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奸海-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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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辑凶犯，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以维国纪，而慰英魂。”
　　　　总统电令表达了人民的心声，大家都期待着能尽快捉拿凶手，以谢教仁在天之灵，维护社会的安定。
　　　　似乎是天随众人愿，破案进展迅速。宋教仁逝世的第二天，古董商王阿发向捕房告称：“十天前，因售字画至桂馨处，应向我出示一人照片物，是特殊物质——人脑的机能。哲学的物质范畴是对自然、，要我在某时某地杀死此人，他愿许酬千元。我仅是一商人，从未杀过任何人，因而拒绝。今晨从报上看到了与照片相同的人。”根据这条线索，警察在上海的一家妓院逮捕了应桂馨。第二天从其室搜出一支左轮手枪，3张内阁使用密码，几张用这种密码的电文，其中有内阁总理赵秉钧、内务部秘书洪达祖和一名叫武士英的人之间的电报。据此，次日又抓获凶手武士英。
　　　　应、武二犯落网后，大总统不但不高兴，反而失去了往日的沉着稳重之风度，而变得有点烦躁不安起来了，并于3月29日密电程德全说：“连接南方私人来电，宋案牵涉洪述祖，是否确实？究何情节！宜速查复，以凭核力。”接着，又电催程报告“证据”，以谋对付办法。他的机要秘书张一廖也多次密电程，要他把“牵涉中央的证据向英厅索取，”然后派人送京，并特别叮咛说：“可不作正式报告。”但是孙中山和黄兴坚决反对移送中央，强烈要求公布缴获的证据。4月25日，程德全、应德闳不得不将查获的函电证据公诸于世。其中重要的电文有以下各件：
　　　　1913年1月9日赵秉钧致洪达祖函，内称：“应君领款，不甚接头，仍请一手经理，与总理说定才行。”
　　　　1913年1月14日赵秉钧致应桂馨函：“密码送请检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赵可也。”
　　　　2月1日洪述祖致应犯函：“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价值也。”
　　　　2月8日洪致应函：“日内宋辈有无觅处，中央对此颇注意也。”
　　　　3月11日洪致应函：“一、来函已面呈总统、总理问过。一、以后匆通电国务院，因智老（赵别号智庵）已将应密电本交来。
　　　　3月13日洪致应电：“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
　　　　3月21日应致洪电：匪魁已灭，我军一无伤亡，堪慰，望转呈。”
　　　　这些函电在报上一披露，即引起舆论哗然，其震动程度比十二级的地震还强烈，堂堂的中华民国大总统和国务总理竟是暗杀的谋划者。一时间群情激愤。
　　　　面对如此尴尬的情势，袁世凯又气又恼。为了挽回面子，他极力掩饰。4月23日他以国务院的名义通电各省：据应桂馨二十三日函称，沪上发现一种监督政府政党之裁判机关，并附有简明宣告文，杂列宋教仁、梁启超、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赵秉钧、黄兴、汪荣宝、李烈钧、宋瑞等之罪状，谓俱宜加以惩创，特先判决宋教仁之死刑，即日执行。电文把毫不引人注目的汪荣宝、朱瑞一并列入了黑名单，明眼人一望而知个骗人的把戏。
　　　　3月26日国民党提出组织特别法庭处理宋案。袁世凯激烈反对。29日国民党不顾袁世凯、许世英的阻挠，迳行组织特别法庭，叫上海地方检察厅票传赵秉钧到案受审。赵以特别法庭未经司法总长许士英许可，拒绝到庭，并致函受上海地方检察厅委托票传赵的北京地方检察厅，说洪述祖通电已承认假托中央名义，足以证明自己与宋案无关，无到厅候质之理。
　　　　五月十一日，事情又添波澜。一个叫周予做的女学生到军法处去自首，宣称现有暗杀团在京、津组织血光党，专门从事炸毙要人、颠覆政府、引起暴动的活动，并说参议院议员谢持是血光党的财政部长。军法处据此逮捕了谢持，同时称黄兴是血光团的团长。北京检察厅根据周的供词，将该案移交上海检察厅，票传黄兴，但因缺乏证据，无法开审，黄兴于是离去。
　　　　袁世凯的又一掩饰企图又破产了。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岂容抵赖。黄兴为宋教仁所写的一副挽联一针见血地说出宋案的主犯：“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袁世凯要杀宋教仁是预谋已久的。宋教仁在各地作竞选演说时屡有抨击袁政府的言论，说：“自民国成立，迄今二载，纵观国事，几无一善状可述。”他强烈主张内阁制而反对总统制。有时还点明批评袁世凯。在一次演讲时他说；“现在接得各地的报告，我们选举运动，是极其顺利的，袁世凯看此情形，一定忌克得很，一定要勾心斗角，设法来破坏我们，陷害我们。”1913年2月上旬在参众两议院的大选中国民党获得大胜利。宋教仁很高兴以为很快就可以成为纯粹政党责任内阁的实权总理了。在此之前他曾说过只有选举“最为愚呆脆弱之黎元洪为总统，才能“组织同志内阁”，充分发挥内阁的作用，并亲自对黎元洪说：“我们不能使袁世凯做我们听话的工具，我要我党党员选你当总统。”这些消息在社会上都广泛流传。所以当袁世凯知道国民党选举大获得全胜，感到很惊惶。袁世凯不怕孙中山、黄兴，就怕宋教仁，为了拉拢宋归顺自己，曾送一套价值三千元的西服和一张五十万元的交通银行支票，宋教仁不客气地把支票退回了。袁世凯由此知道宋教仁不是金钱可以收买的。而现在国民党选举获胜，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无疑，这将对自己非常不利，不除掉宋教仁，看来难有安宁之日。于是密令赵秉钧进行谋杀。赵怕宋抢去自己的总理职务，对刺宋也很卖力。
　　　　从此，袁世凯派出的喽啰对宋教仁进行了严密的监视，宋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1913年3月ZO日，袁世凯终于下达刺杀令，一面又公开致电宋教仁速赴京商讨国事，为刺杀制造机会。宋教仁不知是计，便决定于当日晚上乘车北上，哪料到在车站竟遇刺乃至于死在呢？
　　　　袁世凯看到难以掩饰自己的罪责，于是恼羞成怒索性把消灭国民党的意图公开化。开始调兵遣将，秘密下达战争动员令和进行大借款，对国民党的议员则进行威逼、利诱、打击，促使其分化、瓦解，把国会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然后下令免去属于国民党的黄兴的陆军上将衔、和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伯文蔚等人的职务，夺去了国民党在南方几省的军事大权。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组织国民党进行反击，发动了“二月革命”，但不到二个月袁世凯就把它镇压下去了，孙中山、黄兴等国民党要员逃亡海外。这样再没有人敢提宋案的事了，袁世凯总算获得了安宁。
　　　　对于自己的同谋，袁世凯也不放心。应桂馨被侦探杀死于火车上。赵秉钧被毒，七窍流血而死。袁世凯还鳄鱼流泪，送去了挽联、祭障，一副兔死狐悲的可掬之态
　做梦都想当皇帝的袁世凯
　　　　隆裕以皇帝名义于1912年2月13日颁布的清帝退位的诏书，标志着在中国延续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的寿终正寝。
　　　　可是，万万想不到的是历史竟和人们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就在人们欢庆共和政体代替君主专制政体不过三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已死了的“皇帝”的幽灵又忽然在人们的面前现形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使这一幽灵复现的竟是宣称“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干中国”的袁世凯。
　　　　其本领的高妙，由不得你不信服。
　　　　袁世凯在1913年10月6日由临时大总统转为正式大总统时，听到那一声声“大总统万岁”的口号声，心里也确实曾陶醉过。可是，不久他就觉得不过瘾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国家统治权属于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和法院，总统所提出的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机器》、《伊壁鸠鲁的体系》等。，须得国务员署名才获通过；政体制实行内阁制，总统要经过国会选举才能产生。
　　　　袁世凯当了一阵大总统后，觉得这些规定有如紧箍咒，念起来勒得他浑身不舒服。为此他常对人发牢骚说：“国会专制，固不适宜，内阁集权，亦多窒碍”。从那时起他就开始盘算着怎样扔掉这一累赘的东西了。
　　　　他瞅准了一个机会。1913年10月14日《天坛宪法草案》拟出，通过后准备用来代替《临时约法》。但该《草案》的基本精神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原则。袁世凯对它也不满意，于是他就想在通过之前对它进行大的修改。他先是向众议院提出一个增修的《约法》草案，要求扩大总统权力，并在众议院上慷慨陈辞：“第四章关于大总统职权的各种规定，适用于临时大总统，多则其困难将益甚。苟有此种种之困难，其痛苦仅及于本大总统之一人一身，本大总统一人一身之受束缚于《约法》，直不啻胥吾四万万同胞之身命财产之重，同受束缚于《约法》！本大总统无状，尸位以至今日，万万不敢再博维持《约法》之实祸”。
　　　　可是，国会并不领他的情，尤其是其中的国民党议员，他们的人数在国会中占多数，没有他们的支持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1857—1913）瑞士语言学，什么法令都难以通过。袁世凯由此对国民党恨之人骨，决心除掉它。于是他利用自己的权力向各方面施加压力和影响，乃至最后强行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的议员资格，然后通过控制约法会议公布了他修订的《中华民国约法》。新《约法》规定；大总统为国家之元首，总揽统治权，实行总统制。
　　　　袁世凯总算舒了一口气，感觉也好得多了。随后，他又运用大总统的权力，对有点碍手碍脚的官僚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安插大量的亲信到关键的职务上，以保证整个国家机器按自己的意志运转。
　　　　政治方面的整治基本就绪后，袁世凯开始考虑恢复帝制的问题了，他知道道历史潮流而行是不得人心的，但在中国这一深受封建制浸染的国度里，只要办法良好，计划周到，还是有可能的。也许是受“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一古训的启发，袁世凯首先想起从影响民心的事情做起：即从精神文化方面做起。这方面的核心是孔孟之道，中国封建王朝大都是建立这一基础之上的。为此袁世凯策划了一系列的事情。
　　　　1913年6月22日，他正式发布尊孔令，称孔子“为万世师表”，其学说“放之四海而皆准”。
　　　　1914年1月29日，根据他的建议，政治会议作出决定以夏时春秋两丁为祀孔日，其礼节、服制、祭品与祭天的一样。他还亲自带着文武百官，穿着离奇古怪的祭服，到北京孔庙行三跪九叩之礼，以示榜样。
　　　　1915年指示初等小学应将《孟子》列入科目，高等小学应将《论语》列入科目。同时还恢复封建时代的考试制度，结果学习新知识的年轻人纷纷落榜，对新学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1914年7月，他又正式公布文官官秩，分九等，完全是封建时代的官制，分卿、大夫、士三大等级，与旧官制不同的就只差一个皇帝的称号了。袁世凯本人最讨厌“先生”的称谓，他首先在军队里禁用。还公布了《觐见条例》，恢复前清的“陛见”制度，旧官场的一切全都恢复了。
　　　　袁世凯的这一切努力没有白费，由于人们学习、日常的行为方式都是在旧式的氛围里进行的，受到耳儒墨染，久而久之就不太容易感受到共和的气氛了。以致许多人都以为他要恢复帝制了，但又不见他自己提过要当皇帝，以致一些遗老遗少们误认为他是为宣统复辟作准备呢。
　　　　1913年12月光绪皇帝与皇后隆裕安葬崇陵的时候，袁世凯又亲派代表前去致祭，并宣读他的祭文。同日国务院通告各省一律下半旗，学校放假一日，以示哀悼。遗老遗少们更是兴奋异常，公开叫喊：“还政于清”。一时间谣言四起，传遍全国。开始袁世凯置若罔闻，听之任之，后来看到这种言论愈演愈烈，怕会引起民愤，袁世凯才令内务部去处理，喧闹一时的清室复辟问题才告一段落。
　　　　但这并没有表明他的称帝野心有所收敛，他曾对人说：“立统满族，业已让位，果要皇帝，自属汉族”。言外之意是他本人也是够条件的。
　　　　此外，袁世凯也不忘记通过合法的程序来为自己恢复帝制创造条件。1914年8月，他授意梁士治在参政院会议上提出《大总统选举法》修正案，12月28日获得通过。修订后的《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十年，得连选连任；选举之年，参政院参政认为政治上有必要时，得以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议决现任大总统留任；选举之前，大总统有权推荐具有资格者三人为候选人；大总统由大总统选举会选举。选举之日，选举会对被推荐的三人和现任大总统均可投票。这样袁世凯不仅保证自己可以终身连任总统，而且他的子子孙孙都可以继任。《大总统选举法》实际上把袁世凯皇帝比了，所差的只是名称而已。
　　　　可所差的这一步也是最艰难、最令他害怕的。迈过去了，当然成皇帝，要是迈不去，不要说当皇帝，连现在的大总统的职位也保不住。因此，在称帝问题上，袁世凯言行谨慎，绝没有半点马虎的。1915年6月下旬，帝制风盛传天下，冯国漳携同梁启超一起进京，想向袁世凯本人打探个虚实。冯国璋试探地说：“外间传说，大总统欲改帝制，请预为秘示，以便在地方着手布置。”袁世凯十分严肃地说：“我绝对无皇帝思想，袁家没有过六十岁的人，我今年五十八，就做一皇帝能有几年？况且皇帝传子，我的大儿子克定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三儿子克良土匪，那一个能继承大业？你尽管放心。”后来冯又两次拜见他每次都谈及帝制问题，而袁世凯也每每表示自己绝无做皇帝之意，更无传之于后的想法，他装作很有远虑地说：“自古君主之世传不数世，子孙往往受不测之祸，余何苦以此等危险之事，加之吾子孙也！”冯又试探地说；“南方一带闻改革国体之说，并非不肯赞成，但多以时间问题，尚有可研究之处耳。他日者，大总统将中国办到转弱为强之际，则天与人归，恐大总统虽欲逊让，亦有所不得耳。”袁听后，厉声正色地说：“闻君此言，仍是在余身上打主意。余之四、五儿子在英国留学，余已饰在英国购有少许田园，设他日有以此等事逼余者，则余惟有迳赴外邦，营菟裘以终老耳。”
　　　　可袁世凯信誓旦旦的言辞骗不了冯国璋，他见袁不对自己说真话很是气愤，感慨地对人说：“我跟老头子这么多年，牺牲自己的主张，扶保他做了元首，对我仍不说一句真心话，闹到结果，仍是‘帝制自为’，传子不传贤，象这样的曹丕（指克定），将来如何侍候得了。徒然叫我两面不够人。”
　　　　袁世凯这么做也是身不由己。在民国时代称帝是不得民心的，如果没有绝对的把握是万万不能透露半句“我要当皇帝”的话的，即使对像冯国璋这样亲信加亲戚的人也不例外。眼下，对干袁世凯来说，最要紧的是取得军阀们的支持，他们手握重兵，必要时可以割据一方。
　　　　为了探明军阀们的心思、底细，袁世凯把他们从全国各地召到北京来“述职”。“述职”时为了不做得太露，他用提问题的启发方式问他们：共和办得怎么样？大家早已听说了袁的意图，所以都心照不宣地一同说办得不行，简直进行不下去了。袁世凯听后甚感欣慰，手脚也渐渐放开了。
　　　　1915年8月14日，袁世凯授意杨度成立发动帝制活动的筹安会，并在各省建立分会。但在发表组织筹安会的宣言时，却冠免堂皇地说：“本会之立，特以筹一国之治安，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何以适于中国，专以学理是非、事实利害为讨论之范围。至范围以外各事，本会概不涉及，以此为至严之界限。将以讨论所得，贡之国民”但不久，筹安会即越出学理范围，对国体进行投票表决，一致主张“君主立宪”。从此，人人皆知帝制即将产生。但9月2日杨度、孙毓筠等做得比这更露骨，他们把来京的各省代表和旅京人士，组织成各种名目的所谓“公民请愿团”，向参政院递交请愿书，请求改变国体。这种明显的违法行为激起了许多民愤，司法检察机关也忍不住出来干涉了。袁世凯这才出来限制一下。
　　　　但更大的请愿阴谋还在后头。就在杨度等人向参政院请愿之前，袁世凯已秘密组织起了一个以内务总长朱启铃、税务督办梁士詒、镇安上将军督理奉天军务段芝贵等十人组成的强有力的发动帝制班子。1915年9月19日，梁士詒纠集一批狐群狗党，成立了全国请愿联合会。在该会的鼓动贿赂下，不几天，全国各地的请愿团陆续出笼。其人物上自王公遗老、政府官僚、各省将军、巡按使，下至车失游民，无所不包。于是发展到连北京的乞丐和八大胡同的妓女也被分别组织起来，成立了乞丐请愿团和妓女请愿团，手持各色旗帜，大呼小叫奔向街头，齐集新华门外，跪呈劝进表，请求袁世凯俯顺民意，早日登位。
　　　　段芝贵在军界请愿鼓动工作也很出色，汤芗铭、孟恩远、陆建章、阎锡山、张作霖等大军阀都拍胸发誓效忠于要称帝的袁世凯。
　　　　请愿联合会把全国各界各团体的请愿书，送交参政院，请求改变国体。参政院认为国体为宪法上的重要问题，应由国民会议解决。但袁世凯认为召集国民议会花时较长。于是指示梁发动请愿联合会再次发动全国总请愿。参政院指出可以“设法特别提前开议会，定名为国民代表大会”。袁世凯于次日即公布《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发布召集国民代表大会的告令。为了能保证当选，代表基本上采取钦定的办法，绝大多数名单由他和亲信直接圈定，各省不得遗漏和更改。其余少数名额由各省自定，但必须绝对可靠。而且大会不在北京开，而在将军、巡按使监督下，在各省分别举行，然后再把票汇集北京。为了取悦代表，袁世凯又给各省在京代表回省投票时每人赠五百大洋，到省住最好的旅舍，吃喝玩乐保证周到无漏。投票时用记名投票方式，从将军署大门至投票厅的路，排满武装的士兵，让代表从刀丛枪林中走过。有的甚至监视写票，稍有思虑，则加喝斥。最后投票结果是一千九百九十三人投票，赞成帝制一千九百九十三票，无一人反对，无一票作废。
　　　　这下袁世凯可满意了吧，不，他还指示各省要求代表们在推戴书上签名，朱启铃则密电各省必须在推戴书上写上这些字样：“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
　　　　12月11日上午，参政院把总推戴书和其他推戴书一齐呈献袁世凯。出乎意料的是，他竟以“曾居政要，上无神于国计，下无济于民生。自问功业既未足言，而关于道德、信义诸大端又何可付之不顾”为由推辞不受。知底细的人提醒说，大总统的意思是在政业、道德方面对他的颂扬还不够。于是下午又呈上一份更详细地列举功绩、道德的推戴书，袁世凯照例装模作样做出一番“谦逊不惶”的姿态，以示他作皇帝不是出自本人自愿而是大家“逼”的结果。至此，袁世凯要做皇帝的一切手续全都办好了。
　　　　第二天，他就神气十足地发布申令，承认帝位，朝夕魂牵梦绕的皇帝梦终于圆了
　吴佩孚施放烟幕弹
　　　　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正值夏季，晴天朗朗。黄金水道——长江依着武汉三镇滔滔东流，江面上，船只穿梭往来，甚是繁忙。突然“轰”的一声巨响，两只商船撞在一起了。过往船只上的人们心里不禁一阵紧缩，但并不觉奇怪。是呵，即使在晴朗的天气之下，各行其道的船只有时难免也会相撞。然而，作为一省军事之长的湖北督军王占元，此时却绝对想不到与他订有湘鄂联防条约的湘军，也会跟他发生“碰撞”。
　　　　1921年6月底，湘军总司令赵恒惕曾以准备用武力驱逐滇军出境为由，向他请求协助军饷军火。他考虑到滇军在湘西，对鄂西也是一个威胁，当时就表示愿意协助，但要有条件。因为湖北名人李书城、孔庆等正在湖南煽动湘军“援鄂”，他要求赵恒惕表明态度才能作出决定。赵恒惕立即回电否认湘军准备“援鄂”。他才派参谋余范传携带子弹一百箱，步枪二千支、军米二千石，现洋二十万赠予湘军。不久湘军出动“援桂”，虽使他感到惊异，但随即又想到湘军既然出动“援桂”，就不会“援鄂”，于是又放心地在7月4日赠予湘军子弹六十万发。
　　　　可是，他不知道，湘军虽已于7月1日通过了“援桂”的决议，但湘军师长宋鹤庚、鲁涤平等认为“援桂”不能解决湘军军饷和军火的困难，继续鼓动出兵“援鄂”。就在赵恒惕获王占元的馈赠不久，他便找以前做过吴佩孚的副官，后来由吴介绍留在湖南担任铁道警备司令的葛豪，叫他去洛阳征求吴佩孚对“援鄂”的意见。因为赵害怕吴佩孚支持王占元，所以出兵前必须要探听到他的态度如何。可是，葛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