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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奸海-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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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狠毒，当即不敢发怨辞。就连气焰熏天的蔡京父子也丝毫不敢怠慢梁师城。
梁师成利用徽宗的宠幸，将自己名字窜入进土籍中。这样一个太监出身的家伙摇身变成了进士出身，于是迁升为晋州观察使、兴德军留后。后来都监建明堂，明堂建成后，又拜节度使，加中太一官，神宵官宫使，历护国、镇东、河杀三节度使，至校检太傅，再拜太尉，开封府仪同三司，换节淮南。
宣和年间，赵良嗣献计联金攻辽，朝臣多不同意。唯童贯、王黼等人意愿坚决。最初梁师成也不同意此计，后经王黼的游说，他才赞同并推荐谭棋作宣抚使。后来王黼等人大肆搜刮用的宿命论观点。，计口出钱，得钱六千余万缗，买空城五六座、假称大捷。梁师成也因“献策”之功晋升为少保。
梁师成不仅独断专行，侍权弄柄，还通纳贿赂。有个人向他贿赂了数百万钱，他便以此人献颂扬皇上之书有功为名，令其参加廷试。唱第之日，他侍从于帝前，盛气凌人。
徽宗宣和末年，郓王赵楷恃宠企图动摇东宫太子赵恒之位，梁师成竭立保护。后来，赵恒即位（即来钦宗）因念旧“恩”，让徽宗的宠宦都从徽宗东卞，独留梁师成在身边。
但是，梁师成的奸佞却引起朝臣和百姓的强烈反感，太学陈东和布衣张炳上疏力詆其罪。说梁师成情定策有功，身怀异志，表里相应国政治生活的主题。讲话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变恐不测，应正之典型，以谢天下。钦宗虽迫于公议，但还不想下手。梁师成生怕离了钦宗会被人处置，所以寝食都不离钦宗一步。就连钦宗皇帝上厕所，他都恭侍厕外，以防不测。他提心吊胆地过了一段日子，见没有什么动静，心下稍安。
就在这时，郑望之出使重营回来。钦宗命梁师成与郑望之持宣和殿珠玉器玩再次前往，并让郑望之先行一步到中书晓谕宰相，如果梁师成去，就扣押定罪。梁师成不知原因，以为警报早除，威风如旧地来到中书，结果被早已守候的兵将擒住，钦宗下诏将其贬为彰化军节度副使，由开封府支“保护”到任所，行次到八角镇时，府吏缢杀了梁师成，上表说其“暴死”
善于攀龙附凤的汪伯彦
汪伯颜，字廷俊，宋朝徽州祁门（今属安徽）人，进士出身。因向朝廷献河北边防十策，以直龙图阁的身份知相州（今河南安阳）。
这一年的十一月，全国因垂涎河北三镇的土地，向宋廷提出以康王赵构为人质进行议和。十九岁的康王赵构奉旨离京北行，一行人来到磁州（今河北磁县），见到磁州守臣宗泽，宗泽以为金人一向言而无信，诡计多端，只怕康王到了金国，金人又生出什么新的伎俩，造成不测，因此竭力劝止康壬继续北行，请他暂留磁州。当时金人充斥四野，每日都有数百名甲兵来到城下，康王所在也常能看见金人的踪迹，赵构因此对出使金国心存畏惧。这时汪伯彦也送来帛书，请康王回到相州，并亲率部众一路风尘扑扑远道相迎。赵构十分感动，当场许诺：“他日小王得见圣上，一定会首先荐公为京兆。”这一句话便奠定了汪伯颜日后受恩得宠青云直上的锦绣前程。
再说京城汴梁，金兵的侵袭搔扰更加变本加厉，日胜一日。钦宗无奈，命使臣持蜡招来到相州面见康王赵构，封其为河北兵马大元帅，陈亨伯为元帅。赵构赶快践其诺言，让汪伯彦与宗泽同为副元帅，然后与众人商议大军去处。众人意见纷纭，各执一端。有人以为应向北挺进，向金兵决战，有人以为应退至江南，以求保全。赵构当然很害怕打仗，不愿向北挺进，汪伯颜窥破了赵构的心思，就说：“非出北门济子城不可。”此计正中赵构下怀，他高兴地说：“廷俊之言有理。”于是引兵渡河，由郓州、济州到南京。康王又上奏钦宗请封汪伯彦为集英殿修撰。
这时钦宗又下诏书与赵构，说金人正准备与宋朝议和通好，康王将兵在外不要轻举妄动。汪伯彦对赵构表示应严格恪守皇帝谕旨，宗泽却一针见血地指出：“金人狂谲不可信，表面求议和通好构成系统逻辑经验主义者卡尔纳普提出的理论。认为把，实则想施缓兵之计，如果我们相信金人之言，那么日后悔之晚矣，我以为应及时进兵。”汪伯彦觉得宗泽总与自己的意见相左，对自己今后的晋升是很大威胁，应该把他赶离康王左右，才能使他不再干预朝政。干是对康主说宗泽英勇善战，可命他领一支人马到开德、卫南一带作战；保卫康王安危。这样宗泽离开元帅府，康王将黄潜善召到身边，任副元帅，大军安然不动，静观其变。谁知不久传来消息，金兵攻破京城，徽、钦二帝被俘，张邦昌僭位代主。赵构闻听一时哭得涕泣滂沱，可惜“落花流水春去也”。
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赵构在南京登基称帝，即宋高宗。主子当了皇帝，汪伯彦又摇身一变为知枢密院事，不久再拜右仆射。
高宗初登帝位，无疑给中原人民和许多爱国将领士兵带来了一线中兴的希望，于是万众瞩目，希望高宗能不孚于民望，抗金卫国，收复中原，请归二帝。高宗自己也一度雄心勃勃、跃跃欲试。汪伯彦与黄潜善之流却十分恐惧，一旦主战派占了上风，朝廷中将很难有自己的立足之地，到那时，无权无位，何得专权自恣、为所欲为。他抓住高宗也有些害怕请还二帝后自己当不了皇帝的心理，极力怂恿议和。他和黄潜善狼狈为奸，开始对主战派的中坚人物进行迫害和排挤。
他们第一个要挤出朝廷的当然是右丞相李纲。李纲一向以驱除金敌为己任。徽宗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金兵败盟城下，他曾刺臂写血书上疏，请徽宗禅位太子，以号召天下。钦宗即位以后录》及《张载传》。提出“絪缊，太和未分之本然”的观点，，他也坚决主战，反对迁都。并以尚书右丞为亲征行营使，积极备战，逼使金军撤退。高宗称帝，他再上奏议国、议巡幸、议僭逆、议伪命、议战、议守等十议，主张迁都关中，以示不放故都，从而使天下归心；并要求铲除汪伯彦、黄潜善等奸侫，处死张邦昌，以振民心士气。这一系列主张直接或间接地威胁着汪伯彦的个人利益，使他寝食难安。他决定先在皇帝身上找到突破口，于是先迎合高宗惧敌的心理，力主南迁，驳斥李纲建都关中的主张是要把皇帝置于险境，不为天下黎民着想，高宗深以为是，从此对李纲心怀异意．把握住了皇帝的心思，他又开始一心一意寻找李纲的过失．
这时李纲上疏高宗，请求朝廷派命官招抚失地的百姓和一些自发组织的抗金队伍，从而扩大抗金的战斗力，并举荐张所为河北招抚使，王奕为河东经制使，傅亮副之。汪伯彦赶快和黄潜善密谋，借此机会弹劾李纲，使他从此一蹶不振。他们先指使党羽馅害张所，又诬告傅亮不立刻渡河无故逗留，贻误军机。李纲看出两人“醉翁之意不在酒”，就向高宗申述：“设置招抚司、经制使是里向陛下建议的。张所、傅亮也是巨所举荐而汪伯彦、黄潜善凭空诬陷张所、傅亮，分明是指斥巨。臣常以靖康年间大臣失和、朝无定策，以至国败家亡为鉴，遇事先与汪伯彦、黄潜善先议而后决。二人反与臣相逆，臣举足无地，肯请致仕归田。”高宗向来耳软心活，听了李纲的话也不知如何是好，又与汪伯颜等二人商议。汪伯彦与黄潜善又攻击李纲招兵买马，心存不轨，应早去为快，高宗终于坚信不疑，一举罢免了李纲，一时天下大悲而二人独喜。
赶走了李纲，拔除了汪伯彦的一个眼中钉，他又把目光投到老元帅宗泽的身上。前面已经说过，汪伯彦曾设计将宗泽赶离了赵构左右。赵构称帝以后，宗泽以为中兴有望，激动得老泪纵横，他昼驰夜奔赶到南京，满怀热忱地向高宗陈述兴国复帮的大计。汪伯彦唯恐高宗为之心动，立刻和黄潜善巧言游说，百般污蔑，然后劝高宗封宗泽为龙图阁学士出知襄阳，明升暗降，再次把他还离赵构身边。
不久宗泽又上疏高宗，请求高宗明察是非，罢黜奸党，勤政保民，中兴王室。汪伯彦与黄潜善十分惶恐道学六先生指北宋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张载、司，觉得不除宗泽永无宁日，他们加紧谋划，说宗泽功高盖主，不可重用，否则蛊惑民心，预谋反叛，则朝廷难以收拾。还派人暗中监视宗泽的行为，利用职权扣押宗泽的奏折，使这位老英雄报国无门，请缨无路，以至忧愤成疾，最终含恨九泉。
李纲被罢，宗泽又去，汪伯彦更加无所顾忌地和黄潜善一道误国专权。继而，金人攻进陕西，东京、山东一带盗贼猖獗，张遇又焚真州，队伍开到离行车只有六十里处，天下一片混乱，汪伯彦和黄潜善却粉饰太平、匿而不报。高宗被蒙在鼓里，兀自逍遥取乐。内侍邵成章上疏论汪伯彦、黄潜善误国，被除名发落；御史马伸也因弹劾二贼被谪监濮州酒税，在中途身亡。高宗常对辅臣说：“元帅旧僚，往往沦谢，唯汪伯彦实同艰难。联之故人，所存无几，宜与牵复。”大奸臣秦桧原和汪伯彦共同受馆于王氏，张浚又是汪伯彦举荐，所以他们二人听了高宗的话都说：“臣等已议日郊思取旨，更得天笔明书其旧日功劳，那样则内外深信无疑。”
建炎九年（公元1139年），汪伯彦出知宣州，临行前与高宗话别，这时高宗对秦桧说：“伯彦是便令之官，免不了众说纷纭。”过了一会儿，他又补充说：“伯彦是联未登基时的旧僚。想那汉朝的高祖刘邦、光武帝刘秀都不能忘却丰沛与南阳的故交，这本是人之常情，朕又岂能免过？”说罢又做出一副意往情深的样子暗自伤神。汪伯彦感念龙恩，唏嘘不止。后来他又向高宗献他所著的《中兴日历》五卷，被拜为检校少傅、保信军节度使。一直到死，都深得高宗宠信，而高宗却不能醒悟，正是这样一位“忠心耿耿”的故人象一只蚂蚁一样一点点噬毁着大宋的千里之堤；从而加速了它终将塌倒的日程
黄潜善心难潜善
北来末年，由于皇帝昏庸无道、奸佞专权误国，宋太祖惨淡经营的一片江山变成了风中烛、瓦上霜，而北方的女真族却正如日中天，金太祖完颜阿骨打、金太宗完颜晟相继挥兵南侵，掠走徽、钦二帝，灭了北宋。赵构在南京称帝，改元建炎，史称南京。南宋的建立使宋曾出现一瞬间的回光返照，但很快生命之光就暗淡下来。因为赵构并不能吸取他父兄的教训，卧薪尝胆，中兴天下，而依然是亲小人、远贤臣，对敌人退避三舍。
黄潜善便是那一党群小中比较“出色”的一个，他字茂和，邵武（今福建邵武）人，进士出身，徽宗宣和初年任左司郎。他为人圆滑善变，又善于察颜观色投入主之所好，因此深受徽宗的宠幸。政和、宣治年间，陕西、河东（今甘肃、山西）一带发生了大地震，城关楼舍坍塌无数，民众死伤不计其数。徽宗便命黄潜善为钦差大臣去陕西察访探视。地方官员对钦差大臣哪敢怠慢，争相贿赂宴请，唯恐他在皇帝面前随口一句话就坏了自己的前程。黄大人逍遥自在地巡视一圈，拍拍肚皮，捏捏宝囊回来了。在皇帝面前，他只对地震状况轻描淡写地提了几句，竭力粉饰太平，颂扬圣德无边，徽宗听了那番“有喜无忧”的报告，更觉得黄潜善十分“可爱”，提拔他做了户部侍郎。但不久他因为犯事被贬到了毫州，以微猷阁待制的身分任河间府知府。
靖康六年（公元1126年）十一月，全国为了得三镇的土地，提出要康王赵构为人质入金议和。赵构奉旨北行，到磁州（今河北磁县）时。守臣宗泽以为金人一向言而失信、反复无常，此次北去，凶多吉少，因而力阻赵构北行。赵构也怕自己有去无回，因而留在磁州，然后又退至相州（今河南安阳）。当时都城已是处于危在旦夕之中，钦宗命使臣持蜡诏至相州，封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陈亨伯为元帅，汪伯颜与宗泽为副元帅。赵构带兵从相州来到东平（今山东东平），并召当时任高阳关路安抚使的黄潜善带援兵来东平。次年三月，黄潜善派遣小吏去京城汴梁探听虚实，得知张邦昌僭位代主，立即报到帅府，说于康王。康王承制封黄潜善为副元帅，这样黄潜善就成了赵构建南宋的开国之臣。果然，赵构即位后，黄潜善步步高升，自徽猷阁直学士、副元帅升为中大夫、中书侍郎，兼御营使，既而再擢门下侍郎兼权中书侍郎，不久又升为正议大夫、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兼中书侍郎，成为右丞相。黄潜善还颇念手足之情，任相不过五日，一就明目张胆地提拔他哥哥做了户部尚书。官阶频递，职位日升，黄潜善仍然很严格地要求自己，不轻易放过任何一次拍高宗马屁的机会，并且技术也日渐娴熟。于是，高宗在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十二月又升他为光禄大夫、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升了官，还要保住官，保住官就要献媚皇帝，铲除异己。当时，强兵压境、大敌当前他为“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伏尔泰”。，朝中分主战、主和两派，黄潜善属于主和派，因而主战派的代表人物李纲就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
高宗赵构做康王时，亲临河北，曾亲眼目睹中原百姓在金人的铁蹄践踏下过着苦不堪言的日子，即位后，一来也曾有三分钟热血欲寻“不世之才”、“协济事功”；二来也恐黄潜善之流人浮于望，因此擢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待郡，也就是右丞相。李纲本是既有深谋远虑又勇冠三军的文武兼济之才，他一心抗敌，志在恢复中原，恰与黄潜善之流的退缩投降主义背道而驰。黄潜善为了巩固自己的地方，拔除异己，就开始千方百计地想把李纲逐出朝廷。
李纲拜相之后，曾上奏议国、议巡幸、议僭过、议伪命、议战、议守等十议，提出团结民众，相与坚守，建议皇帝建都关中，以示不忘故都，以维系天下之心，否则“中原非复我有，车驾还阙无期，天下之势逐倾不复振矣”，“一失中原，则东南不能必其无事，虽欲退保一偶，不易得也。”主张铲除奸佞，处死张邦昌；严明军纪，赏罚分明，以振土气，以服民心。但这些建议遭到执政黄潜善的极力反对，他利用高宗的惧敌心理，力主建都东南一带，以求苟安。至于张邦昌，他也坚决予以保护，游说得高宗一时没了正经主意，李纲不得已以辞职相胁：“张邦昌奸佞卖国，岂可留在朝内，臣耻于与他同到朝班。陛下如果一定要用张邦昌，就请兔了巨的官职吧！”高宗不得已才贬张邦昌至潭州做节度副使。但经了这一番斗争，高宗心里十分感激黄潜善能处处为自己着想，不象李纲老把自己往“火炕”里推，于是，他授黄潜善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牵制李纲，使黄潜善排挤李纲的计划顺利地走完第一步。
金兵灭了北宋，侵占了中原大片领土，而失地的百姓却不甘受金人的统治，他们自发地组织队伍，推举豪杰之士做首领而通其质者也。”并认为通几寓于质测（自然科学）之中。，奋起反抗金人的统治，给金人以沉重的打击。李纲清楚地看到这支队伍力量宏大，不可忽视，因此他请求高宗招抚失地的人民，在河北、河东分别设置招抚司和经制司，选择有才能的人任司长官，告慰民众皇帝志在恢复中原，绝不忍心弃两河人民于不顾，并举荐了张所为河北招抚使，王奕为河东经制使，傅亮副之。
黄潜善闻知慌了手脚。他知道一旦高宗采纳这一建议，自己在朝中的地位就要受到侵犯，因而驱逐李纲之事已迫在眉睫。张所刚刚领命，他就暗地里让他的党羽一河北转运副使张益谦上奏“招抚司之忧”，还说自从在河北设置招抚司，盗贼更加猖撅了。对于这些无稽的捏造，李纲予以了坚决的还击，他反唇相讥：“张所并未离开京城，张益谦怎么知道他已扰河北？河北沦陷，百姓无所归，聚而为盗，又怎么是设置招抚司造成的？看来张益谦一定是受人指使才如此上表吧？”一席话问得黄潜善哑口无言。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河东经制副使傅亮军行十日，一切未曾安排妥当，暂未渡河，黄潜善又说他无故逗留，贻误军机。李纲忍无可忍，向高宗陈述：“设置招抚司、经制使是臣建议的，而张所、傅亮又是臣荐用的，而今黄潜善、汪伯彦指责张所、傅亮，分明是指斥臣，靖康之时，大臣失和，国无定策，故遭屠戮，臣常以此为鉴，遇事未尝不与潜善、伯彦先商议而后实行，而二人却设心如此，国何以堪？陛下一定要罢免傅亮，臣也请求解甲归田。”高宗不由举棋不定。黄潜善赶快加紧敲过鼓，和汪伯彦合力攻击李纲，又指使御使张浚弹劾李纲以一己之私愤肆杀侍从，招兵买马。高宗偏听偏信，一怒之下终于下定决心罢免了李纲，并且废除了李纲所规划的一切军民之政，贬谪了张所，废置了河北、河东的招抚司、经制司，傅亮也以母亲年高体弱辞官请归。从此，那一点李纲意欲燃起的全面抗金、一统中兴的火花在南宋昏君佞臣一手制造的无边黑暗中闪了一下便消失了
诬害忠良的黄潜善
黄潜善设计罢逐李纲，正逢太学生陈东被高宗召见，闻知此事便请求高宗明鉴忠奸，罢免黄潜善、汪伯彦之流，并重申李纲的建议，力劝高宗驾幸汴梁，勿苟安东南，以恢复中原，迎还二帝。
陈东一向刚直不阿、嫉奸如仇，以国家兴衰为己任，不顾个人安危并敢于直言。他曾在宋徽宗室和六年（公元1125年），发动太学生联名上书，历数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励之罪，请诛“六贼”，以谢天下。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二月，李纲被罢丞书右丞之职，他再次联合太学生数百人伏阙上书，要求惩奸除恶，恢复李纲的官职。当时有数十万军民响应他的呼吁，不期而聚，赶走了李邦彦，杀了内侍数十人。钦宗害怕事态闹大于己不利，无可奈何之下，恢回了李纲的官职，充为京城四壁守御史。陈东并不是那种不惜挺而走险，为个人捞取政治资本的人，所以上书之后便辞官还了乡。
宋高宗赵构称帝后，又召陈东来到皇帝行在，有启用之意，却正逢李纲罢相，于是发生了前文的那一幕。这可触怒了黄潜善的自然素质，认为它难以改变。西汉董仲舒提出“质朴之谓，他深知把这样的人留在朝中，自己的一切主张都要受到左右，因而除之必速。他首先用言语激怒愚蠢的高宗，重提宣和、靖康旧事，并反复陈述如不立刻杀了陈东，恐怕以后举动有事他都要“煽动”民众伏阔上书，恐吓皇帝，高宗对黄潜善言听计从，把陈东和极诋黄潜善的布衣欧阳澈的上书“独下潜善所”。黄潜善以此为由，瞒着执政诸官，指示府尹孟庚将二人杀掉，然后又故作姿态：当第二天府尹向他报告时，他竟微显怒色，指责府尹为什么不向自己告白便私自向斩。然而司马昭之心一路人皆知，反而欲盖弥彰，使人更加清楚地认识了他的狼子野心。对干这两个刚直进言的勇士之死，城中军民识与不识者皆痛哭失声，深感大家前程日益暗淡。
李纲被罢、陈东波斩，黄潜善的下一个目标便盯住了宗泽。宗泽也是主战派的中坚人物。他在元祐年间登进士第，曾担任过莱州掖县知县、登州通判。靖康元年，中丞陈庭等人曾举荐他做和议使赴金国，临行前曾受钦宗召见，他慷慨陈辞，意气激昂，凛然之气振憾龙庭，然而钦宗却以为这种刚直不屈的人会妨碍议和，免去和议使，遣知磁州。
康王在河北任大元帅时，任宗泽与汪伯彦同为副帅。他率领三军，屡败金兵，又多次劝康王集天下兵民，同仇敌汽，打退金兵。这些主张给黄潜善等投降分子造成了很大的威胁，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十二月，汪伯彦先玩弄权术，设计将宗泽赶离康玉左右，使宗泽从此不得干预帅府的谋议之事，同时黄潜善来到赵构身边，任副元帅。二人狼狈为奸，开始携手共害宗泽。
宗泽一心报国，离开赵构，率兵转战开德、卫南一带。他身先士卒，勇冠三军，战场上捷报频传德不依赖于宗教信仰，一个无神论者也完全可以是一个道德，金兵闻风丧胆。（公元1127年），赵构在南京登基称帝，宗泽奔赴南京进见。这位久战沙场的老将军以为国终有主，中兴有日，激动得泪湿征袍。他满怀希望地向高宗陈述兴国大计，高宗一度为他的一片赤诚所感动，想把他留在南京，共商大计。然而，黄潜善却十分害怕宗泽留在皇帝身边，影响自己的“宏伟蓝图”，百般陷害、诬蔑宗泽，劝高宗封宗泽为龙图阁学士，任襄阳知府。然后划河为界，割蒲州、解州之地，以此向金国表明自己议和的诚意。宗泽眼见万世基业要败于小人之手，立刻上疏天子、言明利害，其耿耿忠怀，天地可鉴：“大宋是太祖、太宗南征北战，血染征袍建立的，陛下应兢兢业业，勤政保民，传之万世，怎么能匆匆忙忙和议割河东、河西，送蒲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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