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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大帝-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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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对养活人口能够起更直接作用的种植业在与畜牧业的争斗中渐渐占据了上风，于是用于畜牧的土地面积逐渐缩小，直到牧田基本消失，人们只得改牧牛为放牛。这个时期中国内地的畜牧业基本实行的是谷草轮作，也就是说，在农作物收获之后，利用农隙之地进行放牧或种植牧草，这种办法从先秦到明清实行数千年之久。收后放牧虽然不会对庄稼产生什么直接的影响，但也会影响某些农事的安排，比如说会限制晚稻等后作的发展。因此到了后来，放牛也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縻牛。所谓縻牛，就是将牛拴在一个较为固定的地方食草。
由牧到放，由放到縻，实际上等于养牛的土地越来越少。唐宋之际开始，已有人因无牛而被迫用铁搭代替牛耕。縻牛开始之初，问题还并不十分严重，当时江南一带的耕牛还是比较充裕的。可是进入南宋以后，随着多熟制的盛行，实际用于养牛的土地越来越少。比如南宋初年，长江下游的一些地区还可以通过“大为塍垄，俾牛可牧其上”的方式，提供部分的养牛土地，但到了明朝以后，塍垄上普遍种上了田塍豆，使在田塍上牧牛的基本条件也遭到了破坏。结果，宰杀就成为一种无奈的选择，牛只数量的减少随后便成为一种无法阻挡的趋势。农民不养牛，自然就没有牛去拉犁，于是牛耕也就逐渐被人力铁塔所取代。
中国古代的农业长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甚至到了民国初期，中国的亩产仍旧不比已经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美国低。中国在公元前2世纪就发明了多管种子条播机耧车，这种播种系统在效率上至少是欧洲系统的10倍，而换算成收获量的话，则为欧洲的30倍。欧洲第一个真正条播机是杰思罗·塔尔发展起来的。公元1700年后不久，此机便已生产，对其叙述发表于公元1731年。但欧洲的这种及其后那些类型的条播机既昂贵又不可靠。在十八世纪以前，中国在农业生产率方面与西方相比，基本上前者相当于“发达国家”，而后方则是“发展中国家”。同后世一样，形成这种巨大差距的根本原因在于科技上的差异。
遗憾的是，当塍垄上普遍种上了田塍豆，导致牲畜业进一步萎缩之后，中国的种植业便开始了倒退。尽管从养活的人口来看，明清时期的农业仍有发展。以单产而言，十七世纪时中国每公顷耕地的大米产量已达到2。3公吨，这是现代以前农业技术理论上的最高产量。然而令人沮丧的是，土地的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劳动生产率却在下降。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便在于人耕取代了牛耕。
由于一牛可抵七到十人之力，因此少一头牛就相应地要补充七到十个劳力，这便导致农村对劳动力有着非常旺盛的需求。而人口的增加则反过来又压迫畜牧业的生存空间，导致牛力愈加缺乏，于是以人力代替牛力更加盛行，然后便是新一轮的对更多劳动力的需求这种恶性循环，除非爆发旷日持久的全面性战争或是类似欧洲黑死病的瘟疫，否则几乎不可能中止。
朱棣自然不会傻到脱离实际地去期望让这个时代的农业能够跑步进入机械化大生产阶段，但他也绝不能容忍“人力取代畜力”的历史倒退。
从自然规律讲，只要地多人少，那么牲畜业自然会慢慢恢复元气，进而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毕竟，中等之牛日可犁田十亩，一牛可抵七至十人之力，耕耘多用牛功，既省费，也省功。然而朱棣觉得仅仅依靠开展殖民活动来保障人均拥有足够的农田还不够，他决定充分利用行政手段来鼓励农民养牛。
第十九章 人耕十亩太少（下）
朱棣没有接受那名官员关于“以十亩之限作为累进制税率的基准”的建议，而是新增了一个税种：五十亩以上者，每亩额外征收十文“无牛税”，养牛一头，免征五十亩田的“无牛税”。
对于这个新增税种，大臣们大多持谨慎欢迎的态度。毕竟，无论是士大夫还是乡绅普遍都是崇本抑末的保守心理或者所谓的儒家观念，也就是说，农业在他们的心目中总是放在第一位的。
虽说这个新增的税种会给“有田五十亩以上但无牛”的家庭增加负担，但对于家境较好的所谓“上农”来说，他们有能力维持少量的耕畜，采取牛耕对他们实际上是有利的。而且，由于一牛可抵七至十人之力，一旦耕牛增加，那么单位面积上土地承载的人口就会减少（由于崇尚崇本抑末的保守思想以及朱棣之前颁布的移民政策，士大夫和乡绅们会忽略人口向手工业和商业流动的可能），于是人均粮食的拥有量也会增加。这样，一旦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在有着充足存粮的前提下，灾民被饿死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减少。再退一步说，即便灾情太过严重，当地存粮和国家救济均无法满足当地灾民的最低生存保障，那么还有耕牛可以作为食物——至少可以减少易子而食的现象。
总而言之，“无牛税”的推出可以增加人均粮食拥有量。对于这一点，明朝的官员自然非常欢迎。
除此之外，推出“无牛税”还有一个附带的好处。
累进制税率所造成的额外赋税无法避免，“无牛税”却很容易规避。为了规避“无牛税”，田产较多的富户就必然会养较多的牛，于是大量耕牛的饲养就会形成一个问题。
由于人口压力的增加，从唐宋时期开始就出现了多种土地利用形式，将一切可以利用的土地都尽可能地开垦出来进行粮食种植，甚至连山区也因为梯田的开发，使得一些地方竟然达到了“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犹力耕”的地步。古今中外，尽管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会出现短暂的回潮，但总的趋势还是牧地让位于农田。因此，纯粹的退耕还牧是不用考虑的，富户们多半还是会选择以“谷草轮作”的方式养牛。
在朱棣看来，以“谷草轮作”的方式养牛也行，但还不够好。朱棣并非农业专家，他只是凭感觉认为这个时代最好的方式应该是所谓的“诺福克轮作制”。这种四圃制是以小麦、芜菁、大麦和三叶草轮番种植。它的理论基础是种过三叶草的地方小麦生长得更好，种过小麦的地方芜菁生长得更好，种过芜菁的地方大麦生长得更好，种过大麦的地方三叶草生长得更好。
用这样的循环方式，不仅使休闲的频率降低，还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芜菁和三叶草增加单位面积的载畜量的同时，也就增加了肥料的供应。畜肥是这个时代主要的肥料，畜肥量的增加，可以提高土壤肥力和谷物的产量。除此之外，芜菁和三叶草还可以直接地作用于土壤。芜菁和中耕结合在一起可以取得抑草作物的作用，三叶草做为一种固氮的豆科作物，可以增加粮食作物所必需的营养供应，对于提高谷物的产量起到重要的作用
只可惜芜菁和三叶草的原产地在欧洲，目前中国到底引进了没有还无法确定。不过，中国的劳动人民极具智慧，只要知道了原理，即便没有芜菁和三叶草，也必然会找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相应植物，进而发明中国式四圃制轮作法。只是朱棣不能肯定“中国式四圃轮作法”到底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发明出来，因此只能先将四圃轮作制放一放了。
退而求其次，朱棣准备在没有更好的方法前先劝导富户们采取二圃式轮种法。所谓二圃式轮种法就是以二分之一的土地播种农作物，另外二分之一则为休闲地。采用二圃式轮种法的好处显而易见，那就可以在休闲地放养牛羊猪等牲畜，一方面可以使土地获得更多的肥料，使得这片土地在下一年度作为农田生产时能够达到更高的产量，另一方面，富户们还可以获得放牧的收益。在土地足够多而人力较贵（实施新的人头税政策之后，相信一段时间之后劳动力缺乏的问题就会凸显出来）的前提下，显然二圃式轮种法比单纯地种植农作物更加有利。既然人性是趋利避害的，那么朱棣自然也就不需要用行政手段粗暴干涉农民改变现有的种植方式，只需要一丁点提示也就够了。
朱棣并没有海瑞式的仇富心理，因此对于富户能够获得更多收益乐见其成。更令朱棣期待的，则是大明子民饮食结构的改善——富户们获得放牧收益的同时，普通民众自然也拥有了更多更便宜的肉食来源。在原来的平等空间里，由于畜牧业的萎缩，用于耕地的畜力尚且不足，用于肉食的牲畜自然更少了。明清时期，英国的农民以及劳工等低层阶级的人平时可以吃到肥腊肉、肥咸肉、干奶酪以及粗面包，平均起来每人每天有三镑肉食，而与此同时，中国的市镇手工业工人却在为一人一月一斤猪肉的供应而斗争（注1）。
希望大明子民能够吃到更多更便宜的肉食，倒不是说朱棣非常渴望获得仁君的名声——无论之前的燕王还是现在的朱棣，同情心都极其有限。之所以产生这种强烈的欲望，主要还是民族自尊心在作祟。另外，朱棣知道饮食结构的合理化能够使国民更加强壮——虽然热兵器时代已经拉开了序幕，但直到二十一世纪，士兵的身体素质仍然是决定战斗胜负的重要因素。
朱棣并非战争狂，可这个时代海外潜在的殖民地和广袤的西伯利亚象是罗裳半解的美女正等着人去征服，朱棣哪里挡得住这种诱惑？！如果士兵和移民更加强壮，显然对外扩张会更容易些。
只是稍稍说明了一下征收无牛税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很多深层次的东西甚至还没展开了说，众臣们便大多已是心悦臣服了。
这时，黄俨走到朱棣身旁小声说，方孝孺已经做好离京的准备了，特来陛辞。
朱棣这才想起来，前些日子觉得杨荣那条关于“获得外放任命的官员，需得觐见皇帝之后，其任命方可生效”的建议好，于是下旨将之形成了规定。前些日子朱棣察觉方孝孺在朱文圭身边会对他造成不好的影响，因此只好将之打发走。没想到，方孝孺居然成了第一个依照这条规定前来陛辞的官员。
一想到方孝孺，朱棣简直气不打一处来。
朱棣自思对方孝孺可算是仁至义尽，如果不是因为他及时穿越，这具身体的前任主人早就将方孝孺千刀万剐并夷十族了。可是方孝孺又是怎么报答自己呢？好吧，他到底还是写了登基诏书，而且还给一些仍在反抗的将领写了书信劝其投降，但无论怎么说，方孝孺向朱文圭灌输反动思想总说不过去吧？
如果方孝孺站在朱棣的阵营，朱棣会非常欣赏这种忠贞以及坚持，但既然方孝孺自始至终就属于建文一系的阵营，那么他在朱棣的眼中自然也就成了茅厕里那块又臭又硬的石头。
朱棣不想见方孝孺，因为他知道自己看到方孝孺就会生气，却又不能为了发泄怒火而杀掉方孝孺。然而朱棣又不能不见方孝孺，因为方孝孺是按照规定前来陛辞的，如果第一个前来陛辞的官员朱棣就不见，那么这条规矩将来就很容易被破坏。
无可奈何，朱棣只得宣布今日议事完毕，众臣退下，然后召方孝孺觐见。
不一会儿，方孝孺便进了殿。
自从给朱棣写了登基诏书后，方孝孺每次见到朱棣都三跪九叩，在礼仪上绝无挑剔之处。不过朱棣却知道，方孝孺的心却从来没有向着自己，因此忍不住不满地“哼”了一声。
既然心中不满，朱棣自然不肯委屈自己装出对方孝孺有多亲热的样子。朱棣只是淡淡地和方孝孺随便说了几句，说完就等着他叩头辞行。
谁知七等八等，却总等不到方孝孺主动请辞的声音。朱棣诧异望去，只见方孝孺一副期期艾艾的表情，象是想说话什么话又不太敢的样子。
朱棣无声地叹了口气，说道：“方先生，你有什么话说就直管说吧。”
方孝孺深吸一口气，说道：“皇上令臣去北平是建设一字并肩王府以及监察部，不知臣是否理解有误。”
“不错。你的职责确实如此。”
“一字并肩王需成年后方可就藩，还有十几年的时间。臣以为，近期臣的主要职责应该是为成立监察部做准备。”
“嗯，你的理解并无错误。”
“那么，”方孝孺的呼吸有些急促起来。“是否监察部的官衙建好后，监察部就可以正式运行了？”
朱棣没好气地说道：“按理说监察部属于一字并肩王直接管理，但朱文圭现在才两岁，不可能真正负起这个责任，朕就暂时代他管一下。”
“你推荐几个人选，朕从中挑选一个作为尚书。待尚书确定后，整个监察部其他官员的任命就由你和此人负责——朕没那么多闲功夫管监察部的事，将来甄别确定的工作就由魏国公代一字并肩王行使好了。”
方孝孺的脸上已是一片潮红。
“皇上，臣以为，前工部尚书严子敏和前户部尚书王钝可胜任此职。”
朱棣皱眉想了想，严子敏性格能力都还行，可惜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大好，按原来的历史永乐元年之前就会死。王钝以廉洁谨慎闻名，而且至少可以活到永乐二年——此人最后是郁郁而终，如果让他保持乐观的心情，还能活得那长些。那么
“严震直身体一直不大好就王钝吧。”朱棣没好气地摆摆手。“好了，你退下吧。家里如果收拾好了，就赶紧去北平。”
“谢主隆恩！”
方孝孺真心实意地行着三叩九拜之礼，然后欢欢喜喜地离开了。
见方孝孺如此高兴，朱棣立即警惕起来。他盯着方孝孺消失的宫门发了半天呆，突然猛地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
朱棣终于猜出了方孝孺为什么会这么高兴：方孝孺多半是认为让监察部早一天运行起来，就可以早一天满足禅让的条件，到时候就可以迎立朱文圭为皇帝！
操！
政治协商的前提是一党专政！天底下怎么有这么天真的人，连这点简单的道理都想不明白？！给他点颜色他居然就打算开染坊！！！
在颁布左逆文臣的处理结果时，朱棣随口说过，待朱文圭成年后会让他去吕宋。后来朱棣册封朱文圭为一字并肩王，于是又准备让朱文圭成年后去北平。然而这一刻朱棣又改变了主意：还是让朱文圭一辈子待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最好。将来朱文圭成年，就在南京为他建一座王府，免得将来朱文圭去了北京会被方孝孺之流教坏。将来所有的一字并肩王，都统统留在京城！
至于说方孝孺算了，跟这种人也没什么好说的。反正一字并肩王一系既没有兵权又没有财权，造反是不可能的。
至于说去抓贪官污吏的问题，也罢，干脆提前搞一次运动，把该抓的官员都抓了，该赦免的都赦免了，免得便宜了监察部。
注1：古代欧洲因为卫生水平、医疗水平逊于中国，因此人口增长率低于中国。然而好事和坏事在特定条件下是可以转换的。由于古代欧洲的人口增长率低于中国，于是便有足够的田地发展养殖业，食物中肉类的比例也就高于中国。所以说，明清时期英国人的肉食比中国人多，但并不意味着英国人的生活水平超过了中国人。
第二十章 由悲到喜的王钝（上）
王钝字士鲁，太康人。至正二十六年（公元一三六六年）进士。知猗氏县。洪武中，徵授礼部主事。历迁福建参政，以廉慎闻。遣谕麓川蛮，却其赠，又恐不受为远人疑贰，用受；还至云南，输之官库。建文初，（公元一三九九年）拜户部尚书。燕师入，越城走，为逻者所执。成祖诏复故官，寻敕以布政使致仕。既归，郁郁而死。
当然，这只是另一个历史时空中王钝的生平。朱棣穿越的时间不长，其蝴蝶效应虽然还不能改变整个世界格局，但是对于王钝的命运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王钝奉旨离京巡视山西时还是盛夏，那时他只觉得苍溟溟的天穹下，沿途的村落全都萧索凄清——若是一直保持这种戚戚惨惨切切的心态，两年后王钝自然会郁郁而死。可是抵达太原时，虽然已是立秋，但王钝的心中却已是一片火热。
原先的历史上，王钝被巡逻士兵逮住时，永乐皇帝已经开始了血雨腥风的大屠杀。王钝不敢在这种情况下违背暴君的意志，但同时他又心怀故君，那种文人儒士“未能殉节而死”的羞愧每天都折磨着他；另一方面，原本已经升为户部尚书的他如今却不为永乐皇帝重用，官职降低，权柄减少。这些情况综合起来，导致王钝没过两年便郁郁而终了。
朱棣穿越之后没展开历史上的那场大屠杀。然而官职降低、权柄减少而造成的郁闷感，以及未能坚持站在故君一侧所产生的愧疚感同样使得王钝倍受煎熬。因此，离京时王钝的心情仍旧是一片灰暗。
由于有着钦差的身份，朝廷载在邸报上的消息王钝总是很快就能看到。
八月壬子，永乐皇帝祭烈士陵园，封神。
在驿道上偶尔可以看到因军务过往的军士。王钝发现，在永乐皇帝亲祭烈士陵园并封神之后，越来越多的官兵脸上显现出了一种与以往不同的东西。王钝说不出这种不同到底是什么，但他知道，以前军户是不可能指望配享太庙或配享孔庙的，而功臣庙的门槛又太高。然而现在却有了烈士陵园，哪个军人不想享受千年之令名？如果军人皆以为国战死为荣，那么大明军队变为百胜雄师之日也就不远了。
八月丁巳，朝廷颁布《爵位法》。
贵族分为有禄贵族和有邑贵族两种。所谓有禄贵族，就是帝国本土常规的能够享受岁禄的贵族。而所谓的有邑贵族，则是羁縻地区的大小头目，例如土司、头人、伯克、游牧民族中大大小小的汗、部落首领，以及海外新开拓领土上的首领。有邑贵族的共同特点便是不享受岁禄，但拥有采邑，而且还可以拥有一定数量的私兵。
皇族男性爵位依次为：亲王岁禄10000贯、郡王2000贯、镇国将军1000贯、辅国将军800贯、奉国将军600贯、镇国中尉400贯、辅国中尉300贯、奉国中尉200贯。
贵族爵位依次为：一等公爵岁禄700贯、二等公爵岁禄685石、三等公爵岁禄660贯、一等侯爵岁禄610贯、二等侯爵岁禄585贯、三等侯爵岁禄560贯、一等伯爵岁禄510贯、二等伯爵岁禄485贯、三等伯爵岁禄460贯、一等子爵岁禄410贯、二等子爵岁禄385贯、三等子爵岁禄360贯、一等男爵岁禄310贯、二等男爵岁禄285贯、三等男爵岁禄260贯、轻车都尉岁禄210贯、骑都尉岁禄110贯、云骑尉岁禄85贯、恩骑尉岁禄45贯。
无论皇族爵位还是贵族爵位均减等继承。贵族爵位只有一子可以减等继承，而皇族爵位，除嫡长子可减一等继承外，余子还可减二等继承。
所有的贵族都可以享有三项特权。
一、有禄贵族终生由国库支付岁禄。有邑贵族可依法在采邑内对领民征收赋税，一部分依法向中央缴纳，余下部分由该贵族自行处理。
二、皇族子弟免费就读宗学；有禄贵族中，伯爵以上贵族子弟免费就读国子监；有邑贵族中，伯爵以上贵族子弟免费就读蕃学，考试合格者免费迁往国子监就读。
三、《大明律》规定了五种刑罚，分别是笞、杖、徒、流、死。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小竹棍打人、大木板打人、有期徒刑、流放、死刑。除谋逆罪外，其余刑罚均可以爵抵罪。对皇族而言，笞、杖、徒、流、死分别对应减一等、减二等、减三等、减四等、减五等爵位。也就是说，拥有镇国将军以上宗室爵位者，可免一次死刑。对功勋贵族而言，笞、杖、徒、流、死分别对应减一等、减二等、减四等、减八等、减十六等爵位。这便意味着，拥有公爵爵位便可免死一次。当然，所谓的“免死一次”只是免一次死刑。也就是说，如果某人一次杀了甲乙两人，谋杀甲罪名成立，谋杀乙罪名也成立，那么最终还是免不了一死。其次便是所谓的“死罪可免，活罪难饶”了，免了死罪后便减为流刑。以亲王和一等公爵为例，以相应的爵位抵了死罪之后，其爵位便相应减成了镇国中尉或是骑都尉，已经不足以抵流刑了。
虽说心情不好，但拥有三十多年宦海经历的王钝只一眼就看出了《爵位法》的本质：改为减等继承，无非是为了减轻国库负担而已。减等继承也是很合理的，皇帝的次子可袭亲王爵位，亲王的次子可袭镇国将军爵位，镇国将军的次子可袭奉国将军爵位，奉国将军的次子可袭辅国中尉爵位。也就是说，皇帝五服之内的亲戚都有爵位可袭，怎么也说得过去了。以爵抵罪嘛，对于并不认同“人生而平等”的古人而言，这种做法是很容易被接受的。
至于说有邑贵族的概念，在王钝看来就是笼络人心而已。因为，凡是能够拥有有邑贵族爵位者，都是朝廷无法直接管理的。既然无法直接管理，那么加封一个有邑贵族爵位头衔对朝廷又有什么损失呢？反正这种所谓的有邑贵族连俸禄都不必支付，为了得到朝廷的册封，有邑贵族反倒需要向朝廷缴纳税金。
九月甲申，论靖难功，封丘福二等淇国公，朱能三等成国公，张武等侯者十三人，徐祥等伯者十一人，其余子爵、男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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