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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严不是无代价的:从日本史料揭秘中国抗战-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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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日军纪录，这艘驱逐舰很可能是日军白露级的驱逐舰五月雨号，该舰的航海日志中并未记录和陈策艇队相逢。该舰当天探照灯发生了故障，正在修理，行进间根本就没有发现海上的目标。
日本驱逐舰的舰长们大概脑子都有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们错过了好几个坐鱼雷艇的“大肥肉”级目标，后来的日本总督麦克阿瑟将军从科雷吉多尔突围，坐的是鱼雷艇，路上大白天碰到日本驱逐舰，巴克利艇长给吓得差点昏过去，结果日本人眼大无神，放过去了；美国总统肯尼迪（当时还是少尉）指挥鱼雷艇在所罗门群岛巡逻，居然撞上了日本驱逐舰天雾号，天雾号舰长当时在睡觉，结果肯尼迪等人在海上漂了几天后遇救。和他们相比，陈策，只能算是一个小Case啦。
不过假如我是日本海军司令，这几个舰长，都够枪毙资格的了。
松了一口气，鱼雷艇队继续前进，深夜1时30分，他们终于到达了大鹏湾的海岸。但是，上面等待他们的是好酒还是猎枪，谁也没有把握。
这个时候武林高手杨春显示出了英雄本色，自愿上岸做尖兵，这个旱鸭子打虎英雄，大概也巴不得赶紧离开这洗澡盆一样大的鱼雷艇。英国皇家特种部队的肯特尔上尉主动提出一同前往。肯特尔是加拿大人，勇敢而富于经验，一路上英国官兵的警戒都是由他部署。两个人跳下齐腰深的海水，摸上岸去。陈策下令各艇的机枪对准岸上，随时准备开火。
大概是这一行人劫难已尽，不一会儿杨春就带着一个人回来了。这个人姓梁，是香翰屏游击部队的一个团长，他率领所部游击队，一直在这一带活动。作为这里的中国游击队最高指挥官，梁团长亲自赶来大有原因，因为他原来就是陈策将军的部下。
老大出事了，他一个舵主还不赶紧来慰问啊。
梁团长和陈策相见言欢的一瞬，所有的人都感到了一个词：“Safe（安全）”。经过艰苦的磨难，他们终于安全了。
梁团长请陈策和其他突围人员上岸，一顶滑竿已经及时地等在了那里，供陈策乘坐。按照陈策的吩咐，后背负伤的麦克多格尔爵士也得到了同样的待遇。梁团长派来士兵和当地的老百姓，协助将鱼雷艇上所有的物资运走，然后将艇凿沉（已经没有汽油，无法航行）。尔后，一行人就受到了最好的广东菜的款待（会不会上了龙虎斗？）。梁保证将大家送到中国正规军控制的地区，当然，旅费和路上的一切开销，都由他一力承担。这回可让英国人见到了陈策在广东的影响，罗纳德艇长评价：“We immediately realized the power； influence； and respect the Admiral had。 He was the President of the Southern Kwangdong。（我们立刻就认识到了将军的权力和影响，以及他的威严。他是南粤之王。）”
好运气来了门也挡不住，正在中英官兵忙着凿沉鱼雷艇，一条孤零零的炮艇出现在海湾里——来得正是那条倒霉的炮艇C…410号，蒙塔古中校带着它从湾仔突围以后，找不到陈策一行，在香港海面上大大地兜了一个圈子，阴差阳错的居然也赶到了大鹏湾，终于归队了。
英国人还注意到，梁团长毕恭毕敬的给陈策拿来了三个箱子，箱子里装满了——钞票！！！梁团长解释，这是给将军路上“零用”的！
陈策的豪阔的确不同凡响啊，不过兄弟也很怀疑这会不会是黑道上梁“舵主”给陈“龙头”的孝敬呢？也许这笔钱正是来自和香港的走私生意呢。但陈策的确有钱，此时，他手臂中还带着一颗日军的子弹，后来到柳州后由军医取出。陈策处理子弹的方式也非常有特色，他打造了一面纯金的盾牌，把子弹嵌在正中，作为永久的纪念
用这种方法纪念，不是每个人都承担得起的。
1942年1月16日，突围官兵安全到达柳州。至此，这次富有传奇色彩的香港突围行动胜利完成。
和陈策一同突围的英军官兵，最终经过缅甸回国。而他们返回之前，香港突围的传奇已经传遍了英伦。为了感谢陈策将军在这次突围中的功绩和无畏精神，以及他在香港战役中的贡献，英国议会通过决定，授予陈策将军大英帝国爵士爵位（Knight of the British Empire），授予陈策将军的副官徐亨皇家骑士（Officer of the Order）称号。
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一行在突围之后还有不少奇遇，比如赶来给陈策将军授爵位的马克斯爵士，正是当年陈策在香港的高尔夫球友，而英国人在柳州，曾经组织了一场和中国当地驻军的足球比赛，结果中国队打了英国队8：0——中国足球史上似乎应该记下这个比分来！
附：
被授予大英帝国爵士爵位的陈策将军，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担任第一任广州市市长，一年以后，因足疾复发而去职疗养。
1949年8月31日，饱经风霜的陈策将军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夜，避开了是否要在暮年改换门庭的难题，在广州家中安详辞世，终年58岁。他的妻子在两个月前病逝香港，夫妻合葬于广东海军坟场。
关于陈策将军的死，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说。
据说将军去世的前一天，在寓所召开了一次酒会，到会的都是他的亲信部下和好友。第二天，陈将军在酣眠中辞世。到会的人员中有一名军统特务，名叫陈静涛。人们怀疑是陈静涛奉蒋介石之命暗杀了陈策将军，理由是担心陈策追随孙夫人宋庆龄投靠中共。实际上，这个说法没有充分的根据，因为以陈策的性格和关系网，他最大的可能是移居香港，他在那个米字旗的世界里畅通无阻。
对陈将军的病史进行分析，在他去世之前，陈一直饱受足伤和胃病的折磨，身体已经极为虚弱。而酒会后将军服用了安眠药以便入睡。将军的死因应该是酒精和安眠药发生共同的作用，麻痹中枢神经致死，伟大的幽默电影家卓别林，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在睡梦中去世。
也许，一位太传奇的将军，人们都不舍得让他平静的离开。
来于尘土，归于尘土。
老兵们永远不会死，他们只是悄然消逝
搜寻那场战争中的真实
日本老照片中的七七事变（1）
搜寻那场战争中的真实
日本老照片中的七七事变
15…1其实，开战之前，中日两军的对峙已经剑拔弩张。这是丰台事件时日军包围中国驻扎丰台军队的兵营的情景。机枪所对的，就是中国军队的营门。在日军看来，这是当时正常而必要的措施。不知道如果在日本，中国军队这样用机枪对着日军营门，他们是否也会觉得“正常而必要”。
尽管在日本大众媒体上今天已经很少见到七七事变的有关文献，其实日本的历史学界，历年对七七事变都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进行研究。在这种研究中，日方也反映了一定的反思态度，例如，NHK编辑的《历史的交待》第21辑中，曾这样评价七七事变——“昭和12年的七夕之夜，卢沟桥畔一声枪响，日本陷入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泥沼。”但是，这种研究，也明显地带有“日本的历史研究特色”。
所谓“日本的历史研究特色”，就是在这种研究中，对史料的取舍带有严重的倾向性，所以研究的结果对“重现历史真实”是否有所帮助难以衡量，却可以看出明显的对日本当时战争罪行进行开脱的含义。
例如，对于七七事变的原因，日方的研究着重于具体事件的经过，甚至精确到分钟和每一个士兵的动向，只是结论扑朔迷离。他们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说明以下几点：
第一，卢沟桥事变是不是日本预谋的，他们强调事件的开端是日军华北驻屯军演习部队确实走失了一名士兵（而后归队），属于“擦枪走火”。这个观点的背后，是说日本对于中国的侵略战争，也自然不是有所预谋的，而是由于偶然事件引发。
第二，日本的历史研究绞尽脑汁分析卢沟桥事变背后可能有中方的种种暗谋。提出日本士兵走失之后是中方出于某种目的故意促成了和日军发生战斗，这主要有“士兵走失后中方向日方射击”、“宛平守军金振中是共产党，故意和日军战斗挑起中日战争”、“走失士兵是在战斗开始后才找到的”等多种说法，而且貌似各个都有形形色色的证据。
然而，实际上这些观点都不值一驳，引用日本历史研究方面无意间保留的资料，就可以轻易反驳这些观点。由走失一名士兵引发两个国家的大战，正如按动扳机发出致命的子弹一样，问题不在按动扳机的动作，而在于枪中早有子弹，而且对准了目标。如果看事件前日本对中国东北、热河、内蒙、华北的一系列侵略活动，就会轻易看出，日本方面试图占领华北，是一个有条不紊的计划活动，所差不过是时间的早晚而已。
当时的日本同盟通讯记者松本重治，在1982年发表的《卢沟桥谜一样的枪声》一文中，曾经明确说明当时日本的国策——“卢沟桥事件的背景，是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此后六年间不断发生各种事件。日本方面发动长城之战、热河作战，此后关东军做出了无论如何也要取得华北一带，作为满洲的缓冲地带这一决定”
且不论攻占面积比日本还大的华北是否只是要为日占东北取得一个缓冲，这所谓“走失一个士兵”显然不过是给日方提供了一个契机而已。而卢沟桥事变，与九一八相比，最大的区别就是中国再不屈服，“人无分男女老幼，地不分东西南北”，奋起抵抗，直到八一五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至于各种所谓的阴谋说，其实更是强词夺理，还是用日本方面的战地指挥官自己的说法来反驳吧。当时日军的前线指挥官大队长一木清直在东京《朝日新闻》1938年6月30日发表的采访中说明了士兵志村菊次郎走失后又返回——“当时接到报告士兵（志村）已经回来了，没有异状。但是，我的想法是连队长让我就此事（和中国方面）进行交涉，如果就这样算了，中国方面会怎样宣传就不知道了。此前的‘丰台事件’就是例子，也许会让他们产生——只要敢真枪实弹地对付就可以让演习的日本军队逃跑这样的概念吧。如果是那样，对日本来说是很遗憾丢脸的事情，所以，我方决定占领一文字山（卢沟桥和北平之间的中方阵地）然后再严正交涉”
交涉的目的是找回失踪士兵，既然人已经回来了，还要交涉什么？从一木这段回忆，日方主动扩大事端，使“士兵失踪”扩大为卢沟桥事变的过程和逻辑，已经不需要任何辩解了吧？而且一木在太平洋战争中就被击毙，他的证词也不可能受到压力歪曲。也许，就是因为这事实照出的日军太过野蛮丑陋，所以日本方面对这一事件的研究结果，总是“扑朔迷离”。
“扑朔迷离”，有时候也可算一块遮羞布吧。
日本老照片中的七七事变（2）
不过，从日本方面对七七事变的研究始终不衰，可以看出这个事件在日本整个近代史研究中始终占据的重要地位。
而日本对于七七事变的研究，也保留下来了若干在国内不常见的材料，有助于从另一角度揭示这一历史事件的全貌。
以下，就是一些日本保留的关于七七事变的历史照片，因为这些照片似乎在国内媒体未曾见到，故此发来与大家分享。
15…2日军绘制的卢沟桥周围地形图。可以看到，日军一木大队试图“占领后与中国方面交涉”的一文字山，正是切断宛平与北平联络的咽喉。
15…3日方所作宛平/卢沟桥地区地形图，可以看到日方第八中队的演习区域，恰要穿过卢沟桥和宛平城。
15…4全副武装的日军实枪荷弹在中国军队鼻子底下穿越宛平。
选择这样的地点进行实弹演习，在当时双方矛盾一触即发的背景下，如果说没有挑衅的意味实难令人信服。日军回忆当时穿越城门时，城墙上的中国官兵总是面色严峻，如临大敌——而这，竟然也成了日军攻击中国军队的理由之一——“中国军队富有敌意”。
当时北平周围中日两军驻扎犬牙交错，日军与中国军队经常出现对峙乃至战斗的情况，日军动辄包围中国军队的驻地，这是一次双方冲突中拍摄的照片。骄横的日军和作泰然自若状的二十九军军官都可以看到。
15…5双方冲突中拍摄的照片
15…6中国军队在丰台的兵营
15…7日军在丰台的兵营
15…8卢沟桥打响后，双方呈现拉锯作战，前后20日，日军始终不能占领宛平。这是双方在宛平城外永定河畔交战的前沿，日军的战壕清晰可见，远方为双方争夺要点龙王庙。
与卢沟桥事变有关的几名日方重要人物照片
15…9二等兵志村菊次郎——日第八中队新兵
就是他在演习中的走失成为双方开战的导火线。事后日方也承认志村是因为刚入伍，缺乏经验而走丢，但这个导致战争的“小人物”没有受到任何惩罚。1944年，志村在缅甸死于孙立人部中国远征军之手。
15…10日军第八中队中队长清水节郎大尉，战后曾接受秦郁彦的采访
15…11日军大队长一木清直中佐，发动对宛平攻击的直接指挥官，1942年在瓜达尔卡纳尔和美军的战斗中战败自杀。
15…12牟田口廉也，时任日华北驻屯军第一联队联队长，有小东条英机的绰号，极力支持一木清直。战争后期因在缅甸战败，损失惨重被撤职。
15…13卢沟桥战斗打响后，中日双方曾多次进行停火谈判，但中方不再开放宛平城门，这是日军代表寺平大尉为交涉事由被守军用绳子拉着在宛平城墙上下。
15…14这个寺平，实际是日军驻北平特务机关的辅佐官，这是他的照片和所作《北平特务机关日志》，派这样的人员来进行交涉，日军的“诚意”可见一斑。
15…15占领卢沟桥的日军在“卢沟晓月”碑下狂欢，他们不知道八年以后会有一个八一五
希望日本的国民，即便不太记得七七，也要记住——八一五。
伪满海警纪实（1）
1６－１成立之初的伪满海警营口总部门前，可以看到快马号炮舰和各色巡逻机帆船。
在中国近代海军发展史上，有一支奇特的准海军部队，它的舰艇数量和吨位，可以与一些中小国家的海军相比，而实际又为侵入我国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控制，这就是名义上属于伪满傀儡政权的“满洲国海上警察部队”，俗称伪满海警。
九一八事变之前，我国在东北的海上力量，主要包括东北军属下的沈鸿烈东北海防舰队，黑龙江上的江防舰队和奉天渔业商船保护总局的巡防部队。东北海防舰队是后来中国海军第三舰队的前身，一度拥有海坼，肇和等大型舰只，江防舰队主司对苏俄的江防，商保局巡防部队则是隶属于地方的护渔武装。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占中国东北。在北方，马占山发动江桥抗战，江防舰队因为封冻入坞，虽然派出陆战队携炮参战，但江通利绥等各舰艇最终先后落入敌手，后来成为伪满江上军的发足。在南方，沈鸿烈当机立断，命令东北海防第一，第二舰队兼程南下，镇海等各舰成功避开日军截击，转入南方国民政府控制的港口。在营口的商保局各舰艇则在措手不及之中被日军全部扣留。但商保局员工在爱国热情驱使之下，不顾生命危险，乘日军监视稍松懈之时发动暴动，夺取较好的炮舰４艘、巡逻艇３艘，逃归大沽和烟台。这样，在东北南部，日军控制的原中国舰艇只有残破待修的靖海、快马两艘炮舰，以及１２艘巡逻机帆船（巡字第1－第12号），力量非常薄弱。同时，日军中陆军和海军在对伪满的控制上互相吃醋，日本陆军系统的关东军要对满洲国的事务一手包办，但旅大和东北南部日本海军也有相当的势力，不愿陆军染指，因此，在相互扯皮和力量不足的情况下，伪满洲国成立初期，黄海和渤海方面基本属于日军防卫的空白点。
随着东北义勇军为代表的抗日救亡运动在白山黑水间蓬勃展开，因为日军的防卫存在这一空白，辽宁南部沿海地区成为南方军民接济义勇军的“胡志明小道”，人员、武器、弹药频频通过海上流入游击区，像一根动脉血管一样为抵抗战士提供着动力。这种情况和抗日战争结束后我军山东军区部队通过海上进入东北有相似之处。
被义勇军搞得焦头烂额的关东军被迫放弃自己控制东北所有权力的想法，转而敦促海军迅速采取措施，建立对东北南部海区的绝对制海权。日本海军的作法是建立一支名义上隶属于伪满洲国的准海军部队来完成这一任务，这就是伪满海上警察部队。
１６－２参与搜剿东北抗日联军的伪满海警
1932年4月，日军通过伪满洲国民政部下令组建“满洲国”黄海渤海沿岸警备机关，首任负责人是日本海军预备役大佐宫部光利，所部名义上隶属于伪满民政部，实际向日海军“满洲海军特设机关”负责。
4月末，伪满海岸警监部队首先成立，用于从岸上搜索攻击义勇军的补给人员和船只。接着，6月15日，能够实施海上截击任务的沿海巡逻队成立，早期海警的人员编制属于伪满民政部的特种警察。
最初伪满海警所辖舰艇来源复杂，五花八门，包括修理留用在营口缴获的原商保局靖海，快马两艘小炮舰和第1至第12号巡逻机帆船，同时接收了原属于盐务署的小火轮骏通号，购买改造了满铁铁道部的拖船宗谷丸（加装武器后重新命名为“荣安”），并从日本驻朝鲜总督府借用了一条九重号老式炮艇（40吨，乘员7人，木制，蒸汽机动力）。关东军为了加强对这支部队的影响，将九一八事变中夺自张学良部的雪莱克水陆两用飞机六架交给伪满水警使用，包括装300马力发动机的2架，装180马力发动机的4架。这些飞机舰艇虽然性能参差不齐，但是达到了初步控制伪满周边海岸的目的，基本切断了义勇军的水上交通线。这支所谓的伪满海上警察部队，舰艇指挥官和飞行员，全部由日本人担任。
1６－３伪满海警飞行队，使用原属于张学良部东北军的高德隆式法制水上飞机。
由于伪满海警部队的作用明显，1933年1月，日本海军方面通过预算，决定扩充这支部队，通过的一期预算包括：采购200吨级巡逻炮舰两艘，45吨炮艇4艘，10吨级巡逻艇5艘，另购入一艘800吨级运输船作为巡逻母船。岸上基地本部设在营口。此外在大东沟，复州，西海口，庄河也设立岸上机关。这是伪满海警的第一次较大扩充。
所有新造舰艇的设计都由日本海军舰政本部设计，很快按照计划开始施工。200吨级炮舰和45吨炮艇的建造由神户的川崎造船所承担，10吨小型炮艇分别在日本和大连制造。1933年夏季，这些舰艇陆续加入伪满海警，成为其基干兵力。
到1933年8月，伪满海警已经初具规模，其舰艇包括：
巡逻炮舰
海龙级：海龙号、海凤号，排水量200吨，航速16节，装备76毫米炮2门，6。5毫米机枪两挺，装备有声纳和深水炸弹投放器，可以有效担当护航和反潜等任务。
靖海号、快马号，排水量150吨，装备37毫米炮2门，是1914年下水的老式巡逻舰。
巡逻炮艇
海光级：海光号、海瑞号、海荣号、海华号，排水量50吨，航速15节，装备25毫米炮和6。5毫米机枪，适用于巡逻警戒等任务。
海边级：海边第1号到海边第5号，排水量10吨，定员5名，可装备机枪一挺，设计脱胎于日本海军15米内燃机艇，但只装备一台80马力发动机（日军原型艇安装两台）航速9。5节。
巡逻母舰：海王号，排水量800吨，航速12节。原为1906年下水的老式货船，加装76毫米炮2门，可兼作运输船使用。
1６－４伪满海警各舰艇，左侧为海龙号炮舰，后方为海光巡逻艇，靠码头的为海边艇。
此外还有杂型炮艇荣安、九重、骏通、第七、第八海边艇（利用没收游艇渔船改造）以及巡逻机帆船8艘（第5，6，10，11号机帆船在1934年废置）等
伪满海警纪实（2）
同时，它的基地，人员建设也初步取得成果。
宫部利光是日本海军军官学校31期毕业生，在日本海军中颇有关系。在他的运动下，原来隶属于伪满内政部的渔业商保总局护渔科在1933年7月并入了伪满海警，包括6名日本人、254名伪满人员、3座大楼，以及机库、栈桥、简易船坞等设施都纳入伪满海警旗下。宫部本人是个风花雪月的老手，对日常管理并不上心，日本海军方面另派川田义雄大尉作为队附，负责实际的管理。接着，因为日海军五一五事件受到牵连的一批不得意军官也被送到伪满“戴罪立功”。宫部乐得接受一批老手，来者不拒，先后接纳日军大佐樱田博、村田章一，尉官铃木四郎、村上功、田琦元武等。1933年8月，服役于伪满海上警察部队的日本军人（主要是预备役人员）达到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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