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总管家周恩来-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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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即使束紧裤带，也要把原子弹、导弹搞出来，正如后来陈毅所表示的那样，脱了裤子当当，也要把我国的尖端武器搞上去。
　　同时，我们也不能脱离国力条件，任意地花大钱搞尖端。我们要在国力许可的范围内突破尖端，尽可能少花钱，多办事。
　　对此，周恩来的指导思想是一次试验，全面收效。
　　1964年11月2日，周恩来在听取首次核试验汇报时指出，我国的核试验不要多，搞一次试验就要取得尽可能多的资料，要做到一次试验全面收效。1965年3月20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会研究了第二次核试验准备工作。周恩来在会上强调指出：这次试验一定要准备好，要吸取上次核试验的经验，更周到、更细致、更妥善地做好全面安排。在效应试验上，要搞清楚在空中、地面各种条件下杀伤和被破坏的威力半径。总之，凡是通过试验应该得到的数据和资料都要得到。中国反对核讹诈和核威胁，不主张搞几百次核试验，因此我们的核试验都要从军事、科学、技术的需要出发，做到一次试验全面收效。《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上），第264、　243页。
　　我国第一次核试验按照周恩来的要求，在测试和“效应”方面实现了军用、民用“多方收效”。我国第一次核试验只花了几十亿人民币，而美国第一次核试验花了几百亿美元。周恩来说，我们是后来居上，也应该后来居上，因为人家已经为我们探了路。
　　周恩来确定的“一次试验全面收效”的方针，适合中国国情，体现了我国研制核武器的根本目的。遵循这一方针，我国从1964年第一次核试验以来共进行了30多次核试验，较之美国的800多次和苏联的600多次，我国核试验的次数是很少的。但是，我国核试验的效益是相当高的。钱学森说：“我们搞‘两弹’花钱比外国少，因为有党的领导，具体就是周恩来总理和聂帅在领导我们。再就是中国科技人员的优秀品质，所以完成了这个任务，损失最小、花费最少。”钱学森：《周总理让我搞导弹》，《不尽的思念》第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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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生产、积极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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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科技、突破尖端是为国防建设、经济建设服务的，是为了实现国家富强。怎样处理好发展科技、突破尖端与国防建设、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周恩来的指导思想是面向生产、积极转化。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但是科学技术没有与生产实践结合之前还是一种知识形态的生产力，只有当它在生产实际中得到应用才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1956年9月，周恩来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指出：“科学研究工作应该同国家的各项建设工作、特别是经济建设工作密切结合起来。”《周恩来经济文选》第319页。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周恩来又说：“生产对于科学是基本的推动力量。”“科学技术研究的基本任务，是为了发展生产，同自然界做斗争。”同上书，第360—361页。
　　怎样实现科学技术研究向生产的积极转化？周恩来提出实行三种形式的“三结合”。其一，是实行三种人的“三结合”，即“领导、专家、职工群众”相结合，或者说“干部、科技人员、工人”相结合。他认为这样可以群策群力，大力发展我们的生产、发展尖端技术。其二，是实行从科研到实际应用过程三个阶段的“三结合”，即“使用、生产、科研”相结合。国防工业要使用第一，科研、生产要为使用着想。使用要求的不断提高，就决定了科研、生产也要不断地提高。其三，是实行第三个方面的“三结合”，即“科研、教学、生产”相结合。科学技术知识只有通过教学传授为劳动者所掌握才能向生产转化。所以，他认为发展教育也是一个中心任务。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0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周恩来认为，发展科技、突破尖端既要重视向国防工业的生产、向武器的转化，也要重视向民用工业的生产、向经济实力的转化，并要处理好两种转化之间的关系，相互促进。首先，搞尖端科技要考虑平战结合、军民两用。周恩来提出：“尖端和国防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作战用在战争上，不作战就可用在和平建设上。”《周恩来经济文选》第404页。其次，突破尖端科技必须以工农业生产、以经济建设为基础，脱离基础也可能单独搞一项，但那是不能持久的。“我们在尖端技术上要像攀登珠穆朗玛峰那样前进，这就需要提高我们的工业水平。必须在好的农业基础上、好的工业水平上，尖端技术才能突破，不然是不可能的。”《周恩来经济文选》第426页。再次，在“两弹一星”的每次试验中，一定要结合工业生产进行检查和总结经验。周恩来说，从元件、材料到机器，哪个没过关，哪个有问题，都要总结经验，这样对工业的提高大有好处。最后，抓尖端科技一定要密切联系和促进整个工业、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我国掌握了原子弹、氢弹核武器后，周恩来指示：二机部不光是爆炸部，而且要搞核电站。后来，周恩来又嘱咐：要抓住工业，抓住基础工业推动我们国家工业进步。否则，虽然搞出几样试验（指导弹、原子弹、卫星），但是工业没有提高，两头都不踏实。尖端要抓上去，总结提高，推动基础工业发展，互相促进，不断转化。我们要做好这件转化工作。
　　面向生产，积极转化，成果显著。我国“两弹一星”尖端科技的发展，带动了信息工程、系统工程、遥测、遥感、遥控、复合材料、精密加工、自动控制、仿真等高、新技术的发展；带动了数学、物理学、化学等基础学科和力学、电子学、光学、声学、空气动力学、水动力学等技术科学的发展；促进了冶金、机械、能源、交通、化工、纺织、轻工等传统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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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到细致、稳妥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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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夫子曾说：“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论语·述而》。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曾提倡临事而惧的精神。在国家建设中，周恩来说：“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在经济上翻身，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09页。周恩来抓水利、“上天”两件大事时，尤其重视临事而惧的精神。
　　周恩来抓“上天”即“两弹一星”的尖端科技，临事而惧的精神具体化为“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16字工作指导方针。在“两弹”试验基地，工作者们用精心选出的彩色石块拼成这16个大字，镶嵌在各工号的戈壁滩上。这16个大字刻在“两弹一星”的科学家和每一个工作者的心上，是各个基地尖端试验长期遵循的座右铭。
　　周恩来是何时何地提出这16字方针的？到目前还找不到一份档案材料（不论是周恩来讲话记录，还是周恩来手稿）能确切地解答这个问题。当年参加中央专委会的有关负责人的回忆不尽相同。刘西尧回忆“是周总理在我国准备进行第一次核试验的前夕”提出的。朱光亚说：“国防科技战线上的同志，都牢记1965年5月周总理的十六字教导”。刘杰回忆：“在氢弹的研制过程中，周总理还给我们制定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工作指导方针。”《不尽的思念》第332、　307、　325页。张爱萍说：周总理“对各种试验他都要求做到‘万无一失’，又对如何达到‘万无一失’做了许多具体指示。我和刘西尧同志把恩来同志的指示提取成为一个口号，即：‘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我们的周总理》第102页。从已经掌握的文献材料看，张爱萍的说法较为可信。
　　这概括起来的16字方针，准确地反映了周恩来担任中央专委会主任领导“两弹一星”研制的重要指导思想。
　　在第一颗原子弹研制过程中，周恩来就多次阐明这一指导思想。1963年3月21日，在第五次中央专委会议上，周恩来指示，二机部的工作要有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计划科学性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1964年7月14日，周恩来针对组织首次核试验预演，要求工作要做细致做周到，防止意外，每个环节都要加强保卫、保密工作。
　　1965年3月20日，针对第二次核试验准备工作，周恩来强调要吸取上次核试验的经验，更周到、更细致、更妥善地做好全面安排。5月5日，周恩来叮嘱第二次核试验要加强政治，积极谨慎，戒骄戒躁，要特别细心，一点不能疏忽大意。
　　针对“两弹”结合试验，1966年10月8日，周恩来指出：这次试验，事关重大，不能出乱子。要严格检查，一切工作都要百分之百地保证没有问题才行。10月20日，他又特别强调要保证万无一失。
　　针对氢弹空爆试验，1967年6月12日，周恩来指出，这次试验又有更新的特点，应认真严肃地对待，切实解决存在的问题。他说，防止意外情况发生，很关键的是保证伞的强度和正常开伞，这个问题必须认真严肃对待。
　　针对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准备工作，1970年4月16日深夜，周恩来叮嘱罗舜初：在发射现场要一丝不苟地进行检查，一颗螺丝钉也不能放过。4月20日，周恩来又提出了这次卫星发射要做到安全可靠、万无一失、准确入轨、及时预报的全面要求。
　　这16字方针不仅是用来要求尖端科技的队伍，而且，周恩来自己是身体力行的典范。朱光亚回忆说：“每次核试验前听汇报，他总是要仔细地询问可能影响成败的各个关键环节，而且还要求我们把各种不利或意外因素考虑到。例如，弹已挂上飞机后，气象起了变化怎么办？万一弹投不下来怎么办？飞机带弹返回机场时会不会弹又意外地脱钩？这种情况下又应采取什么可靠的保险措施？等等。有时得不到满意的回答，他就暂时休会，给我们一段时间，让我们回去找更多的同志进一步研究，直到有了令人放心的答案后才复会，再审议，作决定。”朱光亚：《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前后》，《不尽的思念》第307页。
　　为什么要这样？其一，周恩来认为“上天”同水利一样，“这是关系人民生命的大事”。其二，周恩来说：我们国家穷，做什么事，都要考虑周到。略有失误，都会加重人民的负担啊。
　　实践证明，“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是向尖端进军制胜的法宝。按照它办，就可以避免可能出现的奇灾大祸和巨大浪费，忽略了它，就招致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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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序而进、逐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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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抱之木，起于毫末。周恩来领导国家建设，历来反对急躁冒进，主张按一定步骤扎扎实实地前进。1951年1月12日，在讨论治水问题时，周恩来说：“水利工作要按照步骤，一步一步去做。”“工作中，失去了步骤，失去了联系和配合，是不易做好的。”《周恩来经济文选》第87页。发展科技，突破尖端，也不可能一步登天，需要循序而进，逐步实现。周恩来指出：“科学研究、尖端技术，要循序而进，不可能一步登天，要在一定的基础上逐步往上爬，要有步骤和秩序。登珠穆朗玛峰，也要分几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上去。不把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困难克服，怎么能上去呢？”“当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这样的人民，处在这样的时代，是可以快一点的，也应当快一点；应当有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志向，分阶段地、一步一步地登，总是可以上去的，中间也会有小的跳跃。”周恩来还告诫大家：“原子、电子时代，改变了很多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只能是逐步实现，逐步提高，不可能一步攀登高峰，要有个正确的认识。”《周恩来经济文选》第493—494页。
　　1962年3月21日，我国自行研制的中近程地地导弹首次飞行试验，未获成功。7月13日，在总结经验时，周恩来指出：突破国防尖端技术恰如攀登珠穆朗玛峰，也得分阶段，逐步往上爬。国防尖端技术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很强，一定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循序渐进，打牢基础，有步骤地按程序进行。《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上），第72页。几个月后，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成立。12月4日的专委会在西花厅举行，周恩来听完汇报后讲了四点：实事求是，循序而进，坚持不懈，戒骄戒躁。此后，这四点成为中央专委工作指导方针之一。
　　1963年1月，周恩来在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重要命题之后，还进一步指出：“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主要要求是：实事求是，循序前进，相互促进，迎头赶上。”他分析道：实事求是，循序前进，“是指要有科学的态度”；相互促进，迎头赶上，是指“要有雄心壮志，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他说：“只有把实事求是、循序前进和相互促进、迎头赶上统一起来，才能使我们科学技术的发展适应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要求，比较快地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12—413页。周恩来指出的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主要要求，既是指导原则，也是思想方法，不仅在“两弹一星”的研制中产生了重大的历史影响，而且在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中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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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好宣传、加强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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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科技，突破尖端，需要全社会的理解与支持。为此，周恩来重视从社会舆论上扩大宣传，营造有利于科技发展的社会氛围；从组织力量上加强领导，以保证决策和管理的权威与效率。
　　为加速发展原子能事业，周恩来说，我们党的机构有两个部，即宣传部和组织部，我们历来是宣传先行，然后组织落实。发展原子能的重要意义只有少数人知道还不够，要让大家都知道，特别要让党中央、国务院、军委的负责同志知道。要造成一个全党全民关心原子能事业的气氛，使更多的人懂得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重要性。《不尽的思念》第300—301页。1955年1月3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四次会议上提出要组织原子能和平利用讲座。“请钱三强、周培源、钱伟长、赵仲尧讲讲，讲时把它录下音来，在全国进行这方面的教育”。另外，编些通俗的小册子，写些文章登在报上进行宣传教育。周恩来问在座的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杨秀峰部长，你懂不懂原子能？”杨秀峰答：“不懂。”周恩来说：“不懂也得去听听课，不懂原子能就不会很热爱。”《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
　　为具体负责原子弹、导弹研制工作，在周恩来提议下分别成立了原子能事业部（二机部）和第七机械工业部。1962年11月，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的领导，更有力地促进原子能工业的发展，力争在较短的时期内取得更大的成果，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中共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1965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中央专委除管原子能工业、核武器以外，还要管导弹。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改称中央专委会，组成人员进行了调整和扩大。中央专委是有高度权威的行政权力机构，它通过宏观调控，合理地分配国家资源，有效地组织全国的力量，确保了“两弹一星”发展目标的如期实现。
　　“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如果没有中央专委的统一领导和集中使用力量，中国的“两弹一星”就不可能在时间短、困难大的条件下取得成功。




*把农业摆在第一位


　　农业是基础，这是周恩来的一个基本的经济思想。在经济恢复、“一五”计划、经济调整和“文化大革命”等不同历史时期，周恩来不仅始终坚持了这一基本的经济思想，而且善于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定条件，不断深化和拓宽对农业是基础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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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饭吃，其他一切就都没有办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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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7月，在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取得基本胜利，但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没有结束战争的形势下，周恩来提出了“恢复生产，建设新中国”的口号。同时，他又明确指出：“我们要恢复生产，首先就得恢复农业生产。”《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61页。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后的几个月中，周恩来反复指出，今天的工作中心是恢复生产，凡是对恢复生产有利的都要尽量发展。要想恢复生产就必须依靠农村生产，它是可靠的基础。他说：“现在不抓生产靠什么来支援战争和巩固胜利？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当前生产任务的重心是恢复而不是发展，当然也不排斥可能而且必要的发展。”“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没有饭吃，其他一切就都没有办法”。《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　5页。
　　三年经济恢复时期，百废待举、百业待兴。周恩来的基本思路是：以抓生产作为全国的基本任务；以恢复生产作为抓生产的重心，在恢复生产的基础上发展生产；以农业恢复作为恢复生产乃至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
　　周恩来是根据以上思路指导经济恢复工作的。无论是恢复工业、巩固财政、搞活流通、发展外贸，他都强调了农业的恢复与发展的基础作用。第一，农业的恢复与发展是工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的基础。1949年12月，周恩来在分析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的关系时指出：“我们必须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在工业的领导下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没有农业基础，工业不能前进；没有工业领导，农业就无法发展。”“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取消或忽视乡村这个广大的农业基础。”“如果没有广大农业的发展，工业发展是不可能的。目前的任务首先要恢复农业生产，然后再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城市离不开乡村而且要依靠乡村，工业离不开农业而且要以农业为基础。”③同上书，第8—10页。农业对工业的基础作用，当时周恩来指出了以下四个方面：其一，提高“农民的购买力，增加他们对工业品的需要和对工业原料的供应，也就可以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其二，轻工业的原料，绝大部分都要依靠农业，“今年全国棉花产量为八百多万担，明年计划增加到一千三百万担。如果没有这一千三百万担棉花，一百万纱锭就得停转”。其三，如果没有农业提供粮食，工业人口和城市人民就不能生活下去。“京、津、沪三地一千万人口的吃穿都要靠乡村来供应”。③其四，发展重工业也要依靠农业来积累资金。
　　第二，农业的恢复与发展是巩固国家财政的基础。经济恢复时期，我国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来自农村的负担；二是来自城市的负担；三是国家企业的收入；四是预支即借债。1949年12月，周恩来说：“现在农村负担占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一点四，城市负担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九，而实际上许多税收如盐税、货物税、屠宰税等，很多还是要转嫁到农民身上的。”《周恩来选集》下卷，第6页。1950年4月，他又说：“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比重约占百分之九十左右，现代工业仅占百分之十左右，在国家税收中农业税也占一半以上，这些在量上是很大的。”《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60—161页。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周恩来把土地改革、兴修水利、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作为当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首要条件。
　　第三，农业的恢复与发展是搞活流通的基础。1951年3月9日，政务院第75次政务会议，讨论中国人民银行1950年工作简要总结与1951年工作计划及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1950年工作报告与1951年方针任务时，周恩来说，农业生产提高了，农民就要求出售农产品和换回工业品。这种物中易其流的任务就落在金融贸易方面来。贸易部门不仅要收购农产品及其副产品，还要以加工订货、代销等方式帮助工业生产，以适应农民的需要。城乡交流起来后，呆货即少了，城乡皆动起来。1952年10月25日，周恩来进一步指出：“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民的购买力会有大幅度的提高。农业增产后，农产品如粮食、油料、工业原料、土产、畜产等，不仅可以供应国内市场的需要，还可以大量出口。”“农民购买力的提高和对工业品需求的增加，势必会刺激市场的活跃。”同上书，第237页。
　　第四，农业的恢复与发展是发展中外经济交流的基础。1949年12月，周恩来说：“我们明年增产一百亿斤粮食，四百多万担棉花。粮食增产了，可以增加出口，换取外汇；棉花增产了，可以减少进口，少花外汇。”《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1页。1952年4月30日，周恩来在阐述新中国的外交方针时指出：“我们开国以来就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