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中国-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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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纠正，也便于发现吹毛求疵的人并把他们改造过来。（“人民”中间的任何人，如果显得吹毛求疵和怀有二心，便可列为“敌人”，加以压服。）毛在3　月间估计，在500　万左右的高级和普通知识分子中可能有1　％　到3　％的人是对马克思主义抱有敌意的，而大多数人不过是需要从运动中获得教育罢了。情况不久就会使他失望。
1957　年4　月宣布的整顿党的作风的运动，终于引起了知识分子积之已久的百花齐放的批评。经过一年的反复邀请，知识分子和优秀的专业人员终于公开出现不满情绪的惊人洪流，他们不满中共的极权制度，以及它的思想、目的和方法。这种广泛而根本性的批评在1957　年5　月使党感到诧异和吃惊。过了五个星期就把它停下来了。
同时党的中央委员会已经遇到了甚至更加严重的问题，即如何控制那批执行政策的庞大干部队伍的问题。发展工、农业的两个运动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这股巨大的“社会主义高潮”不仅承担了对物质条件的斗争，而且也承担了在党干部的指导和敦促下对倔强的人物和人性的斗争。
这批积极分子队伍的迅速成长，可以由党员人数的增多表明出来——从1949　年的400万增至1961　年的1700万。此外还有共青团（1959　年约2000万）和少先队（1962　年约5000万）。做党的工作需要有这么多的人，但他们大部分未经锻炼又缺乏经验。有4　/　5　的党员也许没有受过中等教育。刚受过政治教育的年青干部，虽然通过自我批评在学识上获得了威望和当领导人的资格，但可能容易犯“盲目乐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命令主义”，或者“保守主义”、“经验主义”和“盲目机会主义”的错误，而不是通过讨论、说理和说服的方式去向农民进行工作。干部们听了毛的思想见解和学习了党的路线之后，发动起来是比较容易的，但要他们办起事来能够保持克制和明智，或者避免犯贪污腐化和虚报情况的错误（这在过去已经根深蒂固地形成了官民关系的特点），就不那么容易了。事实上，农业集体化过程的进展是不平衡的，当地曾发生相当大的磨擦，给上级的报告也是过于乐观的。1956　年9　月召开的第八次党代会发现好多地方的农民被干部的错误保证引入歧途。工业建设项目同样是过于庞大的。群众的生活水平实际上反而有所降低。
眼看着有发生严重的“命令主义”和“脱离群众”的危险（似乎也是引起匈牙利骚乱的弊端），中共在1957　年4　月大张旗鼓地发动了前述“整顿”干部作风的思想运动，同引导知识分子提出批评意见的“百花”运动齐头并进。
这样，到了1957　年中期，中共发现知识分子和干部都无法适当地加以控制了。它的回答是针对这两批人展开了一场大的“反右”运动，在1957　年的下半年迫使许多以前的自由主义者和小党派成员退出政治生活，并清洗了儿千名干部。包括许多作家在内的、曾发表过批评意见的人受到严厉抨击，不得不公开承认错误，并互相揭发检举。统一战线看来是结束了。最后许多人被迫服从大规模的“下放”运动，教师、学生、城市干部和职员被送往农村，与农民一道从事体力劳动以免“脱离群众”，同时还能帮助提高农业产量，减少城市的失业人数。根据托马斯？　伯恩斯坦得出的结论，在1957　一1966年期间，约有120　万城市青年确实被安置到农村（而在1968一1975　年期间，安置到农村的总人数高达1200　万左右）。
然而，训导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比较容易，约束几百万干部的过度热情（或者只是使他们不受感染）却很困难。革命的狂热不久就达到一个新的高潮，最上层的领导成员也陷人他们自己的热情而不能自拔。这种感情奔放的潮流一部分显然是由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表面胜利所引起的。
中国在世界局势中的地位
与国内的革命同时产生的是对外部世界的好战态度，因此中共的思想就再也离不开这样一个普遍提到的主题：“美帝国主义”是敌人，中国的“解放”是所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各族人民的模范。时代条件使北京怀有强盛王朝的传统目标：统治邻近地区以保卫中国。但是，中共把这通常的强权政治的实际目标看作世界范围内伟大斗争的一部分，即进步的“社会主义阵营”反对反动的“帝国主义阵营”斗争的一部分。按照这种思想方法，中国新高涨的民族主义就表现为更广泛的国际主义形式，人民中国可以用这种形式来依靠它的苏联“老大哥”。50　年代北京的外交政策就是本着这种精神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的，正如它在国内所做的那样。
在1950　到1954　年的第一阶段，起初是中国对美国的好战态度作出好战的反应，而触发这次反应的具体行动是1950　年6　月北朝鲜在苏联支持下对南朝鲜的进犯。如前所述，这促使由美国撑腰的联合国派兵保卫南朝鲜，并使美国重新给予台湾国民党政府以海陆军支援。在中国军队干涉朝鲜和进人西藏后不久，中国又在印度支那以军事力量支援越盟。但是，经过两年的谈判，朝鲜停战协定终于在1953　年7　月签订；当法军在奠边府战败后，中国以大国身份参加了1954　年7　月的日内瓦会议，会上议定让法军撤离印度支那。
然而，在北京这样地扩张其势力的同时，美国承担的义务也扩大了。在冷战的这一前线，双方都想通过好战的行动来谋取安全。1954　年9　月，美国组成了一个联合防御体系东南亚条约组织，其中包括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华盛顿又与汉城（1953　年10　月）和台北（1954　年12　月）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这样，当国共在厦门港近海岛屿金门的对抗导致1955　年初的一场危机时，中国关于四邻地区的活动遭到美国所领导和资助的反共势力的“遏制”。
在这开头几年的好战精神之后，进人了一个更多地依靠外交说服的阶段。在1954　年4　一7月的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与其他国家的外交部长一起，力求在法军撤离印度支那后为该地区创造稳定的局面。这时周在同印度和缅甸会谈中提出了“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这也是他在1955　年4　月西爪哇万隆举行的亚非29　国首脑会议上发言的主题。根据“万隆会议精神”，美、中驻华沙大使开始在1955　年8　月举行定期会谈。
但这条“软的”路线不久就屈服于“硬的”路线。1957　年8　月俄国发射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和同年10　月它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围绕地球运行后，帝国主义似乎处于守势。n　月毛第二次离开中国去莫斯科参加12　国共产党会议，并庆祝布尔什维克革命40　周年。毛的资历很高的地位是明显的，但社会主义阵营里欧洲和中国之间在看待趋势和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也同样是明显的。毛宣称“东风压倒西风”，号召在冷战关系中采取新的好战态度。
这一点在台湾海峡马上表现了出来，那里从1951　年起美国又重新援建国民党的兵力。国民党人越来越多地骚扰大陆，派遣特务、搞侦察飞行和散发传单以及进行小股袭击。他们又加强了金门“前线”的防御阵地，投入了1/3的国民党部队。最后，1958　年8…9月间共产党的炮击引起了第二次金门危机，此后这个危机平息了下去，但使金门始终成为争论的原因，国民党仍然坚守岛屿不放，作为它拥有大陆主权的部分象征。另一个重新表现出好战态度的地区是西藏，那里的人民被迫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很像是一种汉化过程。1959　年3　月拉萨发生暴乱后达赖逃往印度，导致汉人采取严厉的镇压手段，而西藏人则指控汉人实行灭绝种族的大屠杀。翌年夏，喜马拉雅山边界两侧的中印摩擦增多了，在l962　年10　月终于爆发为战争行动。中国控制了西藏新孤间通过阿克赛钦地区的战略要道，打破了印度人的和平共处的迷梦。之后就加紧工作，把西藏人作为一个自治区的少数民族吸收到中国之内，就像1947　年成立的内蒙古自治区和1955　年成立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那样。于是汉族移民随同部队和官员一起被派往西藏，而藏民也被吸收参加人民解放军，他们旧的社会集团被打散了。西藏不再是个缓冲国（buffer　state　）了。汉人也曾同样扩张到北满、内蒙、甘肃、青海、新疆乃至海南岛这些人口稀少的边疆地区。移民、犯人和志愿人员被派去开垦生荒地或开发矿藏，大有压倒当地少数民族之势。清朝一度作为多民族帝国统治下的广大地区，这时主要被新的汉族占领了。
在南面，北越仍按过去传统实行地方独立，不受中国统治，但仿效中国的政制。1959　年后北越对南越的进犯，先是支持游击战，进行破坏和恐怖活动，然后派去军队，充分利用了中共的方法和帮助。应用中国的方法是利用城乡之间早已存在的鸿构，利用城市上层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鸿沟，在民族主义情绪和共产主义学说的基础上建立起更紧密的越南式的社会和政治新秩序。在50　年代后期，中国边界附近的这一切斗争看来都在节节获胜。这种形势在那几年促使国内作出了甚至更大的努力。
大跃进
1957　年9　…　10　月召开的三中全会（这届中央委员会由1956　年第8　次党代会选出），碰到了一个重大问题。“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使新的党政合一的国家机器能够有效地控制经济，各级党委这时都可在经济方面作出决定。不再需要动员群众去对商人和富农施加压力了，于是群众组织就开始衰落。然而，正如埃兹拉？　沃格尔所说的，“共产党领导人控制经济的欲望，大于他们的学识、经验和判断能力。”繁琐和拖拉的公事程序发展得比生产还快。集体化并没有使政府获得的农产品真正有所增加，它面临着农业生产停滞这个可怕的问题。在1952　一1957　年期间，农村人口增加了约9　％　，城市人口增加了约30　％　，但政府征集的谷物几乎完全没有增加，同时中国还必须开始用农产品来偿还苏联的贷款。加重农业负担来建设工业的苏联模式看来已经走上绝境。而且，人口集中于城市的程度超过了工业化的程度，以致除人口稠密的农村得不到充分就业之外，又出现了城市的失业现象。第一个五年计劫取得了预期的结果，但如果照样推行第二个五年计划，那就势必会招来灾难。如今我们回顾起来可以知道，要解决食物供应和农村就业问题，惟一切实的办法是在农业方面实行技术改造，比方说生产化肥。但这并不是1958　年想要实行的解决办法。
大跃进的发展计划是游击战士能够拼凑起来的那套东西。他们已经懂得怎样开展运动和动员群众以达到某些具体的社会目标，这很像打仗时攻占据点的做法——他们在工作中真是常常采用军事术语的。现在这整套搞运动的机器被用来开展经济改造工作，同时还想发展农业和工业，也就是实行一种双重的战略，或者如毛所说的“两条腿走路”，以便同时发展现代工业和农村农业这两个不同的但又有关联的部门。把群众发动起来，就能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充分地利用农村劳动力：第一，把劳动力密集地用于灌溉和防洪工程，或用来开垦土地；第二，用更多的人力从事栽植、除草和耕种，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第三，发展地方小规模工业，利用当地的原料和器材来生产供农民用的消费品和设备。他们希望这种做法不致使农民的消费量超过其多少只限于维持生活的现有水平，并且希望农业的发展用不着现代工业部门来给予很多帮助，而是与此相反，希望通过征税和征收实物把农业的剩余产品提供给工业。
同时，经济的现代工业部门将出口它的产品以便从国外获得重要货物，或者用于投资来建设新的工厂，以扩展现代工业（这不禁使人想起在帝国主义主宰时代通商口岸和中国经济的农业部门之间差别很大的情况）。中共是要努力实现毛择东主义这样的信念，即思想上的激励能获得经济成果，新的精神无需利用物质刺激就能挖掘出尚未开发的人力资源，从而可以利用中国农村的落后状况和过剩人力。
这种以空想社会主义方式依赖毛主席教导的现象，同那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旧传统相类似的制度改革结合了起来。这项工作在1958　年是比较容易搞的，因为前几年的农业集体化进行得很顺利，而技术专家和经济学家象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已经被百花运动和随后的反右运动搞得垂头丧气。对群众路线新的重视，使人以为只要发动群众，就可以解放出伟大的生产力来。为此，在1957　年后期就把经济管理权普遍下放。许多企业甚至金融控制权都分散到地方一级。中央统计局连同经济计划职能一起被拆散，分到各地。在这种背景下，每个地方拟定了关于大跃进的雄心太大的目标，但制定计划的不是经济学家而是干部，他们为你追我赶的精神所鼓舞，虽然强烈地忠于革命事业，却瞧不起专家。其结果是大力开展突发性的一天24　小时劳动。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新的道路、工厂、城市、堤坝、湖泊、造林和新开垦的土地。为此，6？5　亿的中国人被动员起来，无论男女老少都投身于那些在强度和规模上无与伦比的工作。在国外最为出名的业绩，是1958　年7　月开始的在没有专家指导或设备的情况下在“后院”用小高炉炼钢的运动。据报道，到7　月底约有3　万到5　万个小高炉，8　月有19　万个，9　月底有70　万个，10　月有100　万个，总共有1　亿人投人这场“夺钢战役”。不幸的是，所有这些劳动的产品大部是不能用的，虽然有不少人确实钻研了冶金的实际问题。这样，大跃进把小规模的工业带到农村去，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应用了技术和动员了人力，但眼前所得的结果是乱七八糟的和不经济的。
国家统计局声称1958　年的谷物和棉花产量在一年中几乎增加了一倍，在这个基础上，中央委员会为1959　年规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要再增产50　％。1958　和1959　年供应短缺的现象，被归咎于特大丰收后运输力不足。上面的领导着迷于他们自己所提出的要求。事实上，1958　年是个好年成，产量可能增加了10　％或15％，而有些试验田还可能增产很多。但由于统计局被拆散了，它不能对呈报的估计数字进行核实。中央委员会对外大肆宣扬的难以置信的收获量，到1959　年夏末不得不丢脸地收了回去。翌年因气候不佳，收成很差。粮食继续短缺，仍旧需要进行配给。既然每年人口增长1？5　％到2？5　％　，而1958　年以后粮食接连五年减产，我们就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食物供应在最紧张的1960…1961　年减少了20　％。由于每人每日在正常的情况下只摄取约2000或2200热量，减少这样一个数字就意味着一场灾难。以甜薯代替大米和缺乏畜产品的现象都是很明显的。在1961　年后恢复了自留地和以后几年有了好收成，使局势有所改观。但因生产化肥需大量投资，粮食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到1962　年，化肥产量只有200万吨左右，仅仅是微不足道的开端。
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是大跃进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是根据发挥“群众自发的主动精神”这种群众路线思想而建立的。同这个群众运动一起进行的，是分散经济管理权。一个典型的公社由几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即集体农庄合并而成。有的公社像区那么大，较小的公社约有4000　到5000户或2　万人左右，大致相当于一个乡。公社包含地方政府的所有职能，如军事、公安以及地方贸易、财政、税收、会计、统计和计划工作，这些都受党的控制。公社分为生产大队，大队又分为生产队，这些生产队或多或少相当于以前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许包括半个村子。自留地被收回了，私有物件小至锅、盆、桌、椅都交公。许多农民有一个时期都在大食堂吃饭。所有的劳力都受控制。每人每月要出工28　天，儿童都送去日托。这将大规模地提高农村的工作效率，使包括妇女劳力在内的所有劳力都有充分的工作可做。这种浮夸的想法像打仗那样大张旗鼓地用空想社会主义式的热情加以推行——例如企图建立“按需”免费供应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制度。他们希望结果会出现很多农业城市，农民因此会无产阶级化并脱离他们的土地。这样就能更好地控制人力，改变农民的态度，唤起他们的主动精神，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地方性社会，其中包括自卫的民兵部队。
这次革命使所有的人都工作过度，筋疲力尽，又由于挫伤了人们的积极性和管理不善，结果归于失败。平均主义的工资制度，即按需计酬的办法，降低了劳动生产率。在公社内部像调动几排兵那样任意转移劳动场所，也降低了生产率。中国那种精耕细作的园艺式的农业不能像俄国集体农庄那样大规模地组织起来，特别是在缺乏机械化的条件下。
1958　年12　月在武汉召开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中央委员会不得不把决策中心从公社转回到生产队一级，作为核算、收税和分配收人的基本单位。不再强调吃饭不要钱的制度，工资重新按照劳动量和所挣的工分支付。当农业危机在1960年更为加剧时，公社权力又进一步分散到平均由20到4O　户组成的生产队，作为基本单位。自留地又发还了，食堂解散了。到1962　年，因为缩小了规模，公社的数目从大约2？4　万个增加到7？4　个，约等于从前农村集市地区的数目。
中国原来的土改避免了苏联农业集体化的破坏性后果，因为中共是分阶段慢慢地进行的，并且采取说服教育的办法。然而，他们到底还是同样碰到了农民干劲不足和农业生产停滞的问题。当他们开始革新，将权力下放，发动群众，并建立人民公社时，他们也失败了。他们在19　团年后的经济倒退和工业停顿，比景况较好的苏联经济在任何时候所碰到的类似情形都要严重。在50　年代的10　年，中国由于一度在经济方面实行调整而得到恢复，并且又有苏联的援助和货款，曾经受益不浅。60年代初期，中国吃了气候不利以及苏联撤走技术人员和停止援助的亏。
1958　一1960年在“政治挂帅”的口号下做得太过分，并且那时党政几乎合为一体，之后中国经历了若干年的经济失调。196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可能下降了1/3。普遍出现了营养不良的现象，另外还有一些人饿死。人民疲劳不堪，毫无热情。交通运愉垮了。工业停顿，其情景好似严重的经济衰退。当局认识到，亏待了10　年之久的农业现在必须要得到最优先的照顾了。虽然自然灾害受到了诅咒，但事情很清楚，毛和中共在运用他们的政治权力时，已经在经济上犯了一个真正规模空前的大错误。正如毛在1959　年检查刚刚过去的事件时所说的，“煤铁是不能自己走路的；它们需要车运这个我没有预见到我主要集中精力搞革命我不懂得工业计划。”结果是干部们灰心丧气，老百姓的希望破灭。
50　年代末期中国的革命越来越趋于极端，不断加速运动和提高指标的狂热倾向很像其他的社会大变动。包括苏联人在内的许多人把这种倾向归咎于毛作为革命浪漫主义者的固执。这个高傲专横的中国人力求找出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自己的道路。进一步的研究可能会使我们看出，他的个性并非独一无二，而是有代表性的。无论如何，极端的做法是不断受到毛和中央委员会鼓励的，他们相信群众会响应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的倡议，因为后者懂得如何解放社会的潜在“生产力”和发扬中国工人阶级的“创造能力”，而他们相信这种创造能力在过去是被内外剥削阶级所遏制的。
信心竟然这样大规模地落了空，这是罕见的。到了印年代，中国人民已经学会了怎样同中共政权共处，正如他们过去学会同专制政府共处一样，但最初对革命的那种热情已经消耗殆尽。党的领导人是依靠“热爱群众”和“为人民服务”而高升到掌权地位的，现在他们发觉自己处于困难时期新统治者所处的地位，面临着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因而感到疑虑重重，并且彼此也不象以前那么融洽无间了。
在1960…1962年，刘少奇和北京的其他领导人采取了有力措施来恢复生产。他们恢复了工业的集中计划工作，恢复了对工人的经济刺激（发放额外津贴和奖金），恢复了农民的自留地和农贸市场。他们从社会主义退回去的措施，没有像1921　年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那样剧烈。但这在工农业方面都造成了个人收人较大的差距，产生了更多的精英分子优越感和官僚主义化。到1962　年，毛及其支持者看到了资本主义复活的倾向，一种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复辟”。
第16章　第二次革命
从1962　到1976　年9　月毛去世为止的15年，是我们对中国现代历史最不理解的一段时期，这不仅是因为时间太近，还来不及作深人细致的研究，而且还因为种种事件在我们外界观察者看来是那么突兀和令人迷惑不解。（它们使中国国内很多人也有这样的感觉。）
毛和他的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