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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中国-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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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缙诜⒄梗约捌浜竺拦脑凸竦橙说氖乱稻瘢顾耐饷呈看笥谡龃舐健Ｌㄍ宓闹谢窆�1971 年10 月被投票赶出联合国，但它似乎很可能会长期在海外继续维持活跃的贸易关系，而在内部维持强大的军事机构。蒋介石一直坚决反对台湾脱离大陆而独立的任何想法，但他无论如何已经造成了在一个分开的地区成立一个分开的政府这一事实。1975 年蒋死后，他的儿子兼继任人蒋经国很难扭转他父亲的路线。我们美国人在考虑台湾问题时，提不出任何一个压倒其他一切的原则。第一，自决权有赖于可以自决的政治单位的大小。北京正如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联邦方面，声称其政治单位是整个国家。台北也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立场我们在1972 年的上海公报里“并不表示异议”。第二，自由接触是美国的传统原则：我们自己不能割断同台湾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尽管政治关系可能改变。第三，从历史上讲，台湾是中国向海外移殖、定居和贸易这种扩张的一部分，是中国滨海地区的一部分，它在政治上的发展大部分并不依赖大陆。从短期看来，我们面临着强权政治的问题：怎样才能不抛弃我们用一项互助安全条约支持了抖年的一个小小的盟友；怎样才能赶上现时的形势，不致显出我们是在支持台北继续进行它在29 年前就已失败了的内战；怎样同现在已成为大国的将近10 亿人民发展有益的关系。
从长期看来，我们面临的主要事实是中国民族主义的性质和现实。一个中国或中国国土不可分割的思想，是中国有史以来就存在的。这种思想不能从中国的文字或从中国人民的心中抹掉。这不仅是一种思想而且是一种感情，一种由几千年的行为习惯养成的基本感情。它把中国的文明看得重于一切，而凡是以中国方式生活的人都包括在那种文明之内。这种思想在中国的古话“四海一家”或“天下一家”（天下指文明，指中国的领土）上表达出来。总之，中国的统一是中国人本身的特征。它来源于一种文化信仰，是比单纯西方式的民族主义强烈得多的感情。如果没有这种感情，人民共和国就不会成为单独一个国家。正是这股基本政治力量要求把台湾看作大陆的一部分，因为那里住的是同样的中国人。在中国和侨居国外的人一旦承认这一基本事实，那末他们还会承认，在中国人的领土之内，已经正常地存在了各种程度的自治，因此对于像台湾那样一个不同的地区来说，实行某种程度的自治（地方政府）很可能是讲得通的。说到底，台湾是中国惟一四面临海的省份，它离大陆海岸100 英里，因而要依靠海路交通和海军力量。地区自治的要素是：一个自治区域可以有它自己的地方政治秩序，但它决不应当危及中央的中国国家主权和统治权。特别是，如果台湾继续保持企图进行内战的姿态，作为要求统治大陆的敌手，那么台湾就不可能享有这种意义下的自治。从1972 年起，美国的政策明智地承认台北与北京的关系，认为这是应由中国有关双方之间自己设法解决的中国问题，美国的驻军迟早必须撤离该岛，但美国1954 年的防御条约，要到有希望看到中国内部出现台湾和大陆之间稳定的关系之后，才能决定取消。值得庆幸的是，在1979 年，这一点看来终于得到了保证。
在这方面，我们所看到的，是进一步趋向于适应中国的革命民族主义，趋向于肃清从事海上贸易的列强对中国的干涉，而这种干涉是以广州贸易、鸦片战争和不平等条约体系开始的。然而，中国中央权力的重振声威，并不是唯一发挥作用的过程。外部世界的贸易、工业和军火制造界的力量仍在增长，足以与中国力量的增长相抗衡。台湾则处于中国和外部世界之间，它在经济上要对付一个方面，在政治上要对付另一方面。台湾的前途将是同人民共和国的前途交织在一起的。
从中国的过去看中国的今日
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给我们描绘了中国的两个形象，一个强调今天中国同它长期过去历史的连续性，一个强调革命变革和创新的新颖特点。我们需要把这两种形象结合起来。连续和间断毕竟是作为历史的经纬联系在一起的。不妨设想一下，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觉得周围的环境每天都是崭新的，然而我们却习以为常地在其中生活着。中国的大革命是传统和创新的类似的混合物。我们先来看看形式上的某些连续性，这也许会帮助我们认识哪些地方确实是新颖的。
过去朝代循环的回响。清朝的衰亡和19 世纪的几次叛乱都有许多传统的特色，这些特色我们现在是无需再细讲了。在1911 年之后的中央政权空白期间，袁世凯、孙逸仙、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力图重新统一中国，各人取得的成就越来越大。在设法训练一批有新思想的新型的学者一官员，以重新发挥过去儒家士绅和经籍所起的作用方面，国民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蒋委员长力求凭他个人的正直以及较强的军队和较高明的政治手腕来镇压军阀。他像唐宋的皇帝一样，曾巡视各省行祭祀之礼，登东岳泰山，在洛阳以北靠近黄河的地方拜祭汉代帝王的陵墓。他靠军事征服或重创敌手的手段开始他的统治，然后在30 年代开始把学者文士吸收到他的文官政府中去，而他自己则树立起国家之父的道德榜样。他的力量在于他具有这样一些传统的资格：牢牢掌握权力的勇气和决心；热心提倡道德，态度严肃，因而获得了个人的威信；对忠于他的人以诚相待；对敌手残酷无情，并善于使他们互相抵消力量。蒋介石深受前人思想的影响，想从英雄进而成为圣贤，那是完全符合这一古代的格局的，所以1943 年他担任重庆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并出版《中国之命运》 作为教科书，来象征这一转变。
毛泽东则像汉朝和明朝的创业皇帝那样，是以崛起于民间的英雄人物身分统一国家的。他胜过前辈，并且能够在长江里游泳，以激励他的人民去利用和征服自然。毛在40 年代的军队并不给农民带来苦难，而是为他们翻身求解放的。他“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爱戴”； 所以能够从各个地区根据地得到粮食和兵员。他吸引了大学生去掌握他的行政机构。他的思想意识以承担历史使命为己任，虽然没有公开说是受命于天。一旦掌了权，他的政府就把土地和人口一起加以考察、分类和重新进行分配。他靠暴力起来执掌政权，但他仍然保护中国文化，雇用学者整理前一政权的档案，并指出其衰亡的教训。他用古典体裁的诗词来庆贺革命胜利，他的书法点缀了许多公共场所。他的榜样对周围国家有很大影响。在北京，他在巧世纪明代帝王修筑的大宫殿前修起了一个大广场，让东南亚和西方地区的代表团到那里去观看盛大的游行仪式。如今毛的遗体仍用防腐设施保存在该广场的中央。
毛从1949 到1976 年取得的各项伟大成就中，处处都依赖他那位忠心耿耿的总理。总理出身于上层阶级，个人具有很大的感人魅力。他办事敏捷，精明强干，不知疲倦，似乎从未违背他领袖的政策，而是始终设法在执行过程中控制住中国的中央行政机关和对外政策。如果说毛的刚惶意志像龙王无法预料而责人甚苛，那么周恩来在对待中外人士方面的无私而富于同情的精神，则是符合那种以卓越的才略掌管国家大事的伟大传统的。他去世时似乎更受人民的爱戴和怀念。
读者自己可以继续去辨认历史的陈迹在今日中国的回响。例如费子智把传统的中国社会观念总结为下面几点：把一个单独的权威看作同文明相关联，基本上由国家管理一种平衡的经济，一种正统学说协调并指导一切形式的人类活动（包括为国家选贤取士）。他在1952 年说，这些观念的传统形式在近代已被摧毁，但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又有所表现。但他在写下这些话时，他预料新民主主义还会延长一段时间，集体化仍是遥远未来的事。今天的事态已经超出了这位历史学家所援引的先例。制度的变革打乱了历史节奏，古今中国的差异同其类似之处一样巨大。
除制度而外，价值标准也改变了。康熙皇帝决没有看过一万名精选出来的、穿着短裤的少女表演柔软体操，也决没有表扬那些痛骂父亲的儿子。他没有按照午间的无线电广播做工间操。他的接班人问题是在他生育35 个儿子的内室里安排的，是在家庭内部、在那35 个儿子中间而不是在一个党内经过一番斗争产生的结果。康熙向别无出路的学者讨好施惠，他们所要批评的只是经书上的文字，无需批评他们自己的一切思想和行动。他并不尊崇逾越常规的农民，也不尊祟进步思想或辩证法，虽然他也会承认阴阳相继的说法。
由于过去的格局未能完全清除，它们就同新的目标奇特地交织在一起。北京已经创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统意识形态，其活力之强无异于过去的儒家学说；但它相信人类会不断进步，走向未来的千年福境，而不是从黄金时代开始盛衰交替地绵延下去。帝王的专权已被党的专政所代替，天子换成了党的主席，由皇族统治的朝廷枢密院换成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士绅彦秀换成了党员骨干，税吏换成了农村工作干部，儒家经籍换成了共产主义经典著作，笔墨考试换成了小组讨论，学者的自我修养换成了悔罪自责的自我批评。商人仍受贱视，他们无疑是资产阶级，但当兵的现在受到夸奖。过去的圣贤都要经过阶级分析，重新加以评价。劳动模范和战斗英雄成为人人模仿的新榜样。女人不再追求三寸金莲，而是任其双足自然发展；他们在工作上所起的作用与男子不相上下。在家庭中间和邻里之间，仍应互相循规蹈矩，但古代对这种对越规行为的自动控制如今已经扩大，把稽核邻居的思想也包括在内。保甲换成了街道委员会。仍然向农村征集民工，投人公共建设工程，但谋求与自然协调的钦定哲学，现在换成了在工业上征服自然的强烈要求。从前政府在下面的底子很薄，并且限于表面，而农民则一向被动，不问政治。现在行政管理的触角一直深入到每家茅舍，农民只要行为端正，都是人民。
现代化过程。在试图解释中国近代史时，除上述传统的中国方式外，另一种主要的方式当然是传统的西方方式。中国解释历史的方式是说明盛衰分合带有轮转的性质，而西方的历史观则以直线前进的观点为基础（两者可以结合为螺旋式的前进）。大西洋地区的扩张构成这种西方方式的基础。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案主要是着眼于欧洲的扩张而制订出来的，中国的大部分近代史作为这种扩张的产物，便可用共产主义的观点来加以解释。当我们应用西方观点来解释时，可把中国近代史分为某些阶段，尽管它们在时间上是互相交迭的。第一阶段：解体。传统的中国政府因为不能同现代世界保持一致并且较弱，便受到攻击并受了致命伤。在19 世纪40 年代到20 世纪4O 年代这100 年的期间，旧秩序由于同西方接触而逐渐被摧毁。帝制下的军事系统在西方的火力面前威风扫地。皇帝的声威因外围藩邦相继被别国侵占而黯然失色，并且最后外国竟然侵人了中国本土的势力范围。儒家文官的自卫措施——例如采用西方武器、技术和工业——由于中国的农业官僚社会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很快实行现代化，终于徒劳无功。中国的旧秩序已经过时，不能适应环境，也不能适当地及时作出反应。有人多次企图改革行政机构而仍保持儒家的价值标准，但这些努力都是事先注定要失败的。
第二阶段：新的开始。在这衰落过程中，中国传统社会吸收了新的现代能动因素，这些因素开始发挥它们的改造作用。其中的一个因素是西方式的民族主义——对政府和国家的忠诚是同类国家组成的国际秩序中最高的象征。这就破坏了人们从前对儒家那种以皇帝为首的人伦之道的信念。自然，在这新民族主义的背后有大量的种族优越感和排外思想，怀有猜疑外国人和珍视本国一切东西的情绪。从华夏文化中心思想转变到比较近代的民族主义，首先需要推翻异族统治的清朝，最后产生出中国文化上的民族主义，它比西方民族主义还要牢固，因为它是同整个文化而不仅是同国家相关联的。另一个新因素是对科学和技术的崇拜，也就是夸克所说的“科学迷”，这是代替孔孟之道的新的信仰焦点。它证明人们关于经济发展、特别是在政府主持和领导下求得经济发展的想法是正确的。即使在早期的西方贸易进人中国国内商业界以前，经济发展当然已经成为事实。中国自18 世纪以来人口的大量增加，是一种永久的而不是周期发生的变化。外国的运输工具以沿海和内河轮船的形式进入中国，接着又来了铁路、矿山和纺织厂，这一切都显示了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现代工业化有多么大的发展能力。早期的维新派企图以富国强兵的传统思想为号召，达到经济发展的目的。在这过程中，产生了一类新的学者即科技专家，同时需要有更专业化的行政人员，来指导形形色色的工业任务。
现代技术又造成了军国主义化，先是由士绅领导地方军队，然后出现了大规模生产现代武器的地方兵工厂。新的军官阶层受过技术训练，爱国青年纷纷要求参军。30年代，抵抗日本侵略的领导者是一位大元帅（委员长），他的主要对手则作为游击战的战略家而生存了下来。
到了30 年代，出现了改造农业的思想，这就是将现代技术应用于农村经济的思想，是全世界范围内发展农业工作的一部分。南京政府在这方面的成就较小，但在它统治的时期，这一思想的中国的爱国志士中间已经牢固地形成了。像在其他许多方面的发展一样，西方传教士关心农业的改造，指明了建立新中国的途径，然而传教士却不会在新中国发挥什么作用了。
本世纪初期影响中国社会秩序的其他新的外来因素是基督教和西方自由主义——对于这一批的思想和做法，中国作了颇为挑剔的但重要的选择。例如，个人采取自由行动以摆脱家庭的控制，是同否认圣贤的知识权威和天子的政治权威齐头并进的。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法国大革命的理想在其100 年后传人中国并破坏了旧秩序这件事，是其后马克思主义浪潮的先驱。现在发生的价值标准方面的惊人大变动和变更，往往得到了基督教传教士教导的帮助。青年人比老年人受到尊敬，或者至少是青年人能够享有以前由年长者所独占的学术声誉了。平等主义也抬高了普通人的地位，儒家爱民的父道精神变成了崇拜人民，而代替天意的民意就成为合法性的源泉。在这纷至沓来的变革之中，作为个人的妇女，摆脱了她们先前非常不平等的地位。她们这种无声无息而又飞速的解放过程，是本世纪尚未被人记载的最大革命业绩之一。在自由主义、民主、自由贸易和人道主义的大旗下，新的价值标准和新的社会集团出现了，它们还要等一段时间才能正式纳人新的秩序。第三阶段：新生。回顾过去一个世纪，我们可以看到新的力量、方法、理想和社会阶级的出现，它们先后成为国共两党组织工作者利用的原材料。爱国青年愿意牺牲他们自己去洗雪中国过去所受的耻辱，建立新的国家。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产业工人和通商口岸的商人资本家这两个新阶段。新的社会集团——解放了的妇女、获得新社会地位的士兵、随时准备参与政治生活的农民、随时准备参加政党的学生——现今都在形成。这些多种多样的新因素造成新的形势，使国家很有必要在民族主义和工业主义的旗帜下求得新的统一。
如果我们按照这种西方式的范例来探索现代中国分阶段发展的社会变革，那就会不知不觉地从自己的历史解释中得出不可靠的结论，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这将正像头脑简单的人那样，认为共产党政权不过是长期改朝换代过程中的一个新朝代。我认为两种观点都是不充分的。当然，历史趋势事实上是很少走直路的，毛泽东的成就除了其他因素之外，主要依靠两个特殊的条件：第一，日本的进攻破坏了国民党中国比较现代化的地区；第二，蒋介石刚俊自用，他在长期统治大陆期间没有进行以后在台湾所实施的那种农业建设计划。同时，人民共和国兴起时出现的积极力量并不只是毛一个人（我们常把他作为人民共和国的象征），而是整个一代爱国志士（他们主要在共产党内工作）的献身精神和组织才能。从1921 到1949 年，而且一直到70 年代，他们的工作成就像雪球那样愈滚愈大，这是组织工作上一项了不起的功绩。有人可能会说，他们只是继承了中国的政治传统，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外国的榜样和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不管是日本人的、西方的或苏联的，只能起刺激作用，不能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秩序是中国对外部世界反应的最新阶段，那就会忽视问题的核心：中国的人口众多，他们具有由来已久的强大冲击力量，并且本来就赋有创造自己文化的天才。
1948 年冷战开始时出版的本书第一版曾断言，“旧秩序在中国的瓦解使该国有可能在”苏联或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的“主要影响下进行改组”。多么荒唐的话！中国已经走了它自己的道路。
新秩序问题
中国可能选择的道路，各种事件必须流经的渠道，比我们能够轻易想象到的更窄。人口压力对我们来说是新的问题，但在中国却是个老经验。我们所讨厌的官僚机构是在中国发明的。新秩序将不可避免地保留许多警察国家的特点，但在我们目前对群众的生活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我们不应急于用这样的话来概括一切。由于老一代革命者离开舞台，摆在中国新领导人面前的首要问题之一是人们普遍渴望松一口气和稳定下来。我们外界人很难体会，现代中国的一切事情变得多快。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发生在中国的剧烈变革比任何其他国家所经历的要多，开头是五次大叛乱，以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70 年间涉及的世界每个大国的五次战争。中国人具有比别人更值得自豪和更与众不同的传统，对这种传统崩溃的反应来得比较慢，受落后之辱的时间比任何其他大民族都来得长。我们在美国进展得很快，从使用马匹、轻便马车和煤油灯很快就发展到使用电视机、喷气式飞机和导弹，但在这同样短的时间内，我们并没有拆毁并重建我们的政府系统和对外关系、我们的语言文字和学术内容，以及我们的整个社会。我们没有怀着同样自豪的心情迫切要求急起直追，也不曾企图利用大跃进来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毛泽东的这种要求变革的狂热迫切心情，使我们很想知道毛泽东是否将像他所欣赏的人物秦始皇或隋朝开国皇帝那样，他们这些人都在短短的一段专制统治时期用暴烈的手段创立了新秩序，然后分别继之以汉朝和唐朝的几百年政权。
我们现在应该期待中国的革命放慢步伐，巩固它的新秩序。当它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可以像莫里斯？ 迈斯纳那样断言，“毛身后时代的特征，将是官僚统治持续’下去并主宰整个社会。”因此，毛的口号“为人民服务”能持续多久，将受到考验。这也就是说，官僚政府要经常遇到信心和民心的问题。
使这个问题更加复杂的因素，是中国的政治组织异常庞大。以前从来没有10 亿人民生活在一个政权之下的事。做到这一点的秘诀何在，它是否能继续存在下去，我们还不清楚。它当然必须要有某种程度的地区分权，还要有地区物质利益与中央意识形态利益之间的平衡，这样做大概就可以使地区在物质上享受实惠，而中央则享有威望。同样，党内和军内的团结必须根据党指挥军队的原则维持下去。这样一些程式涉及到蒙在一切事物上的神秘气氛，涉及到中国人从事大规模组织工作所累积起来的才于，这是值得研究的事。在这庞大的政治组织里同样突出的一点是，中国人依赖伦理道德的程度甚于依赖法律，依赖有关道德的舆论胜过依赖法庭审判。如果用西方的说法，我们可以说有一种宗教信仰的因素给毛派的领导增添了力量，因此可以一直不公布法典。
但每种制度都有它的弱点，即使有了新建立起来的法律程序和宪法对权力的限制，古代官僚主义的弊端还会伺机作祟，等待北京庞大行政机构的革命意志衰退。历史上的先例很难令人鼓舞。中共不断告诉干部切勿“脱离群众”，这正足以说明今天的政府仍然需要克服这样一个历史传统，即帝制下的达官贵人可以叱咤风云，高踞于主持地方事务的给绅之上。其结果是官吏远比百姓优越，使他们自己成为法律的化身。他们的作用是左右百姓的命运而不是代表百姓，所以他们是凭个人意志施政的，要取决于官员本人的品格和责任感。如果他们营私，他们在政府内部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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