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郭沫若 作者:[中]张洁宇-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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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地接受一切文学艺术遗产，发展一切优良进步的传统”。

　　毛泽东到会讲话。他说：“你们开的这样的大会是很好的大会，是革命需要的大会。因为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他的话虽然不多，只有短短几句，但言简意赅，对到会的代表以至全国的文艺工作者都是极大的鼓舞。

　　周恩来在大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他介绍了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着重阐述了文艺界关于团结、为人民服务、普及和提高、改造旧文艺、文艺界的全局观念、组织等几个重大问题。

　　郭沫若在听取了毛泽东的讲话和周恩来的报告之后，代表大家说：“我们诚恳的全部接受周副主席给我们的指示，努力改造自己，向人民学习，学习我们所不熟悉的东西，老老实实，恭恭敬敬的学习，热诚地做毛主席的学生。”

　　最后，大会选举郭沫若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

　　9月21日，在经过一系列紧张而有秩序的筹备工作之后，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终于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

　　大会开始，鸣放了54响礼炮。

　　毛泽东在全体代表长达5分钟的如雷掌声中健步走上主席台，并致开幕词。他用浓重的乡音，激越的情绪和高亢的话语向全体代表宣告，不，也是向全中国，向全世界宣告：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

　　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当毛泽东在高声宣读大会开幕词时，全场代表无不为开幕词的话语和激情所动。

　　郭沫若当时也坐在其中。不知是什么缘故，他今天的听力似乎特别好，毛泽东的话，他一字字一句句都听得清清楚楚。他不住的点头，也不时用手绢擦拭眼睛。

　　此时此刻，他的复杂而又激动的心情，非但是别人不能描述，连他自己也觉得很难说清。他的千言万语只凝成了一首诗《新华颂》：

　　人民中国，屹立亚东。

　　光芒万道，辐射寰空。

　　艰难缔造庆成功，五星红旗遍地红。

　　生产众，物产丰，工农长作主人翁。

　　人民品质，勤劳英勇。

　　巩固国防，革新传统。

　　坚强领导由中共，无产阶级急先锋。

　　现代化，气如虹，国际歌声入九重。

　　人民专政，民主集中。

　　光明磊落，领袖雍容。

　　江河海洋流新颂，昆仑长耸最高峰。

　　多种族，如弟兄，千秋万岁颂东风。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闭幕。郭沫若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从此，他不但要参与国家和政府的领导工作，更有机会经常和毛泽东接触和交往。自然，因为整个国内形势较之过去有了根本变化，他和毛泽东的关系和交往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因为毛泽东成为了全中国的最高领导者，是各族人民拥戴的领袖，而郭沫若虽然拥有比他以往更高更重要的位置，不但是大诗人，大学者，同时是着名的社会活动家，再往大里说，或者可以说是“国家领导人（之一）”，但无论如何说，他也是“伟大领袖”毛泽东领导下的一个方面军——文化、科学、艺术、教育战线的领导人。

　　私人关系，私人交往，必然受制于这一大的格局。显然，自此以后，他们的交往要和过去完全一样是不可能了。



　　第六章　历史在这里转弯

　　●一、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祥和日子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这是中国人民的大事，也是世界历史的大事。它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也改变了世界力量的格局。

　　最主要的是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各项工作千头万绪。郭沫若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此后，为新中国的建设也付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郭沫若从新中国成立，就开始担任着国家事务和科学文化方面的领导工作。新中国成立伊始，1949年10月3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成立，他就被选为该会主席；10月5日，中苏友好协会成立，他被选为副会长；9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他被选为副主席；15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成立，他被任命为院长，后又兼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主任。1950年12月16日，他被推选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主席。1953年10月6日，在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继续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主席。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他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此后在二、三、四、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上连选连任。1958年9月20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郭沫若出任校长。1963年10月4日，中日友好协会成立，他被推选为名誉会长……我们无法（似乎也没有必要）一一列出郭沫若所有的职务头衔，只需用一句话总括：直到郭沫若去世，他在参与新中国的改革和建设事业中，的确作出了重要贡献，付出了他的全部精力。

　　而也正是在这近30年的岁月里，由于郭沫若直接参与了政治文化学术最高层的领导工作，比之他过去和毛泽东的接触，虽说不上朝夕相处，至少是相当频繁密切。他们之间的交往也更加密切了。这对郭沫若来说，既有积极的正面的影响，也有消极的负面影响，即在他在更高层次参与国家和社会工作，做出更大贡献的同时，也必然因毛泽东在某些方面的政策失误而说错话，做错事，以至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或错误决策连在一起，。这既有主观因素的使然，更因为客观条件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客观环境客观条件的变化，不是一点两点，而是整个大环境的变化。一句话，历史从这里发生了大转折。如果说，毛泽东和郭沫若之间可以用“朋友”关系来概括，现在，就不能简单用这一词语来形容，来概括了。他们之间更多的正式的工作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因为，在共和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只是一党领袖，而现在虽仍然是党的领袖但此时共产党已经取得全国政权，掌握着全中国，面毛泽东除了还是党的领袖，还是国家主席，是一国元首，全国至尊。此种情况表明什么，毛泽东和郭沫若两方面都应该是十分清楚的。有一些细节就很说明问题：

　　据臧克家后来写的《得识郭老五十年——怀念郭沫若同志》一文中说到，还在1949年7月1日，即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郭沫若被推为总主席，在会议期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也来了。郭沫若即代表近千名与会代表向毛泽东“深深地，深深地九十度鞠躬”。臧克家说：“这一鞠躬，给我的印象深刻极了。使我想到二十多年来，郭老对窃国大盗蒋介石卑视之，唾骂之，与之坚决斗争，生死不顾。今天，对人民的革命导师则一躬到地，毕恭毕敬。”

　　还有一次是开国后第二年，即1950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身为全国文联主席、政务院副总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郭沫若代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手持一面锦旗，走到毛泽东面前，恭恭敬敬地赠送给毛泽东。旗上写着：我们永远跟着您走。毛泽东一见，十分高兴，连忙接下锦旗，与郭沫若握手，表示感谢。

　　细节表明真实。上述两条，不正表明此时的毛泽东和郭沫若以及所有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已和过去不同，不是一般同志朋友关系，而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了。

　　不过，在共和国成立初期，历史的转折表现在人们之间的关系，具体说，毛泽东和一些朋友熟人，和一些知识分子的关系，表面看来变化还不十分明显。整个环境是喜庆祥和的，人们关系即便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也比较融洽。这也可以用一些故事来说明。

　　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件事是：1949年秋，即共和国成立前夕，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应中国共产党之邀，从香港绕道东北到北平参加人民政协筹备会议，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在哈尔滨，他听到人们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即感到有点别扭。心想：共产党成立之前，更不用说取得政权之，中国不是早已存在并且已经存在了多少年吗，怎么能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呢？他认为应该在“中国”之前加一定语“新”，即“新中国”，这样既表现了热爱之情，又比较准确。没想到这意见很快传到了北京，传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十分重视，待章乃器到北平后，毛泽东一见面就亲切地对他说：“乃器先生，你的意见很好，我们已通知作者加上‘新’字了。”章乃器一听，热血上涌，感到意外的惊喜：“共产党真了不起！在车上随便说说，竟这么快传到毛主席的耳朵里，还立即采纳了！”后来，全国传唱的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了。

　　另一件事是1950年深秋的一天下午，毛泽东请邵力子和傅作义将军（当时任水利部部长）到中南海颐年堂住处议事，谈有关治理淮河问题。三人谈了一会儿水利建设方面的话题后，毛泽东拿出写有“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条幅征求邵、傅二人意见，问“提法是否得当？”邵力子直言不讳，就说：“主席，您看是不是把‘一定要把淮河治好’改动一字，改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毛泽东想了一下，爽朗地大笑，说：“好，改得好！一字值千金。”又转脸问傅作义：“傅将军的意下呢？”傅作义回答说：“‘修’比‘治’的含义深。”毛泽东便笑着说：“好，少数服从多数。”立即提笔挥毫把“治”字圈去，改写为“修”字。后来传出毛泽东的题词就是“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这也说明此时毛泽东虚心平等的心态。

　　这些故事说明建国伊始，跟着共产党奋斗多年，真正是和共产党同甘共苦的知识分子，眼见自己追求的民主共和国呱呱诞生，心情是十分地畅快。他们觉得自己现在是国家主人，不像之前所谓“中华民国”，在蒋介石的专制统治下，名为“民国”，实仍“帝国”（虽无皇帝名义，却仍然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实为一人独裁），不过皆为“臣民”。因此，他们一个个欢欣鼓舞，如鱼在水了。毛泽东虽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号令全国，但也平等谦和，看不出有君临一切的气势和作风。知识分子对此当然是感到无尚欣然幸然，作为全国最大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又是毛泽东多年好友的郭沫若当时更是如此。还有一个与郭沫若有关的故事，很能说明当时的情势：

　　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1950年初，时已年届耄耋的着名画家齐白石因为和毛泽东是同乡，又受湘潭老乡之托，给毛泽东呈上一信，以表崇敬与热爱。毛泽东很快写了回信，这是齐白石万万没料到的。不久，毛泽东又让也是老乡的着名人士章士钊来到西城区跨车胡同齐府看望齐白石，转达毛泽东以“老乡”的身份，邀请齐白石到中南海“丰泽园”会面，赏花，吃饭。齐白石更是感动得热泪盈眶。齐白石应邀赴中南海，时值园中两株三丈高的海棠花开正盛。毛泽东亲切地请齐白石品菜吃糕点﹑糖果，并与齐白石交谈。因两人同是湘潭人，谈起来格外亲切。两人从家乡的山水，风俗，相识友人的往事，绘画艺术上的继承创新以及老人生活和家里的情况等等，一谈就谈了好几个小时。之后毛泽东留齐白石共进晚餐，由朱德副主席作陪，并特意准备了以豆豉为主料的几样湖南家乡菜孝敬老人。齐白石从中南海作客回来，为了表示回报毛泽东的感情招待，精心选出两方名贵的寿山石章料，操起刻刀，精心镌刻了“毛泽东”朱、白两方印章，用宣纸包好，托诗人艾青呈献给毛泽东。

　　毛泽东收到齐白石赠送的两方印章，看了又看，还发现包印章的宣纸上有画，认真一看，还是一张很有气势和意境的画，立即让秘书将画裱好保存起来。为了答谢白石老人，毛泽东再次在中南海设宴款待，还特地请郭沫若作陪。毛泽东请郭沫若作陪，一方面他和郭沫若是老朋友，另方面也因为郭沫若是全国文联主席，是文化艺术界的头面人物，而齐白石是全国文联委员，郭沫若来作陪，可谓给足齐白石的面子。至于郭沫若，因为和毛泽东的朋友关系，又因为自己在文化艺术方面的兴趣爱好和地位，对这一邀请，实在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所以高兴之余，精神上也十分放松。

　　客气一番入座后，三人浅斟慢酌，谈天说地，道古论今，其乐融融。

　　酒过一巡，毛泽东又端起杯酒向白石老人敬酒，并微笑着说，刚才请白老喝酒，是感谢您为我制印，这一杯，则是感谢您为我作画。

　　白石老人不禁一怔，问：“主席，我只给您刻了两方印章，我什么时候为主席作过画？”

　　“喝了酒，您就晓得了。干！”毛泽东说。

　　白石老人碰了杯，喝了酒，但还是不晓得。毛泽东见状，笑吟吟地对秘书说：“把画拿来，请画家亲自验证验证。”

　　秘书立即取来一卷画，把画展开挂到墙上。这是一幅全绫装裱的纵幅国画。上面画着一棵郁郁葱葱的李子树，树上落着几只小鸟，树下伫立着一头憨厚的老牛。

　　老牛正侧着头望着小鸟出神。这幅画构图别致，颇有气势，也有意境。

　　白石老人见画后心中一怔，他立刻认出这是他练笔后废弃的作品。齐白石有个习惯，为别人包画时，常常扯过一些没用的废纸作包装，可能一没留神，给主席包印盒时，把这张废画用上了。没想到毛主席竟拣了这张废画当正品，还认真装裱得如此精美。这不但让白石老人感到尴尬，更感到不安。

　　老人有些不好意思了，连连说道：“主席，实在失敬，实在失敬得很！都怪我疏忽大意，用这‘废画’作了包装，这画说什么也不能给您，如果您喜欢这种笔墨，我回去以后，再给您重画。”

　　毛泽东连忙笑嘻嘻地摇摇头，说：“不成，我喜欢的，就是这一幅嘛！”说罢他又转过头，问郭沫若：“诗人同志，您对这幅精品评价如何？”

　　郭沫若此时心领神会，仔细地观赏着画面：鸟儿们交头接耳，似是在相互诉说梦中佳境；老牛嘛，有几分矜持，似在偷听鸟儿们的谈话。嘴里不住地说：“好！是幅好画！”

　　这时毛泽东指着画又对郭沫若说：“此画颇有气势，出笔不凡。你看，这一笔，从牛头至牛背再到牛尾，一笔勾出，匠心独运，天衣无缝，足见画家功力过人啊！”

　　听到这番赞扬，白石老人坐不住了。连连说：“主席，千万不要再夸奖了，请让我把它带回去，不出三天，我重画一幅……　”

　　“不必，大可不必。我这是日获两宝，不容易哟！喝酒，喝酒。”毛泽东就是不答应。

　　白石老人急了，他一甩长须站起身说：“主席再不应允，我可要抢了！”

　　这时，郭老赶忙走过来，用身体挡住了画说：“白老这件墨宝是送给我郭沫若的，要想带走，也应当问问我嘛！”

　　“送给你的？”白石老人更觉不解。

　　郭老得意地说：“这不，画面上标着我的名字嘛！”

　　画上根本就没有一个字！白石老人望望画、看看郭老，无论如何猜不透他的意思。

　　郭沫若见老人一脸茫然，便微笑着问：“齐老，您这树上画了几只鸟？”

　　“五只！”白石老人扫了一眼画面，信口答道。

　　“树上画了五只鸟，这不就是我的名字吗？”郭沫若在说到“上”和“五”两个字的时候，特意加重了语气。

　　白石老人听到这里，一捋长须，恍然大悟，郭沫若大号正是“尚武”（郭沫若名“开贞”，字“尚武”）。画家不禁哈哈大笑，道：“算你可以，我真服了你这诗人的头脑喽！”

　　郭沫若哈哈大笑，立即取过画轴，边卷边说：“这就叫做物归原主，那我就不客气，把它带走了。”

　　“且慢！”毛泽东大手一挥，扯着画轴的另一边，也微微一笑，说：“诗人不要夺人所爱，请你再仔细看看。那上面明明标的是本人的名字，怎么能说是你的呢？快请放下吧！”

　　“您的名字？”这一回轮到郭沫若发怔了。他退后两步，对着画面审视了良久，仍然没有发现画上何处写着毛泽东的名字，一时间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你这考古学家也考不出来？”毛泽东怡然自得地摸摸下巴，笑着问道：“请问诗人，白老画的是什么树？”

　　“李子树啊！”

　　“画得茂盛吗？”

　　“非常茂盛！”

　　“李树很茂盛——这，不就是鄙人的名字吗？”毛泽东讲到这里，越发神气悠然，用深邃的目光看着郭沫若。

　　聪明的郭沫若立刻眼睛一亮，拍着双手，连连赞叹道：“妙哉妙哉！画上果然署着主席的大名！”

　　白石老人听着这两人一问一答，一下又感到如同被装进了闷葫芦，百思不得其解。他暗暗自语：“李树画得很茂盛，怎么就是毛泽东的名字呢？”

　　郭沫若见白石老人一脸茫然，忍不住笑道：“齐老，您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呀！”便指着画，对齐白石老人解释道：“1947年，蒋介石派胡宗南重点进攻陕北，党中央被迫撤出延安。当时毛主席面对将要离开的红色首都，曾自信地对同志们说，‘离开者，得胜也。’于是主席便取了个李得胜的名字。这个名字一直叫到我军反攻胜利，并把它带到了西柏坡，又带进了北京。”

　　白石老人听了郭沫若的说明，猛然醒悟，欣喜异常，简直有些手舞足蹈了。他放声大笑道：“噢！如此说来，这幅拙画真有那么点意思哩！”说罢，他双手捧起画轴，对毛泽东和郭沫若说：“那么，就请二位再在画上赏赐几个字，提升画品，以增身价，如何？”

　　郭沫若一时没有领悟白石老人这句话的意思，便高兴地说：“那，我听主席的，就请主席先题吧。”

　　毛泽东顺口说道：“我听画家的。”

　　白石老人见二人应允，赶忙双拳一抱，连道几声：“多谢！多谢！”并立刻把画平铺到桌面上。

　　郭沫若一定要毛主席先写，毛泽东便不再推辞，接过递上的毛笔，笔走龙蛇，如行云流水，“丹青意造本无法”，七个大字一挥而就。

　　郭沫若一看，心中着实佩服毛泽东的才思敏捷，出手不凡。原来毛泽东是借用苏轼的“我书意造本无法”一句诗，只不过改动了前两个字，用来称赞白石老人，竟是如此精当！

　　郭沫若也不示弱，略一思忖，接着写上“画圣胸中常有诗”。这一句也很了不起，它原是陆游的一句诗作“此老胸中常有诗”。郭沫若也改动了前两个字，使它与毛泽东所写上句合成一联，对仗极为工整，可谓一丝不苟，巧夺天工！

　　两位诗作大家，写罢四目相对，彼此心领神会，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这时，白石老人喜出望外，趁机卷起画轴，不容分辩地说：

　　“感谢二位大家如此夸奖白石。既然双双题诗相赠，此画非白石莫属。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把它带走了……”

　　郭沫若看看毛泽东，毛泽东又望望郭沫若，两人目光中都流露出赞叹和笑意。毛泽东用手一指郭老，双臂两分，朗声说道：“你我争执了半天，却一无所得。”

　　三人相视，又是一阵会心的大笑……

　　●二、密云布雨晴转阴

　　不过，这样喜庆祥和的日子并没有保持多久。因为毛泽东和这些知识分子朋友关系的变化，私人友谊和交往一旦进到政治领域，就具有原先预料不到的复杂的社会性和巨大的社会影响。毛泽东和郭沫若的关系和交往也不能例外。

　　我们可以从建国初期几次全国性的文化思想（文学艺术）批判运动来看这一问题。

　　新中国的建立，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激起了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