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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的身份(电影版:谍影重重)-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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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维埃的训练作为提高技术的跳板。被莫斯科驱逐之后，他又受过几个月集中训练，据说是在古巴人——特别是切·格瓦拉——的指导下进行的。他掌握了使用各种武器和炸药的专门技术；没有一种枪支他不能蒙起眼睛拆卸、重装；没有一种炸药他不能用嗅觉和手感来识别。他还懂得十向种不同的引爆方法。一切就绪以后，他选中巴黎作为行动基地并且传言出去：有个人愿意受雇去刺杀别人碰也不敢碰的人。
画像又暗淡下来，主要因为缺少出生记录。“卡洛斯”到底多大年纪？有多少个暗杀目标是他干掉的？有多少是神话——无论是不是他自己宣称的。加拉加斯的新闻记者在国内任何地方都未找到伊里奇·兰米雷士的出生记录。另一方面，委内瑞拉姓桑切斯的成千上万，叫兰米雷士的也有好几百，但是没有前面带“伊里奇”的。这是后来加上去的？还是“卡洛斯”出于深谋远虑而省略掉了？人口普查表明这个刺客的年龄是在三十五至四十之间。没有人真正清楚。
达拉斯野草萋萋的土墩
有个事实无可争议，那就是他从头几次暗杀获得的利润使他得以建立一个足以使通用汽车公司业务分析人员羡慕的组织。它是效率最高的资本主义，恐惧和报酬换取等量的忠诚和服务。不忠诚的后果来得飞快——死亡。但是服务的收益也来得飞快——丰厚的奖金，巨额的津贴。这个组织似乎到处都有经过他精心挑选的执行人，然而这个有根据的谣传引出一个明显的问题。这些利润最初是从哪里来的？被害人是谁要他杀的？
揣测最多的是十三年前发生的达拉斯的那件事。约翰·肯尼迪被刺事件无论辩论地多少次，没有一个人能满意地解释当时离汽车队三百码的一个野草萋萋的小土墩上发出的一股烟。这股烟被照相机拍了下来；警方摩托车上的无线电有两台录到了声音。但是既没有找到弹壳也没找到脚印。实际上，发生在土墩上的这个唯一的情况在当时被认为没有关系，联邦调查局对它的调查不了了之，华伦报告里也没有提到它。它是由一个名叫K·M·莱特的旁观者提供的，他是北达拉斯人，在受到盘问时陈述如下：
“见鬼！唯一靠近那里的混蛋，是‘裹脚布’比利，在两百多码外。”
比利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达拉斯流浪汉，经常在旅游区乞讨：“裹脚布”名头的来由是，他喜欢用旧布把鞋子裹起来，制造引人同情的效果。据我们记者说莱特的讲话从未公布于众。
但是六星期前，一个被捕的黎巴嫩恐怖分子在特拉维夫受到审讯时吐露了内情。在恳求免判他死刑时他声称知道刺客“卡洛斯”的特别情况。以色列情报机关将报告送给华盛顿，我们的国会记者获得了审讯记录摘要。
供述：“1963年11月卡洛斯在达拉斯，伪称古巴人。他为奥斯瓦尔德制定计划。他是后备。行动由他负责。”
问：“有何证据？”
供述：“我听他说的。他在一段石壁后面的一块小草皮上。他的步枪上有弹壳兜。”
问：“这事从来没有人报告过。怎么没有人看见过他？”
供述：“如果有人见到他也不会知道他是谁。他装扮成老人，穿件旧大衣，用帆布裹着鞋子，避免留下脚印。”
一个恐怖分子的供词当然不足为凭，但也不应该一概不当回事，何况它关系到一个行刺高手。此人以狡诈著称，而且他本人承认的话惊人地证实了一项既未公布也无人知晓的供词。对这样的供词实在应该认真对待。因为达拉斯的悲剧直接和间接牵连到那么多人。裹脚布比利在几天后被发现由于服用过量毒品而死亡。他是出名爱喝廉价酒的醉鬼，但从来不吸毒。他买不起。
“卡洛斯”是不是土墩上的那个人？极不寻常的生涯的一个极不寻常的开场！如果达拉斯是他的“行动”，那会有多少百万美元进他腰包？当然足够建立一个由眼线和杀手构成的自成一个社会的网络。
这个谜一样的人有很多可捉摸的东西；卡洛斯很可能是个有血（太多的血）有肉的魔鬼。
玛丽放下杂志。“你说要做游戏？”
“你看完没有？”贾森从窗口转过身来。
“看完了。”
“我猜想一定有许多谁。理论、假设、方程式。”
“方程式？”
“这边发生了什么事，那边有反应。其间存在某种关联。”
“你是说有联系，”玛丽说。
“对，联系。说的不少，不是吗？”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样说。它不是法律诉讼摘录；其中有很多揣测、谣传和第二手情况。”
“但是也有事实。”
“资料。”
“对，资料。很好。”
“什么游戏？”玛丽又问。
“名字很简单，叫‘圈套’。”
“套谁？”
“我。”伯恩坐着倾身向前。“我要你问我问题。凡是文章里有的都可以问。一个短语，一个城市的名字，一个谣传，某个情况的片断记录。什么都可以。听一听我的反应。我的直觉反应。”
“亲爱的，那并不能证明——”
“照我说的做！”
“好吧。”玛丽举起那本《波多马克》季刊。“贝鲁特，”她说。
“大使馆，”他回答。“公开身份是参赞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站长在马路上被枪杀。三十万美元。”
玛丽看着他，“我记得……”她开始说。
“我记不得，”贾森打断她的话。“继续问。”
她看了他一眼，又回到杂志上来。“巴德尔·明霍甫。”
“斯图加特。雷根斯堡。慕尼黑。两个人被杀，一个被绑架。巴德尔承认是他干的。钱的来源——”伯恩停了一下，然后惊异地低声说，“是美国。底特律……威乐明顿，特拉华州。”
“贾森，什么是——”
“请问下去。”
“名字，桑切斯。”
“全名伊里奇·兰米雷士·桑切斯，”他回答。“他是……卡洛斯。”
“为什么是伊里奇？”
伯恩迟疑了，目光游移。“我不知道。”
“这是俄国名字，不是西班牙名字。他母亲是俄国人？”
“不是……是的。他母亲。那必定是他母亲……我想。我不敢肯定。”
“诺夫格勒。”
“谍报基地。通讯，密电码，频率。桑切斯是大学毕业生。”
“贾森，这一段你看过！”
“我没看过！请往下说。”
玛丽的眼睛回过来扫视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德黑兰。”
“八个人被杀。委托者——霍梅尼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价钱，两百万。来源，苏联的西南部。”
“巴黎。”玛丽迅速地说。
“所有契约将通过巴黎办理。”
“什么契约？”
“那种契约……暗杀。”
“谁杀的人？谁的契约？”
“桑切斯……卡洛斯。”
“卡洛斯？那么它们是卡洛斯的契约，杀人的是他，同你无关。”
“卡洛斯的 契约，”伯恩说，似乎茫然若失。“同……我无关。”他重复一遍，近乎耳语。
“你刚才说的，贾森。这些事与你没有丝毫关系。”
“不！不是这样！”伯恩大声说，猛然从椅子上站起来，原地不动，双目向下盯着她。“我们的契约，”他轻轻地补充说。
“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我在回答！直觉的反应！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到巴黎来！”他转身走向窗户，抓着窗户框子。“这就是这个游戏的全部目的，”他接着说。“我们不是在寻找谎言，而是寻找真情，记得吗？也许已经找到了；也许这声游戏已经揭露了真相。”
“这种测验不能成立！这是一种痛苦的偶然的记忆练习。象《波多马克》季刊这样的杂志登载的消息全世界半数报纸都会登载。你可能在什么地方看过。”
“事实是我仍记着它。”
“不是全部。你不知道伊里奇名字的来源，不知道卡洛斯父亲是委内瑞拉的共产党律师。我认为这两点很突出。你没有提到古巴人。如果你记得，就会引导到这里所写的最惊人的猜测，可你只字未提。”
“你说什么？”
“达拉斯，”她说。“1963年11月。”
“肯尼迪，”伯恩回答。
“是吗？肯尼迪？”
“发生在那个时候，”贾森站着不动。
“是的，但是这不是我要寻找的。”
“我懂，”伯恩说，声调又显得毫无表情，好象在真空中讲话。“一个长满野草的土墩……‘裹脚布’比利。”
“你看过这个！”
“没有。”
“那你以前听说过、看到过。”
“可能，可没有关系，是不？”
“停止吧，贾森！”
“又是这几个字。但愿我能停。”
“你想要告诉我些什么？你是卡洛斯？”
“天哪，不。卡洛斯要杀我，而且我又不会讲俄语，我知道。”
“那么你要什么？”
“我开始说过的。那游戏。那游戏叫做诱捕士兵。”
“一个士兵？”
“是的，一个叛离卡洛斯的兵。这是唯一的解释，能说明我何以能知道我所知道的事情的唯一理由。所有的事情。”
“为什么你说叛离？”
“因为他确实想杀我。他必须杀我，他认为我对他的了解比什么人都多。”
玛丽一直都蜷缩在床上；这时她把双腿悬在床边，手放在两侧。“那是叛逃的结果。原因是什么？如果果真如此，那么是你干的，成了……成了——”她停下来。
“总而言之，现在要去找一个道德的位置已经有点太远了，”伯恩说，看见他所爱的女人脸上痛苦的、承认的表情。“我可以想出几条理由，陈词滥调。你觉得盗匪……杀手之间的内讧这个说法怎么样？”
“不可能！”玛丽大声说。“没有一丝证据。”
“很多，证据你也知道。我可能出卖给一个出价更高的买主，或者，中饱了一大笔款子。两者都可以解释苏黎世的账户。”他停了片刻，望着床铺上面的墙壁，感觉着而不是注视着。“两者都能解释霍华德·里兰、马赛、贝鲁特、斯图加特……慕尼黑。一切。所有我已经忘记但是仍想冒出来的事实。特别是有件事。为什么我要避免这名字，为什么我从未提到他。因为我恐惧。我怕他。”
时间在静寂中过去了；他说到的不止是恐惧。玛丽点点头。“我肯定你这样相信，”她说。“我也有点希望这是真的。可是我认为不是。你相信这一点是要为你刚才所说的事实提供理由。它给了你一个答案……一个身份。它也许并不是你想要的身份，但是，上帝知道，这总比你每天在可怕的迷宫中盲目徘徊要好。我想任何情况都会比那好。”她停了一下。“因此我希望它是真的，因为那样我们现在就不会在这里了。”
“怎么说？”
“矛盾，亲爱的。那个数字和符号不符合你的方程式。如果你是你说的那种人，你怕卡洛斯——天晓得你为什么要怕——巴黎就不会成为你感到非来不可的地方了。我们现在会在别的地方，你自己也说过。你会逃走；你会从苏黎世取出钱以后逃走。可是你没这样做，反而直接回到卡洛斯的老巢。所以这不可能是个胆寒或者有罪的人。”
“没有其它任何理由。我来巴黎为的是弄清情况，很简单。”
“那么逃走吗。我们明早就可以拿到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你——我们。这也很简单。”玛丽仔细地看着他。
贾森看看她，然后转身走开。他走到橱前给自己倒了一杯酒。“仍然要考虑纹石，”他采取守势。
“难道要比卡洛斯更需要考虑？那是你真正的方程式。卡洛斯和纹石。一个我深深爱过的人被纹石害死了，我们更加有理由逃走，逃命。”
“我懂得你很想把杀害他的人找出来，”伯恩说。“让他们付出代价。”
“是这样，非常想。可是别人会找到他们。我把事情排了个午后顺序，复仇在日程表上不是列第一位。列第一位的是我们。你和我，这难道只是我一个人的判断？一个人的情感？”
“你知道是更清楚。”他把手中的杯子抓得更紧些，目光朝着前方。“我爱你，”他轻轻说道。
“那么让我们逃吧！”她说，不觉提高了声音，朝他走近一步。“让我俩把它统统忘掉，真正忘掉，跑得越快越好，越远越好！行动吧！”
“我……我，”贾森结结巴巴地说，迷雾又来干扰了，使他生气。“还有……事情。”
“什么事情？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各自找到了真正所爱的人！我们去什么地方都行，做个普通的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我们，不是么？”
“只有你和我，”他轻轻地重复。迷雾越来越靠近，使他感到窒息。“我懂，我懂，可是我必须考虑。还有这么多要了解，这么多要出现，”
“为什么它这么重要？”
“它……重要。”
“你不知道？”
“知道……不，我说不清楚。现在不要问我。”
“正在不问，什么时候问？什么时候才能问？什么时候才能了结？究竟会不会了结？”
“不要说啦！”他突然咆哮起来，砰地一下把杯子放到盘里。“我不能逃！我不愿意！我必须留在这里！我必须知道！”
玛丽急忙走到他身旁，先把双手放在他肩上，然后放到他脸上，抹掉汗水。“现在你说出来了。你自己听见了么，亲爱的？你不能逃走，因为你越接近事实，它越使你感到气愤。如果你真的逃跑，情况只会变得更糟糕。你将无法生活，会生活在噩梦中。我懂得这一点。”
他伸手抚摸着她的脸，看着她。“你懂得？”
“当然。可必须由你说出来，而不是我。”她抱着他，头贴在他胸前。“我必须强迫你说出来。有趣的是我可以逃走。我今晚就可以同你坐上一架飞机，去任何你要去的地方，跑得无影无踪，不再回顾，过着我一生中从未有过的幸福生活。可是你不能这样做。在巴黎存在或者不存在的那些东西会啃得你忍无可忍。离奇的嘲讽，亲爱的。我可以忍受而你不能……”
“跑得无影无踪？”贾森问。“你的家族怎么办，你的工作——你认识的人们？”
“我既不是孩子也不是傻瓜。”她马上回答。“我有办法掩饰，可是我想用不着多伤脑筋了。我可以用治病和个人的理由要求续假。感情上的压力，身体衰弱。我随时可以回去，部门里会理解的。”
“彼得？”
“是的，”她沉默了片刻。“我和他从一种关系变成了另一种关系。这第二种关系我想对我和他两人都更加重要。他就象一位并非十全十美的兄长，一位尽管有缺点但是你仍愿意接替工作的兄长，因为在骨子里他是正派人。”
“我很难过，非常难过。”
她抬起头来看着他。“你有着同样的正派气质。干我这种工作，正派气质非常重要。正在继承这世界的并不是逆来顺受的老实人，贾森，而是那些腐败的人。我有一种印象，腐败和谋杀之间只是一步之差。”
“纹石七十一号？”
“是的。我俩都是正确的。我的确要找到他们，我要他们为他们所干的付出代价。因此你不能逃走。”
他用嘴唇挨着她的面颊和头发，然后抱住了她。“我应当把你扔出去，”他说。“我应当叫你退出我的生活。我非常清楚我应当这样做，可是我办不到。”
“即使你这样做了，事情也不会有什么两样。我不会离开你的，亲爱的。”
律师事务所在夏佩尔大道，沿墙摆满书架的会议室与其说是办公室不如说是舞台；每样东西都是放在适当的位置上的道具。这个房间是谈交易的，不是签合同的。一绺白山羊胡子和架在鹰钩鼻上的白银夹鼻眼镜并不能掩盖律师本人的贪婪相。他甚至坚持用他蹩脚的英语会话，因为这样日后他可以声称对方误解了他讲的话。
大部分时间是玛丽在讲话，伯恩听着，一个好象是客户，一个是顾问。她简洁地说了要点，把现金支票改成不记名证券，以美元支付，票面价值最高两万元，最低五千元。她指示律师告诉银行，所有的联号每三张都要断开，每五批证券都要变换国际担保人。的旷日持久何在，律师不是不懂；她把付证券的事弄得如此复杂，使多数银行或者经纪人无法追查它们的去向。也不会有哪家银行或者经纪商愿意多找这种麻烦，多花这笔费用。反正这笔款是有担保的。
当烦躁不安的山羊胡子律师同同样不安的安东·达马克将近结束电话上的谈话时，玛丽举起一只手。
“请原谅，伯恩先生坚持达马克先生还要准备二十万法郎现金，十万同证券放在一起，十万留在达马克先生那里，这十万法郎他想这样来分：达马克先生七万五千，两万五千付给你。他认为他要感谢你们两位给予他的建议以及他给你们增添的麻烦。不用说，上述款子用不着登记详细分类。”
烦躁与不安随着她的话语而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从凡尔赛宫廷之后未曾见到过的谄媚、讨好。各项安排都按照那种不寻常的——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伯恩先生同他那位可尊敬的顾问的要求定下来了。
一个皮制的手提箱已准备好，供伯恩先生装证券和钞票。它将由一名荷枪邮使携带着在下午两点三十分离开银行，三点钟在九号桥与伯恩先生会面，那位显要的客户将以一片由皮处壳上切下来的一小块皮革来证明他自己的身份，如果它正好对上那个位置，就证明它是少掉了的那一块。此外还有个接头语：“康尼希先生从苏黎世向您问候。”
细节就是这么些，但是伯恩先生的顾问又明确指出了一点。
“我们知道卡片的各项要求必须不折不扣地照办，希望达马克先生这么办，”玛丽·圣雅克说。“可是，我们还认为时间安排对伯恩先生可以有利，可以不利，我们希望有利，如果不能，我，作为正式执有证书的——虽说目前是匿名的——国际银行委员会委员恐怕将感到不得不报告我所目睹的某越轨的银行及法律程序。我相信那将是不必要的；我们都是待遇优厚的，是不是，先生？”
“确实，夫人！在银行和法律……确实，同生活本身一样……时间的掌握最重要，您不必担忧。”
“我明白，”玛丽说。
伯恩检查了消音器的槽沟，相信自己已经把由于长时间不用而聚集的灰尘及纤维物拭干净了。他最后把枪翻了个身，压下子弹匣的松扣，检查子弹夹。还剩下六颗子弹。准备好了。他把手枪插在腰带上，扣上夹克。
玛丽没看见他带枪。她正坐在床上，背对着他同加拿大大使馆参赞丹尼斯·考勃利尔能电话。香烟的烟雾从挨着笔记本旁边的烟灰缸缭绕而起；她正在记下考勃利尔告诉她的情况。他说完了，她向他道了谢，挂上了电话。她有两、三秒钟静止不动，铅笔仍然在手里。
“他不了解彼得的情况，”她说，面对贾森。“奇怪。”
“很奇怪。”伯恩同意。“我以为他是头一批知道的人。你说他们查看了彼得的电话记录，他打了个电话到巴黎，给考勃利尔。一定什么人追踪了那个电话。”
“我甚至还没考虑到这一点。我在想，报纸、通讯社。彼得是……十八小时之前发现的，而且尽管我说的时候多么随便，可是他确实是加拿大政府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的死亡本身就是新闻，被谋杀就更不要说了……可是没有报道。”
“今晚打电话给渥太华，查查原因。”
“我会的。”
“考勃利尔对你讲了些什么？”
“喔，是这样。”玛丽眼睛瞟向那笔记本。“玛黛琳路的汽车牌照没有任何意义。那是从戴高乐机场开出的出租汽车，租车的人叫让·彼埃尔·拉鲁斯。”
“约翰·史密斯，”贾森打断说。
“正是。关于达马克给你的电话号码，他查到些情况，可是他看不出跟什么事情有关联。事实上，我也看不出。”
“有奇怪之处吗？”
“我认为是的。那是在圣奥诺雷的一家叫古典时装公司的电话。”
“时装公司？你是说工作室？”
“肯定有工作室。可是它基本上是一家讲究的时装店。就象迪奥尔公司或古凡厅公司那样。高级女时装店。考勃利尔说，在同行业里，这家店通称勒内屋。贝热隆开的。”
“谁？”
“勒内·贝热隆，一位设计师。开店多年了，总是停留在重大成功的边缘。因为那位为我做衣服的太太常模仿他的设计，所以我知道他。”
“你有他的地址？”
玛丽点点头。“为什么考勃利尔不知道彼得的事？为什么不是人人都知道？”
“也许你打了电话就会知道。也许只是时差问题，对巴黎的晨报说来，也许时间太迟了。我去买份晚报。”伯恩走到壁橱前拿他的大衣，感觉到他裤带上的重量。“我直接到银行去，跟随邮使去第九号桥。”他穿上大衣，注意到玛丽没在听。“我想问你，这些人穿不穿制服？”
“谁？”
“银行邮使。”
“解释报纸可以，通讯社则解释不通。”
“对不起，你说什么？”
“时差。报纸没来得及收到消息，可是通讯社应该收到。而且大使馆都有电传机，他们应该已经知晓这件事。这件事没报道，贾森。”
“你今晚打电话，”他说。“我走啦。”
“你打听邮使他们穿不穿制服？”
“我很想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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