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郭沫若 作者:[中]张洁宇-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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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观点的分歧提到议事日程，为批判胡风“反动文艺观点”并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12月2日，中国科学院院务会议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举行联席会议，决定联合召开批判胡适思想的讨论会。并且确定讨论会的内容分为：胡适的哲学思想批判；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胡适的历史观点批判；胡适的文学思想批判；胡适的哲学史观点批判；胡适的文学史观点批判；以及《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对历来《红楼梦》研究的批判等方面。联席会议并推定由郭沫若、茅盾、周扬、潘梓年、邓拓、胡绳、老舍、邵荃麟、尹达等九人组成委员会，由郭沫若任主任。

　　于是，由对《红楼梦》研究的批评讨论而开始的对于胡适派的批判，就从文学艺术界扩大到哲学、历史学、教育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几乎整个社会科学领域。

　　这样，又一场波及整个文化思想战线的大批判运动，便声势浩大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了。

　　如果说，3年前开展的对于电影《武训传》和武训其人的批判，还只是围绕一个历史人物和一部文艺作品；这一次由李、蓝两位青年人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而引发的对于整个胡适派各种思想观点的批判，涉及的面实在是大大超过前一次批判。与此同时，前一次对于电影《武训传》和武训其人的批判，固然也是有领导、有步骤的进行，不过相比之下，那次主要是在报刊上发表一些文章，多少显得有点零星松散；而这一次对胡适派各种思想观点的批判，则自上而下，层层开会布置动员，显得更有组织性和集体性。还有，从批判的时间来说，上一次批判运动前后持续也不过三个来月；这一次的时间，从1954年9月两个“小人物”发起挑战算起，到1955年12月中宣部召集关于《文艺报》“丁（玲）、陈（企霞）事件”的传达报告时止，前后则持续了1　年零　4　个月，时间之长可谓空前。更重要的是，前一次批判，范围相对明确，也比较稳定；这一次运动则真表现出边运边动的特点，范围不断扩大，运动步步深入，特别是在后一阶段集中批判胡风问题，且进而成为“深挖”“胡风反革命阴谋集团”，完全成为了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而在这场斗争中，郭沫若吸取了前次批判电影《武训传》的经验教训，很快自动找到自己的位置，进入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

　　这里有必要简单交代一下对于胡风的批判和“深挖”“胡风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斗争。

　　历史的渊源和陈年旧账可以上溯到20世纪30年代，此处显然没有这样做的必要。

　　甚至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后不久胡风的文艺思想和其他一些同志存在的分歧，这里也没有必要赘述。

　　胡风是我国数得上的一位革命的文艺理论家，除此以外，他还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和作家。这并不是说他的文艺思想文学观点无可非议，绝对正确。他的有些看法无疑是可以商榷和讨论的。事实上，早在1952年，就开始了对于他的文艺思想的批判，《文艺报》就发表了题为《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文章，调门就提得很高。胡风当然不服，而且此人脾气很倔，不但不服，且实行大规模反攻，于1954年7月竟然向中共中央提交了长达30万字的《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被人们称作“三十万言书”，或“上书言事”）全面系统地申说了他对于文学艺术的思想观点以及对于文艺工作的意见。这个时间几乎是和两个“小人物”的挑战同时（略早半步），正好赶上毛泽东发起这次批判运动。诸多人为因素不去说它，时间是这样紧紧地凑到了一起，等待胡风的是什么就可想而知了。

　　在强大的批判气流漩涡中，1955年1月13日，胡风很快写出了《我的声明》，表示检讨自己的错误，声言自己给中央的《报告》“带有很大主观成分”，并表示欢迎对他进行批判。他没有想到，此时检讨为时已晚，对他的批判斗争已经部署完毕。他是自己撞到枪口上的兔子，主动送过来的靶子，再好不过的反面教员，是不能被轻易放过去的。当时毛泽东已经决定把他的“三十万言书”公开发表，让大家批判。这确实显出毛泽东本人的自信和魄力。

　　胡风毕竟是一个文人。他得知决定后，颇为惊慌，立刻找主管文艺的周扬，一方面承认错误，认识到自己是以小资产阶级观点来代替无产阶级观点，思想十分片面，并有个人英雄主义，以致发展到与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相对抗；与此同时，他表示希望，如果发表他的“三十万言书”，最好让他作些“修改”，并在前面附上他那篇检查自己的《我的声明》。他的意思是让大家知道他已经承认错误。

　　这说明胡风毕竟是个文人，不只天真，而且迂腐！

　　在毛泽东看来，胡风既然伸出的手被抓住，要想缩回去，没那么便宜！

　　毛泽东的答复是：不行。他明确指示：（一）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二）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

　　据此，中央宣传部立即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报告》中说，胡风的文艺思想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思想，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批判。

　　《报告》当然很快被批准，批判胡风思想的运动于是就很快开展了起来。

　　不过直到此时，批判胡风的调子（更不用说对俞平伯等的批判），尽管上纲上得很高，已经表现了将文艺问题、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并且在做法上也显出简单化的倾向，但还没有把他视作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敌人。

　　不过这样的时间不长。未过多久，事情就发生了连毛泽东本人也没有料到的变化。

　　胡风问题一下子发生了性质的变化，完全变得面目全非了。

　　原来，到4月，胡风的老朋友舒芜为了和胡风划清界线，主动上交胡风在40年代就写给他的一些信件。主管部门决定将这些信件由舒芜整理分类，配合胡风自己送交的检讨《我的自我批判》，一并在《文艺报》上发表，用以证明胡风并未真正认识错误，还在企图蒙混过关，以便将对于胡风的批判再深入下去。谁知这批材料被毛泽东看到，他由此断定胡风问题看来并非思想认识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甚而至于是一种有组织的反革命行为。他立即定性胡风以及和胡风通信的一批人是一个“反党集团”。

　　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舒芜整理的胡风给他的信件材料和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毛泽东为此写了编者按，公开将胡风等人定性为“胡风反党集团”。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胡风被立即逮捕。

　　接着，5月24日和6月10日，《人民日报》又先后发表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和《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反党集团”也最后又上升为“反革命集团”。胡风也就被打成十恶不赦的重大的既是历史的又是现行的反革命。

　　共和国成立后不久的一个重大历史错案就这样铸成。

　　这个历史错案是毛泽东亲自过问了的。　为此，这里自然就有必要说一说郭沫若了，看看他在这次批判行动中是怎样的表现和态度。

　　对于这一次由批判《红楼梦》研究而发展为对胡适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再进而转为“深挖”“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斗争，郭沫若不像前一次批判电影《武训传》和批判武训那样因为自己有过“错误”而背上包袱。他完全可以无所顾虑，轻装上阵。不仅如此，这次运动的对象不但与他毫无关系，相反，对于胡适以至胡风，他原就印象不佳，对于批判他们，不存在思想转弯的问题。以他的身份和地位，他当然一开始就会知道这次批判运动是由谁倡导，由谁发动，由谁指挥的。更何况，这次批判运动的背景正是全国为实现国家在过渡时期总任务的重要时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这次批判运动，被视为对于全国人民的“文化动员”，无论是谁，即使对之认识不够，理解不深，也都必须努力认识，加深理解，跑步跟上形势。特别是，这次批判运动一开始就加强了组织的领导，层层开会布置动员，郭沫若还在中国科学院和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被推举为领导整个批判运动的委员会主任，不管实际情况如何，至少名义上可谓前线总指挥。所以，无论从主客观两方面来说，他都必须积极参与批判运动，只能积极参与批判运动，乐于参与批判运动。

　　由于上述原因，郭沫若在毛泽东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对以俞平伯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进行批判后，即对《光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认为由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所引起的讨论，“是一场严重的思想斗争”。

　　接着，他又在全国文联主席团与作协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作题为《三点建议》的长篇发言。发言首先检讨了“我们的错误”，说“解放以来，我们虽然进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进行了思想改造的自我教育，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人，包含我自己在内，并没有上升到能够正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我们懈怠了对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斗争，放任了并助长了这种错误思想，甚至还成为了这种错误思想的俘虏。”

　　他还检查“自己在思想斗争上的漠不关心”。说：“我要感谢领导着我们的党，领导着我们的党中央，适时地揭发了我们的错误，为我们撞响了警钟，使我们在错误面前睁开了眼睛。”

　　接着发言从当前《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性质说起，说这是“思想改造的自我教育的继续开展”，提出“应该坚决地展开对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斗争”，“应该广泛地展开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提倡建设性的批评”，“应该加紧扶植新生力量”。

　　与此同时，他也用了一定篇幅批判了胡适的实验主义的研究方法，阐述了历代自由讨论的风气如何促进了学术的发展，指出批评应当做到“明辨是非，分清敌友，与人为善，言之有物”，并特别提醒培养新生力量必须“包含着爱护、教育、锻炼的过程”。

　　平心而论，郭沫若的这个“发言”，尽管是紧跟形势，调子不低，但仍然比较平和。至少，总调子还是谈学术思想领域中的斗争，而且也不乏与人为善的精神。

　　只是，随着批判运动的逐步深入和升级，他的调门也跟着转换，直至1955年5月25日，即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第二批材料》的次日，他就以文艺界学术界及人民代表的身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请依法处理胡风》的吁请，说什么“胡风集团已不仅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而且是我们政治上的敌人。”

　　并提出要求：“请依法逮捕胡风。”这样一来，就使得专政机构逮捕胡风不但成为合法，而且好像是广大人民和知识分子的一致要求。对于此着，由于未见必要档案，至今无法说明郭沫若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在什么情况下，由谁指挥他这样做。但历史不能不作出判定，郭沫若这样做是实在没有必要，实在有失水准，实在做得不对。

　　不过，更严重的事情还在后面。这就是发生在1957年夏季及此后还延续了一段时间的反对“右派”的斗争。

　　这段历史先让我们按下不表，留在后面再谈。

　　●三、云缝中投射的一缕阳光

　　20世纪50年代前半叶，尽管政治运动不断，中国社会总的说来是呈现着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气象。中国共产党对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一直在摸索着前进，不断地总结着经验教训。

　　1956年是很不平常的一年。

　　元旦刚过，全国人民就沉浸在社会主义改造胜利的欢乐中。

　　在这一年里，毛泽东根据国际国内阶级力量和政治形势的总的状况，对于文化、教育、科学、文艺提出了着名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

　　这无疑是一个英明的决策。

　　毛泽东以锐利的眼光吸收了历史发展过程中表明的一些最基本的规律，同时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用最简明形象的话语概括出这一政策的精髓。事实证明，真正按照这一政策方针去做，文化、教育、科学、艺术事业就能发展，就能繁荣。相反，文化、教育、科学、艺术事业就不能发展，就会停滞，就会枯萎，就会倒退。

　　当时国内的情形是，广大人民群众迫切希望加快建设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把新中国建设成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一些变化，也推动了我们国内思想解放要求的产生。为适应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及时提出了反对思想上的主观主义、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的任务。广大人民群众也迫切地要求扩大和保证社会主义民主生活，迫切要求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195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颇不寻常的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一开始就向到会者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想不想走？”

　　中国当然是不想走。

　　现在的问题是，为了避免走苏联走过的弯路，中国该怎么办？

　　毛泽东接着回答了自己刚提出来的问题。他说：“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于是他便根据自己的认识讲了10个问题，即《论十大关系》。其中就说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他明确地说：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另一种学术。

　　5月2日，在第二次谈“十大关系”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说：

　　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必要的，这个问题曾经谈过。百花齐放是文艺界提出的，后来有人要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

　　又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学说，那么多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也是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话说回来，“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这八个字，作为一种方向，一种提倡，毛泽东早在1956年以前就提出过，只不过不是同时提出来，也不是作为一种政策提出来的。

　　早在1951年，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请毛泽东题词，他就题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八个字。当时戏曲界对于发展京剧问题有不同意见，发生了争论。有的人主张对京剧不能批评，而应当完全继承；另一些人则相反，认为京剧落后，宣扬封建思想，应当完全否定。针对这些不同意见，毛泽东则认为各种戏曲都应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加以继承”。从当时情况看，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主要指的是戏曲创作和表演。

　　“百家争鸣”是1953年毛泽东对历史研究工作提出的方针。那一年，中央宣传部组织了一个中国历史研究委员会，由陈伯达任委员会主任。陈向毛泽东请示历史研究工作的方针，毛泽东就对他提出“百家争鸣”四字方针。显然，这也是针对当时的历史研究而言的。

　　这一次，“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同时提出，并且是作为党在文化教育事业的方针政策，这却是头一回。

　　毋庸否认，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教育和科学事业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也确实出现了不少的问题，突出的就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形式主义相当严重。这是因为建国以后在文化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开展了几次重大的批判运动，促使了“左”的思想倾向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的滋生和发展。其突出的表现就是混淆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的界限，以政治批判代替学术争鸣，对于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中的不同意见动辄上纲上线，乱扣政治帽子。与此同时，在“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口号下，把苏联的一些错误作风错误做法（诸如在学术研究领域中的宗派主义以及政治干预学术）也都“学习”过来了。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一种对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极为不利的气氛和局面。当时，在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4月5日发表）在分析到我们中国自己的情况时，就说：

　　若干年来，我们在哲学、经济学、历史和文艺批评的研究领域中有了一些成绩，但是一般说来，还有许多不健康的状态存在着。我们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带着教条主义的习气，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一条绳子上面，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的精神，也在某些方面受了对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影响。

　　现在看来，这些话说得并不尖锐，并不深刻，不过还是说出了一些问题。文章说到的这些情况，自然也早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也促使他在借鉴苏联教训时严肃考虑我国自己的问题。如前所述，他在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时，就正式提到要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接着，他又在《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方针政策的提出，既体现了科学和艺术发展的要求，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的具体运用。他说：

　　关于辩证法，列宁说过：“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解释和发展。”解释和发展，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列宁还说：“对立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按照毛泽东的本意，就是要在人民内部提倡和鼓励各种不同意见之间的自由争论，以此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如果我们能够真正贯彻执行这一方针政策，能够始终坚持贯彻执行这一方针政策，则无疑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是幸，对于我们的国家是幸，对于我们的民族是幸。而事实上，在我们建国以后的几次文化思想批判运动中，所缺乏的恰恰是各种不同意见的大胆的自由的辩论，因此不但问题得不到深入的讨论，反而让形而上学、教条主义滋生蔓延。即使对于过去的老账不算，如果在这一方针政策提出后能够得到实实在在的贯彻，那也是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可是历史的发展，还要曲折走弯路，这就真是不以人的意志和愿望为转移了。

　　然而，不管怎么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政策的提出，郭沫若是从心里感到高兴，对我国的文化、教育、科学、艺术事业的发展表现出极大的期望和信心。而他自己也的确是一心一意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和精神，努力为贯彻“双百”方针，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而努力的。

　　郭沫若毕竟是一位学者，一位真正的文学家。从他的直感出发，他也应当知道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是不利于文化、教育、科学、艺术事业的发展的。

　　所以他在1954年就说：“我们应该广泛地展开学术上的自由讨论”。他通过总结我国发展科学文化的历史经验，进一步指出：“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凡是自由讨论的风气旺盛的时代，学术的发展是蓬蓬勃勃的；反之便看不到学术的进步。

　　”这些感受和认识，可以说完全是和毛泽东的看法相一致的。所以，毛泽东正式提出“双百”方针后，郭沫若就表示要迅速而正确地贯彻这一方针政策。

　　1956年5月26日，亦即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不久，郭沫若就邀请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向学术界、文化界人士作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重要报告。后来有人问他请陆定一作报告的动机是什么时，他说：“国家建设急切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援，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