市中区的很多街道都很狭窄，弯曲，而且谁都知道，送殡队伍行进缓慢。如果有刺客从窗口认出斯大林，并从高处扔下炸弹，或用手枪甚至步枪向他射击，那可怎么办？葬礼的准备工作，亚果达在一天中要向斯大林呈很好几次，他每次都试图劝斯大林不要冒险，想说服他在最后一刻直接坐车去公墓。却都未能奏效。斯大林可能是决心向人民表示一下他对妻子的爱，并以此粉碎那些对他不利的传闻。但他也可能是受到了良心的谴责——不管怎么说，是他造成了自己孩子的母亲的死亡。　

　　亚果达和保克尔不得不动员起莫斯科的全部民警，并把成千契卡人员从别的城市紧急召到莫斯科。送殡行列要经过的每幢楼房都派去了城防部队。他们的任务是将住户全都赶到不临街的房间里，并禁止他们从那里出来。临街的每扇窗口旁，每座阳台上，都站立着哨兵。街道两侧布满了由民警、契卡、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士兵、动员来的共产党员组成的“老百姓”。整个行进路线的街道两侧，从清晨就禁止通行，清除了行人。　

　　终于，十一月十一日下午三时，送殡队伍在骑警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部队的护送下，从红场出发了。斯大林确实跟在灵车后面，由其他的“领袖们”和他们的夫人簇拥着。看来，为了斯大林免遭任何暗算，确实采取了一切可能采用的措施。然而，他的勇气并没保持多久。十多分钟后，刚走到途中要经过的第一个广场时，他同保克尔两人就离开行列，钻进了等候他的汽车。于是，一支车队簇拥着斯大林的汽车，飞快地绕道驰向新处女修道院。斯大林在那里等来了出殡的队伍。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当阿和卢耶娃嫁给斯大林时，她弟弟巴维尔·阿利卢耶夫也一块住进了斯大林的公寓。婚后头几年，斯大林十分宠爱娇妻，对她兄弟也象对家里人一样。在斯大林家中，巴维尔认识了很多布尔什维克，当时他们都还不怎么显赫，但后来都担任了国家要职。克利姆·伏罗希洛夫就是其中之一，他后来成了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待巴维尔很不错，经常带着他去参观部队演习和空降兵检阅。显然，他希望激起巴维尔对军人职业的兴趣，但巴维尔却更愿意从事某种安静点儿的工作，想当一名工程师。　

　　我第一次遇见巴维尔·阿利卢耶夫，是一九二九年初，在柏林。当时，伏罗希罗洛夫让他参加了苏联商业代表团，来柏林检查苏联国防部向德国订购的空军装备的质量。巴维尔·阿利卢耶夫当时已经结婚，并有了两个孩子。他妻子在外贸部门工作，是位东正教神父的女儿。阿利卢耶夫则是个工程师，并是基层党组织的一名普通党员。在苏联驻柏林的庞大的使团中，除了个别领导，谁也不知道阿利卢耶夫是斯大林的亲戚。　

　　作为国家检查机关的工作人员，我的任务是监视商业部门的一切进出口业务，包括在德国的秘密军事定货。因此，巴维尔·阿利卢耶夫在工作上属于我管，我和他一起共事了近两年时间。　

　　我记得，当他第一次走进我办公室时，他和他姐姐在相貌上的酷似使我感到无比惊讶——也有一张线条匀称的脸，一双东方人的，郁郁寡欢的眼睛。当时我就确信，他的性格与他姐姐一定十分相似——正派、真诚和极其谦虚。我想着重指出的是，他还有一个为其他苏联官员所少有的优点：如果对手赤手空拳，他就决不会使用武器。作为斯大林的内弟和伏罗希洛夫的朋友，他无疑是个很有影响的人。但是，如果代表团里那些不知他底细的职员出于往上爬的动机或者纯粹出于品质不好而诽谤他的时候，他也从来不向他们炫耀自己的身份和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我记得，阿利卢耶夫手下有位工程师，参加审查和接收德国厂家制造的飞机发动机。有一次，他向代表团领导打了份小报告，说阿利卢耶夫与几位德国工程师的交往令人生疑，还说他屈服于德国工程师的影响，在检查运回苏联的飞机发动机时，马虎潦草，不认真负责。告密者认为有必要加上一条：阿利卢耶夫还看过白俄侨民办的报纸。　

　　商业代表团领导把小报告交给了阿利卢耶夫，同时表示要把造谣中伤者送回莫斯科，开除出党，并从外贸部门除名。阿利卢耶夫却请求别这样做。他说，那个人对发动机很内行，工作也非常认真。除此以外，阿利卢耶夫还答应要同那人单独谈谈，劝他今后不要再诬陷他人。由此可见，阿利卢耶夫是位品德十分高尚，不愿向弱者报复的人。　

　　在两年的共事中，我们谈过很多事情，唯独对斯大林谈得很少。这主要是因为我那时对斯大林已经不那么感兴趣了。我所知道的一切已足以使我打心眼里厌恶这个人了。再说，关于他，巴维尔又能说出些什么新情况呢？他有次对我说，斯大林喝醉了酒以后，往往会高唱宗教赞美歌。另外有一次，我从巴维尔那里听到这样一件事；有一天，在索奇的别墅，斯大林扭曲着愤怒的面孔走出餐厅，把餐刀往地板上一扔，高声叫喊道：“即使在监狱里，给我的刀也要锋利得多！”　

　　一九三一年，我被调回莫斯科工作，与阿利卢耶夫分了手。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几乎没再见过面：有时，我在莫斯科，他在国外；有时则相反。　

　　一九三六年，他被任命为装甲兵部队政治部主任，顶头上司是伏罗希洛夫、红军政治部主任加马尔尼克和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读者已经知道，就在第二年，斯大林控告图恰切夫斯基和加马尔尼克犯有叛国罪和密谋颠覆政府罪，并把他们枪毙了。　

　　一九三七年一月底，我在西班牙收到阿利卢耶夫的一封热情的来信。他祝贺我荣获苏联最高荣誉——列宁勋章。但信尾有几句附言，内容非常奇怪。巴维尔写道，他愿意再次和我一块工作，还表示，如果我能主动地请求莫斯科，委派他来西班牙，他将随时准备动身。我不明白，为什么偏偏要我来提出这个申请，要知道，要办成此事，巴维尔只需把自己这一愿望告诉伏罗希洛夫就足够了。经过反复推敲，我认定阿利卢耶夫写这一附言完全是出于礼貌，他提出希望重新和我共事，是想从此再次表达他对我的好感和友情。　

　　这一年的秋天，我出差去巴黎。我决定去看看那里的一个国际展览会，包括里面的苏联陈列室。在陈列室里，忽然有人从后面抱住了我的肩头。我转身一看，是巴维尔·阿利卢耶夫，他正向着我笑呢。　

　　“你来这里干什么？”我惊喜地问。当然，我说的“这里”不是指展览会，而是泛指巴黎。　

　　“他们派我来展览会工作。”巴维尔搬着嘴冷笑着回答，并说了自己在苏联陈列室里担任的无足轻重的职务。　

　　我认定他是在开玩笑。我根本不相信，昨日的红军部队政治部主任，怎么会被派来担任这种无足轻重的，我国驻巴黎商务代办处任何一个非党群众都可以充任的职务？况且，这种事发生在斯大林的亲戚身上，就更不可估了。　

　　当天晚上我有事：内务部驻法国情报站站长和副站长邀请我去一家豪华饭店吃晚饭，地点在圣米歇尔广场附近，塞纳河左岸。　

　　我不在意地随手在一张纸片上写下饭店地址，叫人交给巴维尔，请他一起去赴宴。　

　　在饭店里，我惊奇地发现，无论是情报站站长还是他的助手，都显示出不认识巴维尔的样子。我给他们互相做了介绍。吃过饭，巴维尔离开了几分钟。趁他不在场的机会，情报站站长俯身凑近我耳边，低声说：“如果我知道您要请他来，我会预先通知您我们持有叶若夫有关监视他的命令。”　

　　我顿时惊得目瞪口呆了。　

　　我同巴维尔一起走出饭店，沿着塞纳河堤岸漫步。我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怎么会打发他到展览会来工作。“非常简单，”他苦痛地回答，“他需要把我打发走，离莫斯科越远越好。”他打住话头，审慎地瞧着我问：“怎么，我的事你一点也没听说？”　

　　我们转进一条侧巷，在拐角处一片小咖啡馆的桌旁坐了下来。　

　　“最近这几年，有了很大的变故”阿利卢耶夫开口说道。　

　　我沉默地等待着他后面的话。　

　　“你，应该知道，我姐姐是怎么死的”他不再作声了，显得有些犹豫。　

　　我点点头，等待他继续说下去。　

　　“哎，从那时候起，他就不再理我了。”　

　　有一次，阿利卢耶夫象往常一样去斯大林的别墅。值班的门卫走过来，告诉他：“有命令，任何人不得入内。”第二天，巴维尔给克里姆林宫打了个电话。斯大林与他讲话的语气跟平常一样，并邀请他在本星期六去别墅。巴维尔按时去了，却看见别墅正在改建，斯大林不在那里不久，巴维尔因公出差，离开了莫斯科。几个月后，当他回来时，保克尔的一名部下来找他，收去了他出入克里姆林宫的通行证，说是要办理延长证件有效期的手续。通行证后来就再也没有还给他。　

　　“我很清楚，”巴维尔说，“亚果达和保克尔给他进过馋言，娜捷日达出事之后，最好让我离他远一点。”　

　　“他们究竟在想些什么！”他突然发怒道，“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刺客吗？这些混蛋！居然还监视我！”　

　　我们谈了大半夜，分手时天已破晓。我们约好隔两天再见。但我突然被紧急召回西班牙，从此就再也没能同他见过面了。　

　　我意识到，阿利卢耶夫正面临着极大的危险。这一天迟早会到来，因为斯大林绝不会长期容忍一个被他逼死了姐姐的仇敌在离他不远的莫斯科街头徘徊。　

　　一九三九年的一天，我路过一处售报事时（这时我已到了美国），看到了一份苏联报纸。（不是《消息报》就是《真理报》）。我买下报纸，站在街上就看了起来。突然，一篇框有黑边的文章跳入我的眼帘。这是篇悼念巴维尔·阿利卢耶夫的文章。不等看内容，我就想到：“他把他也断送了！”追悼文章“无比悲痛地”宣布，红军装甲兵政治委员阿利卢耶夫“在执行任务中”不幸身亡。文章下面署有伏罗希洛夫和几位军方领导人的名字，但没有斯大林的名字。就象对娜捷日达·阿利卢耶娃一样，当局在这篇讣告中也小心翼翼地回避了详细情节　
　
　
第二十八章　维辛斯基　


　　由于不了解莫斯科审判的内幕，世界舆论几乎都认为，检察长维辛斯基也是这些闹剧的主要导演之一。还认为，这个人对被告人的命运产生过极其重大的影响。出现这种看法也不足为奇，要知道，这些审判的真正组织者（亚果达、叶若夫、莫尔恰诺尔、阿格拉诺夫、扎科夫斯基等人）始终都躲在幕后，而正是维辛斯基被官方推出来作为总起诉人；出现于“公开的”法庭审判之中。　

　　读者肯定会感到奇怪，如果我说出，维辛斯基自己也曾绞尽脑计地试图猜透：内务部究竟用了什么特殊手段，居然能成功地击溃和摧毁那些著名的列宁主义者地意志，并迫使他们自己诽谤自己。　

　　有一点线辛斯基是清楚的。被告人都是无罪的、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检察长，他看出来，他们的口供得不到任何客观罪证的证明。此外，内务部领导认为，有必要对维辛斯基摊开某几张牌，并向他指明那些他应该在法庭上尽量回避的危险地方。　

　　这就是维辛斯基所了解的一切。侦讯中的核心秘密是不允许让他知道的。任何一个内务部领导人都无权向他透露斯大林的指令、审讯方式、折磨每个被捕者的刑讯手段或者斯大林同主要被告人进行的谈判。维辛斯基不仅影响不了被告人的命运，他甚至连预先对每个被告人准备好的判决书内容都不清楚。　

　　一位世界知名的美国女记者，曾因一篇文章把国外很多人都弄糊涂了。这位夫人把维辛斯基写成了一个怪物，说他居然将自己过去的朋友——加米涅夫、布哈林等很多人送进了地狱。其实，他们从来就不是维辛斯基的朋友。无论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还是在国内战争时期，他们都是对立的。一九二0　年以前，维辛斯基一直是个孟什维克。我认为，很多老布尔什维克大概是三十年代初，维辛斯基被任命为总检察长时才第一次听说这个姓。而他们亲眼看见这个人的时间不会早于一九三五年，当时，他们已被押上军事法庭，被控参与了刺杀基洛夫。　

　　对待维辛斯基，内务部领导不仅是不信任更有股傲气，就象斯大林手下那些兜里揣着党票、有权有势的官僚对待反党的人士的态度一样。甚至在训示他应该如何小心谨慎地对待那些没有把握的指控。他们对他也从不开诚布公。　

　　维辛斯基有理由憎恨这些目空一切的主宰。他明白，他不得不在法庭上千方百计地随机应变、以弥补他们的拙劣工作，不得不用自己的辩才去推动每桩案件中那些愚蠢的牵强附会。他还知道：如果这些偷天换日的勾当在法庭上有所暴露，刽子手们就会拿他去做替罪羊，至少也会给他扣上一顶“企囹暗中破坏”的帽子。　

　　内务部头头们也有理由讨厌维辛斯基。首先，他们蔑视他过去曾是“机关”的囚犯：在“机关”的档案中，一直保存着他过去因从事反苏维埃活动而被指控过的材料。其次，他们对他妒嫉得要命——注视着这些轰动一时的审判过程的世界，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了他的身上，而他们这些创造惊人闹剧的真正作者，却命中注定只能躲在幕后。要知道，是他们用所谓“无中生有”之法，搞出了骇人听闻的阴谋，是他们付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代价和努力，去摧毁和驯服了每一个被告人。　

　　作为一个曾在卢比扬克大楼中呆过的囚犯，维辛斯基既害怕这幢大楼，又害怕在这楼里工作的人。虽然在苏联的干部等级中，他的地位已高过象内务部秘密政工局局长莫尔恰诺夫这样的人物，但他第一次接到通知会见莫尔恰诺夫时，脸上却不得不一直挂着卑微的微笑。至于亚果达，他给维辛斯基的全部赏赐，就是在筹备第一次莫斯科审判期间召见过他一次。　

　　对内务部所下的任务，维辛斯基执行起来格外卖力。在三次公审的整个期间，他始终都保持着高度警惕，时刻准备反击被告人做出的关于他们无罪的任何一点那怕是最隐晦的暗示。利用被告人的支持（他们相互间就好象在进行自我抵毁的竞赛），维辛斯基使出了浑身解数，为的是向全世界表明：被告们的罪行已全部得到证明，不存在任何可疑之处。在起诉发言中，他总是不失时机地把“伟大的领袖和导师”吹得天花乱坠，同时又无一例外地要求判处全体被告人死刑。　

　　他本人则渴望着活下去，这就是他如此卖命的首要原　

　　（此处缺四页）　

　　自传，并在上面注明了两个作为证明人的党员名字。维辛斯基也交上了自己的履历，其中写明，他在沙俄时代曾因参加罢工蹲过一年监狱。　

　　区党委把我们一个一个地叫去，提出一些问题，然后归还早先收去的党证。对于最高法院的老布尔什维克们来说，这一程序不会出现任何麻烦，实际上甚至就没有向他们提出什么问题。这一切只不过是与在监委工作的老同志的一次短暂的会面。我们几个比较年青的同志在接受审查后没急着离开，留了下来，想等审查全部结束后大家一块走。轮到维辛斯基，对他来讲，这可是一次严厉的考验，因为上一次，即一九二一年清党时，他被开除了，经过一年的苦苦要求才恢复了党籍。　

　　过了半个钟头，又过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又是半个钟头，维辛斯基始终没见出来。有人已经等累了，走了。最后，线辛斯基终于窜了出来，神色惊慌，满睑通红。原来，委员会没有把党证还给他。这意味着被开除出党。维辛斯基没告诉我们，在这三个多小时内，那紧闭的房门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躲到接待室最远的角落里，惶惶不安地转来转去。　

　　出大门的时候，维辛斯基赶上我们。他愤愤不平地高声说：　

　　“岂有此理！这是侮辱人！我不会就此罢休。我要去党中央，把自己的党证扔到他们脸上！”　

　　不知他准备怎样去扔他那已被收去的党证。我们劝他别干蠢事，最好去同克雷连科或索尔茨谈一谈。索尔茨是最高法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中央监委领导，负责主持全国的清党。　

　　当我们已经走过好几个街区的时候，突然听见身后传来急促的脚走声。这是维辛斯基，他又赶上了我们。调节好呼吸之后，他强烈地请求我们不要把刚才他那句有关党中央的话转告给任何人。我们答应了。　

　　第二天，年轻的女秘书大惊失色地跑进会议厅来说，维辛斯基正在索尔茨的办公室里歇斯底里地号啕大哭。吓得老头赶紧从办公室里跑出来为他倒开水。　

　　还在上个世纪末，阿朗·索尔茨就已成为一名革命者。虽然他遭受过无数次逮捕，在沙俄监狱和流放地中度过了很多年，但他的心并没因此而变得冷酷无情。他始终是一个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的人。　

　　作为一名党员，索尔茨必须在自己的行动中坚定不移地坚持“政治需要”的原则。斯大林的政治局总是用这一原则来证明自己的一切行为都是正确的。但是，索尔茨到老也没学会对不公正现象置之不理。只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迫于无人可以幸免的恐怖浪潮的压力，他才不得不重复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诬告。但最后他毕竟有勇气当面对斯大林说出了真理，而这一行动导致了他的死亡。　

　　索尔茨的朋友们把他称作“党的良心”，这部分是因为他领导着中央监察委员会这个党的全国最高法庭。有几年，党交给我的任务之一，是向这个委员会报告有关被立案侦查的党员的情况。索尔茨对待此类案件表现出富有人情味的和非官僚主义的态度，常常令我钦佩不已。　

　　正是这样，由于索尔茨的善良和同情心救了维辛斯基。他把这个问题提到中央委员会进行了讨论。在这以后，维辛斯基的党证才得以归还。几天以后，索尔茨顺路走进我们的“会议室”。正好遇上我们在里面喝茶。看见索尔茨。他的老朋友加尔金立即责备他不该去说这个情。索尔茨抱歉地笑着说：“您能要求他些什么呢？一位同志，工作努力给他个表现的机会吧。布尔什维克不是天生的，布尔什维克是逐渐成长起来的。如果他有负信任——我们随时都可以开除他。”　

　　由于各方面向上诉审委员会提出的上诉越来越多，我忙得几乎参加不了司法委员会的例会。可有一次我抽空去了，正好看见维辛斯基在做报告，名为“政治案件中的起诉”。不能否认，他的报告很有逻辑性，而且，他能很好地驾驭俄语，善于利用演说技巧。执行主席索尔茨高兴地点着头，毫不掩饰自己的赞赏。　

　　当时，我并不喜欢维辛斯基那种过份夸张的表演和激情。但总的来讲，有一点我清楚：这是一个能力极强，训练有素的天才检察官。我甚至开始认为，我们这些党员对维辛斯基太不公正，并希望大家将来能改变对他的态度。　

　　然而不久就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情不大，却具有代表性，能充分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