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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总管家周恩来-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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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逝世时，丹麦《日德兰邮报》发表文章指出：“周恩来作为一位领导人对现代中国的建设起了最重大的作用。是一位伟大的管理家，他把毛主席的思想变为现实。”挪威《晚邮报》的文章说：“毛主席和周恩来是相辅相成的，毛主席作为思想意识和人民的领袖，周恩来则作为现实主义的和重实效的行政管理家。”西班牙《终极日报》的文章说：“毛提供经验和政治哲学，而周恩来是整个这一伟大事业的管理人。”日本《北海道新闻》的文章说：周总理的功绩之一是，“建国以来每当国内出现重大的变动，他就防止政治、行政方面出现空白现象。在‘文化大革命’以及近年来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等重大的变革的动荡中，使难办的行政管理顺利进行，使国民生活不受影响。”同上书，第291、 287、 262、 89页。
周恩来的管理才能曾受到斯大林和米高扬的赞赏。1949年1月底，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到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的西柏坡，2月5日，他在和周恩来就战后经济建设、交通运输等恢复工作、新政府的组成形式及其职能、对外关系等问题作过一次谈话后，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私下同师哲交谈时说，你们成立中央政府时不愁没有领导人，周恩来是当总理最合适的人选。从哪儿找得到周恩来这样好的总理？！你们有这样一位好总理真幸运！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38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同年，斯大林在莫斯科与中共代表团谈成立新的共和国、组织中央政府时曾说，在这方面不会遇到什么困难，因为你们有周恩来这样一位现成的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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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士话中国的总管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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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世界国家对周恩来管理中国这样的人口众多的大国的才能与政绩普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马达加斯加《新闻报》的文章说：“管理一个有八亿人口的国家是一项责任重大的艰巨任务。周恩来向全世界人民表明，他确实有这样的能力，他是一位杰出而机敏的领导人”。《举世悼念周恩来总理》第206页。印尼总统苏加诺曾感慨地说：毛泽东真幸运，找到周恩来这样一位总理。我要是有一位像周恩来这样的总理，那就好了。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在悼词中说：“周恩来总理是一位伟大的领导人，伟大的行政官和卓越的谈判者。他是一个拥有八亿人口的国家的总理。他以他的智慧和领导才能，帮助解决了中国的许多困难，并且成功地处理和解决了许多国际问题。”同上书，第25页。
说周恩来“是北京全天候人物”，“是中国总管一切的人”，“是一位伟大的管理家”，当然不是仅仅指经济工作而言。但是，经济工作无疑是周恩来管理国家摆在首位的工作。国外许多有识之士在评价周恩来时都曾指出，不要以为周的特长在外交，而忽略他经国济民的治国之才。本杰明·艾·施瓦兹说：“我一点也不怀疑，自始至终，他是矢志不渝地献身于创建一个‘强盛富裕’的中国。”《西方人看周恩来》第338页。阿尔登·魏特曼说：“这位总理工作中的劲头是出自为中国的强盛”，“他的压倒一切的愿望就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国。”同上书，第303页。现代化是周恩来追求的富强的具体目标，正如尼泊尔《前导》社论所说：“周恩来在使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努力中起了突出的作用。他为中国通过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方面的现代化迅速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举世悼念周恩来总理》第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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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侨话中国的总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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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曾经写过这样一副诗联：“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两司马”指的是司马迁和司马相如，“一卧龙”说的是三国时的蜀相诸葛亮。受过中华文化熏陶的海外华侨，特别喜欢把周恩来比作诸葛亮。马来西亚槟榔屿华人大会堂主席庄汉良说：“他由学生的时代，就已献身为国家，为人民做事，担任了二十六年的国务总理，公而忘私，日理万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比于西蜀丞相诸葛武侯。”《举世悼念周恩来总理》第13页。
英籍华人作家韩素音女士同周恩来会晤过十来次。关于第一次会面的情景，韩素音回忆道：“那是1956年，我与周恩来谈了两个小时，这次谈话改变了我的一生。”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序言。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周恩来杰出的管理才能和卓越的奉献精神给韩素音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在《周恩来与他的世纪》这本出色的传记作品中，韩素音曾这样书写传主：“他天生就是一位管理人才，对面临的大量问题一一加以考虑，并想方设法以最小的冲突和损耗取得最大的效益。”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第350页。该书有一章即冠以“中国的大管家”的标题。这一章中韩素音写道：“10月1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任人欺侮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周转向他的‘外事’人员，要他们确保把毛的话翻译好，通过电台，广为传播。‘要让全世界都听到我们的声音’。必须从几十年连绵不断的战争的废墟中建立一个崭新的国家，崭新的秩序。毛说过：‘我们继承的是一条布满窟窿的毯子’。当时中国可谓千疮百孔。一切要仰仗毛称之为‘大管家’的周恩来修补这条破毯子，并在有朝一日提供新的毯子。”同上书，第274页。
美籍华人赵浩生先生从1946年到1973年曾多次见到周恩来。他回忆说：“记得在重庆和谈时代，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人们喟然长叹‘国民党里怎么就出不了像周恩来这样的人才！？”他认为“周总理是八亿中国人民口中最亲切的名字。‘周恩来’三个字，不论以任何语言出现，都代表着尊敬与荣誉，因而他的逝世受到中、外一致的哀悼”。《举世悼念周恩来总理》第437页。
美籍华人张大卫博士在对中国国内各阶层广泛采访的基础上，从政治学的角度对周恩来进行了一番研究。张大卫说：“在管理公共政策方面，他有无可匹敌的能力。”“鉴于中共政策的形成是政治局决定的产物，周恩来总是无私地和理智地提出自己的看法。派别政治活动常常有碍于他提出自己最合理和最客观的见解，然而在政策执行阶段，他总是始终如一地通过管理权限作出自己最大的努力。”“作为一个管理者或一个外交谈判能手，他擅长于有效地执行他的职责。”在分析毛周关系时，张大卫说：“周恩来作为一个忠实的总理，他弥补了毛泽东在外交事务和技术现代化方面的经验不足，在这两个领域，他在其生命有限的最后几年内，似乎提出了他自己的紧急创议。”张大卫：《中流砥柱各有千秋——周恩来与邓小平》第38、 40、 59、 50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8年版。
“鞠躬尽瘁（力），死而后已”，是诸葛亮《出师表》中的一句名言。周恩来多次引用这句名言以自律。他在为中国的富强，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追求中，对国务活动方方面面的管理中，给当代人留下了最崇高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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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心中的总管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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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国情复杂的大国的总管家，他的繁忙和劳累是可以想象的。但是，周恩来从不怕忙，也从不怕累。他爱对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部委负责人讲一句话：“你们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找我，直接给我办公室打电话。”他对他的秘书们也爱讲一句话：“你们有事一定要报告，不要怕我忙，我不怕忙，我能忙过来。”周恩来的秘书们各自联系几个部委，重要的情况随时向周恩来汇报，以便周恩来分别轻重缓急处理各项政务。周恩来认为，既然是一国总理，天下大事应该最先知道，第一个知道。他要求秘书们，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情要立即报告给他，不管他是在主持会议，还是在接见外宾，都要立即写条子递进去；哪怕刚刚吃了安眠药在睡觉，也要立即叫醒他。所以，往往会有这种情况，发生重大事件时，周恩来先于主管部长知道了情况。
周恩来日理万机、总管一切，勤奋刻苦的工作精神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他往往是一边吃早饭，一边听秘书们逐个地请示和汇报工作，并且当场答复秘书们提出来的问题。他甚至连上卫生间时也在审阅、批改文件。晚年时上床后，他还常常在邓颖超专门设计的小床桌上伏案工作一阵子。
中国古代有过“无宿政”之说，强调政务处理要迅速、敏捷。周恩来处理政务经常强调当天的事情当天办完。他白天不是去开会，就是接见外宾，或者参加别的什么活动。尽管他回到办公室已是深夜了，还要处理当天所要处理的事情，包括阅批各方面的文件、报告和材料。
新中国成立之初，何其芳曾亲眼看到周恩来连续工作的一夜。当时，周恩来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作了报告。这个报告《人民文学》杂志要发表，便由何其芳整理后，把稿子送给周恩来审阅。何其芳来到周恩来办公室，周恩来用手指着写字台上重叠在一起高达一尺许的文件对何其芳说：“我今晚上要批看这样一些文件。你们送来的稿子我放在最后。你到隔壁值班室去睡一觉，我看到你们送来的稿子的时候，再叫你。”何其芳睡了一觉，值班室同志才叫醒他再回到周恩来办公室。周恩来要何其芳坐在他的对面，陪他审阅。当周恩来审改完这篇稿子，雄鸡已高声报晓了。
中国的总管家周恩来谷牧同志曾回忆：1966年9月15日深夜，周恩来在一份快讯上看到北京国棉一厂两派群众组织严重对立，随时都有酿成“武斗”的危险，马上打电话找谷牧。周恩来向谷牧谈了大致情况，要谷牧抓紧处理好这件事。谷牧当时考虑已是深夜，再找部长们不太方便，便回答说：“总理，我明天一上班，就抓紧处理好此事，请您放心！”通完电话后，谷牧就睡下了。可是，第二天清晨谷牧一上班就在案头上见到了周恩来的批示：“谷牧同志；方才看了这张快讯，我已来不及等你明天处理了。我已直接打电话给钱之光，请他于今夜立即找焦善民，要他负责处理此事，而且必须解除对少数派的围攻。并告钱，今早向你汇报。”谷牧：《回忆敬爱的周总理》。《我们的周总理》第2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周恩来总理国务26年，像谷牧、何其芳所见的事例何止万千！李先念在纪念周恩来的文章中写道：“在‘文革’以前的几十年中，他平时每天工作都在12个小时以上，有时每天只休息五六个小时，专心一意，日夜操劳。”“到了‘文革’时期，恩来同志工作更辛苦，往往夜以继日，一天只能休息两三个小时，有时连半个小时的休息也得不到。他后来得了重病，是同操劳过度和精神郁闷分不开的。”
周恩来生前留下20多本工作日历，记载着他从1950年1月1日到1976年1月8日26年间每天办理的重要事项。它是总管家周恩来体国经野辅世长民日夜操劳的历史记录。陈列在毛主席纪念堂周恩来纪念室里的两份日历，能使我们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一份是周恩来1961年在邯郸农村调查期间5月7日这天的工作日历：
晨二时与汉夫就老挝问题通电话
三时向主席作口头报告
上午十时与许明、马列谈食堂菜地问题
十二时出发往涉县
下午三时到涉县县委谈话
三时四十分与堰头干部、社员谈话
六时参观食堂
七时五十分始返
有多少个日子像1961年5月7日一样，周恩来的工作日程安排得是那样的满。
一份是周恩来1974年3月26日这天工作日历的记载：
下午三时起床
下午四时与尼雷尔会谈（五楼）
晚七时陪餐
晚十时政治局会议
晨二时半约民航同志开会
晨七时在七号办公
中午十二时去东郊迎接西哈努克和王后
下午二时休息
有多少次像这份工作日历记载的那样，周恩来整整连续工作了20多个小时。
有人曾经查实，从1974年1月1日到6月的五个月中，周恩来除了到医院检查病情和病重休息外，总共抱病工作了139天，他一天工作不足14个小时的只有9天，工作14个小时到18个小时的有74天，工作18个小时到24个小时的共44天。其中不少天是连续工作，没有间断。从1974年6月1日到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医院动过6次大手术、8次小手术。然而，就在这一年半身住医院的最后岁月里，周恩来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161次，与中央部门及其他有关方面负责同志谈话55次，接见外宾63次，与陪同人员谈话17次，在医院召开会议20次，离开医院外出参加会议20次，找人谈话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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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心中的总管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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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是人民心中的当家人。有多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看到周恩来日理万机的身影、累得日益消瘦的面容，难过得流下眼泪。有多少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一提起周恩来忘我工作就激动得不能自已。人民多么希望周恩来能多休息一下。
1967年2月，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为他的健康担心，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请求总理注意休息。
周恩来同志：
我们要造你一点反，就是请求你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才能适应你的身体变化情况，从而你才能够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更多一些。这是我们从党和革命的最高的长远的利益出发，所以强烈请求你接受我们的请求。
这张大字报用图钉钉在周恩来办公室的门上。邓颖超又提出五条“补充建议”的小字报贴在这张大字报上。叶剑英、李先念、陈毅、聂荣臻等许多中央领导同志看了大字报都在上面签了名。周恩来则在上面写了“诚恳接受，要看实践”八个字。他理解大家的心情，尊重群众的意见，但休息问题还要看实际工作允许不允许啊！
听说1968年胡志明主席来中国治病，也向周恩来提出一个要求：希望他能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每天多睡两小时。周恩来回答说：“我做不到。”胡志明说：“打一半折扣，每天多睡一小时吧。”周恩来说：“尽量做到。”后来事实证明他并未做到。参见陈浩《一片公心永鉴青史》，《我们的周总理》第531页。
难道周恩来不需要休息？不！他曾说：“我不能坐，一坐下就会睡着。”晚年，他的病情已很严重，特别需要多休息！但是，为了实现国家富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他不能够放下管理国家的责任啊！“我是总理，要负全面的责任，上对中央，下对群众，不多管一些怎么行呢？”“吾貌虽瘦，天下必肥”——这就是周恩来拼命工作的答案。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累死了。他没有子女，没有任何一星半点的私人财产。然而，作为当代中国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的杰出的管理家，周恩来给中国人民留下了一笔无法度量的精神财富。
*加减乘除，数数在胸
1961年，在磁县农村中国的总管家周恩来古代军事家孙子说：“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孙子兵法·计篇》。古代政治家荀子说：“量地而立国，计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使民必胜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必时藏余，谓之称数。”《荀子·富国》。军事家只有多方筹算、掌握具体数字、知己知彼，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管理国家、建设国家也要掌握具体数字，成竹在胸，才能尽量避免决策失误。 周恩来抓经济工作十分重视算账，加减乘除，数数在胸。他曾说，国家大，这个家不好当；领导上必须注意算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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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法与乘法——生产和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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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5月18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布希尼亚克时，曾形象地说，消费是减除，生产是加乘，说起来也简单，但执行起来不容易。1959年5月31日，周恩来在天津接见前来辞行的阿联驻中国大使拉加卜时，进一步阐述道：中国有两件事情，一件是除法，一件是乘法；生产一用除法，分摊到每个人的就不多，而消费一用乘法，全面总消费就多了。例如粮食，虽然增产很多，但每人还不到600公斤。去年养猪18000万头，但平均三个多人，差不多四个人才有一头猪；而且中国的猪平均每头只有30公斤，每个人平均只有8公斤猪肉。每人不到600公斤粮食，只8公斤肉，从国际水平来说，这样的水平是很低的，从而生活水平也低了。虽然生产成倍地增长，但因为底子薄、人口多，算起来就不多了。所以，消费还应有一定的限度，而这还不是一两个跃进年所能解决的问题。
这些近乎拉家常的谈话，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的总理，根据中国的国情，运用加减乘除法，同外国大使讲中国生产和消费的特殊性。同时，也是对当时实行的脱离生产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觉悟程度的公共食堂消费方式的否定。
1959年5月28日，周恩来在南开大学师生员工大会上讲话，也对当时的生产和消费算了一笔账。他说，生产方面是全民办企业，它都占有了器材，国家尽管生产了很多器材，比前几年加倍地增长，不能算少，可是拿65000万人除一除，看一看，平均每人有多少呢？到底钢有多少呢？水泥有多少呢？木材有多少呢？化工材料有多少呢？石油有多少呢？没有多少！所以，每个公社办一点工业、一个县办很多工业，它就把材料占有了，就使得原有企业，大企业倒反而感到不够。消费方面也是一样，粮食翻了一番，不错，可是平均到每人，拿65000万人一除有多少呢？不过600公斤嘛。这里面要吃的，要饲料，要留种子，还要出口。分到每人一点不算多，可多吃一点再拿65000万一乘，数目就很大。
周恩来讲到这里，整个会场上气氛十分活跃。所有的人都进入了周恩来的运算思路之中。生产方面，像“大跃进”那样全民办企业，只能造成原材料紧张和经济效益低下。在人口多而生产力水平低的条件下，人均消费水平不可能高。接着，周恩来又针对公共食堂的消费方式说：过去农民在家里吃饭，大口小口，男女老少，人口多人口少，农忙农闲，要调剂着过日子，有时多吃，有时少吃。现在入公共食堂了，人人都吃饭不要钱，大家都一样，来个平均。好，你吃1斤，我也吃1斤；你吃2斤，我也吃2斤。大家算算，54000万的农村人口，如果每天吃2斤，吃了5个月，150天，这样就变成吃掉多少粮食呢——1650亿斤的细粮，粗粮就是2000亿斤。大家想想，这不是就紧张了？多吃一点，多吃几斤，用65000万一乘，数目就大了。周恩来通过算账证明了大办公共食堂不可取。
1959年5月24日，周恩来视察河北省时，初步总结了1958年“大跃进”工农业生产的教训，他说：我们搞农业的忘掉了乘法，中国人多，一个人多吃一公斤就不得了。搞工业的忘掉了加法，把小高炉的数目和容积乘起来，即得出生产能力是不行的。他巧妙地运用乘法和加法的区别，一针见血地批判了共产风和浮夸风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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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法与加法——资源和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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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通过算账，用人多地少的数字说明中国建设的困难和珍惜资源的重要。1957年3月，他说：“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几个数目字，就说明不是轻易可以建设得好的。六万万人口的国家，这样多人口的国家，而我们现在可耕地只有十六万万亩。拿我去过的南亚的一些国家来比，只有东巴基斯坦那个地方人口密，耕地比较少，跟我们几乎相等。除那个地方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我们耕地少，都比我们耕地多，有的多了一半，有的多了几倍。我国人口跟可耕地面积比，平均每人不到三亩。城市人口不算，三亩多一点。”《周恩来经济文选》第346—34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他认为，我国这样一个农业基础，来供养我们现有人口，来建设工业，有困难，如果不艰苦奋斗，那不是轻易可成的。1963年，他指出，我国资源有两个很大的弱点：一是耕地少，不到16亿亩，在全国土地总面积中不到12％；二是森林覆盖率低，不到全国土地总面积的10％。他以此教育大家珍惜资源，合理利用资源。对“大跃进”大办工业滥占耕地，周恩来多次引为教训。1961年4月3日，他说：“在农业耕地上，我们搞工业，搞一个工厂，常常占很多平坝子。比如，兰州、西安、洛阳、郑州、成都等地被占用的一些坝子，都是好地方；河南的新乡、河北的一些平原，动得更多，山东、江苏、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也都有很多耕地被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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