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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清-第30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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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缶俣！�
内阁肯定已充分讨论过了各项方案，甚至都跟东西两院密切沟通过，李朱绶才能这般笃定，断言会有绝大好处。因为这事涉及军事和外务，李肆不拍板，内阁可无法按策实施。
李肆沉吟片刻，缓缓道：“多难兴邦，说的不是一桩必然的道理，而是我们应该化天灾之害，为国民之利。内阁这几桩建策，只有最后一策符合这个道理，其他各策，仅仅只是应付天灾本身而已。”
春旱不是一桩单纯的天灾，随后往往又伴随着夏涝，被动地应付这些天灾，国中人心也会不断动摇，这个过程，前世见惯了天灾场景和社会反映的李肆，已有很深的认识。
抛开道德不谈，就现实层面来看，这场春旱，以及后续多半会有的夏涝，带来了一桩绝大的财富，那就是几百万“活动人口”。
地方和中央的工程，需要海量人口，平日风调雨顺，不仅找不足这么多人力来办，工价也很高。
南洋殖民地的移民潮最近越来越疲软，不少新发现的熟地都无人去垦殖。扶南人口到了二十万就再没大的增长，勃泥辛苦开发多年，现在还不足十万人口，吕宋那边甚至还有不少民人回福建讨生活，因为国中百业兴旺，机会很多。而在殖民地，几乎只有种田挖矿一条活路。现在有了几百万活动人口，推出去十分之一就是大成功。
另一方面，因为田物税很低，种田虽难得富贵，过日子却不成问题，这也使得国中新业渐渐缺乏人力。比如广州县西关的织造坊，即便有了蒸汽机，还需要大量飞线挑梭的织工。但男织工的工价越来越高，不得不开始广召女织工，由此引得国中争论不休。另一方面，不少织坊干脆搬到江南龙门，召廉价的江南织工。
现在将这些活动人口推入城市，或者是推入新业，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正蓬勃兴起的工业对海量劳力的需求。要知道奴隶制已在吕宋和交趾渐渐兴起，华夏人诱骗甚至捕虏土人为劳力，去干挖矿背砂一类的低技术劳力活，已成为工业资本家们最青睐的选择。
李肆没马上作决断，再问了一句：“如果选择诸策并举，除了影响国策之外，还有什么坏处？”
彭先仲说话了，显然他提过反对意见：“大兴工程以及殖民等策倒是没太大坏处，就是花费太大，执行困难。而推农人入新业，就需要市场，足够大的市场，容纳百业勃发而产出的海量商货。”
既是要推新业，肯定要并行各项政策，比如对织造、钢铁、机械等业降税，对收纳这些灾民为工人的工坊进行补贴。各业就此放大产能，出产商货肯定会激增，国家就必须为这些商货寻找销路。
李肆叹气：“这跟安内的国策可是冲突的……”
激增的商货，自不可能由国内马上消化，肯定要放眼于外。南洋、欧罗巴都是出路，当然，更现实的则是江南乃至江北，这又会影响英华周边的形势，国政还真是要走钢丝，不可能舒舒服服地就靠着一边。
萧胜也在政事堂蹲着，他豪迈地道：“有什么好怕的，只要不是倾国之战，就靠眼下常备的陆海军，也足以应付南北东西四面的麻烦！就像在缅甸和琉球，我们都只是在用一根小指头跟对方顶着。”
这倒也是，只要不是决战，眼下的英华，靠陆海常备军，就足以解决绝大部分威胁。而此时在英华四周，有胆子跟英华作生死斗的还有谁？雍正吗？
李肆暗自嗤笑，雍正……他有这胆子？
英华如今的国力，已完全超出了寻常读书人的想象，北面的雍正自然也难以明白。
以圣道八年为例，在这一年，英华拥有航海许可证的海船已有五千四百艘，总规模为三百万料，海员数量高达二十万人。
圣道八年，英华人口总数为三千五百万，其中一千六百万人在城市里。长沙、潮洲、肇庆、泉州、福州等几个城市都是五十万人以上的大城市，应天府所营造的“大广州”，更容纳了两百万人口。
而最能体现英华已一只脚步入近代工业社会的数字，就是钢铁产量。仅仅只是佛山冶铁公司一家公司，圣道八年产生铁是四千万斤，这已是明永乐年间全国铁产量的两倍。算上其他冶铁企业，圣道八年，英华一国生铁产量为一亿斤左右，折合为六万吨。而不列颠在1720年，铁产量也不过两万吨。
这个数字可非简单的数字，马车的底盘，龙门吊的铁架，水网的管道，以及蒸汽机等机械，甚至织造机乃至正在船厂兴起的铁肋，英华一国对钢铁的需求无处不在，就这一条，就能显现英华和满清的国力差距。枪炮，不过是冰山露出水面的极小一角。
而制成英华这个“半近代工业社会”国家的金融体系，还走在社会发展的前面。到圣道八年，英华已拥有一家中央银行，三十多家上市的商业银行，以及两百多家无银行券发行权的票行。英华的工商资本和大宗货物流动，基本都以银行券和行间汇票来往，加上债券和股票，社会最上层的资本流动，已经初步具备了建立信用货币的基础。数亿乃至十两白银的银钱，都在以票据的方式来往，流转于民间的实银和铜钱非常充裕，同时还通过外贸在源源不断地从美洲和欧洲吸金。
圣道八年，英华国入六千万两，其中用作军费开支的只占不到四分之一。李肆自己都已不太确定，英华一国，如果全部动员起来，只为打仗，到底会爆发出怎样的力量。
数字也好，景象也好，通过各类报纸，以及英华在江南与满清的经济往来，已经表露得再清晰不过。李肆觉得，如果雍正脑子清醒，怕是该在紫禁城成天借酒浇愁才对。
拉回发散的思绪，李肆点头道：“那么就此施行吧，危机危机，有危险，自然就有机遇，我们该抓住这个机遇。”
圣道九年三月，南方天灾，英华大兴土木，扶持新业，还广迁移民到南洋，一国沸沸扬扬，看在有些人眼里，就是大难临头的穷折腾。
紫禁城养心殿，雍正仔细看过手中一张单子，连连道：“好！好！如今朕手中，总算是兵强马壮，钱粮富足了！”
雍正在西山大营里训出了一支满汉火器“强军”后，没有停步，继续展开轮训，将陕甘和直隶绿营，以及满蒙骁骑营也逐步替换为火器军。今日提督西山大营并火器军事的富宁安奏报，直隶火器军已经成军，不仅人人燧发快枪，连火炮都作到了千人三位。更有集中组建的炮营，汇聚了两百位五千到八千斤的巨炮，完全有能力遮护江北和陕甘之地，跟南蛮已有了一战之力。
再想到前几日整理户部国库，这几年也积存下了将近四千万两库存，雍正吐出一口长气，心说朕这几年励精图治，终于攒出了这般家底，现在左手有枪炮，右手有银子，朕终于有底气跟那李肆直面对视了！
富宁安在折子里还请示说，陕甘绿营自造的抬枪威力大，射程远，足以跟南蛮小炮抗衡。希望能为西山大营配备七百杆，造价大约五万两银子。
雍正朱笔一挥，“准了”，五万两银子……朕现在有钱！
心情愉快，雍正再拿起南蛮最新一期《正道》，入眼就看到“天灾竞世，人祸何在”的醒目标题，仔细一看，南蛮正大兴土木，发遣灾民去南洋，一国人心沦丧，他的心情更是昂扬到了顶点。
“李肆，你那一国走的歪魔邪道，是越行越远，再难回头了吧……”
雍正这般想着，扯了扯打着补丁的袍袖，对王以诚道：“今日加菜，朕要吃叫化鸡！”
第六百二十八章 江南风起人眼迷
雍正觉得，李肆那一国，已是被贪敛商贾给完全把控了。四年前定下《浒墅和约》时，他还很担心江南局势，抱着能收一日钱粮就算一日的想法，胆战心惊地日日攒着。
四年下来，这种忧虑已经烟消云散。国库中的四千万两白银是怎么来的？最初搞掉江南盐商大赚一笔，这些银子一半多都用去补窟窿了。之后靠火耗归公，把地方杂派收上来一部分，再压低了地方存留，每年能多结余二三百万两。
最大的新收还是来自江南，眼下他以半国之地，居然能将国库年入推高到四千五百万两，结存四千万两，靠的都是江南。
想到江南，雍正就觉得，李卫很懂事，李煦很有用，李绂很忠心，眼下江南局势，就是这三李经营出来的。江南钱粮不仅没少，还因南北商贸兴盛，在商税上每年多出四五百万两收成。
李卫离开江南时，提出了一项国策，要与南蛮在江南“共利”。四年后回首，事实证明，李卫眼光很长远。李卫认为，南蛮对江南的最大谋图还是通商得利，得土不过是李肆和一些读书人的想法。南蛮一国是商贾立国，李肆和那些读书人，怎么也不可能拧过商贾的大腿。因此只要在江南跟南蛮商贾一同谋利，不仅江南无忧，大清还能从中得利。谁都明白，商贾无国无节，只要有厚利，爹娘儿女都能卖。
李卫的建议，由李煦传递给南蛮商贾，再由李绂在江苏试行，确保大清能从中得利。
李绂汇总朝廷、地方以及南蛮商贾的诉求，提出了名为“厘金”的解决方案。“厘金”一策，最早能追溯到前明商税，也就是抽商货总值的百分之一为税。这只是极为表面的总称，此策实质是要求商贾跟大清朝廷、地方共利，对原本密布于江南，分属朝廷、地方的哨卡商关进行利益整合。
“厘金”原则有三条，第一，放开商货流通的限制，做大盘子。第二，大家都来收，大家都得利。第三，设立统一的“厘金局”，协调收钱各方。
在李肆前世，“厘金”是因太平天国之乱，清廷的中央财政接近崩溃，不得已将商税权下放地方，由此开启了地方割据之门。而在英华崛起的时代，因江南为双方分有，清廷不愿就此对江南商业放手，基于“互利”原则而实施的一项“积极财政”。
雍正由此获利，此策的害处，他看不到也不想去看，反正江南已是“身外之物”。而最早提出“共利”之策的李卫，也因此策施行而稳住了他与周昆来联手办的江宁盐代生意。李煦当然更成为南北双方的沟通枢纽，坐享生丝绸缎来往贸易的厚利。
至于李绂，一方面因创立此策而获雍正赏识，在雍正七年晋升新的江浙总督，统管江苏浙江两省，另一方面，手握两省厘金局，也成为在江南呼风唤雨，实权远大于昔日督抚的地龙。
厘金局为照顾省府州县利益，只有三成上缴户部，不照顾不行，因为厘金所涉商货来往，都是地方估价，地方报单，收多少地方说了算。朝廷要收大份子，地方虚报瞒报的动作就更大。这也就是说，两省一年数百万的商税，三分之二都在他李绂的掌握中。
三李定了江南局势，这是文官层面，而武将方面，雍正当然不敢对江南完全放手。原本的浙江巡抚范时捷，在浙江厉行文狱，深得雍正信任，调任江宁将军，遮护江南最重要的枢纽江宁。另调觉罗杜叶礼任京口将军，驻防镇江，遮护江南北屏，跟范时捷互为呼应。
而杭州将军年羹尧……是大清跟南蛮对阵十来年里唯一能对南蛮有威胁的，雍正不得不用，但也不敢大用，就让他继续蹲在杭州，只要他不投南蛮，就算暗有自立之心，但能给南蛮捣蛋，雍正也都认了。
“年羹尧此人绝不可留！不杀他，大清气运难保！”
映华殿，雍正跟茹喜谈到江南局势，茹喜再度开口。
“终究是女人家，军国大事懂得太浅，对这年羹尧，她已是犯了心魔啊。”
四年来，茹喜坚持不懈地劝谏雍正解决掉年羹尧，雍正早就听腻了，心中如此嘀咕着。
可他也没有训斥茹喜，只是哈哈笑着敷衍而过。对这茹喜，他是越来越信任。茹喜一直密切关注南蛮事务，很知南蛮根底。也是由她的建议，雍正才能张罗到西班牙教官，才能从南蛮那边走私用来造炮的好铁。甚至雍正也在户部之下建了金融司，开始学着南蛮管制票行那般，推着晋商徽商等国中商贾起步，在他们身上获利。
见雍正对这个话题已无兴趣，茹喜无奈地低叹一声。
午后的慵懒春光透过玻璃天井而下，映在茹喜的面颊上，虽已年近三十，但如花娇颜却没一分枯萎，反显得润泽如玉。雍正就觉心头沙沙一痒。
“可惜……终究是那李肆沾过的人。”
这个念头又如梦魇一般升起，刚昂扬而起的老二也软了下去。
败兴地离开，正要出映华殿，迎面却见另一个俏丽女子，他认识，茹安，茹喜的侍女，因茹喜得宠，她也得了常在之位。
茹安此时二十四五岁，正是鲜花绽到最艳之时，一股热气在雍正下身转着，再难压下。茹喜他不愿碰，而这茹安虽也是李肆沾过的，却只是个奴婢，正合适当茹喜的替代品，用来泻火。
雍正随口吩咐了一声：“今晚加上茹安的牌子……”
苏州织造府后园，拄着拐杖的周昆来对已白发苍苍的李煦苦笑道：“织造，你是小妾，我就是侍奉小妾的奴婢，南北两面都看我不入眼，我说话能有多大份量？”
李煦哈哈笑道：“在这江南，你周大豪吃遍南北，鼎鼎大名，谁人不知？李卫在江南的事业，要靠你跟南面周旋，而南面的江南行营，也要找你铺撒商代，你打个喷嚏，江南千万人就要起鸡皮疙瘩，还嫌这份量小？”
周昆来叹气：“织造，你所忧之事，也是我周昆来所忧之事，咱们现在是一条道上的。说吧，我能帮些什么？”
李煦呆了片刻，也幽幽叹气：“你我都是在南北两面的夹缝中存着的，不管哪边风起，你我都根基难保。不知你所叹的是哪边的风，而我……现在正被南风吹着。”
李煦跟周昆来，一个是把控江南丝绸织造，官商一体的大人物，一个是联络南北双方，把控基层商代的江湖大豪，原本是尿不到一壶的，可李煦将周昆来约到府上，看来这“南风”会是一场飓风。
“俱情恕老夫难以细说，老夫有意将后辈家人转送南面，但又不好从官面上走这事，免得触怒北面，又让南面借题发挥，逼老夫立作决断。周大豪你有通天本事，又是逍遥身，南北两面既不视你为己，也不视你为敌，这事求你正好。”
李煦这般说着，周昆来的眉头皱了起来，到底是什么事，让李煦也起了退心？
李肆摊开手掌：“五万两，助老夫家人在南面有合乎名义，合乎情理的去处。”
五万两不算大生意，但能接下李煦的生意，这人情就已无价，周昆来慨然点头，同时心中已开始谋算，到底是以经营为由，还是以进学为由，甚至直接以游历南洋为由，将李煦的家人送到南面。
这种生意对周昆来已是轻车熟路，四年来他不知朝南面送去了多少清廷官员的家人。或者是投亲，或者是经营，总之如今江南的清廷官员，都兴“清白为官”的时髦，孑然一身，逍遥自在，方便大变降临时，好一个人跑路。
出了织造府，周昆来在马车上沉默良久，再吩咐亲信：“查查南面最近的报纸，还有龙门的动静，看是不是有什么大动作。”
李煦是苏州织造，他周昆来是江南“群英会”的总舵主。一个在官，一个在民，但处境其实都一样，就靠着南北两面周旋，才能活得滋润。现在李煦开始谋划后路，他周昆来自然得为自己想想。
亲信当下就回到：“南面不是天灾频频，正大兴土木，移民南洋吗？朝堂都为之大变，对江南该是没什么动作吧。”
周昆来不豫地道：“让你查就查，别废话！”
亲信斗胆再废话了一句：“其实……何必查，龙头亲自去一趟龙门，范总管多半也要吐露一些风声的，这几年咱们可帮龙门办了不少事。”
周昆来真怒了，逼视着亲信，冷哼一声，亲信吓得缩着脖子，不迭地告罪。
从车窗中看向东面，周昆来心说，这辈子他都不敢踏足龙门，他害怕，怕甘凤池会出现，他跟甘凤池的仇怨，只有一个死字才能消解。
圣道九年的龙门，已是一座初具规模的大城市，北到黄浦江南岸，东到奉贤县，西到金山卫，昔日荒地完全变了样。
水泥大道在这片大地上横竖贯通，道上人车如流。码头的防波堤直直伸向海中，将一座繁忙的港口遮护在臂弯里。龙门吊吐着黑烟，装卸着货物，一刻也不停息。数十万人来来往往，比北面的松江府、南面的杭州府还要繁忙。
三月末的龙门，依旧一如既往地忙碌着，可江南行营却笼罩在一股大异于往日的肃穆气氛中。
江南行营总管范晋正向一人转交印信文书，当对方接过之后，范晋也就成了前任总管。他的独眼里闪着不舍的光亮，对新任总管刘兴纯道：“既是次辅亲任总管，我也就没什么话说了，想必官家和朝堂，已对次辅交代清楚。江南本地实务，宋参事更知得详尽，不明之处可以找他参详。”
刘兴纯笑道：“别叫我次辅了，重矩，你才是次辅。眼下我们二人是各接其任啊。”
范晋摇头感慨道：“朝堂已非天王府，这次辅，我怕是难以担当。”
刘兴纯耸肩道：“无所谓，就是背黑锅的，为官家，为朝堂背黑锅，这也是荣耀。江南之事才是实务，我刘兴纯这辈子英名，不在次辅，而在江南。重矩栽树，我来乘凉……”
两人老相识，没什么客套，交接之后，范晋出了行营，负手环视喧嚣的龙门，长叹一声道：“江南风起，不知会是怎样一番风景。”
第六百二十九章 金融改制，工业正起
圣道九年，英华一国天灾不断，再加上工业刚起，蒸汽机轰鸣着搅碎国中人心，“人祸论”大行其道，一国舆论都在问责。
谁来背责？当然不是皇帝，皇帝已还了相权，还将一些议事权给了东西两院，这几年已不太过问内政，怎么也轮不到皇帝背责。
那么得了相权的内阁，就是最理想的背责人选了。三月中，各家报纸都开始追责李朱绶，说首辅唯唯诺诺，只重调和，不重开拓，出了事也没周全的应对。更有人翻出老帐，说李朱绶这届内阁一上任就建议南北议和，徒让满清又喘息四年。靠着江南得利，满清现在休养生息，已是兵强马壮，异日要复华夏，所费力气，所流血汗，十倍于前。
在这滔滔问责声浪中，首辅李朱绶和次辅刘兴纯，以及不少阁臣都不得不自辞背责。皇帝循着旧例，挽留了三次，最终认下了。
内阁虽已有相权，但人选还是由皇帝来定。第二届内阁由一位首辅和两位次辅组成。首辅是汤右曾，次辅是范晋和邬亚罗。
李朱绶本就是“清官”，因此汤右曾的出身已无人在意，他本质和李朱绶一样，擅于调和，在朝堂和地方很有名望，而因他更重民情，民间舆论也很推崇。唯一有些不满的是工商联会，他们希望有出身工商的阁臣任首辅。但他们靠着西院，本就跟政事堂唱对台戏，汤右曾路数跟李朱绶差不多，也就没什么闹腾。
如果说汤右曾是又一个糊墙匠以及预备黑锅，那么两位次辅就是干实事的，他们二人亮相，在寻常人眼里，就意味着英华国策有所更张。
范晋，早前弃文从武，辅佐皇帝一手培养出英华陆军。之后转任江南行营总管，确保英华江南攻略顺畅进行，文武两面经历颇足。现在升任次辅，民间推测，是要加强政事堂与枢密院的联系，以备随时爆发的大战。
而邬亚罗本是工部尚书，凤田村老人，学问不深，但很懂工坊利害。他升任次辅，是因应英华工业崛起，确保工业资本、工坊主以及工人的利益。这个变化才是内阁调整最关键的一项，但不管是朝堂还是民间，能看透这一层的人都极少。
“我这个前任次辅为什么来江南？请在座诸位回忆一下，在任次辅之前，我管的是什么？没错，管的是内防！官家为什么要把我放在江南？好了，诸位心中明白，嘴里就不必说出来了。”
江南行营，刘兴纯正在发表就任讲演，听到他这话，官员们神色激动，难道朝廷是要准备吃下江南了？
见众人举目相望，满眼都是兴奋，刘兴纯皱眉道：“你们在想什么？别想岔了，我又不管军务。收不收江南，是官家和枢密院考虑的事。我来江南，是要保证资本和商货之潮不会冲乱江南，就算乱，也要让这乱有益于我英华！”
商货之潮？难道以前的商货洪流都还是小的？
众人份外不解，这四年来，英华的商货横行江南，盐米、棉布、钢铁，甚至煤和煤炉，都从英华滚滚而来。按龙门海关的统计，圣道八年，从英华输入江南的商货总值高达七百万两，而出江南的商货总值也有四百万两，算上流通商路，最终搅动的江南银钱估计七八千万两。跟英华一国的商货总值相比，虽还只是很小一部分，但对江南来说，两成多的商货已跟英华挂上了钩，这还不够？
“官家昔日有云，谋食于外，江南虽不算外，但亲疏有别。眼下国中天灾四起，人心摇曳，既要安内，也要变天灾为机，为一国谋利。因此这江南，也将成国中泄洪之地。至于这是怎样的洪流，我们很快就能看到。我们和刘总管在江南的任务，就是确保这番动荡，不至引发南北大变局。”
宋既的声音响起，这几年他在江南，一方面研究资本往来，一方面襄赞行营事务，对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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