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奸海-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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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尽快攻下梧州，李宗仁在原派的二个团的基础上再加派一个团奔赴增援。守城的邓瑞征看到大军压境，仓惶弃城逃窜。黄绍竑轻易地占有了梧州，并组织“广西讨贼军总指挥部”，脱离与李宗仁的隶属关系。
　　　　他们这么做是有计谋的。一是他们攻占梧州后力量大增，担心会树大招风，遭人妒忌，从而不利以后的发展。二是黄绍竑参与了讨贼军，就是公开与沈鸿英、陆荣廷为敌究现代医学对哲学提出的新问题等。，这必将招致他们的反击，甚至有可能使他们放弃前嫌联起手来，这样对他们都不利。但经过分离后，李宗仁就可暂免成为攻击的目标，而沈、陆要攻击梧州必须取得李的合作。因为李的防区正好介于沈、陆地盘和梧州之间。这样，李宗仁就可借此机会与陆荣廷、沈鸿英，主要是陆荣廷，虚与委蛇，暗中加以牵制，以便养精蓄锐，等待时机彼此分进合击，打成一片。
　　　　却说那沈鸿英被打败后，退守老剿桂林，暂时还不能对他人采取攻势。
　　　　但陆荣廷则不一样了。不出李、黄所料，他对黄竑站口口声声要“讨伐叛逆”。1925年春初，他派代表周毅伯到桂平和李宗仁谈判，要李宗仁担任他的“前敌总指挥”，东下“讨伐”黄绍竑，“收复”梧州。李宗仁，但没想到他会来这一手，真有些措手不及之感。断然拒绝吧，陆就可能以此为理由向自己用兵，并可能联络沈鸿英实行夹击。这可是沈鸿英朝夕以求的，这样自己就有被消灭的危险；答应吧那无异于自己人打自己人。在这两难处境之下，李宗仁略一沉思，很快想出了一个缓和的计谋。
　　　　他沉着地对周毅伯说：“老帅这项讨黄的战略，我认为有缤密考虑的必要。从战略上分析，我认为此举是一下策。因梧州为广西通广东的门户，如果老帅自信不但有力量收复梧州，而且能直捣广州并按译文年代顺序汇总编排。文稿从1977年开始陆续出版。，那么应向下游用兵。如果老帅做不到，而仅仅想收复梧州，那么就不要草率用兵。兵祸一开则不易收拾，势必形成胶着对峙的局面。中山先生援桂的前车不远，老帅宜深思熟虑。再有，老帅身受北京政府的委任，而至今和北京政府的陆路交通尚未沟通。一旦和广东交战失利，那么北京政府即使想援助，也无能为力！老帅如果有志于恢复旧日的规模，则更应谋定而后动，计出万全方可。自古用兵，未闻后顾之忧来除，而能决胜于千里之外的。现老帅的心腹勇将马济和他所率精兵，仍困在湖南，无法返桂。与北方的通路也尚不能沟通，便想贸然对广东用兵，我认为危险很大，愿老帅三思。”
　　　　周毅伯随即把李宗仁的意见拍电给陆荣廷，不久他即回电，但坚持原议，并力促李宗仁勉其为难，担任前驱，并一再申明将韩彩凤、陆福祥两军拔给李宗仁指挥，意志非常坚决。李宗仁看到陆荣廷不可以用利害说动，就只好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要周毅伯按自己的前议，再拍一电，并声明，陆老帅如果仍继续坚持，那么我宁愿撤返玉林，让开大河正面，请老帅另选贤能东征，我深为老帅从此下策而惋惜。没想到，此策果然有效，陆荣廷很快回电称，自前电发出后，曾熟思德邻的建议，深觉筹谋允当，堪称上策。本督办决意往柳、桂一带视察，暂罢东征之议云云。李宗仁看后如释重负，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总算摆脱了一灾。
　　　　不久，陆荣廷果然亲率精锐数千人北上出巡。到达桂林城郊后，沈鸿英因曾通电请陆下野，故颇觉尴尬，托病避免与他见面，并将所部撤离桂林七、八十里，互不相犯。谁知陆荣廷进城后，加意绥抚商民，声称马济已领得大批械弹，不久将率部回桂林。这使沈鸿英极感不安。马济原是沈的死对头，他如回桂林，沈将无容身之地。于是沈鸿英迅即挥军垦在疾进，将桂林城合围，并竭力猛攻。陆荣廷虽出击数次，都未能得手，似有坐以待毙之势。他一看情势危急，忙调后方陆福祥等来增援，但他们为保存自力的实力，都不愿力战，连桂林城区，都不能迫近。陆荣廷又向湖南赵恒惕求援，但他派出的叶琪、李品仙两旅也只在黄沙河边境佯作声援而已。而马济的三个团，也只能进至兴安，距桂林尚有七十里。因此，桂林城被围困竟达三月之久而不能解。双方鏖战至为激烈，死伤惨重。直至五月间。经北京政府派人调解，双方才开始讲和。沈鸿英答应解围，陆荣廷也答应率师西返，仍将桂林让予沈鸿英。
　　　　再说在陆、沈两人杀得难解难分的时候，李宗仁、黄绍竑却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准备坐收渔利。然而，未等出现两败俱伤的局面出现学派。近代法国的笛卡尔、德国的莱布尼茨、英国的牛顿等，沈、陆忽然讲起和来了，李、黄深感失望，不得不研讨下步的行动计划。他们预料到，如果沈、陆讲和成功，那么广西仍是三分之局，说不定陆、沈还合谋他们。为了避免这种局面出现，两人决定乘其和议未成之时，分个进行讨伐。在该先讨伐谁的问题上，他们又有些犯难了。从情理上讲，沈鸿英人品很差，对他加以讨伐，一定大快人心。但对陆荣廷则有些为难了，一是他对李宗仁还是很友好的。二是他本人统治广西十年，虽无功可言，但也无大过。广西的一般人士对他尚无多大恶感。但从战略上考虑，则又必须先讨伐池。因陆荣廷在桂林被困三月，已气息奄奄，后方空虚，部队解体，可趁其虚一击而倒之。那么三分广西，李、黄就已占二，这样，再来对付沈鸿英就是很容易的事了。但如果舍弃陆荣廷而讨伐沈鸿英，后果则不堪设想。因为沈鸿英的力量此时正如日中天，不能轻易打败他。而且讨伐沈鸿英无异于替陆荣廷解围。即使能将沈军消灭，自己的牺牲也一定很大，陆荣廷反而可以收拾残部而渔利。最后还是决定。先对付陆荣廷。至此，三派的争夺开始全面公开化。
　　　　1925年5月23日，李宗仁发出通电，请陆荣延下野，陆荣廷深感震惊和意外，仓促应战。李、黄联军从水陆两路向邕宁所属地区分进合击。六月二十五日，李宗仁指挥的左翼军兵不血刃即占领南宁。由白崇禧指挥的右翼军于扫荡宾阳、迁江、上林之敌后，即向左回旋向武鸣进击，也未遭遇激烈抵抗，两军会师南宁。陆荣廷见大势已去，于是通电下野赴沪，结束了在广西的十余年统治。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后，李、黄又联合肃清了陆系的残兵败将韩彩凤、蒙仁潜、陆福祥等。陆荣廷在检十余年的经营，至此被连根拔起。广西形成了李、黄与沈鸿英两雄对峙的局面，最后的决战来临了。
　　　　正当李宗仁和黄绍竑开始着手准备消灭沈鸿英的时候，没想到他却以巡视为由先出兵了，形势紧迫。而这时唐继尧又要率兵经广西到广东任副元帅一职。黄绍竑白崇禧两人紧急提出了一个方案，以摧毁沈鸿英老剿为第一要务。而沈之剿在贺县、八步一带，他要南下必取梧州，所以黄绍竑、白崇禧拟定，以梧州为轴心，分一路自信都攻击贺县、八步，直捣沈军根据地；另一路集中江口，自蒙江、平南向蒙山北上，攻击平乐、荔浦，进窥桂林。至于大河上游，只留少数兵力，固守桂平和南宁。
　　　　李宗仁听后，立即表示反对，象这样做必败无疑。他认为，沈鸿英目的不在夺取梧州，而重在大河中游科学的判断问题，依赖于“实体性”、“因果性”等知性的12，志在腰斩我军，使我们首尾不能相顾。不料黄绍竑性情急躁，无心听进李宗仁的意见，他认为重新布置已来不及，而且他还急着要回梧州指挥出发。李宗仁一看劝他不着，忙劝白崇禧稍留后，因白崇禧到平南路程较近，可缓一会。李宗仁平心静气地分析了沈鸿英匆忙出兵的原因，然后指出沈鸿英的主力必在柳江一带，意在南下桂平，截断大河，使我首尾不能相顾，他便可左右开弓，借重东来的唐继尧军的声势，以疾风扫落叶的姿态，肃清大河上游，在滇军入境之前，便可将我军残部悉数收编。然后顺流东下，不只可以占领梧州，甚至可以分兵直下广东，报粤军的旧怨。所以我军应付的策略，在于迅速捕捉其主力加以歼灭，而不在争一城、夺一地。我们如汉以捣沈氏的老剿为功，而听任其主力入据大河，则我辈危亡立见。最后李宗仁强调说，值此千钧一发之际，我们的战略不容有丝毫的错误，否则前功尽弃。然后，李宗仁主张立即修改作战计划重新部署，将军队分成三路御敌，使得首尾易于兼顾。得手之后，再会师进攻桂林，这样可防止沈、唐两军合流，实为至上之策。白崇禧听后不禁击掌赞同，说现在事不宜迟，我立刻通知黄绍竑。
　　　　1926年1月30日李、黄联军分三路分别向贺县、柳州、平乐三个目标同时出击。形势果如李宗仁所料，白崇禧率第三路军刚到武宣，即碰上沈军主力邓瑞征、邓佑文两师约一万人左右，而白军只有二百多人，外加地方军四百多人。白崇禧立即遭到围攻，差点成为俘虏，好在沈军只围不而攻，白崇禧得以巧计固守以待援军的到来。不久李宗仁、钟祖培两营赶到，将敌赶回柳州城。这时李、白采取声东击西战术，只派李石愚纵队衔尾佯攻柳州，吸引敌人的注意力，而将主力东调，直奔桂林南乡。这时第一路和第二路军亦已分别拿下贺县、蒙山。沈军惊耗频传。不数日，忽闻李、白军逼近桂林，沈鸿英初闻不相信，于是又派人“再探”，还是不信。“三探”之后证实了，李、白军离桂林只有三十里，且来势迅猛。沈鸿英才大惊失色，匆忙北逃，行前与桂林绅商话别时感慨地说：“我沈鸿英十余年来，带兵数万，横行挂、湘、赣、粤四省，谁亦莫奈我何，初不料今日竞败于几个排长出身的小子之手。”李、白于二月二十三日夜攻克桂林，后曾再度失守，后又再次反攻，重占桂林城。沈军残部三、四千逃入山区，以待与将入境的滇军呼应，再行出扰。白崇禧将计就计，一边大肆散布谣言说，滇军一入境，大军即行南撤，一边把军队潜伏于两江圩方向两翼间的丘陵地带，以诱沈军出击。沈军果然中计，下山渡河进驻两江坪，企图跟踪追击。而白崇禧已兵分三路向两江圩突击，围而歼之。沈军指挥官知已中计，乃仓皇撤退。刚好山洪爆发，两江河水骤涨，浮桥被洪水冲断，沈军无路可逃，死伤惨重。从此后，这一路沈军一蹶不振，沈鸿英一败涂地。一年后潜逃到香港。
　　　　沈氏被打败之后，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新桂系成了广西的霸主，并发展成中国军阀中举足轻重的一派
　蒋总司令离间灭敌手
　　　　国民党全国编造会议即将开幕。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各集团军的总司令，总指挥王宠惠、吴稚晖、朱培德、宋子文、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六十余人齐聚南京。开幕那天，全体与会者照例先对中山像作忠诚宣誓，由文官长古应芬监誓。誓词云：“敬以致诚，宣誓于总理灵前：委员等遵奉总理遗教，实行裁兵救国。对于本党之一切决议，谒诚奉行，不敢存丝毫偏私、假借、欺饰、中辍之弊。如有违犯，愿受本党最严励之处罚。谨誓。”可是，就在各位总司令念念有词地诵读“尊奉总理遗教”、“裁兵救国”、“不偏私、不欺饰”等漂亮词语的时，一场相互争夺、相互搏杀的战争正在他们的心中酝酿。等到这场充满欺骗和争吵的会议结束时，他们已把战争的火药桶装填好了，所差的只是还没有引爆。转眼到了3月15日，国民党召开三全大会，会上蒋介石独揽大权，公开地向桂系发布讨伐命令，点燃了“火药桶”。一场争夺天下霸王的战争正式开始了。
　　　　桂系曾逼蒋介石第一次下野。蒋介石对之早已怀恨在心，决心先除之而后快。
　　　　但是摆在他面前的桂系，实力也着实让他担惊三分。桂系自倒程之后，占有湖南、湖北两个要冲之地。李宗仁坐镇武汉，率领夏威的第七军、陶钧的十八军、胡宗铎的十九军。并指挥湖南的何健、叶琪、鲁涤平的部队，南通两广，北达中原，上溯可进四川，下扼南京、上海，是东西南北的枢纽之地。白崇禧率领唐生智的旧部，参加对奉张作战，兵力达十万余人。后改编为以李品仙为师长的五十一师和廖磊为师长的五十三师，驻扎在平、津、唐地区。留守广西的黄绍竑，与广东的李济深联合起来，维持两广的半独立状态。
　　　　对这一庞然大物蒋介石意识到不可强取硬拼，而只能智取、分化它，然后歼灭它。经过一番精心的运筹，蒋介石拟定了一个分化、消灭桂系的计划：利用桂系的弱点，采取了三种不同的方式子》、《荀子》、《吕氏春秋》中载有其言行事迹。，瓦解河北白崇禧部，武汉李宗仁部及拆散粤桂联盟。等分化计划实现之后，再行发兵，全力征讨，一举击溃之。
　　　　对白崇禧部，蒋介石知道其主要矛盾是白崇禧与湖南官兵的矛盾，只要能找到办法把它激化了，白部必乱无疑。于是蒋介石为此进行了秘密的侦查。
　　　　侦查结果获知，白部的主力都是以前唐生智的旧部。这些官兵对白崇禧让他们远离家乡长期驻守河北，甚至想让他们去西北戍边普遍产生埋怨，痛恨的情绪。在感情上，他们中的军官对作桂系的官都有一种不光彩的羞辱感，很希望唐生智能东山再起。
　　　　蒋介石分析完这些情报后，决定把唐生智作为瓦解白部的突破口。第二天，他就约见唐生智商谈。唐生智自被挂系打败后，已成落泊将军，但他本人并不因此而对蒋介石产生好感。对这次蒋介石的约见1894年1月25日致瓦·博尔吉乌斯（W．Borgius）。编入，他并没有太多的热情。可蒋提出的条件又实在是大诱人了：提供经费让他去唐山接收旧部；只要他进入白崇禧部，南京政府就立即发布命令，任命他为第五路军总指挥。凭这些条件，唐生智想完全可以恢复昔日的荣光。于是不再多想立即应承。最后在从白部秘密到南京的五十三师参谋长周武彝的陪同下，唐生智携带巨款乘着日轮由上海前往天津。
　　　　蒋介石下了唐生智这步棋后，整盘顿时就活起来了。在唐生智上路的前，为了达到孤立白崇禧的目的，他派何成浚接替了吴忠信北平行营主任的职务，指派人在平、津、唐地区广泛传播唐生智将要复出的消息。白部立即发生骚动，部队拒绝执行白崇禧的命令，公开闹事驱逐他。白崇禧一看形势不妙，在心腹师长廖磊的陪同下，匆匆逃走。唐生智1928年3月21日顺利接收，蒋介石完成了战略上的第一步。
　　　　蒋介石的第二步战略是分化粤桂联盟，孤立桂系老剿广西，使李、白无后退之地。
　　　　粤桂联盟是以李济深为纽带的。他是广西人，在广东做官，在政治势力划分上属粤系。但他利用乡土关系，长期以来与桂系结为一体。因此，在国民党人士中习惯于把他误算作桂系首领。自李、白带兵远离广西后用之虚语”。明清之际王夫之则明确指出：天理与人欲相统一，，他与黄绍站密切配合，使蒋介石无法插手两广。这使蒋介石意识到，拆散粤桂联盟，不搬掉李济深就难以达到目的。
　　　　为了搞垮李济深，蒋介石决定利用粤系派别繁多复杂的特点，挑动他们在内部相互牵制，一旦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好戏定会出现。于是他开始在粤系将领中物色一些人监视李济深的行为。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为了与李济深争权，经常为蒋充当坐探。李济深为了团结陈铭枢，主动把广东省、主席的职务让给他。蒋介石认为陈铭枢反复无常，不敢委以军职。胡汉民、古应芬乘蒋犹豫不定的时机，推荐陈济棠为广东编遣区主任。他也觉得让陈铭枢主政，陈济棠主军，李济深掌握广东政治分会，三人相互牵制对他也有好处，于是也就同意了。这时发生了桂系发动推翻武汉政治分会主任兼湖南省主席谭延恺的所谓湘案。李济深出于义愤立即打电报给李宗仁，要他严加控制部队，批评桂系的违法行为。
　　　　蒋介石灵机一动，果断地捕捉这一信息，顺势电请李济深北上，调停湘案。李济深对蒋的诚意有怀疑，不愿前往。但蒋却又派吴稚晖到广州专程迎接。古应芬为了配合蒋，也致电陈济棠力劝李济深北上。陈铭枢为了在广东称王也劝李北上，还表示愿与他一起去。“盛情”难却之下，李济深不得不答应了下来。在他到上海时李宗仁力劝他不要去南京，以免上当。而这时蒋介石害怕李济深溜回去，于是在南京不断地发出催促令。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四人则向李济深担保绝对安全。这样李济深推辞不掉随同他们四人一起去南京。但到达后，李济深实际上就被看管起来了。到了三月二十日，召开国民党三大全会时，蒋介石宣布对控系的湘案决不放过，第二天就把李济深传到总部，随即押去汤山软禁起来，调解人突然变成了阶下囚。同时蒋介石指令陈铭枢、陈济棠说服粤系的将领服从中央。李济深一倒，粤桂联盟随即动摇．三月三十日二陈等人即联名发表时局通电，称“粤省军队，为党国所有，不能供一派一系之指挥驱使。粤省之财，皆粤人膏血，不能供一派一系之浪掷牺牲。其有谋不利于我粤，而牵入之战争漩涡者，则粤人公敌。”公开亮出反桂拥蒋的牌子。三月三十一日，陈济棠即命令在粤省的桂军，必须于二十四小时之内离开省境。不久蒋介石即任命陈济棠为讨逆军第八路总指挥。陈济棠从此主宰广东。粤桂也从此分家、对立了。蒋介石的第二步分化战略就这么轻易地实现了。
　　　　剩下的桂系的核心武汉方面，蒋介石则采取挖心战术，分化其力量，使其失去战斗力。
　　　　蒋介石首先分化非桂籍的胡宗铎、陶钧，没想到竟遭拒绝。蒋介石感到多少有些意外。后他的特务侦如武汉桂系的内部矛盾是桂籍与鄂籍军人的矛盾，于是转向分化桂籍军人。此时桂系前线指挥夏威生病住院，由师长李明瑞、杨腾辉接任。蒋知悉李、杨与李宗仁、白崇禧有矛盾，于是决定策反李明瑞。焦点选定后，他立即派李明瑞的同学周伯甘去汉口与李密唔。从中蒋介石进一步了解到了李明瑞对俞作柏以前让职给他很感激，而且政治上也完全听从俞的意见。为了彻底攻破李明瑞这一关，蒋介石又放长线去拉拢俞作柏倒桂。蒋介石为此不惜地向自己很反感的改组派求援（当时俞跟改组派交往密切）。经广东分部改组派黄鸣一、阮若梅牵线，蒋的代表杨泰芳得以与俞见面。杨泰芳当面递交了蒋的亲笔信，并向俞作柏许诺，如果拉李、杨倒桂成功，中央委他为广西省主席，省府委员由他决定。俞作柏于是决定同蒋介石会唔。蒋介石马上委任俞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将参议”职，然后俞作柏用蒋所赠巨款潜赴武汉，买通了李、杨，他们决定伺机倒戈，并商定了秘密联络地点与方法。联络成功后，俞作柏返回上海等待行动。
　　　　至此，蒋介石对武汉桂系的战前分化计划已全部完成。三月三十一日晨他即发出总攻击令。在蒋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首鼠两端的何健首先倒戈，后是李明瑞部，剩下的胡、陶、夏（斗寅）部也在蒋的威胁利诱下很快瓦解。蒋介石占领了武汉，桂系第四集团军全部瓦解。
　　　　蒋介石消灭了桂系这一强大的对手后，又把目光转向冯玉祥的西北军和阎锡山的晋军。双方断断续续交战不少，互有胜负。延至1930年4月1日终于发展为生死大决战。
　　　　面对蒋介石的“紧缩政策”，国民党各派系包括阎系、冯系、政组派、西山会议派，以及重新组织起来的桂系纷纷组织起来，形成反蒋联合阵线，以阎锡山为首领。当冯、阎等联合反蒋的旗帜树立起来之后，立即吸引曾叛投蒋介石的石友三、万选才、孙殿英、刘春荣、韩复榘等将领。
　　　　看到如此咄咄逼人的对手，蒋介石心里确实有点发慌。但当他看到张学良的东北军没有附和反蒋联军时，心里顿时安定了下来，真是谢天谢地。他意识到单凭自己的势力难以百分之百取胜，但一加上张学良则会稳操胜券。于是立即派要员前往沈阳游说，并委任张学良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但张学良仍不愿掺和进去，要保持中立，除答应、接济蒋一些军火外，其他什么事都不过问。
　　　　开战初期，先是蒋军获胜，但五月二十六日，西北军以迂回战术，给正在气焰之上的蒋军以迎头痛击。甚至连蒋介石也在柳河车站差点成俘虏。联军在陇海、平汉两战场大获全胜。但由于冯玉祥指挥上的短视，没有乘胜南下与直逼武汉的桂系会合，致使平汉线的蒋军能够卷土重来再次消灭了桂系。蒋介石解决了后顾之优后，为了挽救北方败局，六月上旬策划了一个“和平运动”。但除了张学良响应之外，谁也不搭理，蒋的“和平”计划宣告破产。此计不成，蒋又生一计。他根据阎、冯军，配合不足，拆台有余的情况，决定对晋军采取打垮、对西北军采取拖垮的方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