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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传-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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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孩子也将遭受到我女儿将遭受到的。”她向群众控诉战争的残忍。    
    1970年1月3日,克里正式向施莱克请求准许他提前辞职,这样他就可以以反战为背景来竞选国会议员了。“我就对海军上将说:‘我必须离开。我必须要做我回到这里要做的事,那就是结束战争。’”克里回忆道。这个辞职要求得到了批准,克里光荣地辞职了,他说这离他服役期满还有六个月。    
    几年来,克里一直梦想着进入国会。当他与朋友和家人提及此事时,他们都争论克里是应该以越战英雄还是反战英雄的角色去参加竞选。现在,他密切注视着马萨诸塞州的国会议员竞选。    
    现在看来,克里试图进入政界的第一次竞选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他仅仅在马萨诸塞州长到七岁,此外还有在牛顿学校的一年时光,以及在亲属家中度过的一些暑假。克里希望从第三选区竞选众议员,部分原因是他想取代来自克林顿的现任议员菲利普·J。菲尔宾的位置,他是一个71岁的保守民主党人,是对越战持强硬态度的鹰派人物。当时,克里持有激烈的左派政治观点。他对《红色哈佛报》(Harvard Crimson)《红色哈佛报》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所办的一份日报,职员为两百五十多位热爱新闻与写作的历届哈佛学生,红色是哈佛大学的标志颜色——译者注记者说他想要“取消中央情报局的所有活动”,还想把“除美国本土以外的驻军全部遣散,除非联合国需要”。但是一位强大的竞争者——罗伯特·F。德里南牧师——却极受反战民主党人的青睐。作为前法律学院院长和波士顿大学教务长,在第三选区,德里南更被看好,也相当受大家的尊敬。而克里才刚刚试图去了解这个选区。    
    1970年2月22日,在波士顿郊外17英里处的康科德卡莱尔高中礼堂中,一个2000人的政党选举候选人大会召开了。这些人里有852名市民符合投票条件,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确定一个反战民主党候选人去挑战菲尔宾。刚刚从海军离任的克里“用自己的演讲震动了与会的代表们”,杰罗姆·格罗斯曼在自己的备忘录中写道,他当时任德里南的竞选主席。    
    


反战领袖反战领袖(2)

    “与德里南不同,克里身材高大,相貌英俊,年轻,也很温文有礼。”    
    随着投票的进行,克里从其他那些被淘汰的竞争者那里获得了广泛的支持,格罗斯曼回忆道:“演讲和投票从上午9点开始,直到晚上6点半。在第四轮投票之前,我看到德里南的支持者们准备离开了,这时,我使用我们市长德雷的策略,把这所高中所有的门都锁上了,不许任何人离开。”    
    这个策略奏效了。在第四轮选举之前,克里撤出了,并公开声明支持德里南,以免这次初步选举陷入僵局——他此举赢得了广大与会者的热烈喝彩。“我走到他的跟前,然后我说:‘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你所做的。’”格罗斯曼回忆道。他也信守了他的承诺:他和其他一些参加了这次会议的人都将在以后的竞选年里支持克里。    
    3个月后,也就是1970年5月,克里和他相处了六年的女朋友朱莉娅·索恩结婚了,她是克里的密友大卫·索恩的妹妹。由于克里是福布斯家族和温斯罗普家族的后裔,早已树立起来一个完美的贵族形象,因而他在这场华贵的婚礼上更加引人注目。    
    《纽约时报》这样描述道:“朱莉娅·斯廷森·索恩小姐——她的祖先在美国建国时立下了汗马功劳,与约翰·福布斯·克里——这个期待重现家族荣耀的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于今天下午在索恩家族在长岛200英亩的土地上举行了婚礼。”    
    这篇报道提及,索恩小姐在婚礼上穿着的奶油色的婚纱是她的祖先凯瑟琳·皮尔特里·史密斯曾穿过的。凯瑟琳嫁给了伊莱亚斯·布迪诺四世。联邦党人文集中记载着,伊莱亚斯曾是大陆议会的议长。“在那次婚礼中,著名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担任伴郎,总统乔治·华盛顿也出席了那次婚礼。”“今天的婚礼是否将会成为历史的再现,这将取决于新郎,作为一位耶鲁的毕业生和一名参加过越战的老兵,来自于马萨诸塞的克里一直在考虑竞选国会议员。”(这篇文章并没有提到克里不久前在竞选中落败退出。)婚礼后,克里选择了一个美丽的、意义深远的地方度蜜月——潘兴家族在牙买加的故乡。在越南的水田里遇害之前,理查德·潘兴在那里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朱莉娅也已经从一位社会名流向一位社会激进分子转变了,在反战运动中,她支持克里要更加积极,更加激进。克里曾写过一封自己称之为“写给美国的信”,其中的内容主要是他在越南的所见所闻,他把它“卖”给许多杂志社,但是却从未能够发表。    
    1970年劳动节的那个周末,克里加入刚刚组建的越南老兵反战组织(VVAW)在宾夕法尼亚州弗吉谷(Valley Forge)的一次反战集会,并进行了他在马萨诸塞州以外地区第一个获得广泛关注的反战游行演说。那天,在弗吉谷的第一位演讲者是简·方达,她是好莱坞著名女演员,同时也是积极的反战活动家。在那时,她一直在为VVAW调查在越美军暴行的计划募集资金。最后一名发表演讲的是克里,他说:“让美国人为这个错误而牺牲并不是一种爱国精神的表现。”这也是他随后将要在参议院发表的演说的前奏。    
    克里的演说给方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记得,当时我在想:‘哇,这才是真正的领袖,一个具有林肯风范的领袖。’”简·方达在2004年的一次采访中提到。她还喜欢克里演讲时的文风,她认为,与那些激进的老兵相比,他是一个具有绅士风度、更有影响力的人。但是她不记得当时曾和他交谈或与他握过手。实际上,她说直到若干年后,他成为了一名参议员,他们才交谈过。但无论如何,她将在克里以后的政治生涯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一直以来,方达都在全国各地进行演说,在她所进行的24场演说中,她把每场演说募集到的2000多美元全都捐赠给了VVAW,以资助VVAW对美军在越暴行的调查。1971年1月,调查美军在越南暴行的为期三天的“冬日战士”听证会(Winter Soldier hearings)在底特律拉开了帷幕。克里和方达都参加了这次听证会,但是方达说,她不记得曾与克里见过面或是和他交谈过。克里并没有在公共场所表态,取而代之的是他听了大约150名老兵令人惊悚的陈述。    
    在大多数生动的陈述中,相当一部分都是出自中士斯科特·卡米尔之口,他描述了一系列断头和其他暴行。“两个人的头被砍了下来,并被放在了树桩上,然后插在了田地的中央。”卡米尔证实。    
    这些事件不久后便被拍成了一部名为《冬日战士》(The Winter Soldier)的电影。在这部影片中,有一个片断是克里在越战老兵详细描述他们的暴行之前与他们交谈。影片播出之后,一些批评家质疑部分老兵以及他们所作陈述的真实性,而后,国内对有关暴行程度的争论又持续了数年。方达说所有老兵描述的暴行都被证实了。无论如何,作为《越南:一段历史》一书的作者、历史学家斯坦利·卡诺后来回顾过去时说:“暴行具有它的两面性。这就是战争。”    
    克里不仅相信支持他的老兵,而且在后来的参议院发言中,他的很多观点都是以这些老兵的陈述为基础。“那真的震惊了他。”方达在提及老兵的陈述对克里的影响时说道。但是她说,这场听证会没有得到媒体广泛的关注真是令人“非常悲伤”。正是克里坚持要把这场反战运动移到华盛顿,来到国会前。“这就是为什么当克里成为这个组织的领袖以后,‘我们现在必须要做的’就是去华盛顿,在国会前进行我们现在的行动。我们都知道克里是一个性情温和的家伙,他想让每一个人都从他们的行动中获利,他在国会中有一些朋友,这正是VVAW所需要的。”    
    “他们的证词很震撼,我彻底震惊了。”克里回忆道,“我认为这次听证中的许多证词都是合法的。”所以克里私下向这个组织的领导者提议,他要在华盛顿组织一次游行。“我们已经初步决定去华盛顿时,是因为我感觉底特律不是一个适合集会游行的地方我认为在这里举行集会游行不会获得太多的人对我们的关注。除非在人们有机会加入的地方举行游行,否则我们将不会成功。去华盛顿是我的想法,在那里游行也是我的想法。”    
    尽管这个反战组织中有一些人把克里看成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但还有一些成员认为克里——这个博学的贵族青年——是对那些对反战人士持有片面论点的人的挑战,很多人把这个反战团体看成是一群叛世的嬉皮士。    
    


反战领袖反战领袖(3)

    当克里于1971年4月18日到达华盛顿时,他几乎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子。确实,当时最新一期《生活》杂志的封面人物是简·方达,还打出了这样的标题:“忙碌的叛逆者,简·方达,理想的推动人。”这发生在方达对越南河内的访问之前。当时由于攻击美国对越政策的公路旅行演说,方达已经成为了一名全国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当方达未被准许在北卡罗来纳布拉格堡(Fort Bragg)的军队前演讲时,她走进了“当地一家美国兵咖啡馆”。据《生活》记载,在充满了士兵欢呼声的房子前,方达开始了她的演讲。    
    在《生活》中,凡是有关反战运动的文章,没有一处提到过克里的名字。但是他即将成为这个组织的代言人和新闻官,他至少暂时抢了方达的镜头。他首要的任务就是募集购买巴士的资金,而这些巴士将成为老兵们的交通工具。克里回忆起了他的朋友瓦林斯基,瓦林斯基并没能成功地竞选到纽约州首席检察官,但他拥有完美的金融关系。在纽约的希格拉姆(Seagram)大厦,瓦林斯基安排了一个有希望捐款者的会议,与会者包括首席行政官埃德加·M。布朗夫曼先生和纽约的其他20位商人,他们都反对战争。克里发表了一个低调的讲演,其内容主要是说明让越战老兵加入到反战中的重要性。然后每一位商人都被要求站起来宣布他们将捐资的数额。    
    “我们大概募集到了5万美元,”瓦林斯基回忆道,“仅仅用了一小时。”    
    克里不仅帮助募集了捐款,他也好好地上了一节如何募集资金的课程,这对于若干年后想成为政治家的他十分有利:呼吁一些有影响力的人,他们当然还认识其他一些有影响力的人,让他们联合起来,并告诉他们,他们的贡献将会改变美国的命运。    
    就在克里正准备动身去华盛顿前,一件事情点燃了反战的燎原之火。1971年3月29日,陪审团指控海军上尉威廉·卡利杀害了22名越南平民,这也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美莱大屠杀。尼克松命令卡利放弃他未决的上诉。随着媒体对这件事情的报道,人们纷纷质疑,美军究竟犯下多少类似美莱惨案的大屠杀。1971年4月18日,在到当时为止克里所接受的最大的国家性媒体的采访中,他出现在了NBC的《与媒体面对面》(Meet the Press)访谈节目中。在访谈过程中,他就美军在越南犯下暴行的程度进行了讨论。在幕后,白宫一直试图去质询甚至干扰他的言论。在科尔森的备忘录中记载道:“大量有关VVAW尖酸刻薄的问题都被准备好了。”    
    在这个节目中,克里被问道他是否也曾犯下过此类的暴行。克里用一种浓重的肯尼迪口音,坦诚地回答他做过。在以后的很多年里,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始终如初。    
    “这有很多很多类型与性质的屠杀,我必须要这样说,是的,是的,就像千千万万其他士兵一样,我也犯下了同样的错误(屠杀),我也曾在自由交火区开火。我也指挥部下去骚扰村庄。我使用过50毫米口径的机枪,这是我们被批准、被命令使用的武器,是我们抵御敌人的惟一武器。    
    我们参加过搜查和毁坏行动,在一片火海的村庄我相信,那些策划了这些的人,那些制定了自由交火区的人,那些命令我们战斗的人,那些用无线电指挥空袭的人,按照法律,按照审判上尉卡利的那条法律,他们都是犯下战争暴行的罪犯。”    
    克里这颗媒体之星开始绽放光芒了。几天后,《纽约时报》刊登了对克里的人物概评,题目是《愤怒的越战老兵:约翰·福布斯·克里》。《纽约时报》引用了克里对自己的描述:“仍然性情温和。在任何意义上,我都不是一个激进分子,我想我仅仅是一个愤怒的青年。”    
    事实上,这是克里作为一名清醒海军战士的白描,他与尼克松私下很轻视的那些留着胡子的嬉皮愤怒青年不同。当尼克松政府得知,另外一个与克里共同参加《与媒体面对面》的老兵凭借他的社会地位和经历误导了观众,他们便试图确定克里是否也夸大了他在越战中的角色。克里在电视中露面的一天后,科尔森在备忘录中表达了他的愤怒,但这并没有对克里和其他VVAW组织者造成什么破坏。他命令官员们去宣传VVAW是“一个边缘组织,该组织的资金来源不明,它并没有实际代表老兵,这群棘手的家伙是一群狡猾的沽名钓誉者为了阻止他们,我们必须要做出更多”。    
    尼克松政府试图阻止这些老兵在华盛顿的国会大厦前游行。但这种阻挠却使反战者们获得媒体更多的关注——那种他们在底特律梦寐以求的关注。尽管白宫千方百计阻挠,反战者们仍然获得准许游行,他们在国会前搭起了帐篷,打出了横幅。马萨诸塞的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也来到了这里与克里会面,他的到来给这次游行带来了更多的关注。    
    尽管克里短期参加过肯尼迪1962年的竞选,但这却是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我对此记忆犹新,走进帐篷,他介绍我与其中的一些老兵见面。”肯尼迪说,“我记得我坐下和他们交谈,那天晚上在那里停留了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肯尼迪站在了克里的这一边,八名VVAW领导者和一些支持他们运动的参议员安排了一次见面。克里、在底特律讲述令人震惊的证词的卡米尔,还有其他六名老兵参加了在参议员菲利普·A。哈特家中举行的一次资金筹集会,并与几位参议员会面。参议员菲利普·A。哈特是来自密歇根州的民主党,他非常熟悉“冬日战士”听证会,而且对老兵的反战运动充满同情。当晚的一位客人是参议员威廉姆·富布赖特,他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    
    卡米尔记得这次会议真是前所未有,在这里,既有衣冠不整的老兵,又有彬彬有礼、衣冠楚楚的政客,还有衣着体面的服务生为这些极度饥饿的反战者提供“几乎少之又少的方形面包”。克里身着质地精致的衣服,他看上去很整洁,带着贵族的气质,卡米尔回忆道,而他和其他老兵们穿着满是皱褶的衣服,由于睡在国会前的帐篷里,他们已经好几天没有洗澡了。    
    参议员们也显然意识到了他们之间这种显著的差异。当卡米尔对着富布赖特夸夸其谈,说他支持1964年引发了越南战争的东京(越南北部一地区的旧称)海湾决议时,参议员走开了。而当参议员们讨论该由谁去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时,他们都选择了举止优雅的克里。克里正和他的朋友乔治·巴特勒在一起,在这之后他们一同去了乔治敦公寓巴特勒继母的住所。在那里,克里一整晚都在奋笔疾书写讲演稿,这篇讲演稿将彻底改变他的生活。    
    1971年4月22日,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听证室中挤满了人,27岁的克里身着绿色军装,胸前佩戴着他的银星勋章和紫心勋章,出现在了证人席上。厅内四周架满了电视台的摄像机,场内也坐满了老兵。一头浓密的深色头发遮住了双眉,克里坐在证人席上,发表了他一生中最著名的演说。    
    


反战领袖反战领袖(4)

    “你怎么能要求一个人坚持到最后,为一个错误而死呢?”他慷慨激昂地质疑越战政策,尼克松政府“极大地侮辱了我们,他们试图与我们脱离关系,否认我们为这个国家所作出的牺牲一些人必须作出牺牲,这样尼克松就不会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输掉战争的总统了’,这是他的原话”。    
    克里想知道,战争的策划师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邦迪兄弟为何没有出席。克里和哈维·邦迪同年进入耶鲁,他的叔叔威廉·邦迪和麦克乔治·邦迪都是越南战争的策划者。当时威廉·邦迪作为助理国务卿到耶鲁发表演讲,正是他说服在耶鲁就读的克里加入了海军,成为了一名海军军官。    
    此时,克里看着这些参议员问道:“我们来了,可他们在哪里?那些发动了战争的人在哪里?就是那些司令官抛弃了他们的士兵,在战争法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罪行了。”(随后,克里说他在演讲中提到邦迪是针对麦克乔治的,麦克乔治曾经是肯尼迪和约翰逊的国家安全顾问。)    
    对于大多数旁观者来说,克里演讲中最骇人听闻的部分就是他对“冬日战士”听证会上一些证词的总结。克里声称,这些越战老兵曾“强奸无辜,砍掉耳朵,砍掉脑袋砍断肢体,向身体内充气,任意射杀越南平民把村庄夷为平地,射杀牛和狗来取乐,向粮仓内投毒。除了战争中的常规打击外,还通过轰炸南越的乡村来进行常规和非常规的攻击和蹂躏”。    
    对于一些老兵,包括那些曾追随克里的老兵,这对他们来说太过分了。他们认为自己光荣地服役,在他们眼里克里是一个有雄心壮志的船长,一个在战场上命令部下冲锋陷阵而不是表达这种反对态度的战士。克里并没有把每一个越战老兵都打上罪犯的烙印,但是他的确告诉参议院有关“拷打战犯,杀害战俘,还有在南越被许多分队所公认的战俘政策”。在演讲中,他的语气是如此坚决有力,以至于现在一些老兵还对此怨恨不已。“在任何时候,我都将和他一同急流勇进,他是一个伟大的、斗志昂扬的美国人。”迈克尔·伯尼克说,他是一名曾获得过较高荣誉的老兵,越战时作为另一艘掠行艇的船长曾与克里并肩作战。但是他不赞成克里指控的美国犯下的暴行。“我认为,克里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才仓促下了这种结论,我认为他一直以来所说的都是为了需要而说的。”    
    爱德华·帕克,他受伤后被克里接管四十四号快艇长一职。他说:“我认为那真是令人作呕。他看起来荒谬可笑。”    
    许多克里的前队友都震惊了,几年后他们才开始了解克里的立场。“我感觉被出卖了。”詹姆斯·瓦塞尔说。迈克尔·梅德罗斯回忆他曾看过一本有关克里反战运动的书,他当时也震惊了。“我仍旧是一个强硬的鹰派。我看见了(克里的)图片我当时想:‘这太糟糕了。这是不对的。’但是现在我理解了当时不能接受的行为,我将义无反顾地支持他。”    
    尼克松总统收看了媒体对克里混杂着愤怒和钦佩的报道。根据白宫录音机秘密录制的磁带,在克里作证演说的次日,尼克松告诉参谋机构的要员H。R。“鲍勃”霍尔德曼和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这次听证会“真正的明星”是克里。    
    “他干得相当不错。”霍尔德曼说。    
    “他是相当有效率的人。”尼克松说道。“昨天,他在外交关系委员会表现得非常出色。”霍尔德曼说,“一个肯尼迪式的家伙,他看起来像肯尼迪,并且他说话的口气与肯尼迪完全一样。”    
    “他曾在哪里服役?”尼克松问道。    
    “他曾在一艘炮艇上任海军上尉,那时他常高速驾驶着他的炮艇并开枪射击,射杀离开妇女怀抱的孩子。”霍尔德曼说道。(根据克里的回忆,在发生在“自由交火区”的一次突发事件中,克里舰队中的一名成员曾向一名越南儿童开枪,导致这名儿童中弹身亡。但这里我们不知道霍尔德曼是真的了解事实,还是在这儿开个玩笑。)    
    “哦,别这么说,”尼克松说,“海军并没有做过这种事。”他转向基辛格,用明显挖苦的语气说,基辛格曾确信妇女身边的孩子不是克里所杀。    
    尼克松格外怀疑克里的赫赫战功和勋章。“鲍勃,除了空中,海军在越南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尼克松对霍尔德曼说。他掌握的数据显然还是在掠行艇被允许进入内陆水域进行巡逻之前。    
    三天之后,霍尔德曼来到了总统的办公室,对总统说:“我们找到了克里一个让人很感兴趣的把柄。”    
    尼克松确实对此很感兴趣。    
    “原来,克里在一段时间前曾经想进入政界。”霍尔德曼说,“他曾经想在国会谋求个职位。他还就此事征求这里乔治敦的一些人的意见。”霍尔德曼告诉总统克里想“找件事作为进入政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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