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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奸海-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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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段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假冒海瑞的文字，但整篇文章从构思到写作，都是在不知道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情况下写成的，而加上的这段文字又与全文毫不相干，完全是迫于形势而加上去，并不是自己的本意。可以说文章仍然是与毛泽东的意图相符合的，还是围绕着敢于说真话这一中心来写的，应该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至于彭德怀与海瑞除了“敢于说真话”这点外，也不是完全相象的，比如在“骂皇帝”这点上，两者根本不应扯到一块去。姚文元怎么能这样不顾事实说瞎话呢？
而《海瑞罢官》一剧，则历七次修改而后成，其间还征求了许多艺术家和朋友的意见，主题也由“退田”改为“除霸”。这怎么能跟“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呢？况且剧本上演后，主席很高兴，在家里亲自接见了主演海瑞的马连良，还请他一起吃饭，请他唱海瑞，并称赞说：“好戏，海瑞是好人。”文化界、艺术界不少人也都称赞写得好，现在怎么翻了个跟斗，全变样了，海瑞竟成了“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政治代理人”了。
吴晗根据自己几十年的政治斗争经验判断道，这篇文章是有来头伪，区区一个姚文元还不至于有这种歪曲事实的胆量。
这个有胆量的人就是江青。
1961年，《海瑞罢官》上演后一炮打响，受到广泛的欢迎。62年江青开始一心一意地搞什么京剧现代化、革命化，但不知该从哪里入手。后来，她的主意有了。
她看到《海》剧很有名气，如果从它入手树立自己的“京剧革命”的旗帜，一定会取得广泛的震撼人心的效果，这是别的剧所做不到的。
江青于是为这事忙碌起来了。她找到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个正副部长，要求他们组织力量批判《海瑞罢官》，还耸人听闻地说：“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大家听了觉得奇怪和纳闷，江青的欣赏力怎么这样的离谱，结果都婉拒了她。
江青并不气馁，她已决心打不倒《海瑞》决不罢休。为此去找自己的老熟人康生，对康生说《海瑞罢官》跟彭德怀被罢官有关。康生应和道：“我也有同感，但现在的气候还不宜提出来，现在人们关心的是吃饱肚子的问题，等过几年再说。”江青只好作罢，但蛇总是要出洞的。
转眼到了1964年底，见时机已到，康生还记挂着那件事，经与江青商量后，决定由他去向主席说。
康生见了主席，喧寒一阵后，康生就把话题转向《海瑞罢官》，他说：“主席，不知你注意到没有，据我看吴晗的《海瑞》与庐山会议有密切的关系。它贯穿着一个思想，为彭德怀鸣屈114冤，为彭德怀翻案哩！美化彭德怀，把他说成海青天。海瑞在戏中逼土豪退田，彭德怀不是叫嚷要我们准许农民单干吗？毛泽东愈听神色变得愈严肃，但没有说什么。康生见主席不表态，心里直发虚，害怕自己因这一席话而象彭德怀一样丢官。于是他不便久留，就告辞出来了，然后直奔江青处。
江青见康生来访，急切地向：“怎么样？”康生说：“主席听后不说什么，我现在真有些担心。”江青一听跳了起来，击着掌说：“哎呀，沉默就是同意嘛，你不用怕。以后看我的了。”
江青由于在北京碰过鼻子，因此这次救人帮助的时候，就不敢在北京找，而是跑到上海去，找来了张春桥、姚文元，向他们交待写批判《海瑞》的事宜。两人正恨不得有机会巴结第一夫人了，这送上门来的当然不会放过，答应了下来，具体由姚文元执笔。
1965年8月，姚文元经过九易其稿，终于完成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姚文元每改好一段都由张春桥夹在《智取威虎山》的录音带内，用飞机送到北京，“保密了七、八个月，”并约定对周恩来封锁消息。事后江青透露说：“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会扼杀这篇文章了。”他们甚至秘密得连毛泽东也不知道。1967年2月，毛主席在一次接见外宾时也曾经谈到过：“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
毛泽东看后，开始不同意，说没有这么严重吧。但江青并不罢休，她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把张春桥、姚文元引荐给毛泽东，由他们进行游说，中心强调《海瑞罢官》有问题，与彭德怀罢官有关。经他们油嘴滑舌的这么一渲染、编造，毛泽东终于被说服了，并同意在《文汇报》上发表。
姚文元的文章出来，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大多数对文章持批评态度，并写反批评文章投往《文汇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都不同意这种不讲道理纯学阀腔调的文章。彭真还下令，北京各报一律不准转载，凡有关点名批判的消息和报道，要向北京市委请示。
江青自姚文发表后，就坐镇北京，观察形势动态。不久，她发现有点不妙，怎么北京各报竟一点也不报道，平静得连一点涟漪都没有。当她打听到内情后，即刻暴跳如雷，跑到毛主席那里告状，说北京各报封锁姚文是有组织、有预谋、有步骤的阴谋。
在这种情况下，彭真只得同意北京各报刊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但强调指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凡提吴晗的名字都加上‘同志’”。
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但严格定在学术范围里，所以把它安排在“学术研究栏目”里，。同时还加了经周恩来同意的“编者按”。“按”语强调贯彻“双百”方针，讨论问题应“采取说理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的态度，“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
但是形势的发展使得这种努力终归化为泡影。
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等谈话，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毛泽东在四人帮一伙的欺骗下，接受了康生的看法。《海瑞罢官》直接具有了政治的性质。
随后，江青如获至宝，她利用这点，组织文章，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批判，竭力歪曲事实，无限上纲，横加罪名，造成了学术界、文化艺术界思想的大混乱。
吴晗对此虽有所准备，但仍感到震惊和意外，他感到一股汹涌的恶浪正向自己滚滚袭来。为了减缓冲击的力度，吴晗于12月7日发表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表示欢迎大家参加这次学术批评，多方面地发表意见，以便对过去长期没有解决的若干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从而导致问题的解决。同时，他还把1959年、196O年中研究海瑞的情况开列了一个时间表，说明研究海瑞并非影射庐山会议。
彭真为了正确地引导学术争鸣，66年2月3日召集中央文革五人小组，制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又称《二月提纲》。提纲试图对学术讨论中“左”的倾向加以限制，要求坚持毛泽东提出的“放”的方针，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以理服人，不要象学间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欢迎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改正错误，不要和稀泥，不要不准革命。还提出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要慎重。
2月8日，彭真、陆定一、许立群等去武昌向毛泽东汇报《二月提纲》。康生也随机前往，毛泽东对《提纲》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只是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彭真回答说，吴晗经过批判还可以当副市长，吴晗与彭德怀也没有组织联系。2月12日，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二月提纲》，并同意向全国转发。
可是，江青一伙从一开始就不是想搞学术争鸣的，现在看到彭真等人还多方设法限制对吴晗及其剧作的批判，感到非常恼怒，于是把批判的政治目的再升一级，公开把矛头指向北京市委。江青、康生三次到杭州向毛泽东报告，说北京市委和中宣部保护右倾机会主义，支持“翻案”，阻挠左派，搞独立王国。
彭真、陆定一、吴晗、邓拓、廖沫沙等人大难临头。江青一伙搞垮北京市委的目的实现了。
但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的最终目标是指向中央一线领导，为夺取最高权力扫清道路。他们利用毛泽东的信任，在陈伯达，康生主持起草的《五·一六通知》中打开了批斗中央领导的突破口。《通知》指出要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领域中的领导权。同混进这些领域里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作斗争，清洗这些人，有的则调动他们的工作。这预示着一场大的风暴即将来临。
因批《海瑞罢官》而受牵连的有上万人，作者吴晗更是难逃厄运，含冤而逝，这成了新中国的一大冤案
江青舞剑意在周公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受中央委托主持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开始了对各方面的全面整顿。在经济领域中主要整顿由林彪的“突出政治”所造成的生产混乱的状况；在政策方面，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要求在揭露批判林彪集团罪行的过程中，把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放在重要的地位。他说；“极左思潮不批透，你们就没有勇气贯彻党的正确路线。”
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发表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工具》等三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文章，尖锐地指出林彪是煽动极左思潮的罪魁祸首。
周恩来的一系列举措施实际上是对“文革”错误的纠正。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立即紧张不安起来，如果让周恩来继续整顿、批判下去，势必也把他们自己拉扯出来不可。于是他们想方设法进行抵制。
张春桥、姚文元指使《文汇报》以召开工人座谈会的名义，整理一个材料上报毛泽东，说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就是对“文革”的否定，还说工人不同意批“左”等等。
11月28日，中联部、外交部在召开外事工作会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周恩来批示同意。12月1日，轮到张春桥批示时，他就故意作难，批示说：当前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批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江青则更是唱反调，12月3日，她批示道：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也批他在某些问题上的形左实右。在批林彪的问题上完全与周恩来对着干。江青一伙对周恩来的痛恨从这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了。他们总是想方设法找借口要批倒周恩来。但“文革”自林彪死后，就搞得不象从前那样乱了，要批周恩来不太容易，最好是来个什么具体的批判运动，然后借这一运动把周恩来夹带进行批判。可机会在哪里，正在他们愁眉苦脸的时候，有人来告诉江青，说在搜查林彪卧室的时候，发现了许多有关孔、孟之道的题字条幅、卡片资料。条幅是林彪亲手写的，有写给妻子的，有给儿女的，有名言警句，也有生活戒律。它们大部分都是从古书上抄来的。其中有三幅内容大体相同的条幅，特别引人注目。条幅上写着：“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书赠叶群同志，育容。”
江青一听，想林彪天天喊毛主席万岁，回家却专崇拜孔子、孟子，这不是复古倒退，不是极右，是什么？！而周恩来却说是极左，简直是说瞎话，可以利用这一点对周恩来进行狠狠地反击。于是江青喜出望外，立即指使谢静宜、迟群等三人到林彪的卧室里搜查，把那些条幅、卡片、笔记统统收起来，分类整理，还特别地叮嘱说，等着急用。
江青为了邀功，也为了探探毛泽东的态度，马上跑到毛泽东那里汇报，说林彪那里有大量的肯定孔、孟的言论。毛泽东听后，略一沉思，说凡是反动阶级，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江青听后，甚为高兴，心想以后可以在这方面大作文章了。
于是，以杨荣国《孔子——顽固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的文章为起始，有关批林批孔的文章逐渐增多，群众在批林的时候也渐渐地同时批孔了。面对这种形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聚首在一起商议下一步该怎么办。对于形势，他们一致认为现在的批林批孔还没有形成一种自觉的、有组织的运动，但是只要再抓一把，这种运动就能形成。
江青“四人帮”为此欣喜若狂，为了使这运动迅速地开展起来，他们迫不及待地，背着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连续两次召开解放军总部、驻京部队各单位和中央直属机关，国家机关的万人“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在这个会上他们悄悄地作了些补充，与毛泽东的要求不同，加上了一个批走后门。这是他们塞进来的私货，目的是借批走后门，批判掌握着领导大权的老干部。在江青、王洪文的指使下，迟群、谢静宜在会上大放厥词，不指名地攻击诬蔑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同志，狂呼：“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修，不斗则垮！”江青还准备把会议的录音发往全国，使对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批判广泛扩展开来。
在这个会议前后，江青还以个人名义，给海军、空军、南京部队、广州部队等领导机关写信，送材料，派亲信给南京军区某部防化连送材料，鼓动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忙得不亦乐乎。
江青等人的举动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2月15日，毛泽东在一个报告上批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还扣发了江青准备发往全国的“—·二五”大会的录音带。对江青散发材料一事，毛泽东批评说：“有意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但江青还是不理睬。
他们还利用这个运动，以“揪斗孔老二的徒子徒孙”的名义，在一些单位和地区煽动夺权。江青、张春桥还召集于会泳、陈亚丁等人开会，明目张胆地对陈亚丁说：“看来要夺权，陈亚丁你去把权夺过来嘛！”“放火烧荒，你们三个人，去放火嘛！”张春桥、王洪文在总政、总参的一次大会上大叫：“总参领导右倾手软，右得不能再右了”，总政“可以夺权，”总后“垮得越快越好。”还指使各地的帮派势力，重新搞串连，拉山头，成立战斗队，揪斗各地的军政领导干部，使得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来，刚刚趋于稳定的局势又重新动荡起来。
江青还借口批判林彪的“克己复礼”，大搞影射史学。”在姚文元操纵指挥下，梁效、罗思鼎、唐晓文的文章连篇累续地发表在各报刊杂志上，以批“周公”、“批宰相”为名，影射周恩来。1974年4月1日，《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梁效”的文章《孔丘其人》，将孔丘病重卧床的时间提前，影射攻击积劳成疾，身患重病的周恩来。江青还亲自布置梁效写《从“乡亲”篇看孔老二》的反动文章，对周恩来进行人身攻击。把孔老二“张开胳膊”改为“端着胳膊”，还借孔子的言行举止，指桑骂槐，说什么；“此人极端虚伪奸诈，是个可恶的政治骗子。”“你看他为了骗取到正人君子的名声，在大庭广众之中，是如何装模作样吧。”还说什么“他一听到国君召唤，急得不等驾好车，动身就走。在国君面前，则小心翼翼，局促不安，举止恭顺。孔老二这一套‘君君臣臣’的表演，真是丑态百出，令人作呕”。
江青还对她的写作班子说，要批“现在的儒”，说“如果没有儒为什么反孔老二”？随后江青去天津，在一次谈话中，露骨地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她唆使她所抓的所谓批林批孔的典型小靳庄的一些社员改名为周克周。其矛头所指非常明显。
为了宣扬自己，江青指使亲信读一份吹捧自己是“激进派”、诬蔑周恩来为“温和派”的外国电讯，暗示周恩来就是他们所说的“现代的大儒。”
他们不批林彪的极左谬论，也不是批判孔孟的皇权思想和封建专制主义，而是批判林彪摘抄的孔子的“克己复礼”，硬说“克己复礼”就是复辟。借此把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些正确政策的做法，诬蔑为“复辟”；他们借批“兴灭国，继绝嗣，举逸民”，把周恩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安排一些老干部的工作，诬蔑为“请隐士，举逸民”，大肆叫嚷反对“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
江青借“评法批儒”，大肆吹捧吕后，武则天，为江青登上“女皇”做舆论准备。在评法批儒中，江青授意她的写作班子炮制了《法家人物介绍·吕后》、《古代杰出女政治家武则天》吹捧吕、武的文章。说“刘邦死后，吕后掌权。”她“为人刚毅，曾‘佐高祖定天下’，当政后继续推行法家路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政治家。”武则夭是个“敢作敢为”的“革新政治家”，“武则天政治统治的社会基础比唐太宗时期更宽了。”江青这样不遗余力地赞扬吕后，武则天是为了给自己作陪衬。她自诩为现代的女政治家、女法家，比吕后、武则天毫无逊色。甚至准备起做“女皇”来了。她命令天津的服装设计人员为她设计制作了一套“梅花百褶拖地大袍裙”作为其当皇帝的“龙袍”。还派人为她制作了三双仿唐“脚踩登天”式千层底“太后鞋。”
江青利用批林批孔运动搞的这些阴谋，最终目的是为了夺权。毛泽东看到他们做得越来越不象话，7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严厉批评江青：“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同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你是难改呢。”还批评他们四人说：“你们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并一再声明“她（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
毛泽东的这些批评，使他们四人惊慌了一阵，但他们还是不思改悔，继续利用他们控制的报纸，影射攻击周恩来。直至他们在四届人大组阁失败后，这场沸沸扬扬的闹剧才算结束
张春桥制乱夺权
一天，上海郊区的安亭小站突然失去了往日平静，一下子变得躁动、喧闹起来了，一辆辆的汽车满载着工人直闯进站来。一时间车站里就聚集了好几千名工人，部分工人站、卧在铁轨上，阻止火车北上，造成铁路交通中断了31个小时。这些工人都是上海第一个激进的工人组成——“工总司”（即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成员。
此事惊动了中央，周恩来指示陈伯达处理此事。
陈伯达得到指示后，立即打电话告诉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同时致电在安亭的上海工人，指出：“你们这次的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立即改正，立即回上海去，有问题自己解决。”为了便于解决问题，陈伯达决定派曾在上海工作过的张春桥回沪负责处理。
张春桥欣然领命，自从他调到中央文革小组后，就很少再具体过问上海的事情。这次重返上海对他来说，既可以重温一下旧日的感觉了，又可以与家人团聚不同之物相加方可产生事物；相同之物相加则事物无成。含，实在是一份一举两得的美差呀。
张春桥离京前，陶铸又再三叮嘱记住他不能承认“工总司”，张春桥满口应承。
11月11日晚，张春桥乘匕机到达上海。一下飞机，他不是先到市委、华东局，而是径直驱车前往安亭，先找王洪文、潘国平等几个造反派头头开小会，向他出示陈伯达的电文稿。第二天又召开大会，当众答应明天回上海解决问题。张春桥撇开华东局和上海市所做的这些事是完全违背中央精神和组织原则的，但这仅仅是开始。
11月13日，张春桥返回上海，参加市委常委会，对大会所作出的不承认“工总司”为合法组织，不承认“安亭事伴”是革命行动的决议他的哲学观点作了系统的批判。主要著作有《经验一元论》、，也表示同了意。
可是，出人意料的是张春桥会后却又自行一套。下午他在上海文化广场与安事回来的工人座谈时，却说；“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如果工人文化大革命不搞，即使导弹上了天，卫星上了天，生产大发展，中国还会变颜色”。“安亭事件向主席报告了”。“上海工人起来了，这是好事，这是中央希望的。上海的工人文化大革命可能走在全国的前面。上海应该创造好的经验”。“工人同志要开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全是革命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人认为要存在，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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