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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全书·曾国藩传-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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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在收到曾国藩的奏折后，咸丰皇帝于十月十一日就批了回谕，命令将李元度革除原有职务并对其进行审问。
关于曾国藩弹劾李元度一事，幕僚们一致反对。
曾国藩为什么会如此绝情地参了李元度？
其原因并非是为国为君，也不是公报私仇，而是另有其因。第一，徽州失守之后，祁门失去了保卫的屏障，被李世贤、黄文金包围，曾国藩被困在祁门之中有好几个月，他的急功近利的三路进击芜湖的庞大计划已经不可能再实施了，连自己也总是担心一朝性命不保。第二，更重要的是，曾国藩向咸丰帝呈上《徽州被陷现筹剿堵折》后，咸丰帝批谕道：“该大臣甫接皖南防务，连失两郡，虽因饷绌兵单，究属筹画未密。李元度谋勇兼优，此次失衄，殊属可惜，人材难得，着即查明下落具奏。”这一褒一贬之中所隐含的意义，曾国藩自然对此深有体会。所以，曾国藩置上下官员的议论于不顾，一意孤行，定要奏参李元度，才使李元度落得个革职拿问的下场，原来，一是把自己东征计划破灭的愤怒全都归罪于李元度，二是想借参劾李元度之败，以此来代替自己因为“筹画未密”所犯的过错，曲折地表达自己不满于清廷的情绪。
本来，成功与失败就像孪生兄弟一样。军事斗争的成败，是兵家之常事，更不可以以此论英雄。曾国藩不顾众议，毅然决然地把军队驻扎在祁门，一度出现祁门孤悬的局面，连言灾异者也说祁门并非久留之地，应该算是失败惨重。后来由于鲍超等的竭力救援，始获得历口洋塘和上溪口三次胜利，曾国藩算是从虎口逃了出来。这时，那些说灾异的好事者又都转换了口气，又说祁门这地方仍然有符瑞，岁星也会到这里来。曾国藩看透了这种炎凉世态，于是就作了一首绝句：
天上岁星也起霉，掉头一去不归来，
忽闻打破上溪口，又向祁门走一回。
可是，曾国藩虽然自己晓得世态炎凉，却不能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竟在一怒之下把李元度头上的岁星夺去了。
而且，曾国藩并没有就此停止对李元度的惩罚，而是接二连三地弹劾，毁了他一生的功名前途。从曾国藩的官场经历来看，如果是官场中他可以轻易除掉的对头，他会毫无顾忌地加以弹劾；如果他自己认为他的对头难以动摇，则厚颜卑辞、千方百计地巴结；对于那些还有利用价值的人，则尽量显示自己的宽宏大度。至于对自己的朋友，他总是尽量地给予好处。然而，对李元度却是一个意外，他能狠下心来加以参劾，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我想，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或许我们可以理解为爱之深，责之切吧！
但是，李元度并没有就此而丧失信心，而是努力求得将功赎罪的机会。早在曾国藩奔父丧时，李元度与后任浙江巡抚的王有龄之间就往来密切，而王有龄则与曾国藩存在很深的隔阂，因为湘军不属朝廷编制，所以都是由各地自筹军饷。曾国藩在江西时，向王有龄要军饷，王有龄却没有答应他；后来因浙江军事危急，王有龄向曾国藩讨救兵，曾国藩同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由此两人间积怨不断。李元度与王有龄有联系，更增加了曾国藩对他的误解。后来，曾国藩复出，李元度也就对曾国藩死了心，但是，徽州之败，使曾李二人的交情由此结束，因此，李元度只好另立门户。他在家乡，重新招募了一支八千人的队伍，号称安越军，到浙江投靠王有龄去了。李元度的改换门庭，使曾国藩对他更为恼怒。咸丰十一年五月，李元度因率安越军援助湖北于义宁等处出力有功，经总督官文、巡抚胡林翼奏请，使他重新担任按察使的职务；接着李元度又攻破了江西奉新、瑞州等城，经江西巡抚毓科奏请，赐给了他布政使头衔；这年九月，李元度始率军入浙，同左宗棠部会合，把常山等地从太平军手里夺了回来。故于同治元年正月十四日他接着担任了浙江盐运使兼署布政使。二月初三日又奉旨擢授浙江按察使。李元度如此平步青云，本来与曾国藩没有任何的关联，却使曾国藩感到有些难堪，因为李元度的这一系列功劳，都是在离开曾国藩之后所取得的，而李元度立功越大越多，就会越多地证明李元度并非是因为无能导致徽州之败的，而是曾国藩调度无方。正是因为这种心理的影响，曾国藩对李元度接二连三地报复，现在我们从曾李二人交往的历史来看，曾国藩是一直处于主动地位的，而李元度始终含屈受冤，郁郁不得志。而且，李元度自己也觉得徽州之败，他确实无颜见曾国藩，而曾国藩始终不能对此释怀，在此种情况下，他到底该怎么做呢？就此抑郁终生？或向曾国藩表明全是因为自己无能才导致战场失利？
当然李元度组成安越军，以给自己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这无疑是最明智的选择，也是作为一名大丈夫所应该做的。可惜的是，他碰上的曾国藩却是一个权势熏天、心胸狭窄的人，才使自己空有一身才艺却无法施展。虽然如此，从晚年李元度与曾国藩的关系看，因为李元度并非斤斤计较之人，两人的关系还是十分融洽的。如同治十三年李元度曾经写了一首诗，步曾国藩的韵脚：“嗟我昔从公，中蹶良自作，未逐鲲鹏化，甘同鲋辙涸。”称自己之所以在官场中屡屡受挫，完全是自己的报应。而在曾国藩死后，李元度在祭文中还曾经写道：“生我者父，知我者公。公之于我，地拓海容。”
李元度晚年出任贵州按察使，升布政使，但也只是做到了和以前一样的官职。与晚于他的李鸿章已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了。在此我们也只能对之惋惜而已。
第四部分：天国瓦解安庆之役（1）
安庆是处于长江之滨的一座重要城市，也是太平天国的首府南京的重要屏障，湘军要进军南京，必须要先把安庆攻下，而一旦安庆被攻下，南京的形势也将非常危急，因此，太平天国一直派重兵对安庆进行防守。咸丰十年闰三月，曾国荃带领着一万多名湘军，开始准备进攻安庆。咸丰十一年八月，围困近一年半的安庆城在湘军的猛烈攻击下终于失守了。
在湘军历史上，攻下安庆，其意义极其重大，它同时也极大地传播了湘军的名声。
当时，太平军对安庆这个战略重地也非常重视，因为它既保护了东边的天京，又是粮食等物质的供应枢纽，还是与捻军联络的据点。当时，约有八万多人的湘军，正在长江南北两岸分七路指向安庆、芜湖等地，打算上游胜利以后，以高屋建瓴之势攻占下游。他们计划宏大，来势凶猛，给人势在必得的感觉。然而，他们的计划却有很大的弱点，即他们在后方湖北、江西所剩的兵力空虚。这个弱点立即被洪仁看破了。洪仁最早信拜上帝会，但到1859年4月（咸丰九年三月）才辗转从香港来到南京，被洪秀全封为干王，总理朝政。1860年春，为解除江南大营对天京的包围，他建议太平军实行“围魏救赵”的策略，先攻打湖州和杭州，引诱清军赴援，然后迅速回师，对江南大营进行全力攻击。洪秀全、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等对他这一意见非常赞同，果然于5月间一举消灭了江南大营。洪仁看破了湘军后方空虚的弱点后，再次建议故伎重演，乘虚直捣江西、湖北，进夺武汉，这样就能把敌人的兵力分散，从而解除对安庆的包围。
于是，陈玉成在北，李秀成在南，两人都顺着长江西行，约定于第二年4月在武昌会师。1860年9月30日，陈玉成率五万大军从天京出发，经庐江、桐城，攻占了湖北蕲水、黄州，于1861年3月17日直接向武昌进犯。这时武昌城内，只有官文带领三千人进行防守。见太平军业已逼近，全城一片混乱，许多有钱人家都逃走了。本在病中的胡林翼立即慌了手脚，立即带领军队回去救援，但又要顾及安庆前线，因此长久的奔波而疲倦不堪。加上他本来就有肺病，时常吐血。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日卯刻，湘军夺得安庆后，曾国藩在《克复安庆省城片》这一奏折中写的很客观：“楚军围攻安庆，已逾两年，其谋始于胡林翼一人画图决策，商之官文与臣，并遍告各统领。”可惜，胡林翼已经躺在了病床上，无法进入已夺取的安庆，于八月廿六日亥刻与世长辞，年仅五十。曾国藩得知此事，沉痛地写道：“赤心以忧国家，小心以事友生，苦心以护诸将，天下宁复有似斯人者哉！”刚好咸丰帝在七月十六日先于胡林翼驾崩，国丧刚过，故曾国藩在给胡林翼作挽联的时候，感到非常遗憾。挽联是这样写的：
逋寇在吴中，是先帝与荩臣临终憾事；
荐贤满天下，愿后人补我公未竟勋名。
再说，曾国藩住在长江南岸，分析长江北岸的形势，预计彭玉麟、李继宜回师湖北后，大批折回的太平军又将回转来对桐城、怀宁两地的清军大举进攻。他生怕正包围安庆的曾国荃定不下心来，乱了阵脚，故急于咸丰十一年二月初七、初八（3月17日、18日）给曾国荃接连写了几封信，叮嘱他必须先坚守五六天，等待鲍超部渡过长江增援他。二月二十二日（4月1日）又写信给曾国荃，对太平军进攻武昌的战略目的进行了准确的分析：“群贼分路上犯，其意无非援救安庆。无论武汉幸而保全，贼必以全力回扑安庆围师；即不幸而武汉疏失，贼亦必以小支牵缀武昌，而以大支回扑安庆，或竟弃鄂不顾。去年之弃浙江而解金陵之围，乃贼中得意之笔。今年抄写前文无疑也。”接着，他又对坚守安庆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进行了反复的说明：“无论武汉之或保或否，总以狗逆回扑安庆时官军之能守不能守，以定乾坤之能转不能转。安庆之壕墙能守，则武昌虽失，必复为希庵所克，是乾坤有转机也；安庆之壕墙不能守，则武昌虽无恙，贼之气焰复振，是乾坤无转机也。”他向曾国荃指出了应该怎么做：“弟等一军关系天地剥复之机，无以武汉有疏而遽为震摇，须等狗逆回扑，坚守之后再定主意。”能否保住上游武汉的有利形势，对于曾国藩、胡林翼来说，确是他们能否坚持在下游规略安庆，再图金陵的战略方针的关键所在。所以曾国藩于二月二十六日（4月5日）在给他两个弟弟的信中又说：“贼纵有破鄂之势，断无守鄂之力。江夏纵失，尚可旋得；安庆一弛，不可复围。故余力主不弛围之说。”
第四部分：天国瓦解安庆之役（2）
太平军守安庆，其策略在于守险不守陴。安庆之险在集贤关，因此太平军便将重兵都投入到了集贤关，以阻止迫近安庆的湘军。曾国荃则采用长壕法对付太平军，即在安庆城的城墙之下挖了两条很深很宽的壕沟，湘军居于两壕的中间，内壕的作用是围攻安庆，外壕的作用是抵抗增援的太平军，曾国荃也因此被人们称作“曾铁桶”。当时，安庆城内的一万多名太平军已被四万湘军围困了一年的时间。湘军在城外挖了三道长壕，使城内太平军很难从包围中突破出去，城外太平军也很难冲到城内增援城内部队。陈玉成虽然在菱湖筑垒十八座，又派了一千多士兵到城内帮助防卫，还向城内送去粮食，一时间把安庆的局势稳定住了，但由于从各地前来增援太平军的部队，包括从天京来援的洪仁、林绍璋部，从芜湖来援的黄文金部和捻军，从庐江来援的吴如孝部，都在挂车河、练潭一带遭到了湘军多隆阿等部的狙击，无法会合陈玉成部。陈玉成在集贤关内孤军奋战，对曾国荃的围军根本无能为力。
湘军从咸丰九年底太湖之役吸取了经验，这次所采取的方法依然是围城打援。曾国藩一而再，再而三地教给曾国荃一个个围城窍诀，教他必须恪守“坚静”二字。他说：“凡军行太速，气太锐，其中必有不整不齐之处，惟有一‘静’字可以胜之，不出队，不喊呐，枪炮不能命中者不许乱放一声。”他嘱咐两兄弟要在拼命坚守上既达成共识，又通力合作。他还对战事进行了一般性的概括总结，说：“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如此次安庆之守，壕深而墙坚，稳静而不懈，此人力也；其是否不致以一蚁溃堤，以一蝇玷圭，则天事也。”就在这个时候，曾、胡既布置多隆阿部在桐城一线对于东面来的林绍璋援军继续狙击，又从长江南岸调来鲍超部对于西面来的陈玉成援军进行狙击，还派胡达轩三营、成大吉七营分别进驻石牌和集贤关外，拖住敌人的后腿。他们的目的是要将安庆夺回来，而行动方向却是对太平军援军的有生力量进行打击和削弱。这个围城打援的战略，最初是胡林翼在太湖之役中提出的。他说：“用兵之道，全军为上，得地次之。今日战功，破贼为大，复城镇为下。古之围者，必四面无敌；又兵法，十则围之。若我兵困于一隅，贼必以弱者居守，而旁轶横扰，乘我于不及之地，此危道也。然不围城，则无以致贼而求战。”这一策略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它不但使湘军在太湖之役中取得了胜利，也使湘军最后在争夺安庆这场战斗中取得了胜利。
当曾国藩听到五月初一日“杀三垒真正悍贼千余人”的消息时，他立即判断说，陈玉成部必会因此而气势大衰，并说：“平日或克一大城、获一大捷，尚不能杀许多真贼，真可喜也。”他特别注意刘林，这个人英勇善战，并说自己因为尊敬他的为人，所以称他为先生，“爱其人，故称翁”。并对曾国荃等人嘱咐说，不要让刘林这人跑掉了。刘林被俘获后，杨岳斌将他肢解，并割下首级送到安庆城下示众。刘林部覆灭后不久，集贤关内的八千多名太平军，也因孤立无援，先后在战场中丧了命。至7月，安庆城外所有的太平军据点都被消灭了。
陈玉成部因为多隆河在挂车河的狙击，无法援助城内的太平军，只得与洪仁、林绍璋、吴如孝、黄文金、杨辅清等率领的四万多名太平军，从湖北蕲州绕道过去，经宿松、石牌，于七月十五日（8月20日）再次向集贤关发动进攻。这时，安庆城内很长时间内都缺少粮食，但太平军战士还是列队西门上，遥遥地呼应着增援部队。陈玉成率部苦战了好几天，抱草填壕，虽血肉横飞，仍然不停止冲锋活动；城内饥惫之卒，几乎连举刀枪的力气都没有了，还奋勇杀出。可惜最终还是无法越过敌人的深沟高垒，不能会师。八月初一（9月5日）湘军轰倒北门城墙，蜂拥而入，城内到处都有人在屠杀、抢劫。陈玉成等遥见城内火光冲天，又带领部下进行了两次冲锋，却都失败了，方引军西去。
第四部分：天国瓦解对待俘虏，格杀勿论
争夺安庆一役中死伤了三万多名太平军，城内叶芸莱、吴定彩等一万多人都被清军所杀害。安庆的失陷基本结束了安徽的战事，江苏和浙江便成了与太平军作战的主战场。后来，洪仁写道：“我军最大之损失，乃是安庆落在清军之手。此城实为天京之锁钥而保障其安全者，一落在妖手，即可为攻我之基础。安庆一失，沿途至天京之城相继陷落，不可复守矣！”
安庆之克使湘军名声大振，然而他们在安庆之战中的杀戮却是极其残忍的。
早在咸丰十一年五月，太平军刘林部在安庆城外赤岗岭的战斗中败于湘军，其中有三个垒、千余名的太平军投降了清军。曾国藩听到这个消息后，感到非常兴奋，便写信给曾国荃，问他有没有把这些人都杀了：“不知刘林一垒究竟如何，其已降之三垒，已杀之否？”当他听说已经全部杀死了投降的太平军的时候，感到非常高兴：“此次杀三垒真正悍贼千余人，使狗党为之大衰，平日或克一大城，获一大捷尚不能杀许多真贼，真可喜也。”
优待俘虏、缴枪不杀，这在历朝历代的战争中都是大家遵守的规则，也是一支仁义之师所应该做到的。而在曾国藩的心目中，他宁愿斩草除根，也不愿意优待俘虏，因为这种方法省事又实用。这对曾国藩来说是一条反动逻辑。他让别人也接受他的反动逻辑。如据唐浩明的《曾国藩》，在曾国荃带兵打仗之初，曾国藩即教他对于所有的太平军俘虏，都要格杀勿论。
如咸丰十一年六月十二日给曾国荃的信中他就特别指出，既已带兵，就不应该害怕杀人太多：
“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此贼之多掳多杀，流毒南纪；天父天兄之教，天燕天豫之官，虽使周孔生今，断无不力谋诛灭之理；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幅巾归农，弟果能遂此志，兄亦颇以为慰。特世变旧新，吾辈之出，几若不克自主，冥冥中似有维持之者。”
因此，当安庆城被攻陷后，曾国荃就杀光了守卫安庆城的太平军，曾国藩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了朝廷，并且在奏折中多次提到了“无一人得脱”、“围杀净尽”、“实无一名漏网”等词。
第四部分：天国瓦解提拔左宗棠
在咸丰十一年八月业已夺得安庆的情况下，经营江浙便成为曾国藩的主要工作。也由此而造就了两位显赫一时的人物，一个叫李鸿章，一个叫左宗棠。
左宗棠比李鸿章晚到曾氏幕府一年半，当时的军事形势和曾国藩本人与咸丰十年三月的情况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咸丰十年春夏之交，中国国内到处是紧张而复杂的局势，英法联军正陈兵大沽口，对清朝廷的首脑机构构成了严重威胁；闰三月，清军江南大营遭到了第二次惨败，主帅和春受伤病死，太平军相继攻克了江苏的富庶之地苏州、常州；太平军为解安庆之围，在头一年八月就开始了夹江进击的第二次西征，胜利推进。环视内外，曾国藩感到运筹帷幄，志在必得，他已意识到，朝廷必定会把剿灭太平军的任务放在自己肩上。他的部属更是举杯欢庆，对江南大营的溃败，一个个都感到兴奋异常。左宗棠闻而叹曰：“天意其有转机乎？”别人问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他说：“江南大营得此一洗荡，而后来者可以措手。”他们不顾同伴的失败，却只想到失败带给他们的好处。胡林翼说得则更为露骨：“朝廷能以江南事付曾公，天下不足平也。”所以，在这样的情势下，到曾氏幕府不久的左宗棠，便得到了曾国藩的举荐，于四月二十日奉上谕，“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而在曾氏幕府多呆了一年多的李鸿章，在这年五月才被曾国藩派去做淮扬水师的组建工作。
左宗棠初到曾国藩宿松大营的时候，认为作为一名君子不可以被人再三侮辱，死于小人还不如死于盗贼，因而想在曾国藩手下做一营官，既满足了自己讨贼的心愿，又可以使自己策马扬鞭，冲锋在前。当时，曾国藩和左宗棠的想法是不一致的，在给骆秉章的信中曾国藩这样写道：“左季翁自领一队之说，侍劝其不必添此蛇足，今已作罢论矣。”但曾国藩接到咸丰帝的寄谕，征求他的意见：“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襄办团练事，抑或调赴该侍郎军营，俾得尽其所长，以收得人之效？”曾国藩这才改变了原有的想法，叫左宗棠另外带领一队湘军。左宗棠原打算募二千五百人，曾国藩的意见却是让他募五千人。左宗棠在宿松只呆了二十多天，因为儿子病情很严重，他提前回到湖南。曾国藩的本意，是叫他募勇对安徽的兵力进行支援，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却这样说道：“苏州既失，为公计者，宜先以偏师保越为图吴之计”； “是制此贼，必取远势，而不能图速效”。又说：“先将江西兵事、饷事逐为经划，亦当务之急也。”这个计策实际就是“保越图吴”，尔后左宗棠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长期运用了这一战略。左宗棠在湖南招兵买马，将以前大批的湘勇集合在一起，又收聚了王的旧部，共得五千八百零四人，被称为楚军。这年八月间，他率楚军经醴陵直趋江西，先在江西东北部和东部与太平军进行了几次交锋，随后转战到了浙江。
自安庆失守后，李秀成便把兵力全部集中到了江浙。从江西东向的侍王李世贤部及从广西回师的石达开旧部，几乎遍布了浙江全省。十一月二十八日（12月29日），李秀成带领太平军一举将浙江省会杭州攻克，巡抚王有龄万般无奈，只得自杀。在这之前，十月十七日、十月十八日、十月二十三日，清廷曾发三次廷寄，谕令左宗棠马上赶到浙江去，负责军务的督办。曾国藩等于十月底作出决定，十一月十六日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臣等往返熟商，即请左宗棠督率所部进援浙江，并将驻防徽州之臬司张运兰，驻防广信之道员屈蟠，驻防玉山之道员王德榜、参将顾云彩，驻防广丰之道员段起各军，及副将孙昌国内河水师，均归左宗棠就近节制调度。兵力稍厚，运棹较灵，于援剿浙、皖之时，仍步步顾定江西门户，庶于三省全局有裨。”当时，曾国藩作为两江总督，原本只是负责统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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