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中国-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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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年3　月）前几年，却充分认识到共产党的方法非常有用，因此在他的国民革命事业中接受了共产党的合作。俄国布尔什维克已经把分散在各国的许多团体组成共产国际。他们在1919　年召开了第一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之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一共又开了6　次国际代表大会。在紧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内，共产国际鼓励在欧洲的许多国家积极推进革命。但是，在1921　年列宁把苏联转向他的新经济政策以后，虽然共产国际仍与欧洲复活的社会党互争雄长，但是除了在中国以外，它不是那么积极推动革命的了。
列宁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正在利用亚洲的落后国家，作为获取利润的源泉，以支撑资本主义体系。如果没有帝国主义对亚洲的剥削，使西方工人仍能得到较高工资，资本主义就会垮得更快。亚洲的民族主义革命（国民革命）会夺去帝国主义列强的有利市场和原料供应，从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最脆弱之处对其发动“侧攻”。这一最脆弱之处就是帝国主义所主宰的剥削工人阶级最为残酷的亚洲经济部门。所以布尔什维克从一开始就号召殖民地各族人民起来反抗他们的西方主子。从此以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解释就日益为亚洲知识分子所接受。
对于中国，苏联政府认为它在那里难以有所作为，便冠冕堂皇地宣称放弃沙俄时代根据一切不平等条约享有的特权。但其后证明，它对沙俄在东北的特权是善于斤斤计较的能手，并且它的外交部仍然同北京政府和华北军阀有外交往来，而同时共产国际又在那里从事颠覆性的革命活动。从1922　到1927　年期间，共产国际选中了中国作为它对外斗争的主要地区，并把英帝国主义作为主要的攻击目标。
从孙逸仙方面来说，他历经30　年的政治鼓动生活以后，到1922　年正是他命运最不济的时候。他曾被推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但旋即看到他的国家分裂成军阀割据的局面。他企图通过军阀来统一中国，这种努力使他同广州的机会主义军事头目交往频繁。1922　年6　月，他原想设法用策略争取的广州一个军阀竟然同他翻了脸。孙被迫在8　月间逃亡到上海。恰在此刻，孙已经显示出了是个卓越的中国民族主义领袖，但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完成革命，因此他就同第三国际实行合作。1929　年9　月，他开始按照苏联的路线改组国民党。这纯粹是权宜之计的结合。孙博士和苏联代表在1923　年1　月联名发表的协约，是个内容极为有限的协定。协约中说孙并不赞成中国实行共产主义，因为它同中国的国情不合，又说苏联同意中国需要统一和独立，并准备协助中国进行国民革命。正如孙在当时写信告诉蒋介石的，他不得不向那些能够援手的人寻求帮助。西方列强没有提供援助。但是，虽然这时孙寻求并取得了苏俄的援助，在他的心中共产主义却并没有代替三民主义成为中国革命的纲领——即使他觉得，把共产党所重视的以反帝口号激发群众运动的做法吸收进他的思想是有用的。
根据这个勉强的联盟关系，苏联马上提供了援助。1923　年后期蒋介石在俄国逗留三个月，回国后于1924　年在广州当上了新设立的黄埔军官学校的校长。同时苏联顾问鲍罗廷成为指导国民党怎样进行革命活动的专家，鲍罗廷曾在美国住过，是个能干的组织家。他协助成立一所政治学院，给国民党训练宣传人员，指导国民党政治活动分子怎样去获得民众的支持。这时国民党仿照苏联的样子，成立了地方党部，并由地方党部选出代表参加党代表大会。1924年1　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了一个模仿苏联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鲍罗廷起草了新党章。
除了协助国民革命以外，共产国际进一步的目标是发展中国共产党，使它在国民党内占有战略地位，以便最后控制国民党。根据同国民党达成的协议，中共党员可以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同时中国共产党仍旧单独存在。孙逸仙似乎认为容共是可行的，因为他们人数不多。两党在反帝的基础上联合了起来，而国民党的目标在于领导一个广泛的、全国性的、多阶级的运动，以避免阶级斗争。孙又认为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没有实际差别，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只是一群想要独占俄国援助的“小伙子”，俄国在必要时是会抛弃他们，同国民党合作的。
中共党员则在城市工人、贫农和学生中间争取坚定的阶级支持。但他们认识到这一阶级基础仍然薄弱。所以他们企图赞同并利用国民革命运动，而不引起其中非共产党的重要人物的反感。不要忘记这时的中国共产党还在幼年时期。1922　年它的党员不超过300　人，1925　年只有1500　人左右，而国民党在1923　年就有了约5　万名党员。如同其他国家的情形一样，这个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是以他们的人数，而是以他们的思想和组织方法显示其重要性的。
这样，国共联盟从一开头就不牢靠，两党只是由于彼此可以利用，有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又有孙逸仙在世时能约束他党内比较反共的分子，才彼此结合在一起的。
国民党取得政权。1925　年3　月孙博士不幸早逝，此后他的信徒们于1926　一1927　年完成了从广州到长江流域的北伐进军。新训练出来的国民革命宣传家在蒋介石军队的前面做宣传工作，因为这时俄国给蒋提供了武器和顾问。这次进军是全国反帝大浪潮的顶峰，而这种高昂的反帝情绪是上海广州两地学生示威和巡捕开枪事件（分别为1925　年5　月30　日和6　月23　日）激起的。这两次挑衅性的引人注目的事件，证明了不平等条约和外国特权仍在那里作祟。随之而来的是在香港为了反对英国人而进行的一次长期的抵货和罢工运动。
这样，从1925　到1927　年，中国民族主义的表现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集中反对英国这个首要的帝国主义国家。英国人为保护他们的地位，一方面把他们在长江流域的汉口和九江的租界交还中国，另一方面在列强支持下组成了一支4　万人的国际部队，以保护上海。大多数教士深恐排外，从内地撤出。1927　年3　月，当革命军开抵南京时，外国侨民区受到袭击，有六人被杀，其余在美英炮艇的炮火掩护下撤走。
正是在1927年春这个时候，革命运动中左右两翼潜在的分裂终于完全暴露了。有两年光景，运动内部的左右两派一般是合作的，虽然早在1926　年3　月，蒋介石就在广州逮捕了一些左派分子，据说是因为发现有绑架他的阴谋而先发制人的。1923　年他在俄国观察3　个月的结果使他意识到了俄国人的方法，从而对共产党的目标产生了怀疑。北伐的成功终于揭开了盖子。简单地说，1927　年3　月间，国民党左翼和共产党人在从广州迁到武汉的革命政府里占据了主导地位。除其他领导人以外，聚集在那里的有国民党创建人的遗埔孙夫人和他的主要信徒汪精卫，还有革命的主要顾问鲍罗廷。武汉已被宣布为新的首都。这符合共产党的策略，因为武汉是个大工业中心。有两名中共党员已经确确实实当了内阁部长。但这个政府在军事实力上是脆弱的。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保守派头目的支持下，想要取得长江下游富饶的战略中心。蒋一旦掌握了上海南京地区之后，就能先发制人，用武力排斥共产党人，以巩固他的地位。1927　年4　月，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取得了当地的控制权，与外国军队和战舰相对峙。他们奉共产国际之命，等候蒋前去做他们的盟友，却不料被羽翼丰满后的蒋所袭击和消灭。蒋定都南京，此后不久，一个地方将领夺取了武汉政权，粉碎了左翼政府。该政府的一些领导人逃往莫斯科。南京新政府把中国共产党人逐出国民党队伍，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恐怖统治镇压共产党的革命。这一举动大体上暂时获得了胜利。有几小队共产党员领导的队伍起义了。1927　年12　月共产党人发动了广州起义。但在这次夺权失败后，他们就撤退到华中江西省的山区。
共产国际这次在中国革命中的实验遭到名誉扫地的失败，这种失败是曾经受到莫斯科权力斗争的影响的。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批评共产国际想通过国民党来发动革命的办法。他们预见到蒋介石的“叛卖行径”，竭力主张在共产党的完全领导下按照独立自主的纲领，在中国逐渐建立一些工农苏维埃。然而，斯大林及其支持者争辩说，在中国那样一个落后的国家里，如果进行独立的共产主义运动，那就只会更早地招致镇压。他们寄希望于革命的后期，那时共产党人就能抛弃他们的国民党盟友，像（用斯大林的话来说）“挤干了汁的柠檬”一样。不管这两种互不相让的战略优劣如何，明显的事实是右翼国民党人先下手把共产党挤瘪了。
共产国际的处置失当，大部分无疑地由于它离行动的场所太远。斯大林和他的同僚缺乏瞬息可达的无线电通讯手段，要想单凭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上海那样混乱的地方策划史无前例的革命暴动，那是无法获得成功的。共产国际在中国的秘密计划也被它自己先前的行动所挫败，亦即共产国际先把集权的苏维埃式的政党机器教给了国民党，使它比一个公开的西方式议会政党难以渗透和颠覆得多。最后，共产国际拿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和领导人陈独秀当了替罪羊。他在1929　年被开除出党。
蒋介石同共产党的决裂，是在革命过程的某一阶段借以巩固国民革命成果的一项办法，他不等到实行阶级斗争、社会革命和改造农民生活就刹车了。南京政府获得的这种巩固，再加上制止叛乱的军事行动，使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领导人能够完成表面上的国家统一，得到列强的承认，并开始实行一系列行政改革，作为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必要前提。1928　年春，蒋率军继续北伐，从长江向北京挺进，于6　月间将其占领，改名为北平。11月，东北的青年军阀承认了南京政府的法统，从而完成了全中国名义上的统一。同时外国纷纷同南京政府缔结条约，使国民革命获得国际承认。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成就可以当作是至今尚未完成的一个漫长过程的片段。这就是逐步动员中国人民，使他们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过程。在实现全民动员这个潜在的可能性方面，国民革命只完成了其中的一部分，这一事实日后给共产党人提供了机会。
第10章　南京政府
历史上经常有这种由来已久的通例，即任何一个政权都要受到后继者的谴责。南京关于袁世凯和军阀没有说过什么好话。在今天的人民共和国，国民党时代被看作是个黑暗时代，封建落后、帝国主义侵略和社会弊端达到了顶点。然而，在中国奋力谋求新生的长期斗争过程中，南京政权开头的10　年是1912　年以来最充满希望的时期。现在让我们来考察这一时期本身，它是两段乱世间的间歇期，前一段是军阀为患，后一段是日本侵略之灾。
现在回顾起来，南京时期最值得体味的特点是，到那时为止中国的一些现代事物是相当肤浅的。当时我们美国人接触到的那个现代中国，是轻敷在古老文明表面的一层粉饰。在这层虚饰底下，旧中国仍在半个大陆的农村里继续存在。但由于语言的障碍、物质生活水平的悬殊以及社会的禁忌，这个旧中国是同我们隔绝的。美国人没有直接接触这古老文化的大量残留物。我们对它的了解是通过现代中国的媒介获得的，其中包括受过教育的名流、铁路和轮船的交通线路、用现代汉语编写的书籍报刊，以及从西方吸收的概念和兴趣。所有这些汇集在一起的中国现代生活的代表人物——金融家、学生、城市无产阶级、人力车夫（一项新职业）以及受过训练的士兵——都是新社会的参加者，而这种新社会则在中国土地上体现了新的世界文化，如识字通文、电讯交通、现代工业、世界市场以及群众运动。这个新中国的生活和我们外国的生活相互渗透，但在它的下面和后面却潜藏着古老的中国社会，而且外来的异族文化传统扎根于其中，这是西方人所不能理解的，而且往往现代的中国人也不能理解。
我们不能理解的部分原因，在于我们误认为中国现代那层虚饰的薄盖就是中国生活的全部。这种误解是特别容易产生的，因为中国的权力机构几乎被中国社会的最上层人物——富翁、官僚和文化阶层——所垄断。主宰着政府、银行、教育、报纸和官僚的，是新的一代人物，其中许多人确实懂得英语，因而更易于按照西方方式来处理中国所生疏的问题。
总之，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仍为一小批统治阶级所主宰，而在华的外国人因享受着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特权，也已成了这个统治阶级机构中的一部分。
政治发展情况
在这一代人的时间里，新的一批中国学者、商人和官员要在中国旧社会的废墟上运用外国的技术（财经上的、军事上的乃至思想意识上的）来建立一个新中国，似乎是非常容易的事。然而，这个新国家是个多么虚有其表，从一些统计数字就可以看出来。从公路的里数讲，中国（1943　年有78　；　850　英里）约等于西班牙（　1941　年有77　；　574　英里）。从铁路里数讲，1942　年的中国（包括东北在内共12　，036　英里）小于伊利诺斯州（　12　，967　英里）或意大利（14　；　384　英里）。从纱锭数目讲，中国和意大利不相上下。中国政府所能使用的电报线长度（1943　年59　；　275　英里）超过意大利（1938　年41　；　354　英里），但不及法国（1937　年229　，000英里）的1/3。如果再看看物质因素不那么强的事业，则中国（人口约4。5　亿）中学生总数1　；　163　；　116　名并不比伊利诺斯和纽约两州（人口约2300　万）的中学生总数1　，077　，000名多多少。
不管我们怎么看，国民党中国的装备和现代工厂规模都不大。它的工业产量小于比利时，它的海空军力量微不足道，它在美式生活用具和设备方面抵不上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州。然而，这小小的、比较无足轻重的现代美国一个州里的东西，却要在一片广阔古老的土地上分摊给富有活力的大批人民。所以南京面临的问题从一开头就是很难解决的。
一党专政。1927　一1937　年的10　年期间，南京国民政府是中国前所未有的最现代的政府。它是在一党专政的基础上由国民党控制的。国民党袭用了孙逸仙提出的政府五权分立制：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和监察院。其中行政院设外交、经济、交通、国防等12　部，立即成为使其余各院相形见细的最主要的院。考试和监察两院是孙采用前朝科举和监察传统的结果。在实际执行时，监察工作的传统被进一步发展为政府和党双方都拥有的权限很广的秘密曹察。孙所提出的革命三阶段（军事统一、政治监护和宪法民主）的理论，在1929　年宣布国民党专政时的训政时期开始后被付诸实施了。
自从1924　年1　月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采用了苏联式的组织体制后，中央执行委员会已经成为政治权威的主要机关。政府高官由该委员会遴选，并且常常就是其中的委员。立宪政治被延期实行了。国民党的各部如宣传部、社会部、侨务部或组织部都作为中央政权的一部分执行任务，但形式上则是属于国民党而不属于政府的。因此党和政府变得不可区分。但这样一来，国民党就成为官僚政治的一翼而丧失了它的革命使命感。早期党对地方行政的监督，它在部队中的政治工作，它用于审讯反革命分子的特别刑事法庭，都被缩减或废除了。同样，工、农、青年、商和妇女等群众组织也是如此。这些群众运动曾经动员了人民大众起来支持北伐，但现在南京当局对游行、示威和群众集会看不顺眼了。他们阻拦学生运动，把20　年代中期的所有这些活动看作打败军阀的有效工具；但这时不再有用了，因为他们掌了权，可以组织力量进行控制了。由于抱着这种态度，国民党确实蒙受了党员人数减少的损失。到了1929　年后期，它的党员人数仅有55　万，其中有28　万是军人。上海的国民党员主要是官吏或警察。
收回权利。1928　年统一之后，民族主义首先在“收回权利”的运动上表现出来。这是想逐步取消不平等条约的一项努力。1922　年的华盛顿会议曾规定修改治外法权和关税税则。到了1930　年，南京政府已签订了一些条约，把许多小国的公民置于中国法律管转之下，并公布了新的民法和刑法。旧日的上海会审公癣已被撤消，虽然英、美、法、日等大国尚未放弃治外法权。这一有希望的开端由于1931　一1932　年日本的侵略而突然中断，那时中国和其他外国认为保持列强在中国的法律地位是对中外双方都有好处的。
同样，国民党新政府力求实现华盛顿会议关于改革关税的保证。在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下，中国不能保护它自己的工业，或者从外贸中抽征超过约5　％面值的关税。大部分能抽取的关税收入又早已被指定作为支付外债和赔款之用。1911　年以后的关税实际上是替一个国际银行团征收的。南京政府立即采取行动来恢复关税自主权，并于1930　年实现了这个目标。到那时为止，庚子赔款已大部为各国所退还，就英美来说，它们同南京政府达成谅解，议定其余应退款项仍可由中国动用，主要用于教育事业。
曾经体现了不平等条约的外国租界，开始由中国收回主权。到1937　年中日战争爆发时，除上海厦门两地继续存在公共租界外，租界数目已从最多时的33　个减到13　个。外国在中国驻扎部队、停泊军舰和内河航行的权利仍旧保留，但这主要是因为它们已成为国际上反对日本蚕食政策的措施。总的说来，南京政府已开始满足确保中国主权和国际平等这种民族主义的要求。到了1937　年，损害中国独立地位的，主要并非来自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在1943　年终于废除了），而是来自日本。
蒋介石的崛起
中国共产党逐渐强大的一个长期性因素，是日本不断企图用军事力量征服中国，这就激起了中国人民的爱国政治行动，但削弱了国民政府采用军事以外的手段来领导人民的能力。
日本由于在1905　年击败了俄国，已经在中国东北地区（那里除南部辽东地区外曾是满族的老家）取得了战略上的和满足他们爱国心理的重大利益。日本在中国这一地区承袭了俄国的帝国主义特权后，同它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一起，促进了出口贸易，特别是大豆的出口贸易，并在沈阳四周兴办重工业。当中国的民族主义对这扩张行动的抵抗愈来愈烈时，日本青年军官在其上级知情的情况下，于1931　年9　月在沈阳发动了一次事变，不久就占领了满洲的大部分地区。1932　年3　月宣告成立独立的满洲国，以前清末代皇帝溥仪为统治者。日本从1931　年开始的进攻，迫使国民党继续实行军事化以谋自卫。它的财力物力用于军队，它的领导权落入一位大元帅（委员长）之手，它的各项政策变得更带防御性和军国主义化——提出“先统一而后抗战”（　“攘外必先安内”）　，而不是“通过抗战求得国家统一”。黄埔系的将领和党的组织工作者开始控制了各部，支配了政府的行动，而如果没有出现当时的局势，他们是不可能那样做的。
政府在蒋介石身上找到了一个军事领袖，因为他既迎合旧传统的需要，又迎合军阀政治的需要。蒋于1887　年出生在宁波附近的士绅家庭，1887年考进北京附近保定的中国第一所军官学校，然后又人东京士官学校4　年。他成了孙逸仙的信徒，参加了1911　到1913　年的革命活动。第一次大战期间，他在上海当了一名小经纪人，过着低微的生活。他的真正发迹是在1923　年孙派他去莫斯科时开始的。他凭狡猾的政治手段和冷酷无情的决心，给国民革命运动提供了一个能够应付并制服各个军阀的铁腕人物。在这方面，他是个用手腕和暴力创建一个朝代的传统英雄。1927　年为了避开治外法权的约束，他依靠同下层社会组织青帮的结盟占领了上海。这种结盟的恐怖统治是以反共开始的，其后又带有同资本家作对的性质，利用威吓、绑架和暗杀从工商阶级榨取了大批款项供南京政府之用。掌了权的蒋介石是个党员，他严肃而热情地致力于中国的国家主义，把它看作同他个人的事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蒋在30　年代初期与汪精卫和其他资望比他高的国民党巨头分享权力之后，终于脱颖而出，成为惟一不可或缺的人物。日本的侵略，再加上南京政府由于镇压军阀和共产党军队而引起的国内问题，使蒋显得举足轻重。他曾被人们恰如其份地称为“军人政客”。在一个由军队和将领而不是由选民拥有最后批准权的国家里，他是顶有本事掌权的人。黛安娜？　拉里从较广泛的角度进行观察，认为他代表了中央集权形式的“一党专政的军国主义”，是为“推翻地区性的武力割据所必需的。
委员长的大权终于以军、党、政三根支柱为基础。头几届黄埔军校活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