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全书·曾国藩传-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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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艺考试。六月初二日，他被第六次任职为内阁学士，同时兼礼部侍郎的头衔。甚至曾国藩本人也对如此的平步青云感到惊诧不已。他于十七日写信给祖父说：“孙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惶悚实深。”虽然他表面上是这么说的，实际上他的内心却早已激情澎湃，同一天，在给叔父母的信中他说：“常恐祖宗积累之福，自我一人享尽。”第二天，又用非常自负的口吻给在家的三个弟弟写信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　“近来中进士十年得阁学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及予三人”。因此，他对他的弟弟们百般叮嘱：“祖母大人葬后，家中诸事顺遂，祖父之病已好，予之癣疾亦愈，且骤升至二品，则风水之好可知，万万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则谓之不祥，且大不孝矣。”　　　　　
　　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正月二十二日，曾国藩第七次被升职为礼部右侍郎。他立即给住在湖南的陈源兖传书一封，信的内容是：“正月之季，遂得滥厕春宫。清夜扪心，实堪惭恧。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内，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未敢为此不近情之称许，可见命数有定。李林甫、秦桧自以为得人之谋，而不知其纵不奔营，亦自得为宰相，徒枉为小人丛诟骂也。”他不断升官进禄，处境得到迅速的变化，心境也随之而明朗，这封信正充分抒发了他当时的这种变化之快的为官心境。此后，身居礼部右侍郎高位的曾国藩，开始了其真正的官场生涯。　　　　
　　第一部分：仕途顺畅贵人相助
　　曾国藩在没有被实际授职为礼部右侍郎之前，虽然做了十年的京官，但是手中却没有什么真正的实权。实授礼部右侍郎才标志着他从政生涯的真正开始。此后四年之中，曾国藩曾经做遍了兵、工、刑、吏各部侍郎。曾国藩的家世是很平凡的，他能如此迅速地攀升于官场，实在让人艳羡不已。而曾国藩的这一系列官场晋升，与那个叫穆彰阿的人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穆彰阿，字鹤舫，号子朴，别号云浆山人。他是满洲镶蓝旗人，曾经担任过各部侍郎、工部尚书、兵部尚书、户部尚书，拜文华殿大学士，还曾经担任过军机大臣领班。穆彰阿门党极多，其中就包括曾国藩。在道光年间，除了皇帝的权势，无疑是没有人能压得过穆彰阿的。　　　　
　　曾国藩正是考虑到，穆彰阿这种无人能够企及的权势才拜在穆彰阿的门下。　　　　
　　在道光十八年的会试中，第三十八名贡士便是曾国藩。复试是在正大光明殿举行的，在考试中他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被赐为同进士出身。一心想入翰林院的曾国藩非常不满意他所取得的成绩，因为按当时的规定来看，列三甲者不能进翰林院，如果进不了翰林院，就不会有稳固的基础发展未来的仕途之路，这一点曾国藩是很清楚的。就在这时，领班军机大臣穆彰阿对他非常赏识，提拔了他。　　　　
　　无论是在道光十八年的会试，还是在道光二十三年的翰詹大考，穆彰阿都是以总考官的身份出现的。在翰詹考试中，穆彰阿就要求曾国藩把考卷的底稿交给他，曾国藩立即誊正后把底稿送到穆府中去。这次拜访使两人的师生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加深。因此，曾国藩这位农村出身的进士很快地就把穆彰阿作为他在京城的政治“靠山”。正因为他与穆彰阿有了这种亲密的关系，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也就源源不断地来到了他的身边。　“穆彰阿曾汲引曾文正公国藩，每于御前奏称曾某遇事留心，可大用。一日，文正忽奉翌日召见之谕。是夕，宿穆邸。及入内，内监引至一室，则非平时候起处。逾亭午矣，未获入对。俄内传谕：‘明日再来可也。’文正退至穆宅。穆问奏对若何，文正述后命以对，并及候起处所。穆稍凝思，问曰：‘汝见壁间所悬字幅否？’文正未及对。穆怅然曰：‘机缘可惜。’因踌躇久之，则召于仆某，谕之曰：‘汝亟以银四百两往贻某内监，嘱其将某处壁间字幅，炳烛代录，此金为酬也。’因顾谓文正，仍下榻于此，明晨入内可。洎得觐，则玉音垂询，皆壁间所悬历朝圣训也，以是奏对称旨。并谕穆曰：‘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诚然。’而文正自是向用矣。”　　　　
　　正是因为穆彰阿的百般关照，曾国藩才能有一顺百顺的仕途之路，在短短的五年中，他的官职就从以前的七品升到了二品。　　　　
　　第一部分：仕途顺畅言为心声
　　曾国藩于道光十五年入京参加会试前，在家中无非是读书习字，读“子曰诗云”，习帖括制艺之类，既没有宽广的眼界，又没有广博的学识。道光十五年会试报罢，他暂时居住在京师，开始涉猎诗和古文，他尤其喜欢韩愈的文章；第二年会试又报罢，他买回一套二十三史，花了一年的时间仔细研读这套书。这才逐渐开拓了他的眼界和学识。道光十八年，曾国藩入翰苑后，大部分时间都很清闲，他便更加发奋学习，广泛阅览，勤作笔记，并将笔记分为五类，分别是“茶馀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钞、诗文草”，亲自做手录和摘记；加上他在京都有不少良师益友，相互间切磋扶持，这样日复一日的学习使他的学识大有长进。可以说，在京为官十二年，为曾国藩成为一代大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京都这段时间，曾国藩因为日课是读书，月课是作文吟诗，因此写了许多的诗文。现在看来，曾国藩集中的作品，几乎一半以上的诗作和一大批文章都写于这段时间。　　　　
　　这段时期，曾国藩也有几篇文章表达的是他的文学观点，道光二十三年正月的《读李义山诗集》、二十四年十二月的《书归震川文集后》、二十五年九月的《送周荇农南归序》这几篇文章正是阐述了这样的观点。《送周荇农南归序》对自汉以来的文学家进行了评述，其中对清初文坛的评述是：“康熙、雍正之间，魏禧、汪琬、姜宸英、方苞之属，号为古文专家，而方氏最为无类。”大概这就成为他后来推崇桐城文学的开端。　　　　
　　在诗这方面，曾国藩在京都期间写了不少。他常常检查自己写诗是否是因为想出人头地、求取功名。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他检讨自己“作诗之时，只要压倒他人，要取名誉，此岂复有为己之志？”十二月，又对自己检讨道“汩溺于诗句之小技”；　“多半是要人说好。为人好名，可耻！而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此名心之症结于隐微者深也。”　十月二十五日经过深刻反省之后他说：“好作诗，名心也。”十月初十日又写道：“今早，名心大动，忽思构一巨篇以震炫举世之耳目，盗贼心术，可丑！”十一月十六日所作的文章是这样写的：“走何子敬处，欲与之谈诗。凡有所作，辄自适意，由于读书少，见理浅，故器小易盈如是，可耻之至！”可是在同一年的十月二十六日那天，他很得意地在家书中说：“子贞深喜吾诗，故吾自十月来已作诗十八首。”十一月十七日的家书中他的得意之情更是暴露无遗：“近日京城诗家颇少，故余亦欲多做几首。”在弟弟们面前，他的求名思想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　　　　
　　第二部分：骂名留世奉旨团练
　　咸丰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公元1852年8月9日），曾国藩匆匆离开京城南下，想借助典试江西的机会回家省亲。十二年的官场生活中，步步高升、春风得意的他，也多了一份历练与深沉。此时的他，“急于科举而淡于仕宦”，怀着渴望见用于世而又企求归隐山林的矛盾心情，登上了旅程。他在京城时难得悠闲，此时沿途观光赏景，好不惬意。将近一个月，即七月二十五日，一行人才抵达安徽太湖县境的小池驿。忽然，家人来报，他母亲江氏已然撒手人寰。哀痛之至的他立即脱下官服，披麻带孝，经黄梅县渡江至九江，然后逆流西行。　　　　
　　这时，太平军在金田村起义以后，已经绕过提督向荣设置重兵的桂林，将全州攻克，乘胜进入湖南，沿路行军无往不胜，八月攻占嘉禾、桂阳、郴州，九月十一日已经驻扎在长沙城外，对长沙城进行连续不停的猛攻。曾国藩路过武昌时，因湖北巡抚常大淳前来吊丧，才把湖南省城的战况告诉了他。于是，他“抛弃行李，仅携一仆，匍匐间行，经岳州，取道湘阴、宁乡，于八月二十三（10月6日）抵家”，从此他的乡村生活便开始了。　　　　
　　仅仅过了三个多月，正当曾国藩暂时把母亲安置在居室后山，“拟另觅葬地，稍尽孝思”之时，十二月十三日（公元1853年1月21日），咸丰帝的寄谕由巡抚张亮基转来：“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闻其在籍，其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伊必尽力，不负委任。”接到谕旨后，曾国藩立即“草疏恳请终制，并具呈巡抚张亮基代奏，力陈不能出山之义”；　“但缮就未发”。十五日，曾国藩又接到张亮基来信，被告知武昌于十二月四日已被太平军攻占，他感到非常震撼和惊诧。“以湖北失守，关系甚大，又恐长沙人心惶惶，理宜出而保护桑梓”。刚好是在同一天，吊唁曾母的郭嵩焘赶到了湘乡，此事被湘乡县令告知曾国藩。二人关系不同寻常，曾国藩立即邀请郭嵩焘。当郭嵩焘赶到曾家时，夜已经深了。两人秉烛畅叙，谈及国事，曾国藩说明自己要守制，出来主持团练是万万不行的。郭嵩焘则力劝曾国藩说：“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时自效，如君王何？且墨从戎，古制也。”曾国藩的野心郭嵩焘是知道的，他一心想着整治封建秩序，而今适逢乱世，英雄辈出，为什么不全力施展抱负，以此为皇帝尽忠呢？为说服曾国藩，郭嵩焘又拿出“古已有之”的例子，真挚的情意溢于言表，标榜“忠孝”的曾国藩也为他所打动。但曾国藩为了表示尽孝的“决心”，依然不同意郭嵩焘的意见。郭嵩焘又找到曾国藩的父亲，和他大谈“保卫家乡”的大道理，曾父认为讲得对，便教训了曾国藩一通，他这才应允，但过了很多天也不起程。郭嵩焘又同他的弟弟郭骘焘一同前往曾家劝说，但曾国藩却提出若要他答应此事，郭氏兄弟必须入幕参赞，郭嵩焘只好应允了他的条件。此后四年，郭嵩焘在曾国藩幕府中度过了大部分时间，在湘军初创，曾国藩“大业”初起时，他实在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十二月二十一日，曾国藩抵长沙，筹练湘军的工作从此就开始了。　　　　
　　团练，也就是集团训练的意思。封建统治者对乡民进行团练，形成地方性的地主武装，这种风俗是从唐德宗年间开始的。唐初的府兵制则是它的胎源，府兵在有战争的时候奉命出征，没有战争的时候就回府务农。玄宗用募兵制代替府兵制之后，兵农分离，但各藩镇仍然延用团练的办法。清代前期，团练的情况也存在，但是大多是时聚时散。嘉庆年间，苗民在贵州、湖南两地发生暴动，凤凰厅同知傅鼐“乃日招流亡，附郭栖之，团其丁壮，而碉其要害，积十馀碉则堡之”，后来平定苗疆时，团练的兵力和碉堡的战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后来，白莲教教徒起义，白莲教运动波及四川、湖北、河南、陕西、甘肃等省，持续了将近十年的时间。德楞泰和明亮上奏皇帝，请求用乡勇和碉堡如法炮制，嘉庆帝发布诏书命各地都用此方法，最后才镇压了白莲教起义。　　　　
　　以前已经有了这方面的经验，所以当太平军兴起时，咸丰帝在积极布防的同时，还发布上谕要求各省团练乡民，企图使八旗兵和绿营兵在内的正规军与团练乡勇密切配合，一起镇压太平军的起义，于是在全国就掀起了第一个办团练的浪潮。由于丁忧或请假在籍的官吏对地方的情况较为熟悉，清廷就委派他们与地方督抚配合行动。前刑部尚书陈孚恩是被任命的第一个团练大臣，时间在咸丰二年八月，曾国藩就是第二个团练大臣，时间在这年十一月。接着这年十二月到咸丰三年二月，在仅仅几个月的时间里，累计任命了四十九名团练大臣。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太平军消灭了江南大营，清廷进一步意识到必须依靠地主武装才能取得胜利，在全国各地办团练的第二次浪潮又兴起了，清廷又先后任命了四十三个团练大臣。这九十二人中，官职由高到低，自前尚书至已革总兵不等，分布在十六个省份。由此可见清廷如何重视办团练事宜。　　　　
　　曾国藩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严厉打击土匪，原因是随着日益扩大的太平军势力，湖南境内各会党趁此机会纷纷涌出，平日受尽官吏欺压的百姓为反抗官府也都趁机组织了起来。是时太平军虽已离开长沙，但挥师湖南是随时都有可能的事情，到时候湖南境内的各股反抗力量与太平军部队相结合，清政府在湖南的统治就将宣告结束。而且，即使太平军还没有进攻到湖南，各地民间组织的武装暴动也扰乱了整个湖南官场，让官员们惶惶不可终日。作为地方团练大臣的曾国藩，在还没有实力与太平军较量前，便一面招募兵勇进行训练，一面集中兵力镇压各地起义。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曾国藩担任了湖南省团练大臣，而后，他又在省城长沙设立了审案局，招募勇丁，揭开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序幕。
　　第二部分：骂名留世“曾剃头”的由来
　　曾国藩刚刚上任没多长时间，就把严惩土匪作为他这个团练大臣的“团练”方针。在咸丰三年正月，他就向湖南各州县发出号令，要求对土匪、逃勇“格杀勿论”。　　　　
　　咸丰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咸丰帝下旨，让张亮基、潘铎与在籍侍郎曾国藩共同处理湖南招募兵勇的事。在咸丰三年正月初三，咸丰帝又下旨，说他日夜思考除莠安良之事，认为即使在匪徒多的地方，也是良民居多，作为封疆大臣，只有把恶心铲除，才能使人民不受伤害，从而让地方得以安宁。浏阳、攸县等地的匪徒，也只有各署督抚认真查办，并与在籍侍郎曾国藩一道，参照地方形势，统筹办理才能最终剿灭。所有这些都说明咸丰帝为剿匪一事忧虑万分。　　　　
　　因此，在咸丰三年二月十二日，曾国藩给咸丰帝写了一张奏折，即《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摺》，在这篇奏折中，他系统地表述了对太平军要严刑峻法的观点。　　　　
　　由于在奏折中出现了许多描述匪徒几近残忍的话语，让人看了触目惊心，所以咸丰帝在接到曾国藩的奏折后，看到曾国藩同他一样极为仇视造反者，便十分同意曾国藩的看法。便批阅道：“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　　　　
　　咸丰二年，曾国藩刚到省城时，抚臣张亮基从湖南以外的省份调来一千多名士兵，又在湖南本地招募了一千多名勇士，共同来防御起义军。不久便收复了武昌，长沙的形势也得以缓解。曾国藩与张亮基、潘铎共同商议计策。将留在云南、河南的士兵撤回，在招募的士兵中，挑选勇敢善战的留下，总共留了三千多名勇兵，已足以用来防守。为进行团练，捐钱敛费是必要的，但实行起来又特别困难。如果并村结寨，筑墙建碉，多制器械，广延教师，招募壮士，以进行常规训练，需要花费很多钱，因而民众很不乐意；但如不并村落，不立碉堡，不制旗帜，不募勇士，虽然住的分散，但很容易聚集，干活的农具就可以用来作武器，这样花费少，民众特别喜欢。于是曾国藩便采用了第二种方式，不但省钱省力，也让百姓深受鼓舞。　　　　
　　湖南匪徒较多是众所周知的事。自从洪秀全带领的太平军进入湖南，天地会的人大多加入了太平军，还没有铲除干净，又出现了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名目繁多。曾国藩见这几年土匪横行，肆虐成灾，认为必须以严刑峻法来惩治他们，才能消灭他们的势力。所以曾国藩准备冒着声名败落的危险，冲破一切险阻，联络各地的乡团，严惩匪徒。　　　　
　　曾国藩在省城办理街团，凡遇到游匪或者形迹可疑的人，便立即抓获调查，对那些抢掠结盟的，便用巡令旗，将他们正法。并且在寓馆设立了审案局，派了两名委妥员，负责拿获匪徒，进行严刑审讯。对平常的痞匪，如奸胥、蠹役、讼师、光棍，也是加倍严惩。曾国藩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心地善良的老百姓平平安安地种田度日。　　　　
　　他给湖南各州县绅耆写信，告知他们要把团练办好，对于“素行不法，惯为猾贼，造谣惑众者告之团长、族长，公同处罚，轻则置以家刑，重则置之死地！其有逃兵、逃勇，经过乡里劫掠扰乱者，格杀勿论！其有匪徒痞棍，聚众排饭，持械抄抢者，格杀勿论！”这样连篇累牍的指令甚至还出现在曾国藩的私人信件中，如：“闻下游逃兵逃勇纷纷南来，省中当严兵以待，不使其入城乃善，其尤桀悍者，当斩一二人以威众”；对于“粤匪、土匪”；　“若非痛加诛戮，与草剃而禽之，则悍民不知王法为何物”；“闻有并非楚勇、并非湘勇随之以去者，尤须认真访查，斩数人以惩其馀”；或是“严缚匪党，动与磔死”等等。他把审案局设立在长沙鱼塘口自己的寓馆内，委派候补知州刘建德、照磨严良浚负责案件的审理，“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他还偷偷地称赞自己道：“巨案则自行汇奏，小者则惟吾专之，期于立办无所挂碍牵掣于其间，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在给僚属的信中，他对自己的所做所为供认不讳：“国藩以前月下旬于寓中设审案局，十日内已戮五人。”
　　第二部分：骂名留世大肆屠杀
　　在朝廷的支持下，曾国藩开始对各地的起义进行大肆的镇压。　　　　
　　在长沙设立审案局的同时，曾国藩的势力范围也扩展到了湖南各地。最初的太平军主要是由两部分人组成的联盟军，一部分是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徒众，另一部分是洪大全的天地会会众。太平军在路过湖南的时候，他们吸引了很大一批湖南天地会的人随他们一起北上，但湖南会党依然有着很强大的势力。尤其是受太平军的影响，革命群众的斗志分外高昂，群众斗争的烽火，燃遍了祖国各地，处于东南的衡阳、永州、郴州、桂阳、常宁以及西南的宝庆、靖州各属，这种革命火焰更是如火如荼。可惜，当时太平军已经全部离开湖南东下了，没有联络这些同盟军，才使得曾国藩有机会把他们逐个击破：　　　　
　　咸丰二年冬天，浏阳的周国虞、曾世珍、邓万发等率领的忠义堂暴动被江忠源给镇压了下去；　　　　
　　咸丰三年正月，攸县洪利父子率领的暴动被张荣祖等镇压了下去，这支军队是骆秉章、曾国藩派出的；　　　　
　　二月，曾国藩派刘长佑、李辅朝、王等将常宁白沙堡的农民暴动镇压了下去；　　　　
　　派张荣祖到宜章、桂东、临武，因为那里有来自阳山、大庾的农民暴动军，他们也被镇压了下去；　　　　
　　会党曹、李跃率领一万余人在衡山草市、吴集暴动，曾国藩派刘长佑、王把这支起义军镇压了下去；　　　　
　　三月，戴正率领的永兴、安仁等地的农民暴动被曾国藩所派的夏廷樾、张荣祖等镇压了下去；　　　　
　　到了咸丰三年三月，经过严厉的镇压，湖南各地的反抗活动比以前收敛了许多。　　　　
　　正是因为采取了前所未有的酷杀政策，曾国藩才得以大名远扬，但他得到的并不是对他十分有利的名声，因此，在咸丰三年三四月间，曾国藩又到处给别人写信，为自己的酷杀行为进行辩解和开脱，以求他人理解。　　　　
　　曾国藩疯狂的“剿匪”行动终于平定了湖南境内的起义运动，而他自己也因此被别人称为“曾剃头”，杀人就和剃头一样简单，既形容他杀人之轻易，又表明了他所杀的人数量之多。因此《清史纪事本末·湘军陆师之编制》里面有一句话说道：“一时谤议四起，至有曾剃头之称。”　　　　
　　“曾剃头”这样一个名字并不好听，对此，曾国藩是早已预料到的，因为他早就对咸丰帝说过，即使他自己因为执行皇命而被人称为残忍严酷之人，他仍要坚守自己的职责，所以，对于“曾剃头”这一绰号，他又怎么敢加以拒绝呢？而且，此绰号陪他走过了一生的道路。
　　第二部分：骂名留世组建湘军
　　曾国藩出山，湖南巡抚张亮基奉旨劝谕有很大的功劳，但曾国藩到长沙没多长时间，张亮基便调往武昌署湖广总督，布政使潘铎暂时接替了他的职位；同时，原云南布政使徐有壬被调职担任湖南布政使，原衡、永、郴、桂道陶思培则被升职担任湖南按察使。他们与曾国藩的关系都不怎么好，尤其是曾国藩的“越权侵官”，使他们对曾国藩进行讥讽、掣肘，甚至打击。不久因潘铎病归而接任湖南巡抚的骆秉章，对其手下人与曾国藩之间的龃龉也不闻不问。这种明争暗斗令曾国藩的处境非常孤苦。曾国藩后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