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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国学大师及其时代:狂人刘文典-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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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胡适关于〃整理国故〃的新思考，豁然打开了刘文典的学术视野。
忍不住偷吃荤腥
大约从1920年年初开始，刘文典将治学方向定位于古籍校勘上。
这是他经过慎重考虑做出的决定。尽管自己很年轻就进了北大，当上了预科教授，并且一直积极参与学校事务，但在很多大儒名家的眼里，刘文典最大的本事只不过是会作写骈体文罢了，〃我之做过校勘的功夫，素来无人晓得〃。
据刘文典的学生吴进仁说，让刘文典决意从事古籍校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想尽快在北大新旧两派人物面前证明自己。刘文典对于〃北大怪杰〃辜鸿铭的嘲弄，一直记忆犹新。
辜鸿铭的鄙夷撞击着刘文典年轻的自尊心。而刘文典后来在北大逐渐衍生的〃怀才不遇〃的情绪，更坚定了他想尽快〃出名〃的决心。1921年，他给胡适写信，诉说这种内心的愤懑：〃典在北大里，也算是背时极了，不如典的，来在典后两年的，都是最高级俸。照章程上的规定的，授课时间之多少，教授的成绩，著述及发明，在社会上声望等四个条件，除末一条外，前三条似乎都不比那班先生差多少，然而整整五年，总是最低的俸。钱的多寡原不算什么，面子上却令人有些难堪，所以典实在不想干了，只要别处有饭可啖，这个受罪而又背时的Professor（教授），典弃之无异敝屣。〃
第7节：朋友胡适之（4）
〃弃之无异敝屣〃，当然只是一时的气话。那时候，他拿五级教授的薪水，每月两百银元，相当于今人民币一万两千元。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这应该说都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可一旦看到与自己同时进校，甚至晚些进校的同事都已经拿得比自己高，刘文典的心里难免有些情绪，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是'不出名'的人的苦处〃。
要证明自己，就要拿出〃硬功夫〃。刘文典对于翻译一直有很浓的兴趣，但在大学里，翻译又算不上厚重学问。四方环顾，刘文典决定〃从有代表性的文献着手，沉下去，认认真真地校好一部书，再校与此书有关联的若干部书，从而上下联贯，左右横通〃3。经过比较，他选定秦汉诸子作为校勘研究的主攻方向，而且一出手就是比较难弄的《淮南子》。
刘文典的这一计划得到了胡适的鼎力支持。1923年胡适特意拟订了〃整理国故计划〃，初步选定的人中有马幼渔、刘文典、沈尹默、沈兼士等，开出三十六种整理书目，并将各书的整理工作落实到人。刘文典计划整理的《淮南子》被胡适列为北大〃国故丛书〃的第一种，并承诺为其作序，可见其重视程度。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是西汉初年淮南王刘安集合门客编撰的一部哲学著作。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淮南子》内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近现代只流传内二十一篇。全书体系比较庞杂，糅杂了儒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等的思想，主要倾向于道家，突出〃道〃和〃气〃。由于汉代中期〃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这本书几乎被丢进了废纸篓内，无人问津。到了近代，该书已是文意变迁、传写讹夺，成了一部〃比先秦诸子还要难弄〃的〃硬骨头〃。其间虽有清代王念孙、俞樾、孙诒让、陶方琦等学者先后整理，但正如胡适所说，〃然诸家所记，多散见杂记中，学者罕得遍读；其有单行之本，亦皆仅举断句，不载全文，殊不便于初学〃。而在当时最流行的本子，竟还是一百五十年前清朝学者庄逵吉校注的。
从一开始，刘文典就意识到〃整理国故〃要拓宽视野，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一味考证，而要在综合各种版本的基础上进行〃集解〃，〃注重丛书的意旨、内容、写法的分析，从文意、文法、字词的比较中去判断是非优劣〃。刘文典本来就是个〃版本癖〃，在市面上遇到古籍的好版本，总是不惜重金购买。校勘《淮南子》之初，既要购买体现前人梳理校注水平的各种善本，又要购买保存了大量散佚残缺文章的类书，还要雇人抄写，实在花费不小，〃曾经和梦麟先生商量，在学校里借了两回钱，一次二百，一次四百〃，相当于他三个月的薪水。
由于曾受到国学大师刘师培、章太炎等严格的学术训练，刘文典对于校勘之学的严谨态度十分看重，没有一分甚至几分证据，决不敢轻易下结论。他平时在课堂上常跟学生说，〃每部古籍，都有一个传抄、刊印的过程，长的几千年，短的数十年，错误实在难于避免。托名伪作的、篡改古籍的不乏其人。看不出问题，真伪不分，曲为解说，就要谬种流传，贻笑大方。搞校勘，须精通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要有广博的文化、历史、名物制度的知识，版本、目录之学也得认真研究〃4 。
做《淮南子》校勘，刘文典就是抱着这种不敢〃贻笑大方〃的心态去进行的。这一切，胡适都看在了眼里，他后来在为这本书所写的序言里说，〃叔雅初从事此书，遍取《书钞》、《治要》、《御览》及《文选注》诸书，凡引及《淮南子》原文或许（许慎）、高（高诱）旧注者，一字一句，皆采辑无遗。辑成之后，则熟读之，皆使成诵；然后其原书，一一注出其所自出，然后比较其文字之异同。其无异文者，则舍之；其文异者，或订其得失，或存而不论；其可推知为许慎注者，则明言之；其疑不能明者，亦存之以俟考。计《御览》一书，已逾千条；《文选注》中，亦五六百条。其功力之坚苦如此，宜其成就独多也〃。可以说，这是对刘文典校勘《淮南子》时研究状态的执中之论。
第8节：朋友胡适之（5）
校勘《淮南子》，免不了要查阅《道藏》典籍。《道藏》是道教经典、论述、符篆、科仪、法术和文献（包括山志、纪传、图谱等）的总汇，凡是与道教有关的，都有可能被收入。庄逵吉校注的本子就以前人整理过的《道藏》本为底本。刘文典打听到，北京最大的道教庙宇……白云观里珍藏有明朝正统年间刊印的一部《道藏》，共五千三百五十卷，是研究道教的珍贵文献。于是，他通过朋友的帮忙，住进了白云观。
校书的日子是枯燥且清苦的。刘文典一向主张，校勘古籍不可凭孤证下结论，两证可以立议，三证方可定论。在一封给胡适的信中，刘文典吐露了自己点校《淮南子》的惴惴情怀：〃弟目睹刘绩、庄逵吉辈被王念孙父子骂得太苦，心里十分恐惧，生怕脱去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删；多出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增；错了一字，后人说我是妄改，不说手民弄错而说我之不学，所以非自校不能放心，将来身后虚名，全系于今日之校对也。〃
正因为抱着这种态度，刘文典在白云观一待就是几个月，足不出户，潜心翻检《道藏》，偶有〃惊喜〃。经常是茶饭不思、寝食难安，以致得了很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养息了半年才渐渐好转。据说，在白云观期间，由于日子实在太清苦，有一次刘文典忍不住了，趁着道士们不注意，偷吃了点荤腥，结果被〃逮〃住了，闹了个大红脸。
这可能只是个笑谈，但却透显出大学者们〃坐得板凳十年冷〃的辛酸。
胡适版〃明星制造〃
高举〃整理国故〃大旗的胡适，一直在静静观望着刘文典的努力。他预感到，这将是国学领域的一颗〃新星〃。作为旗手，他有责任伸出援手，为这位〃未来之星〃指引方向。
事实证明，没有胡适，就不可能有刘文典的一举成名。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胡适不遗余力的支持，刘文典即便最终能够在国学界树立声名，恐怕也得延迟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
刘文典写出了《淮南鸿烈集解》，胡适当然是第一读者。1921年9月24日，胡适在日记里写道：〃刘叔雅（文典）近来费了一年多的工夫，把《淮南子》整理了一遍，做成《淮南鸿烈集解》一部大书。今天他带来给我看，我略翻几处，即知他确然费了一番很严密的功夫。〃在同一天的日记里，他甚至不吝笔墨地夸赞道：〃北大国文部能拿起笔来作文的人甚少，以我所知，只有叔雅与玄同两人罢了。叔雅性最懒，不意他竟能发愤下此死功夫，作此一部可以不朽之作！〃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正是在这一天，因胡适的推荐看到了刘文典的这部书稿，因此考虑出版。
尽管在校勘《淮南子》之前，刘文典已经翻译出版过《进化与人生》、《生命之不可思议》等著作，但他毕竟只是个〃学界新人〃，出版界对于他基本上是不怎么买账的。因而从一开始，胡适就充当了刘文典的〃经纪人〃，全权代表刘文典与出版社进行谈判、洽商。刘文典就多次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淮南子》事，既然你这样说，典无有不依〃。
非常耐人寻味的是，在目前可查的刘文典写给胡适的四十余封书信里，有大量书信都紧紧围绕一个主题：让胡适帮助他与出版社就稿酬讨价还价，或者干脆是直接找胡适借钱。可以说，刘文典对胡适的信赖，是全方位的。
1921年10月16日，刘文典因为校勘《淮南子》购买类书、雇人抄写等用途找学校借了六百元钱，到了快要偿还的时候了，可他的书还未正式出版，兜里没有分文。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给胡适写信，请他找商务印书馆的大老板张元济（号菊生）说情：〃两三个月薪水一扣，典年内就无以为生了。典想拙作将来销路总不会十分错的，借重你的面子，和张菊生先生商量，垫几百元，总该可望办到。拙作比起平常的书来，费的心血也多些，将来定价也要贵些，并且价值比较的永远些，无论多少年后都可以有销路，究非那些风行'一时'的书可比。先垫一笔款，早迟准可以捞得回来的，典想只要请你和张菊生先生一说，典目下这个围就可以解了。你对于典的事素来肯帮忙，这件事必定可以答应我的。〃
第9节：朋友胡适之（6）
过了几天，刘文典再次为稿酬垫资的事情给胡适写信：〃典因此又起了一个奢望，看起来好像近于'无餍之求'，其实和原议相差也不远。就是《淮南子》的垫款六百，加上《印度思想史》的二百，共计有八百元，如果拿二百，就可以凑成一千整数了。〃从刘文典后来写给胡适的信件中看，胡适果然十分热心地为他与商务印书馆进行了交涉。当年12月初，刘文典收到了商务印书馆预支的稿费支票。
到了后来，由于刘文典未能及时将最后几章校完，商务印书馆始终不肯将剩下的五十元稿费付给他。而北大也一直未能如期发放薪水，刘文典的生活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只得再度求助于胡适，〃弟之经济状况已濒绝境，务请你即刻替弟和他交涉一下（打一个电话即成了），我向他开口，实在有些不好，请你援救我一下罢〃。
除了充当〃经纪人〃与商务印书馆周旋外，胡适还逢人说项，毫不吝啬地夸赞刘文典的校勘功力。这让刘文典感到了莫大的鼓舞与温暖。1920年年初，在他刚刚决定进行校勘《淮南子》的时候，许多人听了，不由冷笑，认为这是他异想天开。现在看到胡适如此热情、如此肯定，那些曾经嘲笑刘文典的人〃也热笑着问长问短了〃。
在刘文典的委托下，胡适还专门将他已经校勘好的《淮南子》部分篇章，送给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审阅。这其实也是让蔡先生〃重读〃刘文典，消弭刘文典〃不出名〃的尴尬。
1923年2月2日，就在《淮南子集解》（后定名《淮南鸿烈集解》）即将付印之际，刘文典又向胡适提出了新的要求：〃拙著《淮南子集解》已经全部完成，许多学生们都急于要想看看，盼望早一天出版。现在就因为等你那篇序，不能付印，总要请你从速才好。至于文体，似乎以文言为宜，古色古香的书上，配上一篇白话的序，好比是身上穿了深衣，头上戴着西式帽子似的。典想平易的文言和白话也差不多啊，如果你一定不肯做文言，也只得就是白话罢。〃
自从新文化运动以来，胡适就几乎已经不再用文言文写文章了。刘文典的这个要求，未免有点强人所难。但胡适毕竟是胡适，他略作思考，最终爽然答应了刘文典的要求，〃破天荒〃地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文言文序言，为《淮南鸿烈集解》擎旗开路。
细读这篇序文，就可以发现胡适的良苦用心。这绝不是一篇随随便便敷衍朋友的〃客套文章〃，而更像是一篇气势磅礴、论证全面的学术论文。他要让这篇序文常留于中国文学史上，这样自然就让〃刘文典〃这个年轻的名字永远留在了文学史上。
在这篇文章里，胡适将尽可能的溢美之词送给了这位与自己同龄，但亟须掌声的北大新派教授。他说，〃今日坊间所行，犹是百五十年前之庄逵吉本，而王、俞诸君勤苦所得，乃不得供多数学人之享用；然则叔雅《集解》之作，岂非今日治国学之先务哉？〃
对于刘文典〃集解〃《淮南子》的〃精严有法〃，胡适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凡其所自得有与前人合者，皆归功于前人；其有足为诸家佐证，或匡纠其过误者，则先举诸家而以己所得新佐证附焉。至其所自立说，则仅列其证据充足、无可复疑者。往往有新义，卒以佐证不备而终弃之，友朋或争之，叔雅终不愿也。〃总而言之，在胡适看来，刘文典这本《淮南鸿烈集解》的价值，〃读者自能辨其用力之久而勤与方法之严而慎〃，是足以在国学界博得相当声名的。
第10节：朋友胡适之（7）
这样的评价，对于一个学界新人来说，未免有些〃拔高〃。1924年1月1日，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写了篇《读刘叔雅〈淮南鸿烈集解〉》，对刘文典的校勘提出一些补充和完善。十几天后，学界在安徽会馆公开举行戴东原（戴震）诞辰二百年纪念会，杨树达应邀到会，〃余初坐东厢听讲，适之见余，邀往演台，并于彼之作序赞刘叔雅《淮南》书有所辩解，盖见余评刘文字也〃。辩解归辩解，胡适依然觉得，给予学术新人一些必要的奖掖，并不是什么坏事。
1923年3月，正值学术界〃开书目热〃，胡适应《清华周刊》胡敦元等人的邀请，开出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在〃思想史〃部分毫不犹豫地就将尚在印刷之中的《淮南鸿烈集解》写了进去，并且〃加圈〃重点推荐。
不出胡适的意料，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刚刚走上书市，就引发了〃明星效应〃。就连明确表态〃不赞成〃胡适所开国学书目的国学大师梁启超，在自己为《清华周刊》重新开列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竟也英雄所见略同地推介了刘文典的这本新书，〃《淮南子》，此为秦汉间道家言荟萃之书，宜稍精读，注释书闻有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颇好〃。
鲁迅一向〃主张年青人少读中国书的，或者干脆不读〃，但在听说刘文典的新书正式出版后，也特意跑去买了一套。1924年2月2日的《鲁迅日记》就记载，〃往商务印书馆买《淮南鸿烈集解》一部六册，三元〃。
《淮南鸿烈集解》的确有过人之处。它博采庄逵吉、王念孙、陶方琦、俞樾等众家校注《淮南子》之长，综合宋本、刘绩本、《道藏》本、庄逵吉本、尤本、俗本等优劣，重内证，辨真伪，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对《淮南子》作了校勘与评述，成为近现代学术史上《淮南子》研究的代表性作品。
伴随着《淮南鸿烈集解》的出版，刘文典声名大振，一举成名。胡适在后来的代表性作品《中国思想史长编》里，再次不吝笔墨地夸赞了这本书：〃近年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收罗清代学者的校著最完备，为最方便实用的本子。〃周作人后来评价说，〃他实是一个国学大家，他的《淮南鸿烈集解》的著书出版已经好久，不知道随后有甚么新著，但就是那一部书也足够显示他的学力而有余了〃。
刘文典本人对于这本〃成名作〃也异常看重。《淮南鸿烈集解》出版后，十年间曾三度重印。但是，刘文典并未因此而停歇，继续完善努力。在平常的读书、教学过程中，凡遇到与《淮南子》有关的新材料或新思考，总要记录下来。这些成果在他后来著作的《三余札记》、《宣南杂志》里均有所体现。1948年春天，正在云南大学任教的刘文典，趁着课余闲暇，又用红笔将整部《淮南鸿烈集解》重新点校了一遍，留下二十余则眉批文字，都是新的校勘成果，为《淮南鸿烈集解》的传世殚精竭虑。
目前行世的《淮南鸿烈集解》就是由其门生、云南大学中文系张文勋教授根据中华书局版本，结合刘文典的最后校正，增补完成的。这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淮南鸿烈集解》的最全善本。
这颗由胡适精心打造的〃国学新星〃，就这样冉冉升起在20世纪初叶的天空中。
〃高见甚是！高见甚是！〃
胡适是〃红学大师〃，刘文典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受其影响较深，但又不完全拘泥于胡适的研究门路，故而有不少新观点。
第11节：朋友胡适之（8）
听过刘文典《红楼梦》讲座的人，都难以忘记他大谈研究心得时的〃牛气冲天〃，风头完全不亚于今日《百家讲坛》上的〃红学大师〃刘心武：
其时天尚未黑，但见讲台上已燃起烛光（停电之故），摆着临时搬去的一副桌椅。不久，刘文典先生身着长衫登上讲台，在桌子后面坐下。一位女生站在桌边，从热水瓶里为他斟茶。刘文典先生从容饮尽了一盏茶，然后霍然起立，像说〃道情〃一样，有板有眼地念出他的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于是他拿起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溆〃四个大字……
这段文字是西南联合大学经济学系的学生马逢华留下来的，他曾亲耳聆听过刘文典的《红楼梦》讲座。据他说，当天晚上的那场讲座原本是准备在一个小教室开讲的，后来由于要求来听的人实在太多，只得改在了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广场上举行。即便如此，讲座还没开始，广场上就已经坐满了人。由此，刘文典在〃红学〃研究方面的声望，可窥一斑。
刘文典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最早文字，就与胡适有关，始见于1922年2月22日他写给胡适的一封信。这也是目前可查的刘文典关于〃红学〃的唯一文本记录。在这封信里，刘文典表达了对于胡适〃新红学〃思想的认同：
今天在《晨报》的副刊上看见蔡先生的《〈《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间接看着了你对于这部书的批评，心里十二分快活。典对于这部书的意见，完全和你的一致。你对于众人所认为〃句皆韶夏，言尽琳琅〃、〃徒警其浩旷，但嗟其峻极〃的著作，能下这样严格的批评，真有仲任问孔、子玄惑经的气概，这一层实在令典对于你生无限的崇仰心啊！
信中提到的〃蔡先生的《〈《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实际上是蔡元培〃驳斥〃胡适关于《红楼梦》研究观点的一篇商榷文章，写于1922年1月30日，发表于1922年2月21日和22日的北京《晨报》副刊上。
在《红楼梦》研究领域，蔡元培是典型的〃索隐派〃，代表作是初版于1917年的《〈石头记〉索隐》。在这部著作里，蔡元培明确提出《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的观点：〃《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在他认真而细致的〃索隐〃之下，贾宝玉成了康熙朝的太子胤礽，林黛玉成了清朝名词人朱彝尊，薛宝钗成了康熙朝的宠臣高士奇，如此等等。一部《红楼梦》，就这样变成了一部《康熙王朝秘史》。
胡适从一开始就不赞同这种牵强附会的研究方式。1921年3月，他写出了平生第一篇〃红学〃文章……《〈红楼梦〉考证》，后来又补充了一些新发现的材料，于当年11月写成了《〈红楼梦〉考证》的改定稿。
一上来，他就直接指出〃索隐派〃的路走错了：〃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他们并不曾做《红楼梦》的考证，其实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在这篇〃战斗檄文〃里，胡适甚至没有〃放〃过自己所在大学的最高负责人……北大校长蔡元培，〃我总觉蔡先生这么多的心力都是白白的浪费了，因为我总觉得他这部书到底还只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
第12节：朋友胡适之（9）
对于胡适的这些批评言论，刘文典还是比较认同的。这不仅仅缘于他与胡适之间的特殊关系，更出于他对《红楼梦》独到的视野与观察。尽管他并不完全赞同胡适考证认为《红楼梦》就是曹雪芹〃自叙传说〃的说法，但他非常拥护胡适提出的〃新红学〃的研究方法，〃它原是传统学者们所习用的，这便叫做'考证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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