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传-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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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剑英在西山不断地踱着方步，陷入缜密的思维运筹之中。摆在他面前的难题，不仅仅是如何对付“四人帮”，还有一道同样牵涉全局的一步棋：怎样对待华国锋？撇开他，还是联合他？

　　经过几次侧面试探，主动接近，华国锋的态度逐渐明朗。叶剑英决计与华国锋共同行动，因为华国锋毕竟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九月下旬，杨成武的轿车出现在西山。

　　杨成武此行的使命，聂荣臻这么叙述过：“我通过杨成武同志，将我对‘四人帮’问题的担心和必须先下手的意见转告给剑英。……”王洪文的眼睛，不时“扫描”着叶剑英院子。

　　抽着烟，王洪文也踱起方步来。他在猜度着：叶剑英下一步棋是什么？

　　就在这时，王洪文得到一份“迟到”的情报：叶剑英在几天前已经搬离西山了！

　　王洪文气急败坏，他的“盯人战术”彻底告吹！

　　“狡兔三窟哟，我要立即搬家。你告诉聂总，也要注意安全。”那天，叶剑英悄然附在杨成武耳朵边，说了这句话。不久，叶剑英就从北京西山消失了！

　　据叶剑英自云，他坐在驶离西山的轿车里，情不自禁地哼出了宋朝大文豪苏东坡的《放鹤亭记》那末尾的一句：“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十月六日：快打慢！

　　十月五日下午，叶剑英。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在极端秘密的气氛中，聚集在一起，作出了历史性的决定。逮捕“四人帮”，挽救党，挽救人民，挽救人民的共和国！

　　“要快打慢！快打慢！”叶剑英中流砥柱，提出了“快打慢”战略决策。

　　也就在这一天，从王洪文嘴里传出风声：“七、八、九这三天，会有大动作！”

　　王洪文的“大动作”是什么呢？

　　只要瞧一瞧十月六日下午江青在干什么，就知道他们要搞什么样的“大动作”。

　　那天下午，向来怕风怕光的江青，居然拿掉了帽子，来到太阳底下。一会儿站着，一会儿坐着。这张逆光，那张侧光，她叫摄影师一口气给她拍了十七张单人半身照。

　　“马上给我冲洗、放大，急用！”江青吩咐摄影师道。

　　江青“急”着干什么“用”呢？哦，“女皇”的“登基”之日近在眼前了。一旦“大动作”成功，她的标准照马上要印在成干上万份报纸上……就在江青忙着拍摄“登基照”的时候，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给北京卫戍区和中央警卫团下达了紧急命令：“逮捕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

　　夜幕降临，中南海的怀仁堂处于严密的警戒之中。叶剑英和华国锋坐镇现场指挥。

　　袋子已经布好了。华国锋已经以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身份通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晚上八时在怀仁堂召开重要会议。

　　九月二十九日——一个星期前，晚九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开过一次会。那次会上，江青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刚刚开始讨论，就陷入两个具体问题的争论之中，一是毛远新要不要回到辽宁去，二是毛泽东的文件档案交给江青、毛远新清理还是由中央办公厅先封存……在会上，叶剑英、李先念与江青辩论，不欢而散。显然，在十月六日晚继续开会，是顺理成章的，何况是由华国锋通知开会的，“四人帮”都没有对这次会议产生怀疑。

　　在夜幕中，古老的怀仁堂显得更加庄严肃穆。这座始建于一八八八年的“仪鸾殿”，经历过一九○○年八国联军的浩劫，做过一九四九年六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址，而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在那所谓的“二月逆流”中，叶剑英等老帅斥骂张春桥之流，也是在这里。今夜，怀仁堂的大名，将又一次载入中国史册……张春桥来了，王洪文来了，姚文元来了。一个一个落入人民的巨掌！江青也在中南海住处落入法网。

　　未动一刀，未发一弹，祸害中国达十年之久的“四人帮”，被一举剿灭。

　　一点也不错，用叶剑英的话来说：快打慢！

　　四天前，王洪文为准备出任“人大委员长”而拍摄的“标准像”，几小时前，江青为准备出任“中共中央主席”而拍摄的“标准像”，连同张春桥的总理梦，全都淹没在滚滚滔滔的洪波大浪之中……“文革”，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场大劫大难，终于画上了休止符。然而，作为“造反司令”的王洪文在“文革”中走过的道路，却是发人深思的：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的时候，王洪文不过是一个初中文化程度的一般干部；一九六九年在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王洪文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一九七三年在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王洪文居然一跃而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他和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内结为“四人帮”，成为“王、张、江、姚”的那个王；一九七六年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王洪文成为仅次于华国锋的“第二号人物”。如果没有十月六日夜晚的那场迅雷般的革命，他会取华国锋而代之，成为中国的“领袖”。

　　在“文革”的所有风云人物中，王洪文是窜得最快、窜得最高的一个。

　　一部王洪文史，就是一部“造反”史，一部“文革”史。

　　为了追溯王洪文走过的道路，且把时钟倒拨……

　　第二章　初来上海滩

　　崔家的新女婿一提起上海，浮现在人们脑海中的印象，要么是高楼耸立、车水马龙的外滩，要么是摩肩接踵、五光十色的南京路……其实，那只是上海的一部分。上海并非都是那样的。

　　只消越过外滩的外白渡桥北行，当那座二十二层的上海大厦（解放前叫“百老汇大厦”）从你的视野中消失之后，你所见到的便是一番迥然不同的上海：载重卡车成群结队从马路上呼啸而过，长长的、高高的、灰蒙蒙的围墙取代了那琳琅满目、光怪陆离的玻璃橱窗，高耸着的不是大厦，而是一根根瘦长的烟囱，来来回回的是穿着胸前印着“安全生产”的蓝色工作服的人们……那就是上海的东北角——工业区杨树浦，八十万产业工人在这里日夜劳作。

　　在杨树浦僻远的东头——杨树浦路终点，有一家规模宏大、历史悠久的棉纺厂，解放前叫“裕丰纱厂”，解放后成为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人称“国棉十七厂”。这家工厂拥有近万名职工，是上海几十家棉纺厂中数一数二的大厂。杨树浦路底南北两侧，都是国棉十七厂的厂房。

　　就在紧挨着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地方，有一条短小的马路。叫做“定海路”。没有高楼，没有大厦，定海路大都是低矮的平房，住户十有七八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职工。

　　定海路一九四号，是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平房，上面有一个小阁楼。泥地，竹篱笆墙上抹了点石灰，在屋里吃柿子，隔壁都听得见。没有煤气，没有自来水——要到“给水站”去一桶一桶拎水。

　　这小屋的主人，名唤崔崇岭。他生于一九一○年，本是江苏省淮安县的农民。后来到上海裕丰纱厂当木匠，慢慢地积了点钱，买下这小屋。他娶了同厂女工、同乡高小妹为妻。他念过初小，略识几个字。妻子比他小六岁，文盲，在粗纱车间当挡车工。

　　结婚多年，高小妹竟不生养。夫妻俩担心老来无靠，便领养了一个女孩，取名崔根娣。根娣，“跟弟”的谐音。夫妻俩期望这个大吉大利的名字，会“跟”出几个“弟”来。

　　不知是这名字果真灵验，还是因为高小妹本来就能生育，自从领养了根娣之后，真的“跟”出了弟妹来。

　　时来运转。解放后，上海国棉十七厂在定海路造了一批工人宿舍，由于崔崇岭和高小妹双双在这家工厂做工，便分到一间新屋，于是，全家乔迁至几百公尺外的工人宿舍，把空着的小平房出租，每月收得一点房租，辅助家用。

　　那一带人多屋少，竟有三家房客，挤住在那二十平方米的小屋里：小阁楼上住一家。

　　楼下隔成两半，前屋住一家，后屋住一家。

　　崔根娣渐渐长大。从定海路小学毕业之后，就到里弄办的托儿所里当保育员，算是个临时工。每天工资八角。由于托儿所里差不多都是上海国棉十七厂职工的孩子，后来这个民办托儿所属上海国棉十七厂工会领导，于是崔根娣也就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临时工。

　　一九五八年，崔崇岭来到小平房收房租的时候，忽然要住在前屋的房客搬走。

　　“为什么要我搬走？”房客不解。

　　“我女儿根娣要结婚了，要把前屋作新房。”崔崇岭用一口苏北话答道。

　　经崔崇岭这么一说，那房客当然不能不搬。

　　就在那房客搬走之后，崔根娣领着一个小伙子前来打扫前屋。那小伙子倒长得眉清目秀。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从口音里听得出是北方人。进进出出，他总是穿一件没有领章、肩章的军装，一望而知是个复员军人。然而，军服肩上有一根挂肩章用的布条，这小小的布条表明他退伍之前是个军官——因为自从一九五五年国庆节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只有军官的双肩上才“扛”着肩章。

　　小伙子姓王，名洪文，人们都喊他“小王”。其实，他没有当过军官。一九五六年，当他从部队到南京参加军事集训的时候，每个学员可以置一套解放军战士服，他却想方设法买到了一套军官服。虽然他从未“扛”过肩章，但是肩上那根小小的布条似乎使他的“官瘾”得到小小的满足。

　　就在一九五六年，二十一岁的王洪文复员了。这个东北长春人，被分配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工作。

　　他穿着那身刚买到的军官服，手里拿着复员军人证件和党组织转关系的介绍信，踌躇满志，跨入上海国棉十七厂那颇有气派的大门。他想，凭着自己是复员军人、党员，在这个工厂里弄个官儿当当，那是不在话下的。

　　报到之后，他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单身宿舍里住了下来，等待着分配工作的好消息。

　　他在厂部办公楼里上上下下转了一下。到底是大厂，整整一座办公楼，每个房间都塞满了办公桌。他在盘算着，他的未来的办公桌，该安在哪个房间里？他注意到，每个办公室的窗是宽敞的、明亮的，金色的阳光投撒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上，绿树在窗外轻轻摇晃，树上不时传来清脆的乌叫声……如果沏上一杯清茶，点上一枝香烟，坐在舒软的椅子上，翻翻报纸，看点公文，未来的日子春风得意，轻逸畅快是不言而喻的。

　　好梦竟未能做成。完全出乎意料，厂里分配他到该厂的第二纺织工厂当保全工！

　　当工人？！工洪文走进嘈杂的车间，心凉了半截。美丽的幻想顿时泯灭。对于纺纱机、织布机一窍不通的他，如今要做保全工，简直是重敲锣鼓另开张！

　　在他的心中，埋下了对厂党委不满的种子。

　　他不得不脱下心爱的军官服，穿上蓝色工作服，成天价跟满是油泥的纺织机打交道。

　　“闲茶闷酒无聊烟。”郁郁不得志的王洪文，上班不高烟，下班不离酒。

　　“你好好学。不懂，我教你，包你学会。”他的师傅是个厚道的老工人，以为王洪文所苦闷的是不懂技术。

　　王洪文缄默不语，坐在用废旧梭子做成的椅子上，仰天长叹。

　　“你不要叹气。我教过好多徒弟。他们一进厂，也是什么技术都不懂的。如今，都成了老师傅了。只要你肯学，我一定教会你。”苦口婆心，师傅再三相劝。

　　王洪文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才说道：“师傅，谢谢你的好意。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不想吃技术饭，我想吃政治饭！”

　　王洪文眼巴巴地盯着党支部书记的位子。他想“吃政治饭”，一旦当上支部书记，就可以脱产，可以不干保全工。凭着他能说会道，“吃政治饭”比“吃技术饭”有出息得多。

　　非常遗憾，党支部改选的时候，他只被选为支部委员，而支部委员是不脱产的。唉，他还得干那又脏又累的保全工。

　　他成了个“阿混”。他没心思学技术，混一天算一天。

　　不满。苦闷。无聊。下班之后，要么一盘接一盘地用“车、马、炮”打发时光，要么困大觉。

　　他，谈起恋爱来了。他模样儿俊俏，倒也颇招姑娘们的青睐。

　　他初恋的对象是小Z。小Z的父亲也是在国棉十七厂工作。小Z在民办托儿所里当保育员。

　　谈了一阵子，由于小Z父母觉得王洪文太浮，反对这门婚事，吹了。

　　在跟小Z谈恋爱的时候，王洪文常常去那民办托儿所，结识了另一位保育员——崔根娣。

　　王洪文跟小Z吹了，便跟崔根娣好上了。虽然崔根娣的母亲对未来的女婿并不太满意，在背地里用苏北话骂他“小侉子”。不过，他跟崔根娣的恋爱越来越火热，木已成舟了。

　　定海路一九四号那十平方米的前屋，成了王洪文的新房。

　　王洪文每月工资六十四元，崔根梯每月收入二十四元，双方都还负担着长辈，经济上不宽裕。新房很简单：一只老式五斗橱，一只被头箱，一张木板床。

　　王洪文把铺盖卷从单人宿舍里扛出来。从此，他总算在上海安家落户了。

　　当过五年半的兵

　　一个小脚女人出现在定海路崔家小屋。

　　她一口东北口音，长得颇为清秀。听说儿子王洪文已在上海成家，特地从长春赶来探望。

　　她生了一个女儿之后，一连生了三个儿子，王洪文是她的长子。

　　一九三五年，当王洪文在长春郊区出生，飘扬在那里的已不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而是“红蓝黑白满地黄”的“满洲国”的五色国旗。长春成了“满洲国”的“首都”，改名为“新京”。

　　一贯道在“满洲国”盛行。一贯道原为“中华道德慈善会”，后来张光壁成为该会的“师尊”之后，榷论语》中“吾道一以贯之”而改称一贯道。自从张光壁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一贯道的势力就在“满洲国”蔓延开来。那个小脚女人和她的丈夫，成了一贯道的门徒。

　　王洪文十多岁的时候，父亲病死。在农村，她拉扯着四个孩子，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王洪文常常去钓鱼，给家里增加点活鲜菜肴。

　　解放后，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六岁的王洪文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久，他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员，来到朝鲜战常先是当警卫员，后来在某师通信科当通信员。

　　爱睡懒觉。爱游山玩水。爱下河摸鱼。松松垮垮、散散漫漫的王洪文，在部队点名时，受到机关协理员的批评，他却当场跟协理员吵开来了，显露了他的“造反”精神。……当年跟他在一个部队的战士回忆道：“一次，领导派他去电台送命令，他怕路上遇到敌人，竟赖着不去。又有一次，部队机关在一个山沟里遭到敌人炮击，他不顾首长和机关的安全，炮声一响就吓得不知躲到哪里去了。五次战役后，美帝国主义为了挽救失败的命运，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细菌战。

　　一次，机关驻地落下了一些带菌物，广大干部战士都忙着打扫、清洗，而王洪文却怕沾染，不参加打扫，后来看到大家清洗干净了，才装模作样赶到现抄…“面对着震耳的炮火和弥漫的硝烟，王洪文不愿当通信员，却向领导提出要到乐队去吹喇叭……总算离开了朝鲜战场，回国当个”和平兵“。没有生与死的考验，没有爬冰卧雪的艰难，在和平的日子里，凭着能说会道，王洪文显得十分”进步“。他，居然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是他当兵五年半中最大的”收获“，成为他日后政治生涯中的重要”资本“。

　　虽说复员之后没有当上“官”，但毕竟分配在人人羡慕的上海滩；虽说小屋那么简陋，但毕竟有了自己的家。

　　母亲风尘仆仆，千里而来，本想享享儿子的福。可是，小小的十平方米，怎能容三人同屋长住？

　　她离去了，还是回长春老家。

　　“娘，等以后我出了头，一定接你来享清福！”在上海北站的月台上，王洪安对即将离别的母亲，说出了这句话。

　　遗憾的是，他在车间里还是“工”字不出头。他不愿吃“技术饭”，依然胡混着。

　　干了几年保全工，论技术，他还是原地踏步在学徒水平。

　　在崇明打鸟、钓鱼、捉蟹

　　混着，混着。一次意想不到的工作调动，使王洪文差一点气炸了肺：那是在一九六○年，我们年轻的共和国从“大跃进”的狂热中，跌入了以后三年困难时期。棉花减产，原棉供应不足，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生产萎缩了，人浮于事。

　　也就在这个时候，为了扩大农业生产，上海组织了十万围垦大军，奔赴崇明岛。

　　崇明岛是上海所辖的十个郊县之一，称崇明县。对于上海来说，那是一个最远僻的郊县，上海的“西伯利亚”。

　　崇明岛位于长江出口处，号称中国第三大岛、第一沙岛。黄浊的长江挟带着大量泥沙，不断沉积在崇明岛的东西两端和北岸。宽阔的滩涂，舒平而肥沃，成了一大片待开垦的处女地。

　　上海市政府决定在崇明岛拦洪筑坝，围堤造田，从各单位抽调了十万人前往。上海国棉十七厂正面临着生产淡季，开工不足，于是抽调一批干部、工人，参加围垦大军。

　　在围垦人员名单之中，有王洪文。

　　王洪文闻讯，火冒三丈。在他看来，那是厂党委存心跟他过不去：如今，他连保全工都当不成，要到崇明去种田！

　　那个恨，那个气，王洪文连眼睛都迸射出火星。他想，他是个党员，是个复员军人，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

　　吵呀，闹呀，无济于事。一九六○年十月五日，王洪文只得踏上驶在崇明岛的轮船，离开了他的定海路小屋。

　　虽说刚到崇明的时候，他常常蒙头睡闷觉，终日脸上无笑，扳着手指数着离回沪休假还有几天，可是日子一久，他倒随遇而安，在郁郁寡欢中找到了欢乐：那里的河，有的是鱼，是钓鱼的好地方；那里的海滩，有的是螃蟹，一趟抓个半铅桶，用蟹下酒，美不胜收！

　　崇明蟹，又肥又大，向来是上海市场上的抢手货。眼下，芦苇丛里，河边泥涂，到处是这“横行”的家伙！

　　崇明的鸟叫声，也唤起王洪文的喜悦。他从上海带去了小口径步枪，摆下了与鸟儿“宣战”的架势。

　　“干活磨洋工，打鸟、钓鱼、抓蟹是英雄。”人们用这样的顺口溜，勾画当年王洪文的形象。

　　有一回，王洪文扛着锹，跟大家一起去挖河泥。夕阳西下，收工的哨声响了，却不见王洪文的影子。

　　王洪文哪里去了呢？带队的同志在芦苇丛中找到了他。他弯着腰，低着头，正在那里跟螃蟹展开“运动战”呢！

　　打牌、下棋、喝酒。一回上海就生“脖，”脖了好久才回崇明。他打发着时光，两年多的时间就这么个混了过去。

　　既然王洪文无意于“技术饭”，想吃“政治饭”，领导便找他谈话，要他在崇明留下来，当个农场干部。

　　王洪文的脸顿时煞白，连声说：“要我留下，我不干，我逃也要逃回上海去！”

　　他终于“逃”回了上海。

　　科长梦的破灭

　　这一回，他总算不再当保全工了，当上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第二纺织工厂的治保委员。

　　一九六四年，他调到国棉十七厂的保卫科，当上保卫员。这下子，他在进厂八年之后，终于在那幢厂部办公楼里，占有一张办公桌。虽说保卫员只是个科员，毕竟意味着他从工人转为干部。考虑到他是复员军人，厂里还让他担任了基干民兵连连长。他负责训练厂技校的学生。就在这时，技校学生廖祖康成了他手下的“兵”。

　　王洪文坐在保卫员的椅子上，巴望着保卫科科长的位置。那时候，保卫科科长的位置空缺，只有一位代科长。

　　“哪怕是当个副科长也不错！”王洪文坐在办公楼的二楼，望着从嘴巴里吐出的烟圈，常常这么想道。

　　每当厂里来了外宾，王洪文总是把四六分的小分头梳得光光的。外宾一到，他抢前一步上去握手；外宾离去，他也要跑上去握一握手。远远地站在现场的保卫科代科长虽然已提醒过他，保卫员的职责只是保卫外宾的安全，而接待外宾是厂领导的事。可是，每逢这种场合，王洪文岂甘默默无闻，颇爱显山露水。难怪他后来在天安门城楼上要抢着走在华国锋之前。

　　渐渐地，王洪文的日子越过越艰难。小家庭添丁进口，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先是生了个女儿，取名亚萍，又生了个儿子，取名亚军；最后，又添了个小儿子，取名亚民。

　　他呢，又抽烟，又喝酒。入不敷出，捉襟见肘，家庭经济陷入了困境。

　　他听妻子说，她是崔家领养的女儿。他想寻找她的亲生父母。好在他在保卫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