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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严不是无代价的:从日本史料揭秘中国抗战-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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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军长、张指挥挽
国难方殷，端赖团结，追随抗战奋杀贼。
敌寇未除，遽失领导，缅怀遗志痛挥戈。
注释：廖磊，字燕农，号伯符，1890年2月生于广西陆川县一世代农民家庭。1937年10月升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参加了著名的淞沪八一三抗日战役。1938年10月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豫鄂皖边区游击兵团总指挥，在大别山指挥部队艰苦抗战。1939年10月23日因积劳成疾导致脑溢血猝死于立煌县金家寨；终年50岁。另有文章注明，廖磊是桂系仅次于李、白、黄的第四人，堪称一代英豪。
廖磊将军没有回忆录，因为他根本没有看到抗战的胜利的。
一时掩卷。日本人对自己的俘虏那种轻蔑和无视，让我们感到这个民族在文明上的缺陷。而我们呢，我们那个时代的脊梁们，还有多少人记得他们呢？
我想起在北京我曾问过朋友们，有谁记得在大七卜村高呼着不投降战死，年轻的八路军十八团团长杨柳新，他的政委朱爱华，还有和十八团同难被俘绝食不屈而死的分区政治部主任袁心纯？
这仅仅是一个团在一个月中牺牲的高级指挥官。
他们或许不在乎人们记得，但是他们当一定在乎自己的清白，当我写下他们的事迹的时候，有些留言我不可能视而不见。我们或许不必去专程祭奠他们，但对他们如果在心中保留一份敬意，似乎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想想吧，当你带着妻子和孩子，走在公园中愉快地享受着天伦之乐，经过那些70年前的人们的墓碑前，给感激的一瞥，有一点谢恩的心思，也许就已经足够。
这份感恩会伴随我们的子孙传达给这个文明国家的世世代代。
今天，有时候我觉得——
他们好寂寞。
追寻“日本八路”松井实的故乡（1）
作为在日华人媒体，《关西华文时报》编辑部受到中央电视台的委托，希望能够为一名埋葬在中国的“日本八路”寻找他亲人的消息。
根据中国方面提供的资料，这名“日本八路”名叫松井实，死于1948年10月解放郑州之战，当时是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的一名医生。根据他在九纵政治部的老战友段绪德等人的回忆，松井实好像是在太行山抗战中俘虏的日本士兵，经过教育后参加八路军并加入了反战同盟，成为“日本八路”。在中原野战军九纵有一个由五名日本人组成的医护小组，松井就在那里工作。
除了松井当时的年龄在20－30岁之间，中国话比较流利，为人斯文，老家是京都以外，几乎没有别的线索。
松井实的墓在郑州市烈士陵园，他的墓碑上方，刻有一颗代表解放军军人的五角星，这代表着他在死亡的时候已经不再是一名为军国主义效力的战俘，是中国方面对他的一种承认和原谅。
今年是郑州战役结束六十周年，中国方面希望能够在这个纪念性的时间，为长眠在这里的这名“日本八路”，找到他故乡的消息，让他的亲人能够因此了解他最后的情况。
因为这个原因，中国方面找到了《关西华文时报》。尽管以目前所知的线索进行寻找比较困难，但编辑部依然郑重接受了这项委托。
对于寻找松井实先生的亲属这件事，最为有价值的线索大约就是他的故乡为京都。作为查找的开端，我们通过电话联系了京都市政府的有关部门，试图查证京都是否有过名叫松井实的日军官兵在中国战场失踪。然而，得到的消息有些令人沮丧——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政府曾经进行过一次户籍处理，将战争期间失踪的人员，统统作为“死亡”处理。这给寻找当时失踪人员的户籍带来极大的不便。因为这意味着当地已经没有失踪人员的档案，如果需要查找，必须将所有死亡人员与失踪人员进行甄别。京都方面的工作人员希望我们提供更多的线索，特别是松井实的出生年月日，如果有这一条线索，他们的工作将可以比较容易找到结果。
《关西华文时报》一方面争取与国内有关部门联系，希望他们提供更多关于松井实的线索，另一方面，也没有放弃努力。
记者在神户认识一位对日本战败时期情况比较了解的斋藤先生。斋藤先生对能够参加查找松井实亲属这件事感到很是重视。他立即与记者一起前往寻找一些他所知道的京都籍中国归国者，斋藤先生认为他们可能会对当时留在中国的京都籍日本人有所了解。
在斋藤先生的帮助下，《关西华文时报》的记者找到了多名京都籍日本归国者或归国者二代，不幸的是没有人对于松井实这个名字有所印象。斋藤先生表示他会继续帮助寻找，并随时将所得线索与我交换。
记者同日走访了位于柴岛的大阪中国归国者协会，这个协会的工作人员战后曾对中国归国者的返日事业做出重要贡献，并发表过多篇关于中日战争问题的研究论文。
通过与该处工作人员的电话联络，我们的寻找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按照大阪中国归国者协会掌握的材料，松井实属于在太行山作战被俘日军的可能性很大。这是因为当时京都籍日军官兵大体隶属于两个师团，既甲种第十六师团和治安第六十二师团。这两个师团都曾经在华北和太行山区打过仗。
根据松井的年龄判断，他更可能属于第六十二师团。这是因为，第十六师团在华北作战的时间只有1937年的下半年，由于华东方面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大本营11月将其调往南京战线。由于日军中军医都是军官编制，松井实应该是军官而不是士兵。按照当时十六师团军官的年龄推算，到1948年大多应该超过了30岁。而第六十二师团成立于1943年，其六十四旅团是京都师管区的预备役官兵组成的守备兵团，专门用于在山西东部和八路军等抗日武装作战，一直持续到1944年3月。由于当时日军在整个战场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它在太行山区作战的时间长，损失大。松井可能就是在这段时间里被俘的。如果能找到这段时间六十二师团损失情况，可能会有所帮助。
追寻“日本八路”松井实的故乡（2）
根据他们提供的材料，第六十二师团医院院长名叫熊城宽，军衔少佐。不过六十二师团最后在冲绳全军覆没，要寻找它的残余人员提供线索是很困难的。
不过该协会也提出一条可能的查找路径——据他们所知，日本战败时残存在中国的京都籍的士兵，大多是通过京都府宫津市的舞鹤港返回日本的，舞鹤港当时先后接回了150万从中国归来的残军和平民。该会一名工作人员回忆，在舞鹤的“引扬纪念馆”，曾经见到一本资料，上面记录有各部队在中国死亡和失踪人员名册。他们对战后日军和平民在中国的情况，也有比较深刻的研究。
10月12日，本报记者为寻找松井实先生的亲人线索，如约来到舞鹤引扬纪念馆，受到荒田直明副馆长的热情招待。
《关西华文时报》记者在舞鹤引扬纪念馆门前，曾经为搜寻中国抗日先烈的资料走过很多路，为一名“日本八路”跑这样远，还是第一次。
这里，果然存放着原始的失踪日军人员和眷属情况记录，印刷十分粗糙，但每一条记录都十分详细，包括姓名，职务，失踪时间地点和推测原因等。
不幸的是，尽管笔者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进行查找，但最终没有找到松井实的姓名。
但是，按照荒田馆长的说法，这份记录实际上是到港的日本人进行回忆的结果，所以无法确认其权威性，也不够全面。他认为这件事可以通过厚生省进行查找，因为许多户籍被作为“死亡”消除的归国者，都是通过厚生省确定了自己的身份。
笔者按照荒田先生的要求填好表格，等待他们的好消息。
在离开舞鹤引扬纪念馆的时候，俯瞰舞鹤湾，令人感慨万千。
当年，这里是返回国内的日本人下船的地方。就在这里，演出了无数生离死别，抱头痛哭。
他们这时全然忘记了自己用刺刀曾经加于亚洲各国的苦难。
死在郑州城下的松井实，会不会心中也存在着一个从舞鹤重归故乡的梦想呢？
屹立在岸壁的“期盼的母亲与妻子”雕像，已经在那里站了20年。假如松井实的母亲和妻子战争结束时在人世，她们又在这里站过多久？
其实，松井实死亡的具体日期，也是可以推算的。
1948年10月22日，对郑州来说，是一个新生的日子。在经历了军阀之间的中原大战，抗战中的沦陷和激烈的内战之后，随着刘邓所部中原野战军占领郑州，这座城市终于告别了战乱的日子。按照战史记载，因守军孙元良部主力当时已经东调徐州，国民党所部对郑州的防御并不坚决，攻占这座省会城市的战斗只进行了不到一天。而其中双方作战最激烈的地点并不在市区，而是在黄河铁桥以南地区拦截撤逃的国民党军。
然而，这样一场类似“西线无战事”的战斗，即便是胜利者，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解放军方面有94名官兵牺牲。
由于这次战斗只经历了一天，所以松井的死亡时间，可以被锁定在10月22日当天。
94条生命，在一场“轻松”的战斗中悄然逝去。
忽然想到了《集结号》广告片头的那句话——每一个牺牲都是不朽的。
愿舞鹤引扬纪念馆前那尊和平少女的祈祷，成为永远的现实，那将远胜过让我们纪念每一个不朽的牺牲。
日本为占领军提供慰安服务纪实（1）
从小町园到“潘潘”——日本为占领军提供慰安服务纪实
上
“作新女性——涉外俱乐部招聘女性事务员，包吃住服装，高收入，限18至25岁女性”这样的广告，或许在今天也会有很多人动心吧。也难怪1945年9月20日，当这则广告在日本各大报刊登出的时候，当天就有一千六百余人来面试，而三个月内各地应聘的女性达到六万人之多。发放这则广告的，是日本政府东京警视厅参加设立的RAA协会。
后来调查，应聘者中，绝大部分不知道这则广告背后要求她们做的真正工作是什么。政府背景，在全国报刊上的公开广告，使她们信任不疑，而她们此后的命运，却是日本历史上至今不愿提起的一页。
RAA，全名Recreationand Amusement Association，翻译过来就是“特殊慰安施设协会”，是日本为美国占领军提供性服务的专门机构，日本人称之为“国家卖春机关”。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以麦克阿瑟将军为首的美军随即进驻。战败前的日本，有很多人从来没有见过西洋人，加上军国主义者常年“英美鬼畜”的宣传，尽管麦克阿瑟很快发表声明，称将不进行任何“野蛮，针对个人的报复”，几万名美军即将进驻的消息，还是给这个岛国带来了极大的恐慌。日本当时的社会调查表明，对美军占领的恐怖和担心中，最重要的是食粮不足，复员人员失业，以及占领军对妇女的凌辱，其中担忧妇女遭暴行凌辱的比例遥遥领先，被列在第一位。产生这种想法，首先是日本人长期受到“如果战败，男人将全被阉割，女人将全被作为娼妓”的宣传；其次，战争中日军在亚洲各地的暴行，显然也成为日本人对占领军想象的最重要参照。
针对这种恐慌，日本内阁紧急讨论对策，结论是参照日本在战争中建立的慰安女制度，为进驻美军提供“慰安”设施和性服务，来减少美军对日本平民女性的侵扰。建立这种设施当时预算需要五千万日元，对战败的日本来说是一笔巨大的开支。而大藏省财税局长池田勇人对这笔钱批准的很快，他的看法是“用这笔钱换取日本女性的贞节和血统的延续，可说是十分划算了”。
说来，这种以国家的名义设立妓院来慰劳占领军的事情，历史上虽或有不得已而为之者，但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算是耻辱和难以启齿的事情。可是日本人讲求严谨的作风，却使他们这种事也要作的正规。8月18日，日本内务省向各地政府发出《外国驻屯慰安施设整备》和《关于外国军驻屯地慰安施设问题给内务省各警保局长的通告》等文件，要求各地警务部门协助建立为占领军提供性服务的慰安所。8月26日，由东京警视厅牵头建立的RAA协会正式成立，专门在天皇皇宫大门外举行了结成式（参加者主要是日本卖春业的老板和干部），下设慰安、游技、艺能、特殊施设、食堂、物产各部，冠冕堂皇地声明称：“为维护民族的纯洁性和百年后的未来，作阻挡狂澜的防波堤，作战后社会秩序的地下支柱。”
也有日本说法认为，建立性服务设施，是美军的要求，此说见于平冈敬一的《战后卖春业体系》一书，称8月20日，日本派遣河边虎四郎等人前往马尼拉商洽美军进驻事宜，最后的文件中，有“负责协调提供盟军进驻所需宿舍（含汽车、卡车）、慰安所等”的条目。然而，根据考证，此说不确。首先，日本政府决定设立慰安设施是在8月18日，当时河边还没有出发；其次，所谓的“马尼拉文件”英文原件在日本《败战中全国治安情报》一书中有所记录，美军要求提供的是俱乐部（Club），并没有性服务设施的要求，把“俱乐部”翻译成“慰安所”，只能说是翻译中日本人的习惯认识作祟了。
但是，这些慰安所开办后，管理上采取的是“日美协同”的方式，而麦克阿瑟在东京的“占领军总部”旁边800米长、日比谷公园到东京宝塚剧院的大道，就是当时最有名的“色情街”，随时有几百名卖淫女站在街上拉客，麦克阿瑟从自己的窗户就可以看到——如果他没看到，估计是五星上将患上了选择性失明的眼疾。可见，驻日美军在这件事上，有着明确的支持态度。
这样，以日本国家政府为主导，为美军服务的全国性“慰安”系统，在日本开始建立起来。8月28日，第一个这样的慰安所在东京郊外的小町园开业。此后，“悟空林”、“见情”、“波满川”、“乙女”等慰安所相继开业，最盛时在日本从事“慰安”的RAA女性，达到六万人之多。
起初，日本政府对“国家卖春”的行为还是有所掩饰的，要求各个慰安所的经营者只能以个人身份，而不能以国家政府名义，而慰安女也准备利用当时日本社会的公娼私娼充任。然而，在进行征集的时候，却遇到了意料不到的困难。
8月21日，东京警视厅召集各卖春业巨头在麻布小学开会，要求他们动员手下妓女为盟军提供慰安服务，结果却颇为难堪。对此前所未闻的“国家要求”，大妓院吉原的老板成川敏的回答最有代表性——“对昨日的敌人，今天就用身体侍奉，这当然也可以强制命令，但就是妓女，能不能接受也不好说。请允许我们回去商量。”而屋久组合的老板濑谷则回答说：“如果是为了国家，我们只能遵令行事，可是，事后该给姑娘们怎样的说法呢？希望国家对此给出负责的保证来。”对此，警视厅保安课课长大竹含糊答道：“会向上报告，求得解决。”
事实上老板们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妓女们对这条命令反应很强烈。长期受到的宣传是一条理由。另一条理由是妓女中流传着“西洋人和日本人身体不一样，和他们做那种事会被弄成两半”的说法，于是去做这种事，就有了赴死的悲壮。
有些地方的妓女最后服从了。比如上面提到的“吉原”。最初，听到这个要求妓女们只是哭泣不已，后来有一个妓女最终停止了哭泣，说道：“既然是为了国家，那就努力奉公吧。”于是，其他的妓女也都纷纷低头默许。
日本为占领军提供慰安服务纪实（2）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一些妓院里，这条命令却引发了不同的理解。土浦市警察署长要求当地卖春业老板协助建立慰安所的时候，卖春业的老板却想起了以前准备“本土决战”的时候日本政府提出过一个战术——“当美国兵要强暴日本女性的时候，假装合作然后捏住他的睾丸杀死他，一人杀一个就把登陆的美国兵杀光了。”于是这位很激动地问警察署长——“是要进行‘那个’作战了吗？”
警察署长哭笑不得，想了许久，只好回答说：“天皇已经下令停战，以前的事情不要提了。”“虽然现在和以前的方法不同，本质上都是一样地为国效力。”
尽管如此，愿意合作的妓女数量，连最初要求的三分之一都达不到。于是，日本政府终于撕下面子，用报纸广告的方式对良家妇女进行征集。于是，出现了前面的一幕。当时的日本，经济凋敝，失业率极高，且有“男性优先就业”的做法，在战争中失去男性亲属或因日本男子大量阵亡无法找到丈夫的女性很多处于饿死的边缘。所以，看到这样的广告，应募者云集自然是正常的。根据当时统计，这些女性中，应募时默认可以作性服务的不到20％。但是，一旦自投虎口，在政府和卖春业老板的软硬兼施下，大多难逃沦为慰安女命运。在稻江世津子《占领军慰安所》一书中，她描述当时的情景：“自愿的不超过半数。”“战争结束了，可是，依然可以用‘爱国’的名义驱使无辜的女子去为‘进驻’的外国兵卖淫。这是和战争中把女性拉去强暴一样的残虐，今天，改个名字叫特殊慰安罢了。”
日本内务省给这些女性的名称是——“特别挺身队员”。根据记载，当时免费为她们“开展服务”提供的标准配给用品，有床、被、枕头、睡衣、长裙、洗漱用具、食物、卫生纸，以及原日本军内使用的，被称作“冲锋一号”的避孕套。
事实上，这些女性的命运也的确十分悲惨。
比如最早开设的小町园慰安所，原定本来是在9月2日开业。但是，8月28日，一批美国兵就冲进了这里，痛打了服务员，强奸了在那里的全部慰安女。日方记载，其中半数的慰安女是第一次见到外国人，其时的恐怖惊慌，恍如地狱之门开启。
同样的事情在其他地方也有发生，比如横滨的互乐庄，原计划9月1日开业。前一天晚上，却闯来一百人以上的黑人士兵，用卡宾枪胁迫，将其内的14名慰安女轮奸，惨叫呼号彻夜，日本警察不敢过问。天明时候来看，三名男性职员都被打重伤，半死的慰安女们带着皮靴的泥印倒在地上奄奄一息。尽管如此，慰安所依然如期开业。而开业第二天，曾被黑人士兵强奸的一名慰安女，看到来的客人是黑人而恐惧逃窜，被美国士兵当场掐死，这个美国士兵也因为行为狂暴被美军宪兵击毙。这些，事后日本新闻界按照占领军总部的命令，都不予报道。
即便“正常”营业的慰安所，其情景也非常人所能接受。平冈敬一曾经采访过一个化名“玛丽”，在小町园慰安所作过慰安女的女子，她说：“没日没夜，美国兵嚼着口香糖在外面排队等着，女人们在屋子里形同监禁，根本没有拒绝的自由。”“最高的一天接客55人。悲，或者情，这些属于人的感觉，再也没有了。”“小町园的慰安女，最初是30人，只有半数能够做到三个月，随后就补充来了100名新的慰安女，牺牲者不断地出现。”
不知道这里面的“牺牲”指的是不是不能再坚持而离去，但在那里呆过的女性，身心的伤害是可想而知的。
肯定有些“牺牲”是有特别含义的。RAA的情报课长镝木清一回忆：“有些是年轻的女孩子，对异性根本没有什么认识，遭到忽然白人忽然黑人地轮番蹂躏，很是可怜。有个三井银行工作过的女孩子，第一个客人是个黑人，第二天就从电车上跳下去死了。但是，当时这种事必须保密的，我们只好把她秘密埋葬了。因为她们，是不是多少其他的日本女性得到了平安？我只能这样自我安慰。”
下
森村诚一的作品《人证》，后来被拍成了电影，所描述的，正是“潘潘”和“安丽”的命运，也许，还有人记得那首《草帽歌》。
日本慰安所的配给物品里面，很快就增加了油膏和消炎药物。但是，对于美国兵的“乱暴”，日本警察遇到情况，也只是要求慰安女“尽量配合忍耐”。他们当然不会管，因为整个RAA的业务，就是国家行为。上面提到的土浦警察署长，甚至把警察宿舍拿出来充当慰安所。
美国是世界文明国家之一，士兵的兵源素质也较好。但是，驻日美军的犯罪行为，日本记载，却是相当高。由于占领军实施新闻管制，这些暴行很难得到披露。以至于直到今天，日本上层人士依然称驻日美军相当绅士——的确，作为占领军，美国军队在日本的表现应该说的确比较好。但占领军就是占领军，如果在当时的日本报纸上看到关于“肤色很深的人”（早期驻日美军半数以上为黑人士兵）“穿十三号大靴子的人”进行的犯罪，老一辈日本人都心照不宣明白这是在说美国兵。假如是强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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