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清-第29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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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是为了做官，你们非要风花雪月，讥讽国事，自以为还能存什么风骨，这就是你们的下场。”

没遭牵连的读书人是这么想的。

“都是南蛮害的，都是那些不忠朝廷的贼子害的。”

极少数同情者，以及遭了牵连，却没遭重处的亲友是这么想的。

人头是照救走的吕家后人数目十倍算的，而一千三百四十颗人头之外，八千多男女老幼被发配关外，与披甲人为奴。江南书香门第，特别是那些素有文名的望族，几乎扫走大半。剩下的都是自查格外得力，配合也格外得力，卖亲友和街坊邻里最为积极的人家。

李卫一面在明处行血腥手腕，一面调集兵丁，备着镇压估计有六成可能的反乱。让他庆幸，同时也很遗憾的是，反抗有，却是几家几户，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垂死挣扎。整个江南，在六七月格外平静，甚至各县府的治安缉盗事都消停了许多。

“真是乖顺得不可思议啊……”

已被称呼为“李割头”的李卫如此感慨着，由此他也认定，江南人将会更加乖顺，如雍正所期望的那般。

这场浩荡文祸，史称“江南三剃”，一是烧书，一是杀头，一是毁了天一阁。

若是换在康熙朝，官场怕已炸开了锅，可在这雍正朝，特别是在这雍正四年的六七月间，官场却是一片肃瑟。

已被圈禁的允禩，允禟，因查出暗中遣人联络朝堂大臣之事，再遭了处置。雍正大骂这两人一心搞内斗，拖大清后腿，猪狗不如。将这两人贯上了“阿其那”、“塞斯黑”的满称，“阿其那”是狗，“塞斯黑”是猪。”

不止从名声上贬损两人，雍正还将允禟发往保定，交亲信看管，但到了保定后几天，允禟就宣告“病亡”。

正当大家战战兢兢，猜测允禩的死期时，雍正却忽然将矛头转向隆科多和年羹尧，已被贬在畅春园的隆科多丢去了塞外，而年羹尧因为反对雍正这般行事，据传甚至当面对雍正说出“胡搞”一语，被雍正一口气撸掉军机大臣、大学士和兵部尚书诸职，丢了个盛京副都统之职，等于是发配到了关外。

雍正左右横刀猛砍，以允祥、马尔赛为首的王公满臣，以及张廷玉、田从典等为首的朝堂汉臣，都默默地全力配合，这让朝堂和地方的臣子们都有了风向标，意识到这不是胡乱跳腾的时候。

于是江南文祸的风潮，就在笼罩一国的阴冷气息中，无声地淌过。

消息传到黄埔无涯宫，四娘脸色煞白地奔出了宫，李肆对想要追上去的三娘摆手。

“她觉得这是她的错，如果做些什么，能让她心里好受点，就让她去做吧。”

三娘叹气，然后盯住李肆，李肆耸肩。

“满清就是劫匪，我救走了一些人，劫匪恼羞成怒，撕了一些票，难道是我，是我们的错？”

三娘摇头，就觉很不明白。

“听说杀了好几千人，流遣了上万人，还烧了无数书，江南人为什么不反！？他们还是不是人！？”

李肆嗤笑：“他们当然是人，是想作太平犬的人。”

三娘很是忧心：“如此一来，南北人心更是疏离，日后又要怎么复华夏？”

李肆道：“他们还有人心么？没了，雍正至少已在江南，把人心铲掉了。这样也好，我们行起江南攻略，心中也更无愧疚。”

李肆心无愧疚，四娘却是愧疚难当，黄埔书院，她跪在吕毅中身前，泪眼婆娑地道：“这都是我的错。”

吕毅中也是脸色煞白，他没料到，北面那雍正心肠会如此狠辣，手腕会如此血腥。吕家保住了本脉，可旁支九族都遭灭了，他的两个哥哥，更遭了凌迟之刑。

更因为他们吕家这一逃，江南都遭了灭顶之灾，旁人看他们吕家的眼色都已很不寻常，自是将他们当作了牵累江南的罪魁祸首，后人更不知要怎么评断他们这一逃。

可见着四娘一脸凄然，吕毅中心头清灵，他扶起四娘，叹道：“这怎是你的错，这是鞑子的错，要怪，就怪族人，怪江南人对鞑子之心就没看透。这番血腥大乱，竟然都没多少人越境南投，他们早已麻了心，这怪不到别人。”

四娘泣声道：“这番道理我懂，但我总觉亏欠着夫子一族……夫子可否收我为义女，容我名列吕家门墙？”

吕毅中惊讶莫名：“这……”

在江南时，不知四娘身份，随口道出义女之说，到了南面，才知四娘是皇帝的身边人，真要收四娘为义女，这干系可大了。

四娘却不待他想明白，径直咚咚叩首道：“义父在上，请受女儿一拜！吕家血仇，也是女儿之仇，异日定要索回这般血债！”

第五百九十三章　真正的敌人

人头滚滚，远胜康熙朝十倍，总得给个说法，就算是奴隶主处置奴隶也得“历数其罪”，君民终究不是人与蝼蚁之分，何况雍正要借驳斥吕留良著述，彰示大清正朔，确立自己的身端位正。

李卫在江南大肆烧杀搞武斗时，雍正在北面也掀起了一波文斗之潮。他强调了顺治康熙时代朝廷关于华夷之辨的逻辑，这套逻辑还是那三板斧。

首先是大前提，你们的圣贤说了，入华夏则华夏，入夷则夷狄。舜是夷狄，禹是夷狄，但却被你们奉为祖先，是因为他们得了天下，入了华夏。我们满人也是如此，凭什么说我们还是夷狄？

其次是大背景，你们的大明不是亡于我们满人，而是亡于李自成。满人入关，是帮大明复仇的。大明既已灭了，满人帮汉人复了仇，这天下自然就是我们满人的。大清的基业是正的，不是窃占。

第三是现实问题，顺治康熙两朝，大清砥定华夏，四海升平，人民安居乐业，开盛世之治，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历代先帝励精图治，以华夏为业，再无满汉之分。同时也说明人心所向，万民皆奉大清为正朔，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这套三板斧的逻辑，早前用着还成，如今用着，第三斧头有点烂了，南面那么大个英华立着呢。因此雍正也没完全老调重提，而是打了补丁。

这个补丁打得很有水平，将儒家道统、大清正朔以及他雍正的位正问题全包了进来。实质是另开了一论，史称“变局卫道说”。

雍正用上了全球视野，说自明以降，华夏之外，诸夷禽兽之气越来越重，华夏正面临“三千年大变”，这一点晚明们也都看到了。明末诸多外夷入华，搅乱时势，祸害华夏，恶迹罄竹难书。英华冒起，正是这禽兽之气污秽华夏的延续以及明证。

在这事关道统危亡之际，大清是为护道统而战的，这也证明是大清才是华夏正朔。眼下时势，也只有大清，在以他雍正为君父的领导下，才能护得住这道统，继而驱逐这祸乱天下的禽兽之气。

雍正这套三板斧和“变局卫道说”出炉，因应时势，吕留良和晚明所倡的朴素华夷论战斗力就明显弱了许多。

动摇了吕留良的学说，雍正的矛头又直指曾静的言论，毕竟曾静的攻击重点是在他本人身上。

在这里他再次强调道统即是人心，以开阔的儒士学思，驳斥曾静的天人感应说。曾静所述什么地动山摇的异相是上天降罪，雍正无比鄙夷地道：“异相都是天地自动，与人事何干？天人感应，显于人心，固于道统，岂在山川水木，日月星辰？”

雍正批判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将之前笑纳下一连串祥瑞的事丢在脑后。这言论的水平就比曾静这种读书读一半，被迷信级别的天人感应论迷惑住的穷酸高出许多，让这种学识限于穷酸水平的人一个劲地感叹自己学识短浅。对雍正所述天地自动的道理，虽不懂，却觉厉。

接着雍正批判曾静关于他是无道昏君的言论，这事他将他爷爷和老子都一块拉上了，说顺康以来，大清入主中原后，历代皇帝都以华夏之事为己事，日日勤政不懈，他爷爷顺治和他老子康熙如此，他雍正也是如此，这一点也是朝堂有目共睹的。如今国势严峻，他更是夜以继日地工作，不敢有丝毫怠慢，又哪来的时间荒淫无道呢？

他在这里重新列举爷爷跟老子用过的黑材料，说明朝皇帝，宫中太监十万，宗亲寄食天下。李自成破北京，还从宫中搜出金银若干千万两等等。再对比我大清，宫廷俭省，宗亲无祸，史上还有这么好的朝廷么？这么好的朝廷，能生出昏君，是个人都该不信。

关于他篡位和构害兄弟之事，此时雍正还觉得不好细细辨驳，毕竟这是天家密辛，一驳斥，就要将事情广告天下，他暂时选择了忽略。

雍正的这番言论是怎么传播下去的呢？

这就是他发动的文斗之潮，他将驳斥吕留良和曾静言论的话印成册子，随邸报紧急发到各省，凡正印知县级别以上的都有份，同时还在江南广为榜示。

雍正这一波文攻，自觉声势已经很大，足以诛尽人心。

但进入七月后，雍正对曾静本人的处置遭到朝堂抵制，第一波文斗在各地的反应也陆续回馈上来，让他忽然意识到，自己似乎高估了手中的权柄之力，低估了人心的繁杂散乱。

“曾静无父无君，不杀不能正我道统，万岁圣躬高踞，何苦与这一逆贼穷酸交心？”

雍正要耳提面命，“教诲”曾静和张熙，让其忏悔改过，连张廷玉都表示了反对。

“他不过是受江南吕留良之说蛊惑，罪不在他嘛。而且岳钟琪为套张熙的话，以身家性命保他们师徒无碍，朕怎么能让岳钟琪背信呢？”

雍正胡乱找着理由，真正的理由却沉在他心底。曾静背后可还牵连着王公宗亲，乃至重臣里，对他篡位一事的反攻倒算暗流。让曾静师徒低头认罪，在确立大清正朔的同时，就能洗掉他得位不正的嫌疑，如此好事，他怎能放过？

“曾静师徒还是湖南人，就在南蛮治下，若是他们能洗心革面，更能撼动南蛮人心。”

觉得刚才的理由着实扯蛋，雍正再找来一条，张廷玉微微动容，这倒是真的理由。

“但是……”

“够了！此事朕决意要办！再多荆棘，朕也要一路走下去！”

他还不死心，雍正冷声止住。

张廷玉无奈地叹气，但是万岁啊，你以护华夏道统为大旗，斩尽读书人风骨，却又不将曾静这个刺头砍掉，这又是在烧举起的这面大旗啊。

张廷玉都这态度了，各地督抚和朝堂大臣们更是情绪激昂，个个痛斥吕留良和曾静，同时要求斩掉曾静。如张廷玉所想那般，雍正举起的道统大旗，实质就是忠君。而曾静这样的弥天重犯，居然不凌迟分尸，再挫骨扬灰，又怎么能体现这忠君大旗的成色呢？

没多少人能理解到雍正的真正用心，却因为雍正这自相矛盾的行动而反应激烈。此时在他们心中，雍正就该是一个理想之君，生杀予夺，都该顺应他雍正的龙椅所需。

臣子们开始跳腾起来，无关之人群情激愤地上书，有关的刑部和御史台等部门，则是千方百计地阻扰雍正处置曾静的行动，等到允祥带着刑部一干判官“请杀曾静以谢天下”的折子，找到雍正时，雍正觉得，必须发动一场力度更为猛烈的诛心之战。

不止是因铁杆兄弟允祥都在反对，各地州县对他之前那一份驳斥之言的反应也都得了回馈。

让雍正意外加恼怒的是，之前他驳斥曾静吕留良言论，不得不对曾静案和吕留良著述有所涉及，这两件事传播到地方上，很多反应却都着落在吕留良的言论，而非他的驳斥上。

例如安徽总督兼理巡抚事满保就奏报说，桐城知县方临思看了邸报特寄的吕留良言论后，竟然“张口痛骂，语不成声”。他还写折子说吕留良除开华夷论之言有些“不因时”外，学问足以被尊为文宗。曾静自己人面兽心，没能读透吕子著述，竟还要拥立吕子之后为帝，这就是个缪狂之人。吕子所言，本就是道统正论，要严家处置的该是曾静，而不是吕家之后。

小小知县自然不能直达天听，他的折子被知府扣住，知府又转给了满保，满保赶紧将此人下狱，同时急报御前。

“不可让此人言论传外，你可秘秘行事，将伊暗中处置了，对外就称病亡，切记切记！”

这个方临思是官员，可跟曾静不同，雍正一声令下，方临思就此消失。在李肆那个时空，享受这个待遇的是唐孙镐，那时唐孙镐在某位县令身边当师爷，听闻此事，“狂状大发”，愤然而就一封上疏，要给吕留良讨公道，然后被雍正密谕处死。而在这个时空，唐孙镐却因早早醒悟，投了英华，已成就了一番功业。

不止是官场中人开始接触吕留良的著述，李卫在江南，以吕家谋逆案大肆杀人加搜缴书籍，事情传开，也开始翻搅起本已沉滞的人心。

江南人被杀怕了，没人再为吕家喊冤，可其他地方的，开始纷纷说话，认为吕家的事要一分为二。吕家之后谋反南逃，跟吕留良的著述，这是不相关的两件事，朝廷不应全盘否定吕留良。

事情有些变质了……

雍正再度细细翻阅吕留良的著述，平心静气地读，终于发现，确实如读书人所说，除开华夷论外，吕留良所著，就是标准的程朱理学一脉，跟康熙朝时所倡的文治并无抵触。

这也是很自然的，吕留良的文名是怎么来的？是评点八股文来的，而他著的《四书讲义》，完全就是为科举服务，迎合朝廷取士所需。不然他怎么可能在康熙朝时没遗下文祸，反而广受江南士子乃至官场的尊崇。

原来朕的敌人，是这般腐儒……可恨你们这些腐儒，还要讲那么多门道做什么？学着张廷玉那般，以朕为君父，无所不从就好？

雍正深呼吸，有一种豁然开朗的顿悟，早前他推行新政，绝大阻力也都归结到以腐儒为底的汉人之心上，这个敌人很强大。

但跟英华，跟李肆不同，他雍正一手有刀，一手有笔，屁股下还有龙椅，怎么也要解决掉……不，解决不掉，天下终须要靠汉人，靠读书人来治，但读书人，就得是张廷玉那样的读书人。

雍正定下心来，再作决定，他要天下大议，要尽诛人心！

第五百九十四章　君臣大义，奴才觉迷

雍正要诛腐儒之心，就面临着一桩绝大难题，那就是“道统”。他立起“变局卫道说”这杆大旗，号称大清和自己是卫护道统，如果这道统还是腐儒心中所想，嘴里所说的道统，那就跟他所行之事发生了冲突。

腐儒，也就是明清以来的理儒，他们所言的道统，是三纲五常、亲亲尊尊。但别忘了，儒家还讲一个权变用来作缓冲。所谓“小杖受、大杖走”，所谓“无道当伐”，这些圣贤言，还横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之前。理儒还更借天意，借民心，借一张嘴和一杆笔，握着限君之权。不管能不能变现，但这权依旧立在他们心中，是他们天生该得的。

满清入关是窃占华夏，不仅得靠汉人打天下，还得靠汉人里的读书人治天下，不敢也不能将理儒尽数摧折。剃发易服一举，最核心的需求还在于从形式上握住汉人对满人的恭顺。

之下的统治实质，满人没有根底，不像元朝，靠自己的武功得天下，靠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治理天下。不管怎么糟糕，那都是蒙古人吸收阿拉伯和华夏各方思想融出来的大杂烩，对汉人怎么想不是很在意，因此元朝的“文治”很是粗疏。

而满清是驱策汉人得的天下，怎么治理，也只能靠汉人，对汉人文治格外注重。就如寄生体，它仍要所寄生的这个人能活下去，反抗和自我意识得割掉，但还得容这个人能有人的基本意识，可以自行找食。

理儒就是这个人的基本意识，它能维持着这个肌体存活下去，给满人寄生体供应营养。这也是康熙大力推行“仁治”的原因。平心而论，不管是庄家《明史》案，还是《南山集》案，规模都不大，程度也不烈，毕竟那时的理儒，亡国剃发之后，本就自律了许多。

但理儒根底里的一些东西，还保留着这个人的一丝自我意识，有意无意地在排斥寄生体，这就是理儒所坚持的道统。

这个道统向下的部分，满清寄生体无意干涉，包括官僚、科举、宗族和道德治国。但向上的部分，明朝时被用来限君权，在满清寄生体看来，就是不好的东西。其中的华夷之辨，更是华夏大义，与寄生体安稳吸血格外犯冲。

还好，理儒所托之儒家，本就是融汇了诸子百家所论，两千年传承，不断演化下来的，并非一个浑然无懈的体系，其中关于“大义”这部分的内容，自身就存着一桩矛盾。

那就是华夷之辨和君臣之伦，到底谁该服从谁。

华夷之辨有地域论、民族论和文化论的区分，到理儒时，已基本定为文化论，也就是只要守“道统”，那就是华夏，废道统，就是夷狄。因此满清尽管剃发易服，但讲三纲五常，亲亲尊尊，也就是守住了道统，此时北面理儒都觉得，满清能算华夏。

或者说，就算不是华夏，但是满清摆出文治架势，理儒觉得能将满清变为华夏。

可雍正觉得，自家老子康熙在位时，演戏演得过火，把这帮理儒宠坏了。让他们觉得能循着与康熙演戏的这个套路，可以伸张他们理儒的治政理想。瞧，从吕留良牵出的读书人之心再明显不过，他们还觉得读书是为了施展自己的治国理想。

“真是会丢烂摊子的父亲……”

想到自己花了三四年，才将康熙朝丢下的钱粮窟窿补全，雍正就是一肚子气。

理儒之势，不能再这般蔓延下去，而要理儒转变为听话的犬儒，就得对“道统”的内涵作一番调整。

大清所要的道统是什么？什么华夷之辨，滚蛋！君臣才是至高大义，君臣大义高于一切，这就是大清和我雍正所守的道统。

这本来也是你们理儒所倡的嘛，你们讲亲亲尊尊，血脉之道。由父子、夫妻、兄弟之礼推及到君臣之伦。现在就得从君臣往下推，没有君臣大义，就没有父子、夫妻和兄弟之伦，三纲不存，五常何在？所以这君臣大义，是道统里最重要的东西。

华夷之辨，是跟君臣大义一而二，二而一的命题，有了君臣大义，以及君臣大义之下的人伦，这才是华夏。没有这一套，就是夷狄。

这可不是他雍正的新倡，自董仲舒而下，汉人帝王，都将这一桩事作为至极之求，遗憾的是，汉人之君实现不了，异族之君才有可能实现。

既然他这个满人之君，能真正立起君臣大义，那么守这君臣大义的臣，就不再可能是理儒，而是犬儒，奴儒。

想到这两个经常在南蛮报纸上见到的名词，特别是“犬儒”一词，雍正心说用得真是妙，大清需要的，就是这样的读书人。一国不一心，怎能行得大事？而这一心，自然是应在他这个皇帝身上。其他的人，以君心为唯一，就如犬奴一般，乖顺办事，自能比那人心纷杂的南面雷厉风行。

听了雍正一番讲解，要以此道统来教诲曾静，同时整肃读书人之心，张廷玉叩首道：“此书莫若取名为……《大义觉迷录》。”

大义，就是强调君臣大义才是道统之要，觉迷，则是显示曾静洗心之路，雍正点头：“着翰林院速速拟稿，以君臣大义为纲，批驳吕留良之说以及曾静妄语。”

之前印的小册子，仅仅只是诸项批驳，不成体系，现在则是要系统地阐述雍正所举道统大旗，这是桩大工程，张廷玉随口问：“是还如之前如邸报一般发放？”

雍正沉默片刻，缓缓道：“不，朕要天下每一个读书人都看到，都看得明白！”

“雍正这是要将意识形态一抓到底了啊……”

黄埔无涯宫，御前听证会上，李肆放下手中的《中流》报，嘴里念叨着大家听不懂的词语。《中流报》专讲北面局势，雍正的一番动静，自然也落在了报上。

曾静出来了，吕留良也出来了，那么接着出来的《大义觉迷录》也就不让人意外了。唯一值得期待的是，因自己掺和了一腿，雍正喊出了“变局卫道论”，那么他再出的《大义觉迷录》会不会也有新料呢？

李肆还在出神，史贻直嗯咳一声道：“官家，都察院的弹劾案……”

北面雍正面临着压力，南面他李肆也面临着压力。他让法司把沈在宽交给李方膺“调教”，由此法司招来都察院的猛烈炮火。

英华朝堂的运转跟满清可不一样，都察院监察官员，没有在国事定策上发话的权力，只好曲线救国，弹劾办事的人。

都察院这么干的原因很简单，他们觉得沈在宽必须死，造反可是第一重罪，虽说鼓动造反跟实际造反有差别，但危害却没差别。

都察院的御史老爷们狂啸，沈在宽不死，这一国律法就要成玩笑了！咱们英华是言路大开，但不等于可以谤君，更不等于可以鼓动造反！

不止沈在宽，都察院还弹劾法司不将岳超龙一并拘押审问，搞明白为什么沈在宽非要去找岳超龙，一个巴掌拍不响，岳超龙自己肯定也有问题！

隶属门下省的都察院大多是儒党出身，这儒党根底，其实就是理儒。尽管李肆有所预料，但事临上头，对这帮理儒所持的逻辑也是哭笑不得。

细细一想，李肆又觉份外沉重。诛心，华夏一统以来，诛心已成深入骨髓的定势。他所凝练出来的天主道，提倡“上天罚行不罚心”，还是根基太浅，离清除这样的流毒还差得太远。

“看来我们这一国，也有必要将意识形态再锤炼一番了。”

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