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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清-第1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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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时两税法改革，将庸和调并入到租里（这是早一轮“摊丁入亩”），而宋时不理会庸和调已经并入租里的历史，又开始收丁身钱米。
到了明时，一条鞭法将徭役摊银，并于田税，这也是第二轮摊丁入亩。但实际地方上有很多力差杂役没有免掉，比如最重要的里甲十年一轮。而后万历加新饷、练饷，并入旧之两税，也让后人忘了这两饷，只当正税就是增加后的数字。
从这里就看出一个规律，朝廷收税，先只按田收，后来扩展到户，再到人。然后进行赋税改革，三项税收汇总到田亩上，由田亩摊分，当然总数是绝不会少的。这一轮稳定后，又开始将税收扩展到人户身上。之后再进行赋税改革，重复将税收根基按回到田地上，当然，转了这一圈，总数自然比前一次更多，每转一圈，民人的负担就重上一层。
“梨州先生大才，这积累难返之症是看出来了，但他对此症的诊治之策，却是肤浅。”
在原本的历史里，薛雪是与叶天士齐名的神医，他跟徐灵胎一样，都是因亲人得病而半路成医的。在李肆搅乱历史之后，这个极聪明极有才气的年轻人，也跟徐灵胎一样，在英慈院被“蛊惑”，投到段宏时门下学天主道。
虽然时日尚短，但掌握了段宏时以真剖史的方法，学通了被段宏时丰满过的《天演资本论》，薛雪的政论之学已经小成，可说是小得段宏时李肆的衣钵。他的专长领域接近于李肆前世之“政治经济学”，在白城书院任这太平楼的楼主，以解决实际问题的眼光来剖析历史，所讲内容被学生们视为“帝王之术”，每次开课，整个书院大半学生都会跑来听。
“秦何以一统六国”、“华夏从封建到郡县的转变”、“西域于华夏之要义”、“前明帝王成败”、“钱法三千年”、“丞相内阁之衍”、“州县兵政变迁”，一听这些题目，那都是以前帝王才可听到的治政密学，再隐秘不过的帝王之术，薛雪却是堂而皇之地在白城书院开讲。虽然内容还不怎么深入，观点也不成体系，但以实为基，以明得失为目的，听得学生们大呼过瘾，一个劲地庆幸自己没有学其他人跑掉。这般内容，换在北面的朝廷，甚至之前历代朝廷，都不会明以示人。
似乎是受了段宏时的提点，或者是感受到了新立英朝也正处于抉择路口，年前薛雪就将研究重点转到了更为实际的赋税制度上，他今日所论，也有不少是从段宏时那搬运过来的，而段宏时的东西，自然也有不少是李肆的贡献。
今日借黄宗羲之论说到赋税，学生们早有心理准备，却不想等来的是薛雪竟说黄宗羲对这积累难返之症开出的药方肤浅？
“狂妄！”
史贻直恼怒不已，下意识地就想起身驳斥，却被汤右曾拉住了。
“听他说下去嘛……”
汤右曾话里也压着火气，黄宗羲是谁？承明续清的文山泰斗！虽然不仕本朝，以前明遗民自居，但“黄门弟子多时贵”，更是满清汉臣所敬仰的学问大家。明亡之后，黄宗羲对清廷还算恭顺，甚至还在修《明史》等事上诸多配合，清廷也未刻意贬损他。听到薛雪如此不恭，两人都很是着恼。
“梨州先生认为此积累难返之症的根结在二，一是君王朝廷无怜恤之心，欲壑难填，二是以钱以银为税，所税非所出。梨州先生认为，解此症结，一是以所产为所税，二是重行方田之法，此二论皆书生之言，非治政之言。”
薛雪一点也没在意学生们的惊诧，继续侃侃而谈。
“钱银于天下之利弊，早前我们已经谈过，钱银兴，人世旺，此乃天道显于人【“文】世之理，若是【“人】要逆它，国将【“不国，民将【“屋】不民。前明太祖和梨州先生的想法一般无二，虽然难做到田税尽依本色，可在徭役力差一事，绝不愿银钱沾染，结果怎样呢？结果是嘉靖朝不得不行一条鞭法，否则再难维持政治。”
“至于方田之法，更是书生怀古，老调重弹。早前我们也讲过了，三代行封建，秦后行郡县。根底已不一样。而赋税一事，更非单只朝廷与百姓之事，之间还隔着州县官府乃至田地属权两层。方田之法只论施政对象，不论施政者和经手者为何人，那就如书生一般，将自己代作朝廷和州县官府，只当是浑然一体，将天下与百姓比作白纸，肆意勾画，这不就是那般只知读圣贤书的迂腐之见么？”
薛雪显然是对这问题研究得很深，喷起来心气十足，不仅学生们都愣愣地听着，汤右曾和史贻直也按下了火气，要听他到底能丢出什么干货。
“梨州先生对这积重难返之策，并没有完全看透！”
薛雪继续发着惊人之语。
“此症不止是在田税和力役上来回周旋，更是在朝廷与地方的正税和杂派之间来回周旋。”
“国要君王彰贵，养官备兵，要修城治河，地方州县也要兴教化，断是非，治安缉盗，修渠筑堤。但历来朝廷都不会任由地方在财事上坐大，但凡朝廷得力，留于地方州县的正税，只够供养官吏、学官生员等等。其他诸事，非得特例，都得靠地方民人自理。所以历代州县官府，在正税之外都有杂派，这无关贪腐，而是迫不得已的治政之策。”
薛雪接着说到，自秦汉始，徭役就是朝廷向地方“侵税”的战场。汉时成丁要服正卒、戍边和更卒三类。正卒和戍边都是当兵，期限不过两年，而更卒则是每年要在本地服一个月徭役，负责土木工程、驿传、漕运等等体力活，之后这更卒变为出钱代更的“更赋”，这钱自然就收到朝廷去了。
朝廷做的是大工程，办的是大事，可地方州县要修城郭，要造桥，要修水渠河堤，要组织民壮防火防盗，这些小事朝廷管不到也管不了，只好地方自己解决。一些临时工程可以由地方官出面筹措，一些长期工程，比如养更夫民壮等事情，那就得靠地方搭着正税来收杂派解决，杂派的根底就在这里。地方官贪腐，只是将自己的私欲又搭在了杂派上，而非是贪腐造就了杂派。
历代赋税改革的背景，都是朝廷原本的赋税体系难以维持，核心原因是，历代开国，规划财税制度均以僵化而理想的状态为基础，毕竟朝廷以外儒内法为治政思想，目标就是追求一个僵化而静态的天下。
但历史从不是静止的，天下也一直在变化，僵化的财税体系跟不上发展的形势。历代赋税改革的思路都很简单，将计税基础重新退回到相对还算僵化不变的田地上面。把田税丁税乃至地方杂派摊入田税后，地方靠着杂派组织起来，用于解决地方本地公共事务的税费也被刮到了朝廷腰包里。
“外儒内法之下，朝廷和地方在这财税上的争夺，绝难停止，这才有积重难返之症。梨州先生未述及此症背后的治政根底，但在谈如何解症时，却还是述及三代之治，这说明梨州先生多少也有此感悟，意识到这不止是君王和官员欲壑难填的问题。”
薛雪的总结很清晰，华夏财税难题，根本症结就在外儒内法上，而具体的缘由，则是朝廷在感觉财政艰难之后，总是找地方下手，将地方以银钱组织起来的力役资源归并到正税里，所谓正税，自然就是朝廷的钱。地方被进一步削弱后，不是州县治理凋乏，就是为维持地方政务能正常运转，继续向底层民众施压。感性主宰理智的自然更喜欢强调后者，很少注意到前者。
“修路造桥，治安捕盗，这不过是细枝末节，只要尽心教化，人心安稳，就是挈住太平盛世之纲，这薛雪，果然只从段老头那学来吏员之术，舍本逐末！”
听到这里，史贻直嗤笑不已，治世不问人心，就在这些事情上计较，果然是被银钱熏坏了脑袋，这英朝之官，若都是这般见识，他觉得自己脱困之日已经不远。
“且听听他有何高论……”
汤右曾虽然也没多少治理地方的经验，但身处朝堂，这“末”反而是他更关心的问题，跟读什么圣贤书比起来，这才是治国需要真正考虑的问题，他可不像史贻直这种还没脱掉翰林气的年轻人那般，觉得“教化”才是治国之本。
正好有学生问了，这积重难返之症，到底该如何破解？
还有学生问得直接，眼下这英华新朝，是不是在此事上有异于前朝之举？
薛雪呵呵一笑，转身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大圈。
“历代朝廷和地方，都是在争一块饼，而且是亲手来分，因为历代都是以一为根立国……”
接着他又画了两个圈，跟之前那个圈套在一起，形成了上面一个，左右两个，相互套起来的三个圈。
“我英朝新国，要引入地方，引入工商、引入农人，大家一起来分。有人做评断，来定这饼多大多小，有人来商量该哪些人分受，各自分受多少，有人来监督分的过程，总之要让民不觉苦，州县不穷，工商得利，朝廷有力。”
薛雪只扯了一个开头，后面就说得含糊，吊足了学生们的胃口，汤史二人也很不满意，史贻直觉得这家伙是根本不知道，就随口忽悠，又准备出声嘲讽，却听薛雪再道：“具体要如何行事，或许不久后，诸位就会从天王令上看到。”
“这是李天王要伤脑筋的事，如果我能有那本事想得通透，恐怕李天王早就把我抓进天王府拜为中书令了。”
薛雪一脸笃定地微笑，肚子里却如此念叨着。
第二百九十七章 鼓风熔铸钢之国
“千载而上，先贤把矿石冶炼为铜，透过铜铸而成的钱币，天道一线即在人世生威。由它互通有无，人力货物聚沙成塔，万民得享其利，也由它压榨人心，万民坐受其害。三代而下，国税由布帛粮米，渐渐转为银钱，此乃天势，不可逆转，而我等掌国宰民，应究这银钱之上的天道，扬其利，绝其害。今日会议，不容虚言，我等当尽心于实事，朝廷与地方之税制如何调理，摊丁入亩如何着落于实处，这两事，乃砥定我英华新朝治政根本之策！”
广州天王府正堂原本很宽敞，可两百多官员分坐左右，不仅有椅，还有桌子，顿时让空间显得狭小起来。李朱绶那中气十足的声音在正堂里回荡着，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这是英华第一次县事会议，如今广东全省，除了廉州几县外，其他九十来县尽入英华版图。仍在大年，所有署理知县，连同政务三厅的官员都群集一堂，要解决这桩根本国策。
李朱绶闲居白城几个月，就想明白了一件事，从英德知县开始，他就跟李肆“蛇鼠一窝”，在清廷那边的前途早已断绝，而他才三十多岁，功业之心怎么也难熄灭，不管是为求富贵，还是为展抱负，他都只能把李肆这新立之国当作舞台。
族人家眷早已被李肆安顿好，在白城闲得也实在无聊，眼见李肆之军拳脚相加，东打西摧，势头蒸蒸日上，李朱绶再难闲得住，挺身而出，领受了天王府参议之职，执掌尚书厅，也让刘兴纯和苏文采终于腾出手来，可以专心扑在中书厅那一堆杂事上。
这个县事会议，是以尚书厅六科所管事务，以及地方州县所涉职责为核心展开的，李朱绶自然就成为会议的主持。
与会诸人构成复杂，尚书厅六科多是以前青田公司公关部和商关部的人，地方州县主官多是吏员出身，还有十来人很惹眼，他们是原本清廷的州县官员，主要是县丞、主簿一类，基本没有正印官。
这些“清官”对眼下这“开会”的作派很不习惯，首先是不必伺立，而是稳稳坐着，第二还有笔墨纸砚伺候，要记笔记，第三是除了李肆最初简单几句问候和鼓励，接着李朱绶就话入正题，没有一丝繁文缛节。
“这是坐而论道啊……”
程桂珏是原本的电白县丞，受族兄程映德的劝说，降了龙骧军，得了署县事的职务。原本以为这一场大会是给大家封官许愿，授品定阶，顺带走走过场，定下正朔，大提众人心气，没想到却是把大家抓来讨论具体问题。
“是坐而论事，青田公司就是这般议事，注意着点。”
族兄程映德原本就是电白县的工商师爷，现任户科主事，就坐在他旁边，轻声提醒着他。
“哎呀，青田公司规矩大，万一我要打瞌睡，是要抽鞭子？还是要罚钱？”
程桂珏有些紧张，之前就听程映德说青田公司律法森严，当初青田公司的李总司，摇身变为如今的李天王，做事是不是更加铁腕？
“打瞌睡？等会你有本事打瞌睡，我叫你大哥！”
程映德两眼圆瞪，似乎听到了极为好笑的事。
这时候端坐正堂主位的李肆开口了：“之前曾行文诸县，来时要抄录县内户籍田亩相关数字，不是黄册，而是诸位实征钱粮之册，现在给诸县发下表文，按表文各项缮写妥当。”
话音落下，文书就挨个传下表格，程桂珏心说，好嘛，现场办公，想打瞌睡都没法子。
在场所有官员都聚精会神忙碌起来，这可是入新朝的第一桩作业，怎么也得交上漂亮答卷，可主座上的李肆却侧脸掩嘴，打了个哈欠。
对他来说，这一场大会就是走过场，该怎么分割地方和中央的财税制度，该怎么把摊丁入亩落到实处，他早跟天王府的参议们商量妥当。这是新朝，他要推行的是全新的治政理念，当然不可能靠刚从青田公司和满清旧朝里拔出来的官员来定策。但让这些地方官汇总他们所掌握的具体情况，也是完善所定政策的依据。同时让地方官员参与到定策的过程中来，也能让他们早日接受这一套新东西，毕竟新的治政体系里，地方官员依旧占着很重要的位置。
天王府的参议和尚书厅六科官员大多实际经手过地方政务，由摊丁入亩想到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关系，这个弯转起来不怎么费劲，但他们提出的问题，也正如薛雪在白城书院面对的问题一样，如何让新朝避免陷入这个怪圈？
“历代王朝，包括现在的满清，都没真正认识到银钱的本质。过去是条件不足，现在是堪堪差一线，但若我们小心调理，这一线也是补得上的……”
李肆的回答让大家还有些摸不着头脑，接着李肆的话，就让他们意识到，这是一桩涉及太广的工作，过程也将很是漫长，不过一旦开始，可是历朝历代都难匹敌的伟业。
“旧时各朝，都想让天下是一个停滞僵化的天下，不然他们难以把握。可当银钱深入天下诸事后，如果能把握住银钱，就能大致把握住一个变化的天下。为此我们需要作很多工作，现在要做到第一步就是……”
李肆说出了让众人抽口凉气的举措。
第一，官府下乡……
调整广东全省行政架构，去掉直隶州厅的编制，全以县代之。每县按地域和人口密度分划若干个乡镇，散而广之地为乡，密而聚之地为镇。而像广州府这样的城市，则分设几个区。
乡镇区只是称呼，并无其他不同，每乡镇区都设立名为“公所”的衙门，经办具体事项。
众人听这头一条就懵了，这就是将官员规模扩大若干倍！
最大的问题是，钱粮怎么来？
钱粮怎么来？这个问题可不能简单看官员俸禄，历代王朝给地方定了若干编制内官员，由中央财政供养。可那点可怜人力完全不够治理地方政务，都是靠着“杂派”，也就是地方税来解决。
中央对地方有诸多治政要求，以便能实在掌控地方，包括文档籍册，民间事务管制，这都要人来管，但又不解决经费，这实际是中央认可地方要自己收税。可基于大一统、强干弱枝以及绝不多事等等儒法治政理念，中央也不愿跟地方明确划线，由此可以随时一张纸就将地方税卷走。
如果将这些杂派填实到地方，跟地方财政分割清晰，钱粮问题，自然好解决。
其他人则担忧，会不会压得民人更觉艰难？更有人直接跳脚道，宋时就有冗官之祸，这一策是谁献的？祸国殃民嘛！
李肆摇头感慨，儒法之念深入官心啊。
他止住了沸腾的人声，说出了第二策，官吏一体。
众人都不吱声了，他们一时没想明白其中的利弊。吏员自然都是想当官的，但李肆这一招，实际等于是取消了吏员的生存空间，要让他们走到前台来。结合刚才的第一策，就能看出，所谓官员扩容若干倍，实际是把所有吏员兜了进来。若是吏员都按官员来要求，诸如回避、监察等等由朝廷落在官员上的管制，也都要落到吏员身上，他们担心，这一策既得不到读书人的支持，也得不到吏员的支持。
“我是很想事事都和衷而就，但有些事情，涉及根本，就只能以力而就。”
这一点李肆很坚决，表明即使两边都不支持，他也要强行推动。
“我英朝之官，都不再是管人之官，而是管事之官。当官就是做事，做人的那种官，得把事情做透了才能爬上去。”
这话也点出了官员还是有区别的，这也就是政务官和事务官的区别，但不同的是，绝大多数人都将是事务官，政务官的员额会很珍稀。
有人还是不理解，说民人各安其分，这天下就和乐融融，何须要那么多做事的？又有什么事可做？
有什么事可做……这就是儒法之国的根基，绝不愿多事。因为他们要让社会僵化，因为儒法之国的官，真正要干的就是四件事：收赋税、兴教化、断刑罚、安乡境。但归结到底，后三件事也是为第一件事服务，而且是为朝廷收赋税。
从本质上说，官僚集权专制时代的王朝，地方官就是中央政府派驻地方的税务代理人。在这个基础上，他自然没有主动意愿去提供“公共服务”，仅仅只是为了稳定税源，才必须提供一些最基础的公共服务，例如治安、救灾防灾和稳定人心，以及为中央输送人才的教育。
中央政府汇聚了全国的财税，提供的公共服务就只限于治理大规模的动乱和灾害，以及抵御外敌入侵。说起来，最初封建制向郡县制演变，至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需要更多的公共服务，比如治河和救灾。
要向近现代国家转变，关键不止在政治上层的权力中枢是什么面目，还要看基层政权是如何构建的。将公共服务细化，推进到社会各个层面，这才是近现代国家的根基。而这个过程，在欧洲也是伴随着工业革命逐步完成的。李肆为什么说还堪堪差一线，就是他治下的广东，还只有一丝萌芽，并未演进到那一步，这时候就需要他这个“英明领袖”来拔苗助长了。
从另一个方面看，政权深入到基层后，社会的组织能力也将更上一个台阶，资源的利用效率，内部的坚韧度将是古代国家难以匹敌的。
要推动官府下乡，就必须将现有的官吏体系打破，在这方面，吏员世家虽然有了上升空间，但少了灰色地带，要直接担责，并不会完全当作好事看，读书人自然更是反对，他们读圣贤书，是治天下的，可不是像吏员那样当牛马的。李肆虽然还有牌，却不指望能完全消除矛盾，这事他就得抱定有艰难险阻也得干下去的铁心肠。
而众人下意识地想着，官多了，老百姓就要遭殃，这就是儒法治国理念的延续。
李肆要丢下乡的官员，甚至连带原本的州县乃至中枢官员，本质上都会有所改变，就如他所说的那样，官，不再是管人的，而是管事的。
以李肆要设立的公所为例，都是些什么官？驿正，负责民驿传递。学正，负责蒙学建设和管理，以及普及识字等基础教育。医正，管基层医疗，巡检，管治安缉捕，法正，管法律宣传和“公告”，类似以后的检察官。还有听起来像是主官的公所主簿，实际他只管三件事，一是上传下达，包括朝廷和上级政令的讲解，本地民情联络和上呈，一是户籍登记，一是监察其他官员。此外还有农正和商正，农正管农业规划、技术推广和田亩核查登记，商正则是推动工商发展，核查登记本地工商户，这就是李肆规划的公所诸官。
这些人里，真正担负管理职责的就是主簿、巡检和农商正，但他们的职责也是有限的。主簿的户籍登记着落在保甲制上，只为巡检和农商正提供基础资料，巡检无定罪之权，农商正也无收税之权，都只是立足于基层的服务和信息掌握功能。
如何保证这些基层官员能尽责尽职，做该做的事，不应付，不造假，除了主簿的监察之外，还将基层民人的相关活动，比如买地创业的法理依据等事务，由过去到县衙备案，分散到基层公所，而且还拆分出户籍、田地和工商等细项，这就是一项公共服务。毕竟官府和朝廷在理论上要代言公正，民人买房置业分产，必须要找中人，如果中人里没有官府，官府也将不会给他提供法律保障。
借着新朝核定田亩和作坊商行等产业归属的行动，由此来确立民人私产，也是一桩强制将民人纳入新朝体系的“群众大运动”。这个造反者独享的好处，李肆当然不会说破。
听了李肆关于公所的设置，天王府参议和三厅六科的官员都还很迷惑，这像是官么？怎么感觉有些像是把之前青田工商的公关部、商关部，白城学院里蒙学和医学那一套架子摊出去了？
李肆早前弄的青田公司，其实就隐隐有了“潜官府”的味道，有那么一段时期，青田公司的任务就是将满清官府跟民众之间的联系切掉，只剩下官老爷那一层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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