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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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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乃至发展速度，在社会主义国家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尽管在某些领域中，社会主义国家也曾取得更高的发展速度，但这常常是不顾高昂代价得到的，因而无法稳定持久地保持这种优势，结果是总体差距越来越大。尽管以下这种对比不一定完全合理，仍能借以看到问题的严重性。
１９５５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总份量的４。
７％，１９８０年下降为２。
５％；１９６０年国民生产总值同日本相当，到１９８０年只相当日本的１４，１９８５年更下降到１５；１９６０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B超过中国４６００亿美元，而１９８５年超出３６８００亿美元。这是仅从经济实力来说，还不讲科学与技术的实力。
论后两方面，我们同日本、西方的差距就更大了，而且越来越大。这是过去２０年“左”的思想和实践造成的极其痛心的严重后果。根据统计，“大跃进”期间，损失约１２００亿元；“文革”十年，损失约５００亿元。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近３０年中，我国全部基建总投资为６５００亿元，固定资产投资约４０—５００亿元。
由此可见，这两次大折腾所损失的６２００亿元，几乎相当于我国前３０年全部的基建投资。
至于无形的损失，计算不出来的损失，确实更难以说清楚，例如关于人才培养的损失，人口的激增等，即是如此。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预言，由于资本主义容纳不了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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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创造的生产力，因此它必将为社会主义所取代。社会主义在消灭剥削基础上，同资本主义相比，必然创造更高的生产率，使生产力得到更快的发展。
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实践结果，却表明并非完全如此。现实曾迫使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走上改革的道路。毛泽东是怎样看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这种改革趋势的呢？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提，就是正确认识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内在的固有矛盾。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对国内外情况的估量，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寻求解决矛盾的办法，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他提出了许多光辉的思想，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并没有忽视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他想超英赶美。
１９５８年１月，他曾经提出：“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
①；１９６３年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一文中，还提出科学实验是人类三大社会实践活动之一。
②可是将阶级矛盾、两条道路斗争作为社会主要矛盾和高于一切的任务时，这种重点转移是不可能实现的。
这确实是历史的不幸，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毛没有能在正确的思想发展轨道上坚持下去。如前所述，欲速则不达，事与愿违。我们在探讨这个问题时，单纯追究个人的责任是不公正的、不科学的。应该看到，任何思想学说
①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１９５８年１月３１日）。
②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
，第８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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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１３
的产生，都不能脱离时代的影响，都烙有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印记。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穷本探源，也同样如此。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却在落后的东方俄国和尤其落后的中国，先后取得革命的胜利。这就使得社会主义建设存在一个客观物质基础即经济与文化先天不足的问题，这恐怕是苏联也是我们党历史上长期犯“左”的错误的一个基本的客观原因。
穷则思变，越穷就越想快点富强，于是“穷”与“左”结下不解之缘；于是客观上越没有根据的东西，主观上对之反越坚定不移。
以下从几个方面试作探讨。
（一）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冲击首先应当谈到国际形势即时代的影响。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１９４７年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毛泽东对世界形势曾作过如此乐观的估计：“现在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走向胜利的历史时代。”从这样一个对世界形势的基本看法出发，从而制定国内政策，这也是毛当年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外部原因。这个论断显然是受到斯大林的影响。早在列宁去世之后，斯大林即判定人类已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而重点放在后者。
二次大战后出现了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形成“社会主义阵营”
，当然更加夸大世界无产阶级的力量，认为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已进一步加深。
可是，时代的发展却出现了曲折变化，不仅资本主义世界并未“日薄西山，气息奄奄”
，反而社会主义阵营中在１９４８年就发生了“南斯拉夫问题”。以南斯拉夫实行“自治制度”为标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摆脱苏联模式的最早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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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２月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后，各国共产党开始从“斯大林的阴影下”摆脱出来，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进行反思。在这种背景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波迭起，发生了波兰（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等由改革引起的骚动。
３０多年之后回头来看，大约人们可以接受这样一种看法，这就是，当时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人民，曾迫切要求突破苏联的控制和干涉，改革从苏联照搬的政治经济体制，克服党和政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等错误，从而独立自主地探索具有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不论后世史家如何评价，实际上，波匈事件是国际共运改革潮流中涌起的第一个巨浪。
虽然对赫鲁晓夫勇敢地揭开斯大林问题的盖子，毛泽东曾给予一定的赞许；但苏联批判斯大林的浪潮和波匈事件的发生，终于引起他对马克思主义命运的忧虑。
在１９５６年八届二中全会上，他伤感地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的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共产党也批评苏联。你有多少资本呢？无非是一个列宁，一个斯大林。你把斯大林丢了，把列宁也丢得差不多了，列宁的脚没有了，或者还有一个头，或者把列宁的两只手砍掉了一只。”在毛看来，苏联、东欧正在起步的社会主义改革，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并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分子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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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上来了。“
他表示，中国共产党人“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十月革命的。马克思写了那么多东西，列宁写了那么多东西嘛！”
①毛把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对中国的影响看得很严重，他说：“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
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
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
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
②毛发动反右派斗争，也同他对匈牙利事件的思考有关。
他在１９５７年６月８日写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党内指示中说，反右派斗争“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
，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
③从此以后，他错误地把社会上的一切可疑动向，都视为阶级斗争的反映；把党内的一切跟他的意志相违背的分歧，也视为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把国内阶级斗争视为国际阶级斗争的反映。
于是，形成了用阶级斗争方式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基础。到了“文化大革命”
，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达到不分青红皂白草木皆兵的程度。由此最后形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
（二）中国小农经济的影响中国山多地少，交通阻隔，自古以来为单一的小农经济。
①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３２１—３２３页。
②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３３４页。
③同上，第４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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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雄争霸，农民起义，实质上都是土地战争；有人有粮就有兵，积粮为称王的基础。历代帝王兴修水利，奖励生育，励行屯田，重农抑商，走以粮为纲的老路。这种经济结构，阻碍分工，抑制交流，更谈不上科技进步。水利工程，常修常毁，毁林开荒，毁草种粮，越穷越垦，越垦越穷，土壤不断沙化碱化，几千年来，逃脱不了这种恶性循环。
直到近代，社会仍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育的阶段，商品经济很不发达。
据前述七届二中全会的估计，旧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几乎占整个社会经济的９０％；１０％的近代工业多属具有浓厚超经济色彩的官僚买办资本。
这种经济结构限制了阶级分化。
中国近代以来，资产阶级是弱小的，无产阶级人数也不多，而农民小生产者则一直是一片汪洋大海。作为封建生产方式的消极代表，农民没有力量超越政治上的皇权主义和经济上的绝对平均主义；他们渴望改变贫穷处境，希望建立平等、公正的理想社会；他们把个人的命运和社会的进步寄托在自己所崇拜的偶像身上。如马克思所说：“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
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
反映农民的这种理想社会思想，中国近代史上出现过太平天国、康有为和孙中山三次有同有异的理想社会思潮。
在毛泽东思想引导下，中国革命是一场东方独特的、新型的农民革命。但是暴力革命只能带来政权的突变，并不能带来经济和文化的突变。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农民得到了土地，并不能同时在经济上、文化上也立即翻身。
事实说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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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过去几十年，经过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以及后来的公社化）等三大改造，加上国家的财政援助，尽管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地区农民的温饱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只有这十多年来，实行了改革开放国策，才有望于２００年时达到小康水平。从经济方面深加追究，也正是由于这种同封建主义结合的小农自然经济，只能产生以家庭和土地为依托、以自给自足为理想的凝固而封闭的经济结构思想；所谓互通有无、调剂余缺也是以此为前提的。加以客观上，过去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我们实行长期封锁，中苏关系的破裂（原来也主要是政府间的简单记帐贸易）
，使我国经济长期处在高度集中和政府统制的计划经济结构中，“文革”
十年更处在一种封闭状态中。古今内外的影响，也使得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不可能超越这种社会存在。我们不能苛求他的经济思想能同现代国际经济运动、开放发展的格局相协调相一致。１９５６年在《论十大关系》中，他有过“多元化”的经济开放思想，曾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说到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这倒是我们现在应当很好继承和发展的。
当然，中国几千年同封建主义共生的小农经济，对毛泽东政治上长期“左”的错误思想，有更深广的影响。长期的农村环境和农民战争，一方面提高了农民的革命意识，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同农民的血肉联系；另一方面，党员和干部大都出身于农民，农民固有的封建思想和小生产观念，在党内不能不有着广泛的影响和深厚的思想土壤。此外，白区党长期处于地下状态，以及共产国际和苏共高度集权的影响，也使得党的民主生活难以健全，而容易形成家长制、一言堂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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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这种情况，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几次整风运动，也没能得到解决（在那样一种体制下，也不可能解决）。相反，战争年代必要的一元化领导经验，发展到“书记挂帅”
，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大家习惯于以“人治”代“法治”。
此外，在我们这个根本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即：中国革命胜利与毛泽东个人威信的高涨同时到来，使得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很自然地把毛泽东看作是中华民族的大救星，谁都衷心乐意高唱《东方红》，包括从青少年时期就投身推翻封建统治的老一辈革命家，他们也难得摆脱传统的束缚，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个人崇拜的既成事实。随着个人崇拜的发展，最后促成毛泽东可以随意实行个人专断。
可以说，这种中国特有的小生产的自然经济以及在小生产基础上形成的习惯势力（它们容易产生英雄崇拜和个人迷信）
，为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提供了活动的舞台。
（三）现行体制的障碍和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在体制上曾长期存在的问题是过于集权。
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学习苏联，我们沿袭了战争时期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照搬了苏联集中计划的产品经济体制，并建立起与政治、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文化体制、对外关系体制等。
按照苏联模式，把国家所有制、指令性计划、统一调拨产品、轻视市场经济等等，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把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高度集权等等，作为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内在要求；把对科技、文艺等领域实行的行政干预和对文化教育的高度集中管理，作为社会主义文化体制的内在要求。这些日渐僵化的体制，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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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障碍了社会主义经济尤其是商品经济以及文化艺术事业等方面的发展，另一方面干扰着社会主义民主化的进程；同时，党政各级缺乏制衡与调节的机制，这都导致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实践发展到随心所欲的地步，形成日益严重的集权体制与个人崇拜的恶性循环。这里应当着重一谈的是，国际共运史上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影响。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与集体领导原则，必须正确解决领袖同党的关系，这个问题对执政党尤其重要。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为批评德国“左派”共产党人把领袖同党对立起来的观点（所谓“领袖的党”
、“群众的党”）
，有专门一章论述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文中强调了领袖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指明领袖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集团。这里讲的是一般政党政治的原理，并没有论及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这方面可能出现的新问题。列宁着重讲了领袖的重要地位与党和阶级的一致性这一面；而没有讲到另一面，即领袖必须置身于党员群众之中，不能高踞于党与群众之上，尤其是领袖也有可能犯错误，同样必须受到党的组织和党员群众的监督。列宁很注意贯彻民主的集中制（他强调民主前提下的集中制）
，以避免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他同马克思一样，很厌恶别人对他无原则地歌功颂德。他特别重视党政分工，防止党政机关犯官僚主义。可是，斯大林没能继承列宁的民主传统，却把列宁关于垄断权力的一些想法，发展到极端，逐渐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形成领袖终身制，高度集权与个人崇拜相结合，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终于导致一系列严重错误。关于领袖与党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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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宁已经有所侧重的不全面的论述和斯大林的集权专断，对我们党都曾长期发生过影响。我们又是一个有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皇权高度集中、习惯定于一尊的国家，正如《历史决议》中说的：“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
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
过去在长时期中，我们惯于把领袖说成只是一个人，不讲领袖是一个集体；把革命理论只说成是个人的智慧，不讲还有集体的贡献；把一切成就归于个人，不讲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作用；把领袖神化，说成绝对正确，而不讲领袖也是凡人，也有缺点，也会犯错误；到毛泽东晚年时，尤其形成一个坏的习惯：在任何场合，对领袖只能歌颂，不能批评。
全国土地改革完成以后，曾以为反封建的任务也已经完成。长时期中，我们只注意了反对资本主义思想，同一切崇洋媚外的思想作斗争，却放弃了同时肃清封建主义残余思想。
“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种种严酷的封建专制主义现象，自不是偶然的。
１９８０年８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极其重要的文章中说：“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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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方面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①文中具体谈到过去在政治、思想和体制等方面，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情况：“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
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
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
②“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
③
“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
④“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
①见《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７月版，第２９５页。
②③ 同上，第２８—２８９页。
④见《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７月版，第２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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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林彪鼓吹‘顶峰’论，说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这种说法在全党全军全国广为流传。粉碎‘四人帮’后，还把个人崇拜的一套搬了一段时间。“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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