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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中国-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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裢瓿傻煤芎茫谷肥凳且患钊司鹊氖隆＝鹫屎构拿晒湃嗽诙砺匏鼓喜客持瘟�2 加年，在波斯统治了100 年。他们在这两个国家，也像在中国一样，似乎曾经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治制度。在13 世纪，这些辽阔领域间的联系由横越中亚草原和绿洲（帝国的战略核心）的著名骚道来保持。这就使欧洲第一次有可能直接与中国接触。对蒙古人来说，不幸的是他们的控制能力没有他们的进击能力那么强。在中国，他们面临着怎样按中国方式统治而仍保持蒙古人的政治控制问题。要做到这一点，他们不仅必须有后备力量，必须能维护秩序使之带来繁荣，而且还必须使汉人在文官系统中有发挥才能的机会。蒙古人在其征略之初，就懂得必须聘用有经验的文职行政人员，因为这些人知道怎样征税、理财以及网罗一批官员。他们在中国的这项工作主要依靠汉人，但他们也在行政机构中录用边区其他半游牧民族和许多外国人。马可？ 波罗（1275…1292 年在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还有其他从欧洲来的外国人、大量波斯和土耳其的穆斯林，以及从中亚各国选拔的回纭行政人员。蒙古人恢复了网罗汉人的考试制度，但这项工作并未做好，未能使最优秀的汉族人才进人政府。
马可？ 波罗所描述的忽必烈统治下的豪华景象、他在北京修筑的首都、扩建的帝国驿道以及从杭州到北京的大运河、像杭州和广州这些中心城市里商业的繁荣发达，都显示了蒙古统治鼎盛时期生气勃勃的情景。但忽必烈以后蒙古人的领导地位旋即瓦解。14 世纪初的历代君王都软弱无能，最后蒙古部族间发生内江。从西藏发展起来的佛教流派喇嘛教在蒙古各部族中传播它的迷信做法。喇嘛在中国的胡作非为，激怒了儒家士大夫，他们斥责蒙古人为保持原始文化的民族。黄河泛滥成灾、财政困难以及最后是发行纸币过多，使政权丧失人心。南方数省叛乱蜂起，争夺帝位，其中一个成大事的能人赶走了蒙古人，于1368 年建立了汉族的明朝。自建国之初，明朝便以防范蒙古势力为其首要任务之一。明太祖曾派大军深人草原讨伐蒙古人。他收复了满洲，促使朝鲜的新王朝归顺，并最后促成蒙古人的崩溃，使之分裂成为东西二国。第二个皇帝则4 次亲自征伐蒙古。他先助西蒙击溃东蒙，后又帮助东蒙击溃西蒙。即使这样，中国人还是不能消除蒙古人的威胁，因为他们不能消灭戈壁滩上的草原社会，也不能将其中国化。因此他们不得不重施以夷制夷的故技，与蒙古各族保持宗藩关系的形式。这种做法终于导致明室的覆亡，因为他们未能制服东北边疆作为藩属而兴起的满族国家。
满人的成就
从1644 年至1911 年统治中国的满族，在发源地、语言和文化上都不同于汉人。可是他们能用传统的儒家方法，把政权保持到像任何汉族朝代那样长久。这一成就的奥秘可能在于这样的事实：虽然他们按中国方式施政，他们的异族渊源和背景却有助于他们在统治集团内保持政治上的青春活力。懂得他们的一些成功之道，可能帮助我们说明为什么近代的中国民族主义发展得那么缓慢c
满人于1644年征服中国的主要原因，是当他们入主中国时业已掌握了儒家的治国之道，并使他们自己的政治制度与之相适应。他们所以能在政治上成熟到这种程度，是因为他们是中国边睡上的边民，在那里部族制度可以同官僚政治融合起来。
现代西方研究中国边陲史的学者，在拉铁摩尔启发之下，对中国同夷狄社会相互影响的方式作出了一种解释。在中国本土，精耕细作制是官僚政府的基础，在这个区域里，土地相对于劳动力来说是稀少的，并且政府要依靠田赋的收人来维持。在草原上，游牧制是部族式政府的基础。那里人力比起土地来是稀缺的，而部族首领的权力在于他能取得手下战士对他个人的效忠。中国民众必须通过一批官吏来加以统治，而非汉族的蛮夷则只能通过个人之间的从属关系来加以控制。满人很幸运，他们来自这两种制度相遇而又互相混合的地区。16 世纪的满洲，只是在其最南部的沈阳以南辽河两岸，采取了汉人式的精耕细作制。满洲西北部分仍是游牧区。其东北部分是满洲人的老家，一部分适合渔猎骑逐和少量农耕的森林地区。明朝认识到南满的边睡性质，所以把该地组成军区，而不仅是实行民政管理。他们在这农业区的战略要地设置了世袭的正式部队，不受该农业区民政系统的管辖，以便既保持一股防止夷狄入寇的军事缓冲力量，又保持一种遏制当地汉官任何分裂主义倾向的手段；因为他们不能忽视，南满是难以牢固掌握的，华北与它的联系可能在长城濒海的山海关隘道被人切断。
满人在其崛起称雄之时，充分利用了他们在边睡的战略地位：他们能够在那里学到汉人的方法而又不致完全受制于汉人。满族国家的创建人努尔哈赤（1559…1626 年），早先是南满农业盆地东部边境地区的一个小头目。他像蒙古人中的成吉思汗那样，先把附近的部族置于他个人的统治之下，并在17 世纪初建都于沈阳。他的继位人征服了东边的朝鲜，与西边内蒙的蒙古部族结了盟。1636 年他称所属人民为满人，宜布建立清朝。此时满人已几次侵袭华北，但尚未能战胜明朝，然而，中国本土的明政权已经日趋衰微。叛乱已遍及各地。这乱世中的一个首脑人物是汉族反叛者李自成，他的部队在西北到处攻城掠地，甚至进人四川和长江流域。这位领袖最后得到文人襄助，建立起皇朝政府的架子。1644年他攻占北京，眼看就能即位称帝。但他未能从制度上巩固他以武力赢得的地位。中国官僚以及为政府提供人材的士绅阶级没有归附地。同时，一个忠于明朝的山海关将领延请满人入关。满人应邀而来，击溃了李的叛军，并留下不走了。他们在40 年之内完成了对中国的征服，他们的帝国政府在此后200年间保持稳定。他们完成了汉人反叛者所未能做到的事，主要是因为他们能够创立一些政治制度。
满人的第一个问题是怎样超越部族政治的状态进一步求得发展。为此他们在全境建立地方行政机构，又另设平行的军事组织，把所有满族战士编成八支队伍（八旗军），每支队伍有不同的旗色。满族旗人领有土地，但这些土地是分散的，因此各旗军并没有变成地区性的单位。归附满族的蒙古人和汉人也被吸收进这个系统，编入他们自己的旗。努尔哈赤派其诸子为各旗军首领，但他们的权力受中央内阁的控制。这样，国家首脑与其忠诚部族头目间原先的个人关系，变成了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制度形式。
最后，清初诸帝也像他们以前的辽、金、元代的皇帝那样，接过儒家的术语、方式和思想，将其用于拥戴和维护政治权威，而这也正是儒家那套东西的本意所在。他们提倡读经书、尊祖先，用国家大典向孔子隆重致祭，在口头上和书面上大谈其“五道”（就如同三个世纪以后日本人在“满洲国”所干的那样），赞扬儒家美德，并接受王者以其德治天下的思想。早在他们人关10 多年以前，他们就在沈阳设立了一个模仿北京的雏型民政管理政府。他们正式成立了明政府所持有的六部和其他机构，并以满、蒙、汉人居官任职。在他们人关接受天命时，他们已充分准备好怎样来解决他们的基本问题，即如何按汉人方式来实行统治，但又保持满人的本色。
若干条件帮助他们取得这一成就。首先，他们不像蒙古人，西面没有庞大的帝国要他们分心，只要一心注意最重要的中国问题就行了。他们既然来自南满边陲，并非来自蒙古草原，就毋需跳越草原与农耕地之间的文化鸿沟。早期两位皇帝印年生气勃勃的漫长统治，提供了坚强的行政领导：康熙皇帝（l662…1722 年在位）和乾隆皇帝（1736…1796年在位）都是勤奋求治的君主，他们通常每天黎明接见大臣，专心攻读经籍，巡视帝国各地，保持强有力的个人统治。
满人用以保持其皇朝活力的种种方法是很值得研究的。为保持他们这个种族集团的本色，他们封闭老家，不让汉人移人，并将北满作为狩猎地，置于汉人农业经济之外。为了阻止汉人从南满北移，他们筑了一条几百英里长的柳栅（两旁植柳的一条大沟）来标明边界，不让汉人逾越扩张。他们把满洲组织在一个满族军政府的治下。尽管荒年有汉族垦户定期流人，但总的说来他们限制了汉人的进一步移殖。在汉人所居南部盆地以北的满洲，直到19 世纪仍是人烟稀少的真空地带，成为俄国和日本帝国主义者垂涎的战利品。
除了这种地理基础之外，满人还想用保持纯种的办法来图久存。他们禁止汉满通婚，鼓励维持两族的习俗差异。例如满族妇女毋需缠足，满人不得经商或从事劳动。他们用黄教的宗教体系来保存满人的氏族组织。满人在各战略地点驻扎各旗卫戍部队，来维持他们对中国的军事控制。各大城市满人分别设立的军区里的驻防军，代表后备兵力。唯一准许存在的汉军是省防军，主要用于巡查释道和防止匪患，但缺乏进攻战的任何习11 练。
为了保持坚强的领导，开国之初的几代清帝，规定皇室公侯可以享傣禄财富，但不许成为拥地态唯的一方之主。他们都留在北京，不让掌握实权。他们用一切办法来防止女人和宦官擅权，因为这样的历史祸患常引起官廷政变。
在对中国的民政管理上，满人采用了一种双重任命制，即同时委派满、汉官员掌管重要职务。乔纳森？ 斯彭斯曾经指出，起初他们依靠来自南满的汉族盟友，这些人通常入了旗或者是家臣仆役，是特别可靠、特别忠于满人的。其结果是由一个能干的汉人做实际工作，由一个忠诚的满人监视他。在京城里，满人多于汉人，但在各省，汉人官吏占绝大多数。为了吸收最能干最有前途的汉人给他们效劳，满人注意使考试制度继续实行，把它办理得尽可能受人重视，尽可能行之有效。为了使那些由考试制度选拔出来的汉族学者能消磨他们的精力，满族皇帝成为文学工作的伟大赞助人，并主持庞大的图书考证和编纂计划。斯彭斯把康熙皇帝描写为一个“有丰富好奇心”的人。他像英国的约翰逊博士和法国百乎全书派的学者那样，主持编成一部著名的字典和一部含有5020章的大百科全书《佩文韵府》。他那伟大的后继人乾隆皇帝发起编辑《二十四史》 以及集中国文献之大成的《四库全书》。这套巨集里有3462部著作。它卷帙太多，不便印刷，只手抄了七份。光是刊印的目录就达92 章之多。
通过这项庞大工程，清廷实际上进行了一次文字清查（文学上的“宗教裁判”）工作，其目的之一是取缔一切非议外来统治者的著作。编纂人在搜求珍本和全整文本以编入这一大文库时，也就能够查出那些应予取缔或销毁的一切异端著作。他们出善价收集珍本，甚至挨家挨户访寻。该禁的图书是研究军事或边务的著作以及有反夷狄之说的评议，而主要是那些颂扬明朝的作品。被禁的书籍共约2320 部。正如L？C？古德里奇所论证的，这是最大规模的思想统治。
从最近的研究又得知，由旗人和御前近侍组成的内务府在许多方面是平行于北京正式各部的秘密政府。它从土地、专卖、关税、盐税、丝织作坊、贷款、罚款和贡款方面获得大量收人，帮助朝廷从商业的发展中得到好处。它起初为管理宫内的太监而设置，以消除其长期形成的弊端，但不久这个内部政府本身也腐败起来。清朝的中国异族统治者通过这些多种多样的方法和手段，保住了他们在种族上和社会地位上的本色，维护了他们的军事和行政控制权，并仍能使有才能的汉人得到声望和提拔。既然满人掌握了中国的世俗权力，汉族才华出众的人士就转而从事文学和文化活动。近代初期的中国还保留了非民族主义的传统，即只要统治者之有方，谁来统治都没有关系。
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这种异族统治的经历并未削弱而是加强了儒家的思想传统，因为它把儒家思想放在普遍的而不是某地区或某种族的水平上。甚至连一个异族皇帝也奉行孔孟之道，这就肯定了儒家所深信不疑的这样一个事实，即儒家思想是无所不包的、普遍适用的治国之道，此外再无其他文明的政治哲学了。中国人的政治生活方法像他们的梯田水稻经济一样，看来是比朝代或种族问题更为基本的东西。
中国民族生义的性质。毫无疑问，这种认为孔孟之道放之四海皆准的思想，意味着中国的文化（生活方式）是比民族主义更为基本的东西。中国早先的皇帝宣称他们统治着所有文明的人类，而不管其种族或语言的差别如何。继他们之后的夷狄君王发现，继续加强这种传统是对他们有利的。对于任何奉行孔孟之道的君王来说，不管他自己是汉人还是异族，重要的是他手下的行政官员必须对他忠心耿耿，并按孔孟之道处世为人。一个人只要他熟习经书并能照此办理，他的肤色和语言是无关紧要的。有成就的夷狄统治者，是那些承认这一事实，自己成为好读经书、善长书法并对中国艺术有鉴赏能力的人。他们只要仿照历代的“天子”那样，引述孔孟之说，奉祭祀之礼，实行大赦，维持科举考试制度，任命官吏，颁发诏书，就能证明他们的正统性。只要他们这样做，他们就没有变更中国的政治制度，就能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孔孟之道在异族统治下的这种长期存在的能力，也是衡量儒家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是个“施仁政的专制政府”的尺度。不管专制君王是谁都没有关系，只要他在政治制度中体现出“仁慈的面貌”，并牢牢地掌握权力就行了。
这样，异族统治的长期经验已经产生了一种饶有趣味的奇特现象：19 世纪的中国人进人现代世界时，在他们的一个主要素质即民族主义精神方面，特别显得落后；然而，在他们的20 世纪的革命中，他们对自身文化或“文化素养”的世代相传的自豪感已经激起了一股新的“文化民族主义”，这在将来很可能会胜过那发生在欧洲的单纯政治上的民族主义。
中国和西方在文化和政治忠诚间的这种不同关系，值得进行更多的研究。例如法国和德国，只是在查理大帝统辖了两个地区之后，才成为不同国家的。这两国虽然常常打仗，却共同享有基督教文化。笛卡儿和巴赫，莱布尼茨和巴斯德，卢梭和马克思，是它们共同的文化遗产。中国则正相反，政府在概念上始终是同整个文化相关联的。政治形态和文化几乎已经溶合在一起。这可从下列情况看出来，即自公元前双1 年统一以来，中国总是坚持两大政治信念：中华帝国是统一的，它比一切外国优越。
在13 世纪蒙古人征服中国以前，中国优越这个信念显然还是可以成立的，因中国地广人众，技术、财富和文化水平都比较优越。但中国皇帝以德君临天下而对人类拥有无上权力的思想，在缺乏道德观念的蒙古人以武力征服中国之后，却被粗暴地粉碎了。然而，汉人血统的明代诸帝东山再起，以他们的德行和权力重申了皇帝至高无上的信念。于是，皇帝君临四海这个古老的思想，虽然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乃至哥伦布以前美洲的早期君王都有过，但只有在中国能够一直坚持到现代。
统一，这个理想的信念在中国人的思想上，久已同没有内战从而同内部的安定、秩序和繁荣联系在一起。这个信念从清皇朝那里又获得了新生。当清朝八旗军在18 世纪把蒙古西部、新疆和西藏置于北京统治之下时，所谓统一无非意味着“中华帝国”事实上就是“东亚帝国“（中国和亚洲腹地），这在很久以来是个战略单位，而今则成为一个政治单位了。在清朝统治下巩固这整个地区的工作，近几十年已由扩大了的汉民族所采用，先后被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继续实行。甚至到了今天，两党仍坚决主张，只能有一个中国，不能有两个中国，而这汉民族的一个中国理所当然地包含蒙古、西藏、维吾尔和其他许多种族，作为文化上的少数民族。
朝代的盛衰周期
研究20 世纪初中国历史的一种基本方法，是把它看作改朝换代过程中的一个政权空白期或间歇期。读了著名的中国各朝代的二十四史之后来看今天的中国，你就会觉得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相继夺取并组织中同政权的努力是一个古老主旋律的变奏。在中国2000年的政治史中，显然可以看出节奏和顿挫。自古以来，即使当时的纷争可能蹂埔了中国，大多数的中国人总是绝对相信，统一是会重新实现的。
任何一个探求历史一致性的人，或以社会和文明作为单位来研究历史的人，都会觉得中国的史籍浩瀚无际。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这么许多见诸记载的帝政事实，有待历史学家、或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派创始人、或普通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在其空闲时候去加以精选、整理和总结的。人们在这些记载里比在任何别的书里更有希望读到不断重演着的历史。如果我们能好好读通中国过去2000年的历史，我们就能预见它今后20 年的未来——这虽是个奢望，然而也是个令人神往的希望，只有那处缺乏想象力的人才会对此无动于衷。
几代学者都对古代中国与希腊——罗马世界中一系列事件的特别类似之处获有深刻印象：都有一段诸子争鸣和战国纷争的时期，有大一统成立帝国的时期，有中央政权分崩和瓦解的时期。例如，我们注意到，孔子及其弟子约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同时代；亚历山大大帝只比秦始皇早100 年；罗马和汉这两个帝制政权也鼎盛于同一时代。同样，当这两个帝国衰微之时，其北方边睡的蛮族都变得越来越危险，而当“普世之国”（借用英国史学家汤因比的术语，它指古代居世界一隅自以为尽有天下的大帝国。——译者）中的政治和经济解体时，都可见到苦难人民向其导求安慰的外来宗教传播的特征。3 至6 世纪北方游牧民族的进人中国和佛教的传播，正好同西方哥特人和汪达尔人的南侵以及基督教的传播、即“野蛮状态和宗教”的胜利同时。凡有志于正确地找出人类事物规律的人，都可拿东西两大帝国的这些相似之处作为出发点，来进行概括和更深人的研究。在中国历史里，使肤浅观察者一眼便能看出的最有趣的一致性是以汉、唐两朝为中心的一系列情况。在这两朝之前都有一段思想酝酿活跃的时期，其标志各为周末的诸子百家和汉以后道教佛教的盛行。在这两大朝代之前，都各有一个强大而短促的皇朝来统一国家，即秦朝（公元前221…公元前206年）和隋朝（581 －618 年）。汉、唐两朝一旦在新统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之后，都能把中国的政治势力扩展到邻近地区、特别是中亚一带，并相应地发展了对外接触。
学者们有鉴于这两大朝代的相似之处，曾试图系统地阐述历史周期现象。所有这些尝试的根据，是中国史学家所观察到的并孜孜不倦地记载下来的基本现象，即朝代的循环。二十四史中当然有某些思想一再出现过，因为记录每朝史实的学者所提供的都是统治者家族兴起，鼎盛和哀亡的全部历史。例如，到每个朝代快结束时，所记载的自然灾变、地震、洪水、彗星、日月蚀和其他异常天象就多起来了，以证明统治者的无道正在使他丧失“天命”。
确实，在民气和社会心理方面，自我联想可能曾对朝代的循环发生作用。这是因为，皇朝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它的道德威望，以致一旦它在某些事情上丢了“脸”，就可能启动一个过程，使人们的思想似乎越来越反对当朝政权，从而加速其灭亡。一旦那批给统治阶级舆论定调子的儒家文士认定一个皇朝已丧失其在位的道义权利时，谁也无法再拯救那个皇朝了。这仍是今天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因素。
朝代的衰微往往是和统治家族的日益无能一起出现的。当权的家族一代又一代地被家庭制度套上沉重而无用的担子。这一点从那些在皇室里有牢固地位的外戚身上表现得最为昭彰，他们假公肥私、骄奢淫逸。朝廷里的酒肉声色使统治者个人日趋萎靡。汉化的夷狄之君也会遭到这种危险。例如，蒙古诸汗就是由于贪图安逸和荒淫无度而自取灭亡的。
有些人甚至更广泛地用经济史观来解释中国的朝代循环。采用这种研究方法的人特别重视田赋，因为在中国农业经济中，田赋是政府岁收和权力的主要来源。每个朝代似乎都出现过这样一个过程，即不纳田赋的土地越来越多，使当权的官僚阶级得利而皇家的岁收减少。在一个朝代开创之初，通常都要估计一下土地和人口的数目，并登录在一种粗略的调查表里。新订的税册可以用作收税的牢靠基础。随着岁月的推移，帝国政府的利益与代表该政府的个人的利益发生了矛盾。统治阶级能够逐步增加他们的田产，并采取各种手段不缴田赋，如销毁税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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