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尤利西斯-第1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作品：尤利西斯（Ulysses）
作者：＇爱尔兰＇ 詹姆斯·乔伊斯 萧乾 文洁若 译
内容简介：
本书被誉为意识流小说开山之作。
作者乔伊斯一反传统的写作方法，使用极为怪诞的手法，展现发生在都柏林一天十八小时中的种种事情，每一小时写一章，最后一章描写女主人公的性心理，整章只有前后两个标点符号，堪称文学一绝。
加以本书因是否属淫书的争论，在西方曾两上法庭，解禁后其影响更大。
2000年英美一些重要媒体，一致将本书列为20世纪世界最富影响的名著之一。
正文
叛逆·开拓·创新
——序《尤利西斯》中译本
萧乾
一
一九四二年的一天，我在英国伯明翰参观过一次莎士比亚外国译本的展览。在东方国家的译本中，最辉煌、最完整的是日本坪内逍遥的那套全集：剧本之外，还附有传记、年谱、研究专集等精装烫金数十册，真是洋洋大观。紧挨着的就是中国，空荡荡的台子上，摆了薄薄的一本《罗密欧与朱丽叶》，译者田汉（说不定还是由日文转译的），中华书局出版。其实，我记得三十年代末期商务印书馆也零零星星地出过几个莎剧译本，大概主办者没有找到。总之，那个孤零零的小册子同日本的全集译本并排摆在一起，就像是在一桌丰盛的筵席旁边放的一碟小菜。还不如一本不放，真是丢人！而那是在珍珠港事变发生后，中国还是西方的“伟大盟邦”呢。我至今想起此事，仍记得当时何等狼狈。我赶紧从展览会上溜出，一路在想，一个国家的国力不仅仅表现在大炮军舰的数目上，也不光看它的国民产值多少。像世界公认的这样经典名著的翻译情况，也标志着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和文化水平。
四年前八月间的一天，南京译林出版社李景端社长来到我家。他说他们社出完普鲁斯特的七卷本《追忆似水年华》之后，还想把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小说《尤利西斯》也请人翻译出版。他风闻我早期摸过这本书，又知道文洁若也是学英国文学的，就力促我们合力动手把它译出来。
四十年代初，我确实曾钻研过这本书。当时我才二十几岁，都没考虑去译它。如今八十开外，去搬这么一座大山，那是太自不量力了！所以就一口回绝了，说我不想没罪找枷扛。
然而这位立意想做一番事业的年轻出版家热情敦促，执意怂恿。当我告诉他出这么大而难懂的书是会赔钱的时候，他气慨轩昂地说，只要是好书，我们不在乎赔钱。这在五十年代听了，并不足奇。然而在“一切向钱看”的九十年代听了，可使我一怔。他的话深深打动了我的心。
先被说活了心的是洁若。一九四七年她在清华读外国语文学系时，就听到过这本书的介绍，知道是二十世纪西方小说中的名著。一九二二年就出版了，至今中国还没有个完整的译本。她雄心勃勃地马上就答应下来。洁若已开始翻译之后，起初我只答应当个“校者”。然而动起手来就越陷越深，终于成为她的合译者了。
我最早听到乔伊斯这个名字，是在一九二九年。一九二八年我因参加学运被崇实（今北京市二十一中）开除后，就远走潮汕，教了半年书，闹了一场初恋（因而后来写了《梦之谷》），一九二九年混进不要文凭的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班。那一年，在杨振声（今甫）先生开的“现代文学”课上，第一次听到英国文学界出了个叛逆者乔伊斯。后来在美国教授包贵思开的“英国小说”课上，又一次听到他的名字。当时还不知道乔伊斯是爱尔兰人。
一九三零年好友赵澄为我弄了一张“原籍潮阳”的假文凭，使我混进刚刚创办的辅仁大学。这是一家天主教大学。教授大都是美国本笃会爱尔兰裔神父，西语系主任雷德曼就是其中之一。由于当了两年他的助手，我接触到爱尔兰文学了。也是在那两年里，找才知道乔伊斯原来是个爱尔兰人。但是雷德曼对他并无好感，常说乔伊斯不但给爱尔兰抹黑，而且也诋毁了天主教。
我对叛逆者一向持有好感，何况我自已那时就正在写揭露基督教会的小说。在我心目中，乔伊斯必是个有见地、有勇气的作家。然而，当时我并没能读到他的书。
所以一九八零年当挪威汉学家伊利莎白·艾笛来信问我在写《梦之谷》时，是不是受到意识流的影响，我感到很奇怪。在回信中我告诉她《梦之谷》写于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从上海写到昆明），那时，我只听说过乔伊斯的名字，可并没读过他的作品。当年，北京图书馆及燕京和辅仁的图书馆，都还借不到他的书。
一九三九年秋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书时，学院为了躲避纳粹轰炸，大学整个都疏散到剑桥去了。在大学城里，最便当的是买书。当时我的薪金十分菲薄（年薪二百五十镑，还要抽所得税），可是我每月都要留出一笔购书费。我还想，自莎士比亚以来英国古典的文学著作，在国内不难找，所以我就集中买当代的文学书。劳伦斯、维·吴尔夫——自然我也买了乔伊斯早期的短篇集《都柏林人》和《艺术家年轻时的写照》。那时《尤利西斯》刚开禁不久，英国版才出了没几年。它的单行本最早是一九二二年由巴黎莎士比亚书屋出版的。我买到的是奥德赛出版社（1935年 8月版）出版的两卷本。当时有关此书的索引及注释本都还没出，我花了好大力气才勉强把它读完。
一九四二年我辞去东方学院教职，正式去剑桥读研究生了。我研究的课题是英国心理小说。导师博士瑞兰对亨利·杰姆斯有所偏爱。所以我开头读的就是这位美国大师的作品。瑞兰又一向是吴尔夫的宠儿。所以接下去读的是《到灯塔去》和《戴洛维夫人》。乔伊斯当然躲不开，而且是重点。然而我个人更喜欢的还是福斯特。这自然一部分是由于我同他个人之间的交往，然而这里也包含着我对他的小说观的共鸣。可以说，福斯特同乔伊斯在小说艺术的观点上是对立的。在《小说面面观》里，他坚持小说必须有故事情节，这同乔伊斯的看法可以说是背道而驰。所以，正当整个世界卷入战火纷飞的年月里，我却躲在剑桥王家学院一间十四世纪的书房里，研究起乔伊斯的这本意识流小说《尤利西斯》来了。当时一边读得十分吃力，一边可又在想，不管你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它总是本世纪人类在文学创作上的一宗奇迹。同时，我心里也一直很明确，这不是中国作家要走的路。我们还太穷，太落后，搞不起象牙之塔。我们的小说需要更贴近社会，贴近人生。可同时又觉得在中国从事文学写作或研究的人，应该知道西方有这么一本书，了解它的艺术意图和写法。可是，正当我啃了半部乔伊斯的《芬尼根守灵夜》时（那是1944年 6月），联军从诺曼底登陆反攻了。我也就丢下学位和乔伊斯，重操旧业，当随军记者去了。
一九四五年初，我去瑞士向欧洲告别时，曾专程前往苏黎世郊区踏访乔伊斯的坟墓。凭吊之余，我曾在《瑞士之行》中写道：“这里躺着世界文学界一大叛徒。他使用自己的天才和学识向极峰探险，也可以说是浪费了一份禀赋去走死胡同。究竟是哪一样，本世纪恐难下断语。”一九四六至一九四八年在复旦课堂里，我曾重复过“死胡同”的话。但是一九八七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作关于现代主义的演讲时，我说我在文学上是个保守派，但不是个顽固派。我认为就中国国情而言，我们只能走文学为人生的现实主义道路。但我不赞成蒙上眼睛、堵上耳朵走路。对于西方在写作方面新的探索，我们应注视，应了解，不可自我封闭。
这次由于动手译此书，我同我的一些“老友”重逢了。这就是四十年代我在英国购买的一些乔伊斯所著以及有关他的书。这批书跟我一道回到内战前夕的上海，然后又流徒到香港，最后于一九四九年被带到开国前的北京。谁料到当时知识分子要找个专故书的地方，根本是枉想。那批书先寄存在老友赵萝蕤教授处，最后，通过老友严文井和何其芳转到了刚刚成立的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这回我从那里借了其中的几部。首先自然是一九三九年刚到剑桥就买的两卷本的《尤利西斯》。灰色封面上印着紫色的书名和作者名。正是由于我在一九四六年带回的这批近一千册现代派作家的书早在五十年代初就换了主人，它们才逃过了如我其他藏书藏画的劫难，四十多年来安然无恙睡在研究所的资料室里，居然封皮完好。也不知这期间可曾有学者借阅过。打开封皮，看到半个世纪之前我那拙劣的笔迹：
天书
弟子萧乾虔读
一九四0年初夏，剑桥
（可以看出当时我对乔伊斯是多么顶礼膜拜！从“天书”二字也可知对我来说，它有多么深奥。）
下边还有一段描述当时我的生活及环境的话——字迹已经淡得有些模糊了。写的是：
“联军因比（利时）王投降，被迫退出北战场时，身为外国男性，每早六点前、晚八点后即不许出门（女性为十点半）。读此书以消磨日子。”
两本书的边页上都满是读时做的笔记或注释。
几年前，近代史研究所的同志又从胡适的书信中找到一九四0年六月三日我从剑桥给他寄去的一个明信片，其中有一段写道：
“此间＇指东方学院＇工作已谈不到，心境尤不容易写作。近与一爱尔兰青年合读James Joyce＇乔伊斯＇的Ulysses＇《尤利西斯》＇。这本小说如有人译出，对我国创作技巧势必大有影响，惜不是一件轻易的工作。”（见《萧乾书信集》第157 页，河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这封不知怎么会保存下来的信说明那时我就认为这本书应有中文译本，而且会对创作界有影响。同时，我也充分意识到它的难度。然而我并没考虑过自己动手去译它。
今天，同洁若译起这本书来，我仍然相信它会对我国小说的创作界有所启发。由于国情以及传统的不同，我不认为我们应全盘接受这一技巧。任何技巧都只能由作家本人去匠心独运。但我们需要扩大文学视野，绝不可自我封闭。
译林出版社已请爱尔兰文学研究者陈恕教授在编写一本《〈尤利西斯〉导读》，这里，我就仅向读者做一些关于本书的简单介绍。
二
爱尔兰和挪威都是欧洲边缘上的小国，都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并且都坚持保存自己的文化，抗拒异族的同化。乔伊斯写《尤利西斯》时，爱尔兰还是英国的一个自治邦。
乔伊斯和易卜生都出身富有，家道中落；都是先笃信宗教，后来叛了教。有些人认为《尤利西斯》中有易卜生的影子。我在读第十五章时，就常联想起《培尔·金特》中的妖宫那一幕。
一九00年乔伊斯还在读书时，就在英国文学杂志《半月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易卜生的《当我们死而复醒时》（1899）的评论：《易卜生的新戏剧》。那是乔伊斯的处女作。接到稿酬后，他去拜访了一下刊物的编者。看到作者竟这么年轻（18岁），主编大为吃惊。
易卜生当时有一位英国朋友威廉·阿切尔。此人是《易卜生全集》最早的英译者。乔伊斯的文章发表之后，阿切尔曾在给易卜生的信中提过此事，可能还把那份《半月评论》也寄给了他。在回信中，易卜生表示他因不谙英文，不能一读乔伊斯的文章。但他请阿切尔代他转达一下谢意。
阿切尔照办了。乔伊斯听到这位大师对他如此赏识，大为兴奋，就立志学起挪文。转年他先用英文拟了一封致易卜生的信稿，然后又自已译成“鳖脚的”挪文：
“听到阿切尔先生转告您的话，我自是十分感动。我很年轻，是个十分年轻的小伙子。倘若您设想一下您自已在大学毕业之前就听到一位您所崇拜的先辈（像您在我心目中这样）对您表示的厚意，您就会了解我对您的心境了。唯一遗憾的是我那篇文章写得十分草率，我理应写得更好些，才配得上您的称许。相信文中必有不少糊涂处，我也不再为自已辩解了。我这样一个毛孩子的胡乱评论，可能会使您生气。但我相信您宁愿倾听一个头脑过热的人瞎扯，也不愿听那些神经麻木而彬彬有礼的人那模棱两可的应酬话。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已经在大学里喊出您的名字。这里有些人对您毫无所闻，有的则阴阳怪气。我提出您在戏剧史上应有的地位。我阐述了您的卓越——崇高的力量，也指出您的讽刺多么锋利，以及您在技巧上的运用和您的作品多么完美和谐。您会以为我这是英雄崇拜吗？不然，在辩论会上，当我谈到您的作品时候，大家都洗耳静听，没人叫嚣捣乱。
“人们总是把自己最珍贵的保留起来。我并没告诉他们何以您的剧作使我感到如此亲切，也并没提您一生的战斗和胜利怎样感染了我，没提到您在探索人生奥秘上所表现出的坚强毅力，您对公认的艺术教条规范的彻底蔑视，以及您决心走自己的路的英雄气概。
“作为新一代的人中曾受过您的教诲者，我在此向您致敬——不是谦卑地，因为您大名鼎鼎，而我则是个无名小卒；也不是懊丧地，因为您是位老人，而我还年轻；也不是冒昧或伤感地，而是欢欢喜喜地。我怀着希望和爱慕之情向您致候。”
詹姆斯·乔伊斯
1901年3月
乔伊斯认为易卜生的戏剧中有一种青春的执拗的美，像一股劲风向他吹来。他崇拜易卜生在艺术上追求真实，对人生则超然独立。他欣赏易卜生缜密的逻辑，佩服他敢于从宗教的束缚中摆脱出来。
在易卜生的剧本中，乔伊斯最倾心的是《培尔·金特》。他弟弟斯坦尼斯劳斯在日记中写道：“吉姆＇注：乔伊斯的爱称＇告诉我，他想把《尤利西斯》＇ 注：当时还只是一个短篇，想扩大为一部长篇 ＇写成一个都柏林的培尔。”从整个作品的脉络看，确实是这样。布卢姆也像培尔那样，离家外出流浪，只是《尤利西斯》中的布卢姆只走了十八个小时，而培尔则浪荡了一生。最后，两个人物又都回到妻子的身边。《尤利西斯》中的另一主要人物斯蒂芬和培尔一样，也充满了幻想。两人都在母亲弥留之际，仍然拒绝皈依宗教。五幕诗剧《培尔·金特》中也有一些内心独白。有时通过琐事来抒发人生哲理，如培尔剥葱那一景以及对地球讲的那番感慨万分的话。读《尤利西斯》第十五章，最使人想到易卜生的影子。酒醉之后与妓女厮混的斯蒂芬多么像妖宫中的培尔！山妖听到教堂钟声和索尔薇格的歌声，就一哄而散；斯蒂芬则被布卢姆救了出来。乔伊斯还曾于一九一八年写过一部题名《流亡者》的剧本，描写一对未婚男女带着个六岁的娃娃从意大利返回都柏林。人虽已归故土，精神上却仍处于流亡状态。
乔伊斯和易卜生最主要的共同点还在于两人都是当时他们所处的社会的叛逆者。乔伊斯于一九0 五年在给他弟弟斯坦尼斯劳斯的信中就曾说：“你时常反对我的社会主义倾向。难道你不能清楚地看到对无产者解放的拖延吗？教会分子或贵族或中产者的反动就意味着各种虐政的恢复。看来在欧洲重新恢复教会的权力就等于回到中世纪的宗教法庭。自然，耶稣会士在给叛教者施轮刑或把他们拉上拷问台时，并没使人折腰。”（见理查德·艾尔曼：《詹姆斯·乔伊斯》第197页）
一九三六年乔伊斯对人说：“爱尔兰不喜欢我，正如挪威不喜欢易卜生。”他们二人在描绘各自社会中的人物时，笔下确实都毫不留情。然而今天，他们二人却又都成为各自国家——以至世界的光荣。
乔伊斯是怀着对于他所处的环境强烈的不满而开始他的文学生涯的。一九0 四年八月二十九日他在致娜拉的一封信中，就谴责了当时他所处的社会，甚至自己的家庭：
“我从心中摒弃这整个社会的结构；基督教，还有家庭，公认的各种道德准则，当前社会的阶层以及宗教信仰。我怎么能爱我的家！我不过是来自一个为遗传下来的挥霍行为所毁坏的中产阶级。我母亲估计是被我父亲的疾病以及历年的苦恼折磨而死的。当我望到她躺在棺材里的那张脸时，我看到的是那么灰暗，为癌症所折磨的脸。我知道我看到的是一个受害者的脸。”
当时他与这位后来成为他的妻子的娜拉相识才两个多月，真是满腹牢骚。接着他还写道：“六年前我脱离了天主教会。我对教会恨之入骨。我发现由于我本性的冲动，我不能再属于它了。我在当学生时就曾偷偷反对过它，拒绝为它任职，因此而沦为乞丐。但是我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如今，我用笔和口公开反对它。”（见艾尔曼：《詹姆斯·乔伊斯》第169一170页）
天主教会之外，乔伊斯还痛恨异族统治者——英国。全书许多处都从正面或侧面写到这个“家里的陌生人”。当时，都柏林社会贫富悬殊。当我译到“大厅里翩翩起舞的宫廷那五颜六色的服饰，外面却是悲惨的庄稼人，他们饥肠辘辘，面带菜色，吃的是酸模叶子”（《尤利西斯》第十一章）时，只觉得仿佛是在读杜甫。
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伟大作品，其创作者除了精湛艺术之外，都必具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心。乔伊斯正是怀着这样的心开始创作的。
一九0七年他在的里雅斯特演讲时说：
“爱尔兰的经济及文化情况不允许个性的发展。国家的灵魂已经为世纪末的内讧及反复无常所削弱。个人的主动性已由于教会的训斥而处于瘫痪状态。人身则为警察、税局及军队所摧残。凡有自尊心的人，绝不愿留在爱尔兰，都逃离那个为天神所惩罚的国家。”
《尤利西斯》中所揭示描绘的都柏林社会真实吗？最好的证人莫如比乔伊斯年长近二十岁，也是在都柏林长大并且同样具有改革社会热忱的萧伯纳了。他曾几次在函文中证实《尤利西斯》描绘的真实性和必要性：“我对它＇《尤利西斯》＇最感兴趣，因为我年轻时也曾在都柏林生活过。我认为他的写法具有经典性。我不认为在坦率描写性的方面需要什么限制。我不能使用乔伊斯先生的语言，我的手太拘谨，没法落笔。当我在都柏林时，年轻的医学生确实是那样，言语脏得很，在性行为上也不检点。他们认为那样才充满活力和富有诗意。我很想把那帮青年组织成一个俱乐部，让他们来读读《尤利西斯》，让他们回答像不像。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就要再问一声：‘我们要不要永远这样下去？’我希望他们的回答是否定的。把乔伊斯所描绘的消灭掉。那时《尤利西斯》就不存在了。那时，就像今天来翻阅十二世纪的地图。把《尤利西斯》这本书禁掉，那就等于把污秽物保护下来。那不是道德之举。倘若一个人朝你举一面镜子来照你本来的面目，即使把镜子打碎也是徒然，不如还是找块肥皂和水把脸洗一洗呢。”（艾尔曼：《詹姆斯·乔伊斯》第576页）在另一处，萧伯纳还说：“在爱尔兰，人们如果要使猫干净，就用它自己的爪子来揉它的鼻子。乔伊斯把这种办法应用到人身上了。”他认为乔伊斯在揭露现实的丑恶方面，“超过了我们时代所有的小说家”。
乔伊斯不仅揭露丑恶，他也通过主人公布卢姆写出人性的善良。在第十五章中，他还写到布卢姆的一些乌托邦思想：“我主张整顿本市的风纪，推行简明浅显的《十诫》。让新的世界取代旧的。犹太教徒、伊斯兰教徒与异教徒都联合起来。每一个大自然之子都将领到三英亩土地和一头母牛。豪华的殡仪汽车。强制万民从事体力劳动。所有的公园统统昼夜向公众开放。电动洗盘机。一切肺病、精神病，战争和行乞必须立即绝迹。普遍大赦。每周举行一次准许戴假面具的狂欢会。一律发奖金。推行世界语以促进普天之下的博爱。再也不要酒吧间食客和以治水肿病为幌子来行骗的家伙们的那种爱国主义了。自由货币，豁免房地租，自由恋爱以及自由世俗国家中的一所自由世俗教会。”
布卢姆这个人物刻划得真实无比。他在生活中固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这个犹太人在为人方面远比与他妻子勾搭成奸的爱尔兰人博伊兰要忠厚善良，有头脑。他曾领着一个陌生的年轻盲调音师过马路（第八章），尤其是对青年斯蒂芬·迪达勒斯的爱护，真是感人至深。
在西欧反犹排犹之际，作者偏偏以布卢姆这样一个匈裔犹太人为此书的主人公，并把他塑造得既富于同情心，又可敬可亲，这本身也是他对他那个时代的挑战。
三
匈牙利文艺理论家卢卡契（1885一1971）在《小说理论》（1971）中，认为文艺复兴后诞生的西方小说，是以探索人类内心世界为主旨的。小说描绘的是内心的探险，也就是灵魂自我寻找的历程。就英国小说而言，他这一论断未必能概括十八世纪以来的所有的小说。但本世纪确实有好几位小说家在这方面进行了大胆尝试�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