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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的身份(电影版:谍影重重)-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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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威利尔的脸上顿时一点血色也没有了。他转过头去，注视着两旁有成行树木的大街对面的房子，注视着闪光的黑漆大门和反射着门灯亮光的黄铜门饰。
一个麻脸乞丐抓着胡子茬，脱下破旧的贝雷帽，跨步走进塞纳河上纳伊里教堂的青铜镶边门。他在两个教士不满的目光下沿着最右边的夹道向前走去，两个教士都感到烦恼。这里是个富有的教区。尽管《圣经》讲博爱，可是财富确实拥有特权，其中之一就是维持，也是为了其他礼拜者的利益——礼拜者的社会界限。可是这个上了年纪的、头发衣着邋里邋遢的乞丐很不符合这种模式。
乞丐悄悄屈了屈膝，在第二排靠背长椅上的一个位子上坐下来。他在胸前划了个十字，然后向前跪下。他的脑袋垂着，象在做祈祷。右手往上撸了撸左袖管。他手腕上的那块手表和其他衣着似乎有些不相称。这是一块昂贵的跳字手表，字很大。显示装置很明亮。这是他绝不敢与它分手的财产，因为它是卡洛斯给他的礼物。他有一次做忏悔，迟到二十五分，他的恩人大为恼火，可他又没有其它借口，只得说缺一块走时准确的手表。在后来一次碰头时，卡洛斯从用来隔开罪人和神职人员的半透明门帘底下把手表给了他。
时间已到。乞丐站起身来，朝右边第二间小室走去，他拉开门帘走了进去。
“安吉勒斯·多米尼。”
“安吉勒斯·多米尼，上帝的孩子。”黑色帘后面传出的低语很刺耳。“你的日子过得舒坦吗？”
“过得很舒适……”
“很好。”那个影子打断了他的话。“你给我带了什么？我的忍耐已到了头。我白会了几千——几万法郎，一事无成。红山出了什么事？从蒙特涅街大使馆来的假情报谁该负责？谁接受的情报？”
“库安旅馆是个圈套，可不是为了杀人。现在很难准确知道究竟怎么回事。如果说那个叫考勃利尔的使馆随员重复的是假情报，我们的人也深信他本人并没意识到，他是被那女子愚弄了。”
“他是被该隐愚弄了！伯恩追查了每一个提供过假情报的人，这样就暴露并且确认了每一个情报提供者。但是为了什么呢？把这一切暴露给谁呢？现在我们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以及他是谁了。可他什么消息也没传递到华盛顿。他不肯露面。”
“为了提出一个答案，”乞丐说，“我不得不追溯到多年以前，可能他不要他的上级干涉。美国的情报人员也有独断独行的倾向，很少互相具体联系。在冷战时期，可以用把情报重复三、四次卖给同一个情报站来赚钱。也许该隐是在等待，一直等到他认为只有一种行动可以采取、上面的人没有任何异议可提的时候。”
“老朋友，你年岁虽老，头脑仍旧很机灵。这是我要找你的缘故。”
“也许是，”乞丐接着说，“他确实已经叛变了。这种事发生过。”
“我不这样看，可这没什么关系。华盛顿以为他已经叛变了。‘和尚’已经死了。在纹石的都死了。该隐是凶手已经定了。”
“‘和尚’？”乞丐说。“一个过去的名字。他曾经活跃在柏林、维也纳。我们对他很了解。敬而远之。你的答案找到了，卡洛斯。‘和尚’从来主张人越少越好。他的理论根据是他的圈子已遭渗透和泄露。他一定命令过该隐只向他一人汇报。这就能解释华盛顿的困惑和几个月来的沉默。”
“它能解释我们的困惑吗？连着几个月没有消息，没有行动。”
“有好几种可能。病了，累了，回去进行新的训练了，甚至可能是敌人散布混乱。‘和尚’诡计多端。”
“然而，他死之前对一个同事说过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能肯定那人是伯恩。”
“那个同事是谁？”
“叫吉勒特，是我们的人，可是艾博不可能知道。”
“还有一个可能的解释。‘和尚’对这种人有一种直觉。当年维也纳有句话，戴维·艾博连神都要怀疑三分。”
“有可能，你的话叫我感到宽心；你的见解别人没有。”
“我比别人丰富得多，我也曾是个有地位的人，可惜把钱挥霍光了。”
“浪荡惯了——我还有什么能对你说的？”
“显然还有别的事。”
“卡洛斯，你很有眼力。我们早先就该互相认识。”
“你又自以为是了。”
“一向如此。你知道，我知道你要我什么时候死我就得死，所以我必须具有价值，不光说一些经验之谈。”
“你有什么要对我说的？”
“这种事可能价值不大，可值得注意。我穿上体面的服装，在库它旅馆呆了一整天，那里有个男人，一个胖子。保安局盘问后把他打发走了。这人的眼睛骨碌碌直转，还直冒汗。我和他随便谈了几句，把我在五十年代初斯搞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官员身份证给他看。好象他在昨天清晨三点钟把汽车租出去了，租给一个有个女人陪着的金发男人。金发男人的外表符合来自阿根托尔的照片。”
“租车？”
“好象是。在一、两天内由那个女人送还。”
“永远不会还了。”
“当然。但是它提示了一个问题，不是吗？为什么该隐不怕麻烦用这种方式弄到汽车？”
“尽快远走高飞。”
“如果这样，那么这个情报就没有价值了。”乞丐说，“然而有那么多种方法可以走得更快，而且不引人注目。再说伯恩不大可能相信一个贪婪的夜班职员。那种人很可能向保安局或者别人告发领赏。”
“你有什么看法？”
“我看伯恩弄到那辆车，可能只是为了来巴黎跟踪某个人。他可以不必在公共场合东溜西转被人发现，而且租来的车别人查不到来龙去脉，不象出租汽车会给追得走投无路。只要一个号码牌，让一辆无法描述的雷诺牌汽车混入拥挤的大街，叫人从哪里着手去找？”
侧着的身影转了过来。“拉维尔女人，”刺客轻声说，“以及他所怀疑的古典服装店的其他每一个人。这是他唯一能起步的地方。这些人要派人监视。几天内也许几个小时内，一辆无法描述的雷诺车就会被看见。他也就会给找到。你能仔细说说这辆车的样子吗？”
“车左后挡泥板上有三处凹痕。”
“好。把我的话传给伙计们，仔细清查大街、车库、停车场。谁找到了，他就从此再也不用找活干了。”
“说到这事……”
一只信封从拉得严严的帷帘和门框的蓝毡之间塞了过来。“如果你的见解是对的，那么这点不过是小意思。”
“我是对的，卡洛斯。”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
“因为该隐做事情象你，也象我从前。这人应该尊敬。”
“他应该挨枪子儿，”刺客说。“在时间上很巧。过几天就是3月25日。在1968年3月25日，贾森·伯恩在三关的密林里被处决。现在，几年以后——几乎是同一天，另一个贾森·伯恩被追捕。那些美国佬和我们一样急着想干掉他。我很想知道这一次我们当中谁先扣动扳机。”
“这有什么要紧？”
“我要抓到他！”侧着的身影低声说。“他从来就不是真实的，而这就是他对我犯下的罪。告诉伙计们，谁要发现他。传话到蒙索公园，但别动手，盯着他，别动手，我要他活到3月25日。在3月25日这一天，我亲自处决他，然后把尸体交给美国人。”
“这吩咐马上就传下去。”
“安吉勒斯·多米尼，上帝的孩子。”
“安吉勒斯·多米尼。”乞丐说。
26
老军人一言不发，陪着比他年轻的男人在勃瓦·布隆内洒满月光的小道上走着。两人谁也不说话，因为已经说了太多——承认、反驳、否认和再肯定，威利尔不得不思考和分析，接受或强烈反对他所听到的一切。如果能忿怒地回击、驳斥谎言和让头脑重新冷静下来，生命会好受许多。但是不是泰然做这件事。他是个军人，逃避不是他的性格。
年轻人的话有不少是真的。这表现在他的眼睛里、声音里以及每一个祈求理解的手势里。这个没有名字的男人不是在撒谎。最终的背叛是在威利尔的家里。它说明了许许多多他以前不敢怀疑的事。老人真想痛哭一场。
对于伯恩这一个丧失记忆的人来说，没有什么可改变或编造的。变色龙没有现身。他的话之所以可信，是因为最重要的部分有事实为根据。他得寻找卡洛斯，了解那刺客知道些什么；如果失败，他就没命。除此以外，他什么也不想说。他没提及玛丽·圣雅克或者诺阿港，没提那个由一个或者几个不知是谁的人发出的住处，也没提会行走的空贝壳，它可能是他也可能不是他。因为他甚至不能肯定他的破碎记忆是否属于他本人。所有这一切都没提。
相反，他详细叙述了他所了解的有关一个名叫卡洛斯的刺客的情况。他的了解如此广泛，以至在叙述过程中，威利尔惊讶地望着他，承认他掌握的情况是高度机密的。同时对新的和惊人的情况符合许多既有的推断感到震惊。这些，在此之前，他从来没这样清楚地听过。由于他的儿子被害的缘故，将军有机会接触国内最机密的有关卡洛斯的卷宗，但是那些记录都无法和这个年轻人所摆出的事实相比。
“在阿根托尔餐厅同你谈过话、给我家里打电话、向你承认她是信使的那个女人……”
“叫拉维尔。”伯恩接口说。
将军停顿了一会儿。“谢谢。她识破了你，她拍了你的照片。”
“是的。”
“在这以前，他们有照片吗？”
“没有。”
“正如你追捕卡洛斯一样，他反过来追捕你。可是你没有照片，你只知道两个信使，一个刚才到了我家。”
“是的。”
“和我妻子说了话。”
“是的。”
老人转过身去。沉默开始了。
他们走到了小径的尽头。那儿有个小湖，湖边围着白色的砾石，每隔十到十五英尺就有一条长凳，就象仪仗队围着一座黑色大理石的墓地似地围着湖水。他们走到第三条长凳前。威利尔打破了沉默。
“我想坐下来，”他说。“上了年纪体力差了，这常使我难为情。”
“不必如此，”伯恩说，在他身旁坐了下来。
“是不必如此。”将军同意说，“但是确实如此。”他停了一会儿，平静地补充了一句：“常常是和我妻子在一起的时候。”
“那没必要。”贾森说。
“你误解了我的话，”老人转过脸去对着年轻人。“我指的不是床上的事。我时常觉得有必要缩短各类活动——提前离开一个晚宴，独自去地中海度周末，或者到季斯塔德的山坡上去呆几天。”
“我不知道我是否听懂了。”
“我的妻子和我经常不在一起。在许多方面，我们各过各的生活，各寻各的乐趣。”
“我仍然不懂。”
“难道我还得使自己更难堪吗？”威利尔说。“当一个老头子发现了一个年轻美貌的女人一心想和他共同生活，有些事情可以理解，可还有些事不这么容易理解。当然，首先得要在经济保障。在我说来还有一定程度的社交地位，物质享受，出入豪门巨宅，结交名流。这些都很容易理解。这些东西能把一漂亮的僧侣换进家来，在他的同辈中拿她炫耀，仿佛显示自己仍有男子生殖能力。但是人们总有疑问。”老军人停了好了会儿。他要说的话对他说来不是那么轻松。“她会不会找个情人？”他平静地继续说。“她是不是渴求一个更年轻、更结实的身躯，一个和她更和谐的躯体？如果她这样做了，那也可以原谅——甚至令人有放下包袱的感觉，我想——只希望她能谨慎些。一个戴绿帽子的政治家要比不时发作的醉汉更快失去他的选民，因为这意味着他连老婆也控制不住。还有其它要担心的，例如，她会不会滥用他的名字？会不会公开谴责一个他想说服的对手？这些都是年轻的人可能会干的事。要是在交换当中的部分危险还可以对付。但有一个潜在的疑问，这个疑问一旦证明正确的话，是不可容忍的。这就是如果她从一开始就参与了一个阴谋。”
“那你已经有所感觉了？”贾森低声问。
“感觉不等于现实！”老军人激动地反驳。“观察战场是不能凭感觉的。”
“那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呢？”
威利尔的头向后仰了仰，又向前低下来，目光落在湖水止。“我们今晚看到的事，可能有一个简单的解释。我希望有，而且我将给她一切机会来解释。”老人又停了下来。“可是我心里面知道不会有。就在你告诉我古典商店的事情的一瞬间，我就知道这一点了。我看着街对面我房子的大门，忽然间，好几件事都对上号了。这使我感到痛苦。在过去的两小时里，我明知不对却坚持争论不休，没有理由再这么坚持了。我的儿子重于这个女人。”
“可你说过信赖她的判断力；她是你的得力助手。”
“这是真的。你瞧，我需要信赖她，极力想信赖她。天下最轻易的事就是使你相信自己是对的。一个人越老越如此。”
“你认为什么事对上号了？”
“她给予我的帮助，我对她的信赖。”威利尔转过脸来看着贾森。“你对卡洛斯了解得历史学家透彻。我详细看过他的档案，因为我比任何活着的人都更想看到他被捕、被处决，而且由我一个人去开枪。尽管档案又多又厚，可是内容远远不如你知道的多。然而你的注意力只集中在他的暗杀行为方面，还有他的行刺方法。你忽略了他的另一面。他不仅出卖他的枪，而且还出卖国家机密。”
“这我知道。”伯恩说，“这方面不是……”
“比如说，”将军继续说下去，就象没在、听到贾森的话。“我能看到涉及法国军事和核安全力量的机密文件。和我一样能看到的还有大约五个人都是不容怀疑的人。可我们经常发现莫斯科知道这些情况，华盛顿了解那些情况，北京了解另一些情况。”
“你向你的妻子谈论这些事情了？”伯恩惊讶地问。
“当然不。每当我把这类文件带回家时，都把它们放在我办公室里的保险柜中，那房间是任何不都不许进去的，除非我在场。除了我，只有一个人有一把钥匙，只有一个人知道警报器开关在哪里。我的妻子。”
“我认为这同谈论文件一样危险。这两件事都能逼着她去干。”
“我这样做是有理由的。我已到了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的年龄了；你不妨多注意些讣告页。假如我发生了意外，她被嘱打电话给军事顾问，然后走到我的办公室去，守在保险柜旁边直到保安人员抵达。”
“她不能就守在门口吗？”
“大家知道，象这年纪的人经常死在办公桌前。”威利尔闭上眼睛。“一直伴随着我的是她。一所房子，一个地方，没人相信有这种可能。”
“你肯定吗？”
“比我自己敢承认的还要肯定。是她坚持这桩婚事的。我多次提出我们的年龄悬殊，但是她根本不要听。她声称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的岁月，而不是那些分隔我们出生日期的岁月。她主动提出签一份放弃对威利尔家财产的任何要求的协议。当然，我也不要听这些，因为这是她把自己托付给我的证明。谚语说得好，上了年纪的傻瓜是真正的傻瓜。不过，我心里总是有些疑问，引起这些疑问的是几趟旅行和出乎意料的分离。”
“出乎意料的？”
“她兴趣很广，总是忙个不停。格勒诺布尔的一个法－瑞博物馆，阿姆斯特丹的一所美术馆，滨海布隆涅的抵抗运动纪念碑，马赛的一个愚蠢的海洋学联合会，我们曾激烈地争论过这事。我需要她留在巴黎，陪我参加一些我必须参加的外交聚会。她不肯留下来。看来好象有人命令她在某个指定的时刻到这里、那里或其它地方。”
格勒诺布尔——靠近瑞士边境，离苏黎世一个小时。阿姆斯特丹、滨海布隆涅靠近英吉利海峡，离伦敦一个小时马赛……卡洛斯。
“马赛的会议是什么时候？”贾森问道。
“今年八月份，我记得。月尾的时候。”
“8月26晶下午五时，霍华德·里兰大使在马赛的海边被暗杀了。”
“是的，我知道。”威利尔说。“你刚才说过了。我痛惜他的逝世，可不是痛惜他的判断力。”老军人停住了，看着伯恩。“上帝，”他低语道。“她一定是和他在一起。卡洛斯召唤她去。她去了。她服从了。”
“我从来没想得这么远。”贾森说。“我发誓。我只想到，她是一个信使——一个盲目的信使。我从未想得这么远。”
忽然，从老人的喉咙里发出一声尖叫——深沉而且充满痛苦和仇恨。他用双手捂着脸，头在月光下再一次向后仰。他哭了。
伯恩没有挪动，他感到一筹莫展。“我很抱歉。”他说。
将军恢复了自制。“我也是。”他终于回答说，“我向你道歉。”
“没有必要。”
“我认为有必要，我们无需再谈下去了。我要干需要干的事。”
“批什么？”
军人笔挺地坐在长凳上，下巴绷得紧紧的。“你能问吗？”
“我必须问。”
“她所干的一切和杀我那不是她生的儿子没有什么两样。她假装怀念他，然而她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谋杀他的那伙人的帮凶。她还犯下了第二个背叛罪。她背叛了我一生效力的国家。”
“你要杀她？”
“我要杀她，她必须把实情告诉我，然后必须死。”
“她会否认你所说的一切。”
“我不相信。”
“这太不理智！”
“年轻人，整整半个世纪，我一直都在搜索和打击与法国为敌的人，即使这些敌人是法国人，我也照样战斗。真相能弄清楚。”
“你想她会怎么做？坐在那儿听你说，然后平静地同意她有罪？”
“她不会平静地干任何事，然而会承认，会宣布这一点的。”
“她为什么要宣布这一点？”
“因为在我指责她的时候，她有机会杀我。当她一动手，我就得到了解答。不是吗？”
“你要冒这危险吗？”
“我必须冒。”
“如果她不动手，不想杀你呢？”
“那将是另一种解答，”威利尔说。“在那种不大可能的情况下，我应该仔细看看我是不是变成了你，先生。”他摇摇头，“不会的。我们俩都知道这一点，而我比你更清楚得多。”
“我听说，”贾森坚持，“你说你儿子是第一位的，那就想想他吧！要追踪的是凶手，不是帮凶。她是你的巨大的创伤，但你儿子是你更为巨大的创伤。抓到杀死你儿子的人，最终你会把两个人都抓到。不要和她对质，现在还不要。利用所知道的情况来对付卡洛斯。和我一起追捕他。还没有人追他追得这么近。”
“你的要求我办不到，”老人说。
“假如你想到你的儿子，就不会办不到了；假如你想的是你自己，自然办不到。但是，如果你想的是渡轮路，情况又不一样了。”
“您太残酷，先生。”
“我是对的，你也明白这点。”
一片高空的云朵飘移过夜空，短暂地遮住了月光，漆黑一片。贾森颤栗了一下。老军人说话了，语音中带着忍受、顺受。
“是的，你是对的，”他说。“非常残忍，也非常正确。该抓凶手，而不是那婊子。可是必须阻止她的行动，我们怎样一道干呢？怎样一起追捕呢？”
伯恩松了口气，闭了一会儿眼睛。“什么事也别做。卡洛斯一定在巴黎到处找我，我杀了他的人，揭露了一个联络站，找到了一个联系人，我离他太近了。除非我们都搞错了，你的电话会越来越忙。我敢担保。”
“怎么会呢？”
“我将拦截古典商店的一些雇员，找几个服务员，拉维尔女人。也许还有贝热隆。当然还有电话交换台那个男人。他们会交谈，我也会。你的电话将忙得不可开交。”
“但是我怎么办？我做些什么？”
“留在家里。就说你的身体不大舒服。每当电话铃一响，就留在接电话的人旁边，听他们的对话，捉摸他们的暗语，盘问仆人电话里说了些什么。你甚至可以监听。如果你能听到些什么，当然好极了。但你不大可能听到什么，因为不管是谁打来电话都会知道你在边上。尽管这样，你能阻拦消息的传递。要是你的妻子——”
“是婊子，”老军人插进一句。
“——在卡洛斯的组织里的地位高，我们也许还可以把卡洛斯逼出来。”
“请问怎么逼？”
“他的联系渠道将被切断，那保险的、不可想象的传递将受到干扰。他会要求和你妻子会面。”
“他不可能说出他在哪里。”
“他不能不告诉她。”伯恩停顿了一下，又有一个想法。“如果干扰得厉害，就会有人打电话来，或者有个你不认识的人到你家来，很快你妻子会对你说她要去某个地方。那时，你一定要她留下个能找到她的电话号码。要坚持这个要求。不是阻拦她出去，但是你必须能够找到她。随便对她说些什么——利用她已经有的地位，你就说这是件极其重要的军事情况，未经上级许可，你不能透露。然而你在作出决断之前要和她商量一下。她会上钩的。”
“这能达到什么目的？”
“她会告诉你她在什么地方，也许就在卡洛斯那里。即使不是卡洛斯，也肯定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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