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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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话是田谈到同李井泉的争论引起的。）

　　　　田反映了罗世发问题之后，毛说，现象与本质不容易弄清楚。万人检查团是形式主义，不能深入了解情况，不会说真话。称赞《宣教动态》、《外事动态》办得好，应当办《经济动态》。关于粮产估计，比１１日夜那次谈的更谨慎，说真正高产的只有５％，一般水平是９５％，而我们只能立足于９５％。全国年增产３０％不大可能。

　　　　又谈了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道理。

　　　　（谈到这个问题时，乔木一言未发，他是不同意这个理论的。）毛颇同意乔木建议，让工业部长们下去当几年厂长。说孔夫子作过会计，管过田地（职业为道士）。政治挂帅，不能代替具体的经济工作。我们又提到还是由陈云挂帅好；乔木并说，少奇意见，还是让陈主管计委好。

　　　　这时彭总的信已经发出。毛从彭的信谈到洛川会议，说华北军委分委的决定不同意中央游击战的方针。

　　　　这是７月１７日，彭的信还刚刚传阅。

　　　　从这天谈话的内容以及情绪来看，我认为，这时毛还没有完全转向“左派”

　　　　，要发起一场反击。但对彭的信（及彭本人）是有他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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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９５１

　　　　的，谈到洛川会议，是让我们知道彭在历史上是反他的，也是启发我们不要倒向彭一边。

　　　　同１１日夜间的谈话相比较，这时无疑有变化了，要找“左派”朋友谈了。同我们这两次谈话之前，还没有传出正式找哪些人谈过话。田家英有内线（警卫副官、英文秘书林克、机要秘书等，都同他关系较密切）

　　　　，有什么动静，他会知道。

　　　　当时都知道找我们谈过两次话，大家都想探问，摸摸风向。我是守口如瓶的，怕惹出麻烦来。

　　　　田家英从他的内线得知，毛这时找各大区人谈话时，还说要印发《阿Ｑ正传》，让大家受点启发，不要自己的缺点、毛病触动不得，像阿Ｑ一样，一触即跳。

　　　　彭总的信和《会议纪要》

　　　　在座谈１９个问题时，毛即指定了胡乔木、谭震林、曾希圣、周小舟、田家英和我几个人，起草一个《会议纪要》，由乔木当组长。各人分写一或两个问题。我负责写“综合平衡”

　　　　，乔木写总结性的一段。

　　　　（１９８８年写《庐山会议实录》时，我才查清‘《纪要》共１２个问题，正式名称是《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我还写了“加强企业管理和产品质量问题”。）从人员组成情况来看，毛当时还是希望这个文件是一个纠“左”的文件，谭、曾不是主要起草人。神仙会原来不准备开很长，十天半月结束，通过这个《纪要》，大家下山各奔前程。可是这个《纪要》和彭总的信先后发出之后，形势就逐渐起变化了。

　　　　《纪要》在各个小组中引起程度不同的非难，非难大都集中在乔木写的总结性那一部分，又特别攻击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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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６１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

　　　　不要忘记苏联经验那一段。我在小组会上（组长是林铁，这已是７月１８日以后）就听见有人说，总结１９５８年经验的说法，看不下去；今天的缺点是否“左”的问题？等等。对于这些非难，我们几个起草人都在各自的小组会上为《纪要》辩护。

　　　　这个时候，发生周惠闲话事件。

　　　　周惠在同别人闲谈时，半认真半开玩笑说，１９５８年无非三种人：官僚主义；不讲真话（圆滑）

　　　　；看风使舵。

　　　　又说各省第一书记都该打一百板屁股。

　　　　这话传出去了，引起轩然大波。

　　　　总理为此在７月２０日专门开过一次会，批评了周惠。

　　　　黄克诚在这次会上同谭老板有过争执。

　　　　黄是７月１７日上山的，第二天早晨二周与我三人去看过黄。

　　　　黄同情我们的观点，说他在书记处会上说过：现在讲话很难，我黄克诚总还算是一个敢发表意见的人，现在也不敢讲话了。

　　　　所谓有压力，在神仙会阶段就存在的。

　　　　彭总的信出来后，成为小组发言的中心议题。许多人都赞成彭总的观点。记得东北组（组长欧阳钦）几乎全部赞成（这在《简报》上都有反映的）。自从参加中央会议以来，由于自己工作人员的身份，我从来没有在小组会上发过言。关于人民日报１９５８年浮夸风的报道，吴冷西似在小组会上作了检讨。

　　　　有天我们两人一起散步，他鼓励我发言。

　　　　我大概是７月２１日发的言，指出１９５９年高指标来自１９５８年的华东计划会议，没有点名地批评了柯庆施（发言刊《简报》）。说彭总的信，精神是好的。

　　　　７月２０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也作了长篇发言，也谈到会议压力大，只能讲好，不能讲坏。在山上，彭同张住得靠近，他们两人有过交谈。

　　　　从７月３日到１０日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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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１６１

　　　　西北小组共发过好几次言，当时并未引起很大议论。

　　　　围绕彭信和《纪要》，所谓“左”和“右”两方面的意见和分歧，才逐渐明朗。我参加的小组会上，浙江同志说形势很容易好转，如绍兴一抓，鸡和鸡蛋都供过于求。这个发言引起叶季壮极大兴趣，因为当时外贸很困难。

　　　　刘澜波同我的观点是一致的（我们住在一栋楼）

　　　　，但当时所有内情我都没有同他谈。

　　　　有天他告诉我：柯庆施向他谈到，毛跟柯谈到对乔木的观感，说乔跟他一起二十年，还是一介书生。使我想起广州会议时，毛谈到要善于听不同意见和反面意见时说：我们身边有个胡乔木，最能顶人，有时把你顶得要死。

　　　　（这次会乔木等没有参加）。我连忙将柯庆施的话告诉田家英。田说，毛对乔木，是既爱之又恶之。田跟我谈到，他们的估计，“左派”司令部由柯庆施和李井泉挂帅，他们攻《会议纪要》，攻彭总的信，也攻周惠，这些都是由他们发动的。正在这几天紧张交锋之中，一天吃午饭时，陈正人将彭的信指给我看：“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指谁？为什么说“有失有得”？

　　　　“得心应手”这些话还不是有所指的。陈对我说这些，也许是好意，怕我陷得太深。我心中明白，我的发言得罪了柯庆施。这时许多说法都传出来了，说彭的信刺很多，许多话都是影射主席；“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的提法是路线性质问题，路线错了，要换领导才能改正错误；书记处的人，“左”

　　　　、“右”一半对一半；等等。彭在西北小组发言，说了“操了我四十天娘”的话；彭总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万岁，等等，也传出来了。

　　　　毛泽东当时除找我们谈过两次话外，当时还找各大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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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６１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

　　　　责人谈过话。究竟柯庆施等怎样在他面前攻击彭总（以及我们这些“右派”）

　　　　，详情不得而知。毛同中央常委同志，这时肯定没有交换过意见。有以下二事为证：７月２０日左右，晚上跳舞时，我坐在总理的旁边，我问总理：你认为彭总的信怎么样？总理说：那没有什么吧。意思即这是一种正常的情况。

　　　　我的记录本上，７月２０日记有少奇提的三个问题：１。

　　　　（１９５８年）是“左”倾错误还是右倾错误？

　　　　２。

　　　　去年三个月时间，是否犯了路线错误？

　　　　３。

　　　　１３００万吨是否右倾？

　　　　３００万吨是否左倾？

　　　　此外，以下情况也是最好的证明：从７月１２日到２２日，总理三次找国务院各部开会，谈形势，摆问题，算细帐。讲陈云总强调财政、物资、现金三个平衡，要略有节余。去年全冲乱了，单生铁即补了１５亿。总理认为继续跃进，过分紧张；综合平衡工作没有做好，不能这样过日子，特别是三材太不平衡。

　　　　冶金部今年２４个亿，上半年已经用了１９个亿。

　　　　从而提出问题，指标到底放在哪个杠杆上？基建到底铺多大摊子？由于毛７月２３日的讲话，总理主持的会议当然中断了。

　　　　去年听黄克诚说，彭本不准备上庐山的，是他催促彭上山的。在湖南视察时，小舟陪着彭总，谈得比较融洽，许多观点一致，上山之后，小舟动员彭写的信。信中有些材料是贾拓夫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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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３６１

　　　　毛泽东７月２３日讲话

　　　　下面７月２３日毛的讲话，是根据本人当时记录本的详细摘要，内容如下：看了发言记录、文件，与部分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听好话。两种话都要听。劝这些同志听坏话。党内外刮风。

　　　　右派讲秦始皇修长城倒台；我们修天安门，一塌胡涂。

　　　　党内有许多动摇分子，看得不完全，有火气。有的人历史有问题，挨过批评（广东军区）。江西党校有集中反映，党内代表也是右派，可以辩论，三四年再转过来。这回会内会外结合，地方太小，不然把右派都请来开会。

　　　　越讲得一塌胡涂越好，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这一名词。

　　　　顶一个月，顶三四年，十年，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掉下来，原因是做了一些好事。

　　　　现在腰杆子不真正硬，多数派要硬起来。什么猪肉、头发夹子、肥皂等有所失调，工农商交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据我看，没什么紧张。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不那么多。公社运动，碴牙山书记告诉我，七八九这三个月，每天３００人参观，徐水、七营里也是这么多人，到那里去取经，其中也有县、社队和省地委干部。大概是出了真理，免于贫困的自由，想早点搞共产主义。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是有一些，只想搞多搞快。三个地方三个月９０万人朝山进香，如此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你们心是好的，事实难于办到，要有步骤，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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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６１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

　　　　一口吃个胖子。农民一个时期有狂热性。春节前后，两个多月不高兴，干部下乡不讲话了，请吃稀饭、蕃薯。因刮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群众不欢迎。说服这些干部。三四月风即压下去了。现在听说大多数转过来，留恋共产主义的是少数。平调东西要收回，几亿人受到教育，不能你的就是我的。没读政治经济学，不知等价交换，价值法则；公社一级不懂一点不好。不识字，可以给他们讲课。北齐斛律金作《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按：此歌乃敕勒民歌，非斛律金作。）斛律金一字不识，可以做到丞相（按：北齐左丞相是斛律光，不是斛律金。）柯老讲１５年全民进大学。农民、工人不是也学哲学吗？同他们讲课，比知识分子易懂。

　　　　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我们作过多次检讨，他们没有听到。有些问题这次不会解决，有些同志不会放弃观点。要养成习惯，听得进坏话。我少年时代也是一股火气：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现在这个原则还不放弃，硬着头皮顶住，学会这一条。如果我错，我作自我批评。

　　　　第二方面，对另一部分同志，在此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有一些同志是摇摆的，在历史上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历史上四条路线，现在一条总路线，站不稳，扭秧歌（蒋邦谓我“秧歌王朝”）。

　　　　这部分同志扭秧歌，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

　　　　对动摇分子不赞成带帽子。如果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则是资产阶级泄气性、悲观性。

　　　　那些同志是要搞社会主义，没经验，一点风吹草动，就以为冒了，就反冒进。

　　　　（讲到这里，偏过头对坐在旁边的总理说：）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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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５６１

　　　　住脚了，干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也会站住脚的（陈云和小平没有参加庐山会议）。那次批周、陈的人，取其地位而代之。

　　　　“有失有得”

　　　　，失放在前，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

　　　　如果要带帽子：资产阶级动摇性或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受资产阶级影响，屈服帝国主义压力之下。

　　　　７０万个生产队，７０万条错误，都登报，一年也登不完，这样，国家必完蛋。帝国主义不来，人民要起来革命。专办讲坏话的报纸，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要坚定。

　　　　他们不是右派，象中间派，偏左偏右还要分析。

　　　　重复了１９５６年下半年、１９５７年上半年犯错误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还有３０公里。现在这种论调，右派欢迎。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我不讲，对这些同志有益、有害？有害。

　　　　食堂问题，是好东西，无可厚非。赞成自愿参加，节余归己。保持１３即好，１。

　　　　５亿人。坚持下来了不起。希望达B到一半左右，２。

　　　　５亿人。

　　　　《红旗》登的一个食堂，败而复成；不仅节省劳力，还节省物资。有的用上了自来水。建议河南为食堂搞一套机械化。

　　　　科学院到昌黎县调查，有右派出来说，无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有许多事根本料不到，如计委是计划机关，却不会管计划。各个部、地方，一个时期不管综合平衡。

　　　　地方可原谅。

　　　　计委和中央各部，十年了，忽然在北戴河开始不管了。名曰计划指标，等于不要计划。真没有料到！我、总理、少奇根本未管。为自己开脱一下，因我不是计委主任。去年８月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对建设根本外行。

　　　　没有领导，哪来英明。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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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１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

　　　　西楼时讲过，不要写“英明领导”。

　　　　１９５８、１９５９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当说在我（过去说周、陈）。

　　　　实在是一大堆事未办。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

　　　　柯讲６００万吨。我６月讲１０７０万吨。北戴河发公报，一波建议，也觉得可行。从此闯下大祸，９００万人上阵。始作俑者，应绝子灭孙。补贴８０亿，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偿失，得失相等，即由此而来。

　　　　浪费一些，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为好铁奋斗。无一股热气、神气，办不好事。李逵太急，列宁热情磅礴。有话就讲，口说无凭，立此为证。不要怕穿小鞋，成都会议讲过，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明哲保身。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两部分人都不高兴：一部分触不得；一部分方向危险。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１０７０万吨，我下的决心；其次，人民公社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公社决议是我建议写。当时碴牙山如获至宝，记者问我，我说“好”

　　　　，便登了报。

　　　　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有一点。

　　　　你们赞成了，也分点成；但始作俑者，推不掉。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总路线是个虚的，见之于农业、工业。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分担一点。

　　　　要快之事，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

　　　　欧洲革命要来了，又没来，反反复复。他死了好多年，列宁才来。那不是急性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列宁也搞和平民主新阶段。后来一国可胜利，可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反对巴黎公社，季诺维也夫反对十月革命。巴黎公社起来后，马克思赞成，估计会失败。

　　　　但看出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哪怕三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的话，当然划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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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７６１

　　　　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像１９２７年失败了？

　　　　缩小到１B１０？不能这样讲。刮了一次共产风，全国人民受到教育。现在要研究政治经济学。

　　　　如果说富春、鹤寿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柯老要搞６０万吨，那第一个责任是我。屎都拉出来，人就舒服了。

　　　　“不仅对事，也要对人”

　　　　毛泽东讲话完了，即散会。彭总在门口挡着毛，说他的信是向主席个人写的，并没有让大家来讨论。

　　　　我的心情很沉重，与田家英、吴冷西（还有陈伯达）四个人走出会场，散步了很久，谁也没有说一句话，都感到沉重之至。走到一个石亭中，田用木炭枝在石柱上写了这首旧联：“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

　　　　晚上，我到周小舟、周惠处，大家都不能接受毛的讲话，觉得再无处可诉了，满肚子意见要发泄。小舟特别激愤，建议到黄克诚处谈谈。我不赞成，怕有人看见犯嫌疑。小舟坚持去，于是给黄打电话，黄不赞成去，他也不愿来，但拗不过小舟的坚持，只好同意我们三人去。

　　　　小舟和我都有点火气。

　　　　小舟谈到斯大林晚年问题。说袁世凯称帝时，下面单独办一种报纸给袁看，专门讲劝进的话。意指毛仍偏听偏信。我说，这不是钓鱼吗？还说了一句很重的话：他不能一手遮天。黄说：“主席又不是慈禧太后”

　　　　，他比较冷静，劝我们有意见还是当面谈。我说这时正在火头上，谈不得。谈话之间，彭总走进来了（他住在黄的对面房）。房中无多余椅子，我忙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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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６１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

　　　　让座，心中觉得不大好，示意小舟辞去。我们三人即起身出来，各自归去。但出来后，被人碰见了。随即毛知道了此事。

　　　　于是７月２６日传令：划清界限，不仅对事，也可以对人。大概第三天起，我们在小组中即开始挨批斗。小组会批评我的第一天，习仲勋说我还算是中间偏左的。可是有人受柯庆施的指使，说我在火车上讲１９５８年出了轨。柯之不放过我，原因就在我曾在小组会发言批评了他。康生也不放过我，说我是中央的“间谍”

　　　　，在延安挨过抢救，住过保安处，因而对党怀恨。还散播谣言，说我的父亲是红军杀掉的（我的父亲死于１９２２年）。别的小组也传出，有“文班子”

　　　　，也有“武班子”。

　　　　７月２３日到２９日之间，田家英还悄悄跟我联系。

　　　　有天晚上他来住处告我：在起草反党集团文件，周小舟在内。让我通知二周，加倍小心谨慎。田还告我，问过总理，没有我的名字（后来的“决议”

　　　　，我被列入“追随者”）。这期间田还告我二事：在毛居处大区负责人会上，有人说彭就是纳吉。毛一人在房时，林克在旁，对林克说：朱德是老右派，张闻天也是，李锐这次也是个右派。

　　　　“对人”之后，批斗升级，小组会上提出“湖南集团”和“军事俱乐部”。为了消除毛的疑虑，田转告乔木的主意，让我给主席写一信，以释去２３日夜间的疑心。

　　　　我于是向毛写了一信，说明２３日夜间是怎样去黄克诚处的，谈了些有关湖南的情况（那夜也确谈了湖南形势）

　　　　，黄劝我们有问题找主席谈。

　　　　特别说明彭总进来后，我们立即离去。当然隐瞒了“斯大林晚年”之说这些要害。

　　　　信晚上送去，第二天（３０日）大早，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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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９６１

　　　　找我们四人去谈话。毛说，不了解黄克诚的历史。谈了一军团、三军团的问题。提出（传说彭黄）

　　　　“父子关系”问题。黄说明在江西被打成ＡＢ团时，是彭救了他，因此同彭的感情关系始终很好；但在某些政治、思想问题上，同彭常有争论，有不一致处。毛就说：政治、思想、感情是统一的东西，“我自己的思想感情总是一致的”。并说，这些疙瘩要解开（意指过去不了解彭黄关系）。随后又说，同我们几个人不通心，同小舟尤格格不入。我们反映会议空气太紧张。毛说，要容许交锋，容许自由辩论。还跟我们谈到遵义会议之前，怎样将张闻天和王稼祥争取过来的故事。我们提出“湖南集团”的问题，希望能予澄清。毛说，这是一种误会。

　　　　谈完出来后，遇见田家英，我将“解疙瘩”之语告他，田说，不要轻信，大难还在后面。当然他们知道内情。

　　　　这时，田还告我他们的几点看法：彭是政治局委员，政治局没有开会讨论，就让小组批斗，太不应当了。慨叹毛这样独断专行，晚节不终。还担心总理也牵扯上，这些党的元勋应当受到保护。由于《纪要》同时挨批，他们也有自危之感。

　　　　８月１日常委会及最后阶段

　　　　常委会开了两次，第一次是７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