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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中国-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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饕澹浒旆ㄊ敲�25 家农户组成一公社，各有其仓库、祠堂和两名主管人员。公社的田地规定共同耕种，就象今天共产党的集体农庄那样。粮食、衣服和钱由大家分享。收获的余粮统归公仓。这种制度似乎只是在太平天国的军事组织里真正实行过，但这也表明他们对平均主义有兴趣。
他们以同样的精神鼓吹按需使用土地而重新加以分配，但这一办法未能付诸实施。他们主张把耕地分为九类分配给人民，16 岁以上50 岁以下的男子得优先分配。同时农业人口也要重新分配。他们打算按这种方式来分配土地和人口，以便大家的生活都过得一样好。这基本上就是一种平均使用土地的政策，使人联想到传统的改良计划。这同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行集体化以前提出的土改主张相似。
太平军领袖在其他方面的社会主张是提倡男女平等。他们猛烈抨击蓄奴、娶妾、缠足、包办婚姻、酷刑和吸食鸦片。这些主张反映了民众的愿望，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得到了更充分的表现。
他们的军事政策缺乏统一领导。主要的领袖通常各行其是，互相仇恨和嫉妒而不能自拔。1854 年以后他们太偏重保持守势，一再错过有利的战略机会。除洪秀全外，原来起事的所有领袖到后来都被杀或被逐。洪的盲目热忱几乎近于疯狂。在19 世纪印年代初想在新领导下重振旗鼓的企图失败后，洪在1864年南京陷落时自杀。
这次伟大起义虽然有许多潜在的力量和可能性，但其终于瓦解是其初期措施失当的必然结果。它没有争取到儒士和反满秘密会社的支持，因而不可能完成传统式的改朝换代的革命。另一方面，它的宗教太浅薄，它的社会和经济主张太不充分，不足以取代儒家思想。
捻军及其他叛军
在太平天国控制长江下游地区期间，在其北面的淮河和黄河之间的地区出现了几股叫“捻”军的叛乱活动。捻军在华北平原南缘，以有土墙防护的村寨为根据地，照白莲教的传统起事。他们按自己的旗制，组成马队四出劫掠，并接管当地团练来控制他们的根据地。捻军虽无建号称帝的野心，但从1853 到1868 年间，已在一片面积可观的地区内取代了清政府，并掠夺邻近各省的粮食，使清廷大伤脑筋。
官军力图拔除捻军固守的巢穴，屡遭失败。土墙刚夷平，马上就又修筑起来。曾经击溃太平军的儒将们力图不让村民支持捻军，答应保障民众安全，宣布首恶者死，胁从不究。但华北许多地方又爆发其他的反叛。最后这些叛军和捻军终于被拥有现代武器的新建地方军镇压下去。他们建立封锁线，以马队对付马队，切断了叛军马队的粮源和兵源，终于在平原上消灭了那些叛军。在这几次震撼华中和华北的叛乱平息后的余痛期间，中国西南和西北的回民在60 和70 年代又掀起了流血叛乱，这些残酷的斗争现在刚有人开始研究。总而言之，近代中国的改革运动在开头总是按照传统的格局，掀起以农民为基础的叛乱，结果除了造成纷乱和灾难之外，很少有什么成就，留给后世革命者的，只是民众领袖因思想准备不足而失败的惊人事例而已。
儒家政府的复辟
代替叛乱的建设性办法是，恢复旧帝制统治而在某种程度上结合一些西方的办法。1860年清朝似乎即将垮台，因为那时太平天国在长江下游地区重振军威，又有英法联军人侵，攻占北京。然而，就在这个时刻，在年青慈禧太后听政下，起用了新的满族领袖。他们接受了西方的条约体系，支持了各省保守的汉族儒将，到1864 年完成了平定太平军的大业，硬清朝获得一段新的生命。有一小支华洋混合的雇佣军，按中国人的方式号称“常胜军”，先后由一个美国人和英国人（美国塞勒姆城的华尔和英国的戈登）指挥，协助击败上海四周的叛军；但胜利主要是靠中国人取得的。
结果在仍年代出现了十足保守的“中兴”事业，如同东汉成立后或8 世纪中唐大乱后出现的情况一样。在60 年代，传统孔教政府的机器部件得到了能量，又开动起来：一批科举出身、有高度道德原则而又忠于当朝的文官，坚定地把叛乱镇压了下去，并试图在农村经济和大众福利事业上施行仁政。中原各省的秩序恢复了，赋税减轻了，土地又开耕了，学校办起来了，有才能的人被选拔当官了；尽管这只是高级官员在上面提倡，下面基层实际做的并不那么多。中兴的领导人物在以这种方式恢复传统秩序时，也开始实行西化。他们设立火药局、制造局以供应现代武器，修造轮船，翻译西方科技和国际法教科书，并在军机处之下以特别委员会（总理衙门）的形式设立了雏形外交部。他们新建的备有现代武器的省防军和地方军，很快就使农民起义不可能获得成功。他们这些工作得到西方列强合作政策的帮助，而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角逐争雄得到了70 年代才激化起来的。然而，清政府内部这个重新出现的活力终于既显示了中国传统政治形态的力量，也暴露了它的惰性：它是不可能西化的，只能按它自已那一套越来越过时的老规矩办事。如玛丽？ 赖特的研究所指出的，在必然要遭到失败的整个环境下，这次复辟的成功使它成为一项引人入胜的故事题材。
复辟的代表人物是儒将曾国藩（1811 一1872 年）； 他是中国保守派的大头目，一直受人尊敬或谴责。曾忠于清朝，因为它是中国社会秩序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他在种族问题上不是现代意义下的民族主义者，而是因袭中国旧传统的抱有爱国热忱的文化主义者。他被栽培成为擅长古文的学者和在京的文官，但在印年代成了地方将领，组织了有名的湘军，用逐步包围并动员各省实力的策略，沿长江中游镇压了太平军。这第一支近代地方军的军官主要是当地的士绅文人，他们以曾国藩为榜样，凭他们个人的道德力量、忠君报国的责任感以及对儒家社会秩序原则的笃信，来领导这些农民军队。曾和他的同僚在内战时期和其后的复兴建设工作中，都强调“人的本事”即才能和品格高于一切，认为这种才能品格一部分是天生的，另一部分可由个人忠于原则的精神培养出来。因此他们强调恢复科举制，作为选拔贤才的手段，并为此建立了书院，重印了经史子集。尽管有西方贸易进人中国，并且可以明显看出外国人的商业势力，但这批复辟头目仍保守地死抱住以农立国的经济原则不放，认为农业是国计民生之本。他们没有近代人关于壮大经济和或发展经济的概念，而是严正地反对追逐财富，轻视包括外贸在内的商业工作，认为那是不会生产的。更确切地说，他们力图向农民和官员提出勤俭和清廉的古典理想，以便土地生产的产品更易于满足人民和政府的需要。为了扶助农业，他们设法减轻长江下游地区的田赋（但如K？C？刘所指出的，并未取得多大成就），而并未设法减租或限制地主的剥削。他们设法修复必要的水利工程，但仍如前人一样，未能控制黄河。
印年代之后复辟以求中兴的工作因种种原因丧失了活力。复辟头目们有意识地想恢复过去的一切，而不是创造性地面对新的未来。他们不能充分发动他们的下层官僚，也不能应付西化过程中出现的专门技术问题和学术文化问题。他们从事保守和复辟工作所显示的力量，恰恰阻碍了中国以革命的方式对于同西方的接触作出反应。
回顾“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由于“中”“西”二词在19 世纪是性质复杂的变项，因此，如果要使它们有助于而不是妨碍我们思考问题，那就需要仔细地解释这两个词。正如保罗？ 科恩所指出的，中国领导人必须对他们所面临的整个局势作出反应，“其中西方的影响不过是一个组成部分罢了”。同许多国家的情形一样，外来的威胁最初唤起了维护传统社会准则的排外反应。但是，国内叛乱的威胁也是有传统性的。从根本上讲，太平天国运动是对当地的民生和权威问题作出的反应。它受西方的影响仅仅是表面上的，表现在它的伪基督教的性质上。“中国的反应之所以‘迟缓’，其原因不仅在于中国社会的性质，还在于它所面临的一些异乎寻常的问题它顾不上对西方作出反应。”简言之，我们又碰到这样的一种看法，即中国的重心在国内深处，通商口岸和条约体系虽在其西方创造者的眼里显得很重要，但对中国人民甚至统治阶级来说，在长时期内始终是他们主要关心的事项中占边缘地位的事项。
然而，这次大叛乱也同时在中国的政治结构中产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是把财政和军事上的主动中心从首都转移到了外省。北京同那些最富饶的省份的联系被切断时，当地士绅的头面人物就不得不就地筹款招兵来平定叛乱。在士绅领导下的这种地方军事化，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新事物。其结果之一是地方贸易税开始与田赋竞相成为政府的经济命脉，而个人统率的地方部队开始取代了屏弱的朝廷官军。随着清廷的削弱，地方上的汉族士绅加强了他们的地位，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20 世纪。这时期所设的新货物通过税主要是厘金（值千抽一税）。1853 年从长江下游开始，省方官员在国内商业干线上设立一些“厘金”卡。这种办法不久就在全国各省纷纷仿效，以厘金作为当地财政收人的一项来源，供地方部队军需之用。同时外国人主持的海关，开始给中央政府提供逐年增多的外贸税收，可以部分地用来维持军机处下面掌管外事的总理事务衙门。大乱洱平之后，各省和北京的新增贸易税收便可用于举办新的活动，来对付西方人侵者。
第08章 维新与革命
19 世纪60 年代清朝中兴后数十年间，满汉官员中的首脑人物致力于模仿并采用西方的设备和制度，以加强中国的地位。这个“自强运动”曾由艾伯特？ 福伊尔沃克、刘广津（译音，Kwang Ching Liu）等进行过研究。它是根据一条动听的然而错误的原则来安排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仿佛是可以设法利用西方的武器、轮船、科学和技术来保存儒家的社会准则，而不是把它摧毁。现在回顾起来，我们可以看出，后者是不可避免的：炮艇和纺织机器是常常带着他们的哲学一起进来的。然而，l8660…1900年那一代的中国人死抓住那个令人灰心丧气而只有他们自己懂得的陈词烂调不放，认为中国跳半步便可进入现代。
自强运动
因此，中国的领导就开始在自强的口号下采用西方的武器和机器，不料却发现他们自己被吸入一个无法抗拒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借用一项西方事物导致他们必须借用另一项，从引人机器进而需要引人技术，从引人科学进而需要引人一切学问，从接受新思想进而要改革制度，、最后从立宪维新进而走向共和革命。事实上，实行不彻底的西化，即只在工具上而不在实行西化，在许多保守派文人学士看来显然是行不通的，他们因此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反对一切西方的东西。
自强运动的领导者就是那些曾经粉碎太平天国的儒士官员，如曾国藩和他的年青助手李鸿章（1823 一1901 年）。这些人设立军火局，制造大炮和炮艇。他们支持翻译西方科学书籍，传播必须学用西法以谋自卫的思想。早在1864 年，李就启奏北京，言洋人之能制服中国，在于仗其船坚炮利，没有希望赶走他们，所以中国社会面临着秦始皇统一全国（公元前221 年）以来最大的危机。李的结论是，为谋自强，中国必须学会使用西方机器，而这就需要训练中国人材。这个简单的道理，对于日本好斗的人来说，早在1853 年佩里到达日本之后就昭然若揭了。但是，中国的西化运动每一步都受到无知和偏见的儒家文人的阻挠。在那几十年期间，日本正在迅速现代化，中国却毫无反应，这使我们看到了历史上一个巨大的差别。
中国的难处曾一再有例子可以说明。例如，为使中国人能接触西方学问，在17 、18 世纪约有80 名耶稣会教士把四百多种的西方著作译成中文，其中有一半以上是关于基督教的，约1/3是关于科学的。19 世纪初，耶稣教传教士印行了约800种读物，但几乎全部是宗教著作或圣经译本，主要译成白话文，以普通人而不是以儒生文士为对象。在19 世纪最后1 / 3 的时间里，曾国藩设在上海的军火局里有一名才华出众的英国人傅兰雅在中国学者合作之下，译出了100 多种的科技著作，边译边编订出必要的中文术语。但是，所有这些著作的发行量有限，读过这些书的中国学者似乎不多，而它们之能翻译出版是依靠外国人或少数外事官员的主动精神，不是在皇帝指示下办理的。
1862 年，北京成立了一所培养通译人员的学院（同文馆），作为政府机构以训练年青人从事外交谈判。这所新的学院由一个美国传教士当院长，另有九名外国教授，它在总税务司赫德的激励和支持下，不久就有100 多名学习外语的满汉学生。可是这一创新受到那些反对教授西学的排外文人的反对，为此必须大力加以辩护。辩护者不得不提出一个错误的理由说，“查西术之借根，实本于中国之天元，彼西土目为东来法中国创其法，西人袭之。”
中国儒士阶级的利害得失，是同中国旧学息息相关的。他们对西学的嫉妒之深，可从第一个中国留学生的遭遇看得最清楚。这人叫容阂，于1847 年由传教士带到美国，1854 年毕业于耶鲁大学。他在海外留学8 年回国以后，等了几乎10 年才被曾国藩任用为购买机器的专使兼口译和笔译（通事与翻译）。容阂关于派遣留学生出国的建议，直到他回国15年后才见诸实施。1572 年他率领一个教育代表团，带着约120 名身着长袍的中国学生到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市。同他们一起去的还有几位老式的汉文教师，教这些将来从事中国西化的人学习古文以备应考科举，因为这仍是他们走入仕途的必要准备。容还有一位同僚是个迂腐学究，他的任务是保证学生不因与西方接触而败坏他们的儒家道德。到1881 年，派遣留学生的整个计划终于被放弃了。类似的态度也阻碍了早期的工业化工作。守旧派怕修建矿山、铁路和电报线路会破坏风水而引起种种问题，如惊动先帝陵寝，啸聚不逞矿夫，使船工和车夫失业，消耗政府税款，造成对外国机器和技术人员的依赖等等。即使有李鸿章那样的维新人物能克服这种恐惧心理，他们仍然面临着缺乏经营技术和资金这类巨大的实际困难。大工程必须由大官主持，通常按“官督商办”的方式进行。这实际上意味着企业受制于官僚主义。担任经理的商人仍在官署后台的支配之下。双方都捞取新公司的常年利润，不去进行再投资。从来没有进行过再投资，使自成体系的企业不断获得发展。
这样，中国19 世纪晚期的工业化一般都是流产的，尽管许多官办事业起初好像很有前途。例如，1872 年设立的招商局是接受津贴，承运长江三角洲的漕米供应北京的。自1415年以来，漕粮几乎每年都由大队漕船沿大运河北运。现在它们可以通过海路很快从上海运到天津了。为了供应这批商船队的燃煤，1878 年在天津以北开办了开平煤矿。为了运送那里的煤，1881 年铺设了中国第一条永久性的铁路。但到了19 世纪末，这些互相支援的企业仍进展不大。招商局在官署后台、经理和雇员们的掠夺下，生意赶不上英国轮船公司。开平煤矿欠了外商重债，1900年被赫伯特？ 胡佛等人所接管。铁路建设被中国政府所忽视，1895 年以后由帝国主义列强在它们的势力范围内提倡兴建。
中国工业化迟缓，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不平等条约下的外国特权和剥削所致，这个问题还有待公正的研究。当远东的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在19 世纪晚期加紧侵略时，日本能够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而中国却越来越俯首听命，这个时期的一个主要原因肯定在于中国制度的性质，再加上中国是个大国，中央政府的力量比较软弱。
帝国主义与1898年的改良运动
从1860 到1900年的40 年间，中国越来越向外国的商业开拓和传教活动开放。外贸发展了，虽然它并未能使西方实现他们梦寐以求的希望：只要每个中国人把他的衬衫后身加长一英寸，兰开夏的纺织厂就可以永远不停地开工。中国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表明不如南北美洲或英帝国新开发的土地。同样，西方传教士发现中国人过分自信，改变宗教信仰的人为数颇少。
60年代中国的对外开放，有利于传教工作的大力推进。天主教在旧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到1894年总共约有750 个欧籍传教士、400名中国神甫和5O 万以上的教徒。较晚的耶稣教（新教）到1894 年有1300 多名传教士，主要是英、美人，在大约350 个大小城镇设立了约500 个据点，每处有教堂、教士住宅、一些附属小教堂，并且通常还办一所小小的学校，甚至可能有一所医院或诊疗所。但他们所吸收的中国基督徒不到6 万人。中国显然注定不能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然而，教会在兴办学校和医院，从普通人中间选拔人材，翻译西方文学，提倡妇女教育，以及协助由来已久的慈善事业和赈灾等理想和活动方面，影响还是相当大的。这种影响对中国旧社会有高度的破坏作用，但它对中国人民却是大有帮助的。
在小规模上，传教士是共产党人的前驱，但如今北京方面的风气是鄙薄传教士做的好事，称之为“文化帝国主义”。无可争辩的论点是，这些工作是一些自以为公正善良的外国人在治外法权的保护和炮艇的支持下进行的。同样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也出现过几百起反基督教暴乱，有时造成生命损失，其中至少有50 起需要最高级外交当局来解决，直到1900年发生义和团的屠杀。但事实仍然是，不管这一时期传教工作在精神方面和教义方面有什么收获，它总是刺激变革的深刻因素。一般说来，引起反基督教暴乱的，似乎首先不在于民众的迷信恐惧心理，而多半在于中国士绅的嫉妒心理，因为他们在社会上的特权地位（社会性的、思想意识性的以及最后是政治性的）受到这批享有特权的外来文化侵略者的直接威胁。
在皇朝及其制度尚能维持的期间，夜郎自大和惰性所受的惩罚主要还只是在中国的边界上暴露出来，在那里，历来称藩纳贡于中国的小邦被帝国主义列强接管过去了。日本攫取了琉球群岛；俄国一度侵人中亚的伊犁地区；法国占领了安南，建立了法属印度支那；英国夺取了缅甸；朝鲜被迫开放与外国往来。随着这些不详事态的发展不断削弱中国在东亚一度引为自豪的独尊局面，要求采取激烈行动的压力就愈积愈大。
这种压力最有力的表示是一批官员奏呈皇上的词正义严的“清议”，他们为了要求采取往往是极端的政策，援引了祟高的道德原则。在70 年代因伊犁事件反俄，以及80年代反对法国在东京（印度支那一部分）的所作所为时，这些儒家的超爱国主义者特别感到愤怒。他们对外侮的猛烈谴责支持了北京的强硬态度，使妥协难以成功。
只有在灾难临头时，改革制度的主张才会风行一时。等到1895 年日本出人意外地打败了大清帝国，以及在其后的3 年内欧洲列强勒索了租界之后，中国人才打算实行真正的制度改革。但即使在那个时候，其目的仍然不是根本改革，而只是应用外国的方法来加紧“自强”。维新派的立场仍然认为中国社会的基本应当保持不变，但法律和制度是可以改变的，并且应当参照西方的情况。
因此，1898 年的维新派仅仅是改良派，不是革命派。他们仍然只是要求“传统范围内的变革”。他们抱有很大的勇气，甚至怀有更大的乐观精神，希望中国传统的代表人物能够革新传统，以适应现代的需要。这些人中最著名的，是急性子的广东人康有为。他是个声望很高的学者，以其所著（孔子改制考）震惊士林。这个破除迷信的新解释，把孔子描写为主张伸张民权、遏制君权的人。康引述偏僻的古书章节，还把进步思想偷偷地塞进传统的古典思想。事实上他熟悉佛教和基督教教义，以及译成中文的西方著作，赞同当时流行的社会进化论，认为国与国之间也可运用适者生存的原则。
康有为的主要论点是中国必须改革，不改则亡，而温和的改革则不足以救中国。他认为中国在改革时应特别向日本学习，因为日本的经验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比西方的经验更接近中国。这就使康主张立宪政治。他组织了一个规模简陋的政党“自强学会”，来宣扬这种主张。当时他的合作者是广东的另一个才子梁启超，主编过一份鼓吹自强不息的报纸。
1895 年中国惨败于日本之后，康、梁等人获得了不少追随者，并引起了皇上的注意。为了使皇上了解当时大势，康呈了奏折并写了两本书。他缕述的意见颇有说服力，使年轻的光绪皇帝在1898 年夏短短的百日之内在康有为的辅弼下，颁发了一系列骇世惊俗的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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