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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中国-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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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它现在仍然鼓舞着政府去实施道德教育。
以遗威治国。儒家思想当然不是从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 年）开始的。例如，饶有意味的“天命”观点可以追溯到周朝初期（约公元前1027…公元前770 年）。据“书经”所载，商朝的未代统治者封是个暴君，但商民不能推翻暴君，故上天授命于周，令其灭封，并取而代之。这一古代思想后来经过发挥，成为著名的“有权造反”，这是民众反抗专制政府的最后一招。它强调统治者必须有德，这是他保持统治的伦理基础。如果他作恶，那就违背了天命。上天就收回“天命”，人民就有理由推翻这个王朝，只要他们有力量这样做。因此，任何成功的造反都是正当的，而新的统治者就凭他胜利这一事实，成为名正言顺的了。“天定自我民定。”中国的文人谴责坏政府，反判者就根据这种意见起来反抗。它还加强了这样一种信念，即统治者应咨询有识之士，以保证他品端行正。
孔子处于诸侯逐鹿争霸之时，他和诸子做了游说诸侯，劝其为善的师道工作，从而底得了地位。孔子是个贵族，他在家设塾授徒，讲授并传播关于行为的道德原则和王道。他在那里教导上层阶级怎样为人处世。他重视朝廷礼仪、国家大典以及对祖先和在五伦关系中的正当行为这套准则的中心原则之一是“举措按名份”（礼）。君子依于礼，而礼的教导是写在典籍里的。必须指出，开始指导士大夫行为的这一准则最初并不适用于庶民，庶民的行为是要用赏罚而不是用道德原则来制约的。
运用这套规则奥妙的复杂制度，是儒家的拿手好戏，而如前所述，它来源于中国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关系很早表现为原始的泛灵论，认为土地、风和水的精灵积极地参与人类的事务。这种思想在中国人讲究风水的做法中仍在流行，它要求建筑物必须修建在合适的自然环境中。例如，庙宇通常朝南，背面有山作为屏障，附近有水流。以其较为合理化的形式所表现出来的人与自然现象间具有密切关系的想法，导致人们认为人的行为在自然现象上反映出来的思想。换言之，即认为人是自然秩序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以致当人的行为不当时，就会使整个自然陷于混乱。因此人的行为必须与看不见的自然力相协调，否则灾祸便接踵而至。这就是儒家强调君王必须有道的理论基础，因为儒家认为君王是介于人类和自然力之间的。他是天子二是位于天之下和人民之上的。只要他顺应天时，广行善事，他就能维持人与自然间的普遍协调。因此，认为天灾是由于君王有了过错，这种说法就是合乎逻辑的了。他可以下诏罪己来承认这一点，如上述蒋介石所做的那样。也正因为如此，儒家学者才变得那么重要。既然他懂得什么样的行为是正当的，那就只有他才能给君王提出治理天下的正确建议。
孔教靠这“仁政”理论博得重视，这是西方任何学说都无法与之相比拟的，而仁政理论的主要之点是“行为端正即为有德”的思想。以礼持约，这件事本身就能给人以道德地位或威望。这种道德威望又能给人以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势力。“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僵。端正的行为赋予统治者以权力。
根据这一点，儒士就成为政府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他们特别有资格维护政府的道义，从而使其保持天命。公元前221 年统一天下的秦国法家，虽有冷酷无情的有效治国方法，却缺乏道义根据，而儒家则提供了这种思想基础。在注释“礼”的意义方面，他们是专家，他们对天象和天灾的解释，对统治者的行为会有什么后果的净言，只有根据经文才能予以否定或拒绝，而他们自己则是熟习经文的专家。这使他们处于有利地位，来影响政府的政策。反过来，在世界上大多数帝国统治者主要依靠宗教权威的时候，儒家给现政权的行使权威提供了一种理性上的和伦理上的依据。这是政治上的一大发明。
官僚行政机关的早期成就。再说，上述理论在实践上还有一套施政的技巧与之相配合。古代中国那种行政权力分散而以家族为基础的封建制度，被一统天下的帝制政府所取代之后，官僚统治阶级就有了用武之地。当战国七雄之一（秦）于公元前221 年并吞其余六国，一统天下之时，它需要采用横暴的独裁手段，并需要一种专制主义哲学（即所谓法家哲学）。但当公元前206年汉朝继短命的秦朝掌权后，它逐渐形成了一套不那么专横的施政法。皇帝开始依靠一批新的行政人员，他们主持大的公共工程——修堤挖渠，筑城墙、宫室和仓库——并抽集民工，征收田赋。这些行政人员代替了封建时代的世袭贵族，成为帝国政权的栋梁。他们吸收了法家的许多方法，混合制成新的王道儒学。公元前2 世纪的汉初统治者牢固地确立了某些原则。第一，国家政权集中在最上面的皇帝一个人身上。第二，皇帝的政权由他的一批大臣代表他行使，这批大臣居于各级官僚的最上级，他们的施政得失对皇帝负责。第三，这批官僚集中在首都庞大的宫廷里，在那里，皇帝行使对这些人的任命权。皇帝的主要任务是挑选文职官员，其着眼点在于维护他的权力和皇朝。因此，很早就有任命皇亲国戚、特别是母系亲戚当大官的做法。（母系亲戚这帮人是完全依赖于皇帝的恩宠的，并且又与皇帝有亲属关系，他们不同于父系亲属，因为那些人可能与他争夺皇位的继承权。）第四，汉初皇帝订立了一套监督制度，其后变成御史制，在这制度下，外省官员受另一较低级官员的监督，而后者是朝廷单独派出的，并不用对其上级官员负责。
在上述这套方法和其他许多方法上，皇帝施政的中心问题就成为选拔和控制一批官僚的问题。正是在这方面，儒家由于借用法家的某些方法而增强了他们的力量。因此，正如H ； G？克里尔所指出的，古代中国在制定一套官僚施政基本原则方面站在世界的最前列：即在各固定的管辖区，领朝廷俸禄的命官公正地运用所授的权力进行治理，而这些命官都必须在限定的任期内定期汇报他们的政绩。2000多年来，这套地区官僚制体现在“县”这种筑着城墙的行政城市里。
为选拔做官的贤才，汉代皇帝资助办学，并开始设立文章考试制度。这种做法以后继续沿用，当唐朝（ 618…907年）复兴了帝王政治结构时，考试制度就牢固地树立起来，成为步人仕途的康庄大道。其后1000多年，直到1905 年，这套皇家取土的制度产生出历代的行政官员，他们以彻底服膺于官场的正统思想来确立他们居官任职的资格，这肯定又是另一种伟大的政治发明。
经学正统
儒家学说是由经书传授下来的，这些古书已经形成典章，其文字几百年来一再被人阐释，这是可以理解的事。在这过程中，有时专为释经而写的较晚文本被奉为较古的书，而早先认为重要的一些书却已被人遗忘。汉初常提及的经书有《易经》 （用于占卜）、《书经》 、《诗经》 、《礼记》 、《春秋》 （孔子家乡鲁国、即今山东的编年史）及其注疏。哲学家孟子（约公元前372 …公元前289 年）的那本古书直到唐代才上升到经书的地位。其后逐渐积成《十三经》 ，连同其注疏，今已达一百二十卷之多。为了简化这些卷峡浩繁的经集，宋代（907…1279 年）学者选定了著名的四书（孔子的《论语》 、《孟子》、《中庸》和《大学》） ，内容简短，使任何书生都能掌握。
四书的篇训把父道政府描写成安邦家国的关键。孟子对梁惠王说：“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褥，壮者以暇日修其孝佛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挺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
这种官方的训诲虽然在形式上非常合理，但也有其宗教性的一面，表现在孔庙春秋丁祭的隆重仪式、两庞的圣贤牌位以及对之恭敬如仪。所有这些形成一种正式的仪式，它同下面百姓家的敬祖、同上面皇帝郊祭天地等仪式紧紧地结合在一起。这虽然不属于人神同体同源说，但仍不失其为宗教崇拜。我们不妨称之为国家人文主义的礼拜仪式，其基本含义在于信赖道德力量能征服人心，从而使人们在贤明仁慈君王的统治下趋于安定。儒家信条的饱经盛衰，也如罗马天主教教义一样，研究起来最有教益，并足以表明它是如何深人中国人心。公元三到六世纪，当中央政权在汉朝以后衰微期间，佛教几乎盖过了儒家思想。但在中国漫长历史的第二次昌盛时期，即在七至十三世纪的唐宋朝代，儒家的思想体系又重新抬头，并被改造成为空前稳固的形式。唐代儒家政府的复兴，是中国社会在政治、行政管理、文学艺术以及思想上总的复兴的一部分。七世纪至八世纪中叶的唐代帝王向各方面扩展他们的统治权，扩张到朝鲜和越南（当时称安南），远及中亚的游牧部落和沙漠绿洲中的定居区。同时唐朝首都长安（今西安）成了差不多有两百万人口的世界中心城市，是来自拜占庭和中东各国的商旅荟萃之地。
有趣的是，在盛唐初期国力和经济实力蒸蒸日上，法制和考试制度实行得很出色的时候，复兴的儒家官僚却对外来的信仰非常宽容。外国来客传进了各式各样中世纪的宗教：犹太教、五世纪时称之为聂斯托里派的基督教异端（景教）、从波斯传来的摩尼教和拜火教（袄教）。但当八世纪中叶第一次大叛乱危及唐室，其国库收入和军事控制问题日趋窘迫时，中国当局的自信心显然发生动摇，四海兼容并蓄的精神也随之衰落。唐朝崩溃后北睡蛮酋不断人侵，宋朝未能重新取得唐初的国际地位。终宋之世，中国统治者对草原各族人民一直处于守势。手工业生产以及国内外贸易使政府财政充裕，但这方面的优势被兵力软弱所抵销。晚宋是个商业大国，它出口的铜钱、丝绸和瓷器远及东亚各国、并输人印尼、印度、中东和非洲。但在这整个时期，中国对中亚人侵者的反应始终是颇为文弱的。当时中国在国外的影响是基于商业和文化，而不是军事实力。
11世纪到12 世纪期间，宋朝受外来侵略（及其后13 世纪蒙古人的征服）的经历，加深了中国社会的种族优越感，并使之始终成为中国的主要特点之一。即使在今天，像罗斯？ 特里尔那样的旅游者还能发现中国人的“优越感是以他们对祖国山河怀有的自豪为基础的。但并非那种想使世界各国改变它们的信念，拜倒于他们自己的杰出成就面前那样的优越感”。当然，还有许多别的因素也影响了这一时期的思想，但当时儒家正统思想重新抬头，并在此后再也没有丧失它的控制力量。
理学（新儒家学说。）这新的正统思想是一种无所不包的思想体系，它在西方一向叫做新儒家思想。它比古代经传更有系统和更为完整，并因其重新解释古代经典著作而赋予儒家思想以更多推理的内容。这种新形式的儒家思想，经过加工，提供了对生活问题的更多解答。主要从佛都中吸收了肯定是唯心主义的成分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对儒家思想更为满意，从而使16 世纪基督教经海路传人中国时所要填补的精神空隙，比以前少得多。当传教士披阅宗教内容贫乏的中国经典著作时，他们发现儒家思想的背后有更多的文章可寻。
最杰出的集其大成的新儒是12 世纪哲学家朱熹（1130…1200 年），他在中国的历史地位有时被人比作西方的圣托马斯？ 阿奎那（卒于1274 年）。可以料想，他的著作是早自唐朝起好几代儒家努力工作的结晶，后者收过许多门徒，他们著作中所确立的一些哲学基本原理是朱熹综合起来的。
宋代新儒理学体系成为其后700 年间的正统思想，它的基础是一个绝对的首要原则，称为太极，是不受空间和时间的制约而存在的。太极体现在“理”的无限量的范围之中，这“理”与旧儒家所指的意思不同，是指规律或形式的本原。每一类东西都有它的理，而每个理都是太极的一种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具体物质由“气”组成，这气就是元气或原质，是组成物理世界的素材。因此，在每个事物里，理与气（或规律或物质）缺一不可，是相辅相成的。例如，一所房子必须用砖（气）筑成，但这些砖必须按一定的设计（理）砌筑起来。这个思想体系显然可以与柏拉图的思想相比。朱熹有论及“恶”的伦理问题时，认为任何生灵的本性是由该生灵的“理”与“气”结合而成。“理”本身是完美无缺的，但在物质世界中它总是同“气”结合在一起的。“恶”之出现，在于以“气”蔽“理”。因此“恶”没有自动存在的本原，它是随环境而出现的。（按现代的说法，“脏土本身并非脏土，它只是出现在不合适的地方罢了。”）人的本性基本上好的。因此儒家的最高道德是坚定不移的决心和诚实，即所谓“城”； “完全的真心实意”。依靠完全的真心实意，“理”或原则就能涤除“气”或使它们模糊不清的物质障碍物。这至今仍是中国人的一项基本观念，并足以说明，为什么中、日外交家或国民党与共产党谈判人员双方的谴责之辞，没有比“缺乏诚意”一语更厉害的了。
性本善的主张，表述在著名的《三字经》 的开头几句话里。这《三字经》 是中国世世代代每个学童最早学习的书，它反映了孔子（论语）的思想。它里面这样写道：“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就难怪西方传教士关心原罪的优郁思想，很难战胜这种比较乐观的儒家观点了。
在政治上，理学家认为君王必须了解真正的治国之道，并通过道德上自我修养成为圣人。在实践上，正统理学主要强调人在道德上的提高。通过研读经书和考试制度，它变成灌输儒家忠孝等原则的愈来愈有效的工具。对个人来说，这种哲学主要是一元论而不是二元论，因为“理”和“气”是相辅相成，彼此协调的。它没有提出地狱、天堂和个人永生之说，也没有提及人格化的神。
明朝赶走蒙古人，重新建立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的统治（1368…1644）之后，宋代的理学思想由于其无所不包，成了束缚中国人的思想的紧箍咒。明代皇帝就拿它作为统治的工具。朱熹的哲学体系成为教条。孟子成为孔子以后的最大圣人。四书五经成为所有雄心勃勃的人士的精神食粮，好像中国社会退回到它自己的传统文化就能找到庇护之好，好像保留一套已有的思想体系就能保护它自己似的。这个时代开始推行有名的“八股文”，这是一种讲究排偶对比的文体。它的影响可以从人们习惯于写四六骄体文以及用对偶句来表达任何思想这一点上看出来，这也是中国传统文体的特点。
中国的军国主义
粗暴的人当然受儒家学者的轻视，因为后者认为，一个人借助于暴力，就表明他不能以理以德服人。有句相沿已久的话叫“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这表达了以德治国的文人的思想，他们利用一切机会来贬低以武力取得权力的武士。贬低兵士的做法在旧中国的价值体系中是根深蒂固的。然而，历史上很少有什么帝国能比中国具有更令人难忘的战绩。每个朝代都是靠兵力定天下的。在汉、唐、明初或清初这些强盛的朝代，强大的远征军曾越过中国边界，进入越南或朝鲜，或者穿越蒙古和中亚的不毛之地。也有过一连几十年，叛乱的游牧部落、皇家军队和外国侵略者不断逐鹿于本国大地的情形。游牧民族征服者所建立的王朝，实际就是靠职业的武士阶层来支持的。
然而，中国的军事传统与欧洲或日本的类型不同。一旦王朝建立之后，政府便重文轻武。建立王朝，非武人不可，但他和他的子孙总是发现，通过文官以圣明之君的身分来治理天下，比较容易。这无疑是由于中国的经济大权总掌握在行政官员、即以税收取得财富的官僚手里，而不是在那些靠劫掠取得财富的武士手里。像伊丽莎白女王时代或中世纪时代日本那样，在海上冒险劫掠，使国家靠海外所得而富强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是找不出来的。其原因之一无疑在于中国的封土列茅制度早已消失。在中国，武人被文官取代的事比日本大约早出1 〕 厌）年。正如美国的商业社会宁要文官政府而不愿武人当政一样。中国的官僚政体总是力图避免任何独立的军事力量掌权。
在政治实践上，这意味着中国的施用武力问题主要是警察维持治安的问题，意味着怎样对一批非武装的定居百姓保持监护，怎样调集足够力量来镇压那些可能变成土匪的人。一旦朝代奠定之后，在长城以内就毋需攻城摧敌的部队了。于是就经常发生这样的问题，即如何使中国本土的警察制度适合于在边疆抗击草原专业武装力量的需要问题。中国农民不同于蒙古人或满洲人，他们根本不能形成全民武装的局面，投入到与自身生死枚关的部族或民族战争中去。像日后的毛主席那样，中国的那些统治者总是渴望使每个农民也都成为战士，但这至多只能产生一支防御的而不是出击的力量。直到近代，中国军队还多半像一支民工队伍，是在紧急之秋用征募办法建立起来的，就像征调廉价劳力去修长城、挖运河或修筑滇缅公路一样。
因此，中国的军人始终是国家官僚机构的一部分，靠国家经费供养，并且易于贪污腐化。但是，中国的军事机器与今日工业国家靠技术装备起来的军队不同，它并不是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它维护王朝的秩序和统一，这意味着维护国内的和平与繁荣；但中国维护社会秩序的首要办法是灌输社会行为的正统原则（礼），其次是利用奖惩这种恩威兼施的办法。使用武力来维持秩序，被认为是最后一项手段，表示承认教诲和劝诫已经失效，并且也许显出这个政权已失去其构成“天意”的民心。因此，中国的军事传统含有许多非暴力的方法：通过第三者进行斡旋，协商，搞间谍活动，行贿颠覆，拆墙角（拉走对方的追随者），威胁利诱，以及采用一切欺诈手段。总之，正如公元前4 世纪的古代兵书《孙子》 所说，“不战而克敌者为上策。”打仗的目的是使敌人屈服，并不一定要消灭他们，要获得一种心理上的而不是肉体上的战果。很明显，中国的这一传统在讲威慑和全民动员的核武器时代又有了新的意义。
中国式的个人主义
在西方观察者眼里，中国有一种令人迷惑不解的矛盾现象：人的个性异常丰富多彩，然而几乎没有人享有公民自由权的传统。同所有国家的情形一样，有创造才能的中国作家、艺术家或工匠表现出了他的个性，而隐士可以遁世成为与世隔绝的个人主义者。但从个人权利的角度来讲，中国的旧社会究竟有何等程度的个人主义呢？
现在且不拿西方的法律尺度来衡量，而不妨像W？T？德巴里那样，来估量一下中国哲学家实际关心并想解决的是什么问题。首先，一个个人必须要求在他的社会环境里、在他的同胞中间得到地位或权利。孔子说过：“如果我不是众人中的一个，那么我算是什么呢？〃 其次，孔子强调个人的所作所为要维护社会秩序，这只是问题的表面上的一半。另一半是内在的，强调个人的自我修养。但自古以来所谓修养，是指人要生活在“众人之中”，同他周围的人建立适当的关系，从而按照道德原则来生活，以实现他的个性。自私心要受义务的约束，而义务则由社会标准来规定。孟子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所以中国人根据他与别人的关系，根据那种使所有的人通过“彼此互负义务的一套关系”而互相依赖的“道”，来明确表示他的“自我”。这并不缩小良心和道德的重要性。恰恰相反，力求使个人保持在正统思想的范围内这一点，可能使个人的道德问题显得更加重要，但这些道德问题，用弗朗西斯？ L？K？徐的话来说，是“以环境为中J 合”的，而不是像在美国那样“以个人为中心”的。16 世纪儒家中兴起一派新的哲学，给予个人以更多的活动范围。王阳明（1472…1529 年）是个大官，他的思想对中国和日本都有很大影响。他带头起来反对理学的正统观念，提出人都有公共的道德天性（良知）； 因此每个人在他自己的心里都有直观的道德知识。他有成为圣贤的内在可能性。因此他的任务是完成道德上的自我革新。这主要要通过学习才能做到，而学习应包括思索、反省以及不断寻求真理，即不仅要背诵基本原则，而是要依靠个人的实践。虽然这并不攻击传统的社会秩序，王阳明的主观主义思想方法却要求个人通过训练，达到知与行、思想与行为或者（用今天的话来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一致。这是一个很有限制的个人主义形式；但说到底，正如德巴里所指出的，它可能“比现代西方式的个人主义更能适应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的人权问题现在成为一个广泛议论的问题。首先是因为我们美国需要从福利和政治这样一些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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