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奸海-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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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决定不通任何正常的组织手续，事先没人来说过一声，也没有看到有关文字，更没有经过本人签字。刘少奇只有以愤怒的沉默来面对这一切不公乎了。是呵，此时谁又能让他说，听他说呢？
　　　　会前，康生为了能使大会顺利地通过这个审查报告，也颇费了一番“功夫”。他知道内行的人对这个“报告”是能够看出其中的破绽的，为了预防有人反对，他想出了两招：一是进一步诬陷批判“知行情”的老干部；二是密切注视会上动态，一发现有人面露不服就施加高压。为此，7月21日，康生给江青写了一绝密信，开列一串“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和“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干部名单，其中71％的人是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据此，有一批老同志被排斥不能参加会议。在开会时又把所谓“二月逆流”成员分散到各组，防止他们再度联手起来反对，并在各个小组会上对他们进行轮番围攻，逐个批判，会议的气氛很紧张。
　　　　在这种高压之下，会议按着康生们的要求通过了这份充满着谎言的“审查报告”。
　　　　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带着“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含恨离开了人世。康生们这才彻底放下心来，因为他们再也不用害怕刘少奇会东山再起了
　玩阴谋的老手康生
　　　　1975年12月16日康生戴着“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三顶荣耀的桂冠死去了。但是，了解他的人却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如释重负地说：“他总算死了！”
　　　　是呵，作为一个阴谋家、野心家，在生前没有受到应有的审判，反而能以那么高的职位，那么耀眼的荣誉死去，对于他本人来说的确是很幸运的。他能做到这点，除了老天爷成全他让他早死之外，还与他善长宦海沉浮之术有很大的关系。
　　　　还是让他来给我们作证吧。
　　　　康生早年曾是李立三路线的狂热分子。为了获得李立三的信赖，他对党内批评李立三错误的人，总是不加分辩地加以驳斥，对着人家拍着胸脯，气势汹汹地说：“李立三同志是正确的。谁反对李立三同志第249—250页）具有反封建的性质，但保留了神学的不彻底，谁就是反党，李立三同志是我们的好领导，我坚决拥护李立三同志制定的路线。”这种表现当然使李立三满心欢喜了，立即把他由江苏省组织部调至中央组织部任秘书长。
　　　　可是，一场突然而来的政治风雨使他吓出了一身冷汗。1930年9月24日至28日在党的三中全会上，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路线遭到了批评。怎么办呢？不能就这样跟着李立三倒霉了。于是，他很快便冷静了下来，沉着地转向，一反吹捧李立三之常态，脸不红心不跳地大骂李立三，说：“我早就看出李立三这一套，是左倾冒险主义的东西；在领导作风上，他唯我独尊，夜郎自大，谁的意见也听不进去。”当面严厉斥责李立三说：“你领导这一年多，使中国革命受到了多么大的损失，让人多么痛心，自己没有那个能力，还坐在指挥台上称王称霸。”最后还冷嘲热讽地说：“没有那个金刚钻，就别揽那个瓷器！”
　　　　这一反戈一击，使他洗掉了李立三主义支持者的名声，不但保住了自己的地位，更被补选为中共中央审查委员。
　　　　尔后，他又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新主人王明的怀抱里。先是装作满脸羞愧的样子对王明说：“李立三当权的时候，我跟他一道，曾经给过你两次处分。都怪我水平不高，没有看出问题；就是看出问题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是一种片面的认识论学说。唯心，也没有勇气顶。结果冤枉了你，使你受了委屈。我感到很内疚，我诚恳地向你认错，希望你能原谅。”说完，又略微停了停：“当然，给你的那两次处分，我思想上也不通。可是，李立三大权在握，我不能不服从。历史证明，你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我错了。”
　　　　王明听了这一番近乎忏悔的话，也就原谅了他，宽宏大度地说：“不必过虑，区区小事，不足挂齿。人非圣贤，谁能无过，过去的事，算不了什么，今后咱们要好好合作。我这个人有嘴无心，从来不计较旧怨。”以后康生又多次吹捧王明，说共产国际能把你这样有胆识而又英明果断、具有雄才大略的领导选上，这说明共产国际的高瞻远瞩。这样，中国革命就大有希望了。
　　　　过不了多久，他便被王明委任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后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副团长。
　　　　1935年，遵义会议宣判了王明左倾路线的死刑。康生又想着怎样摆脱王明了。
　　　　抗日战争爆发，康生一想不能老呆国外，否则以后在党内就没有地位了。于是他到医院里会见到苏联养病的王稼祥，以探探国内的风声。一见面康生就恭维地说：“稼祥同志，你在长征途中辛苦了，毛泽东同志真了不起啊！中国有这样的英明领袖，革命胜利就有指望了！”然后又关切地说：“稼祥同志，你不要急着回国，就在这里把身体彻底养好，你是为革命立过大功的人嘛！”临走前，又试探地问：“稼祥同志，我请求党中央调我回国工作，你看行不行？驻共产国际代表，就请你来接任吧！”王稼祥只是笑而不语，他知道康生的为人。康生又接着说：“稼祥同志，你如果同意的话，我就请示国内了，让我回去好好地跟着毛泽东好好学习学习。长期在国外，太脱离实际了。”
　　　　1937年1月，康生与王明一道回到了延安。这时康生还不想立即把王明甩掉，因为他还想靠这四年莫斯科工作的成绩在延安捞好处呢。结果康生被任命为中央党校校长。不久康生就拉王明去党校作报告，大谈“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于统一战线”，康生赞其报告“很深刻”、“很重要”。此时，康生虽已不再是王明的副手了，但他仍对王明保持着一段不冷不热、若即若离的关系，以便日后留有余地。同时还因为他们在苏联还有一段见不得人的整人历史需要共同保护。
　　　　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批判王明的左倾路线，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承认。王明彻底垮了下来。作为王明的追随者，康生极为害怕，他想现在是甩掉王明，反戈一击的时候了。于是，他在领导面前，在会场上大力揭发王明的缺点，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领导认为他揭发有功，委任他为中共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这是一个重要的部门，对党内干部握有生死予夺之大权。康生利用这权力，在延安整风的“挽救”运动中，诬陷、杀害了不少好人。
　　　　如此重要的职务的获得，说明他还是很得高级领导的信任的。截此为止，他已经两次历险而又两次幸免，两次被重用了。其中的关键是他善于投机钻营，见风使舵。
　　　　解放后，康生因与饶漱石争夺华东局书记一职失败，便“养病”了六年。在1956年9月召开的“八大”上，他由中央政治局委员降格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排在陈伯达之后。康生对此很是恼火，但又不好发作，只在心里暗暗发誓我不仅要把失去的夺回来，而且还要捞回更多的东西。为此，他又开始思讨怎样施展自己的拿手好戏了。
　　　　他知道，现在毛泽东是党的领袖，要想获得高的职位，必须先取得他的信任。于是，他想方设法接近毛泽东，吹捧毛泽东。
　　　　首先是大搞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这一点他比林彪来得早。康生一反几年前空闲的常态，开始变得忙碌起来了。
　　　　1957年3月13日，在中央宣传会议的总结发言中，康生大力吹捧说：“自1952年以来，随着社会的大变动，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四个方面的新的说明，新的发挥，新的发展。”“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如何学习它，研究它，说明它。”以后又在不同的场合大力吹捧。说：“自从一九五六年以来，毛主席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论；这些新理论，马、恩没讲过，列宁也没讲过，斯大林虽然讲过一点，但讲得不彻底。”还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最高顶峰，世界上没有谁能超过他的水平。”后来康生还多次对人炫耀说自己是“顶峰论”的发明人呢。
　　　　1958年，康生到全国许多地方大力鼓吹“左”的一套，称赞“大跃进”，说：“这个时代，形势喜人要敢想、敢说、敢做。”“每日每时每刻，都有新事物出现，真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现在是创造奇迹的时代，只要我们把封闭的脑袋打开，什么奇迹都不在话下。”“至于农业大学，至少要挂五个牌子：第一是学校的牌子；第二是挂工厂的牌子；第三是挂农场的牌子；第四是挂研究所的牌子；第五是挂农林局的牌子；最好挂上十几个牌子。”“什么叫科学研究？就是大胆地想，大胆地搞，就是异想天开，想入非非，它并不神秘。”还说什么：“甘薯长得象西瓜一样大，可以翻十几番；烟草长九公尺多高，象四层楼那么高。”炼高炉，一个八岁的小孩用小竹竿穿孔当鼓风机，“每次出铁三、五斤。”
　　　　可是，“神话”毕竟代替不了现实。浮肿病，饿死人，使得中央不得不到庐山去召开政治局会议以研究对策，总结经验教训。这时康生心里感到有点惴惴不安，看来要批“左”了。他已听人说过彭德怀、杨献珍对他在全国各地的讲话很是不满，说他：“简直是疯子，一派胡言乱语，好端端的国家弄成这个地步，还在那里一个劲地吹。”康生由此对他们两人怀恨在心。
　　　　可是，让他想不到的竟是彭德怀的一纸“挑战书”使他得救了。庐山会议不批“左”而转向批“右”了。但康生仍借此狠狠地批彭德怀，以泄私愤。他说：“你彭德怀，早年起名叫‘彭得华’，野心好大啊，要得中华！还起个号叫‘石穿’，水滴石穿，搞阴谋嘛”！
　　　　会议还批判了张闻天。康生想此人是个理论家，发言逻辑严密，有理有据，很难象批彭德怀那样去批倒他，得有理论水平。于是他在8月3日向毛泽东呈上《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问》。
　　　　康生升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赢回了他失去多年了的权力。这是后话，再说他从庐山回来后还惦记着杨献珍欠着的仇还没报，干是又挥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大帽子向杨献珍扔去，直至把他弄得“向党低头认罪”为止。
　　　　1966年，康生窥测到毛泽东想发动一场运动，于是出谋划策，抛出了启动文革的第一张大字报。
　　　　当林彪受宠，成为新的接班人后，康生为了讨好这位未来的新主人，也竭尽献媚之能事。一天他看到一份学生写的“二月兵变”的大字报材料，说有人要在北京搞兵变。康生一看，脑子一亮。“兵变”，林彪最近不是大讲兵变吗？可从这里为他的讲话找到个实例，以显示林副统帅的料事如神，这样林彪一定会感激自己的。于是康生跑到北师大、北大去演讲，宣称：“今年二月，北京市彭真这个大黑帮，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这是千真万确的！”“彭真是否要搞政变？要！彭真是否要抓军队？要！”这时彭真早已被打倒，康生这么做是想借此让群众把矛头指向林彪的仇人，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贺龙。经康生这么一说：“二月兵变很快在北京，全国流传开来。
　　　　林彪立即接过康生抛过来的政变绣球，要求吴法宪、李作鹏赶快去找材料，中心就是陷害贺龙插手空军和海军，想把这两军作为搞反革命政变的基地。这两种编造的材料抛出后，贺龙就不明不白地被捕了。但麻烦的是没有过硬的罪证材料，林彪心里有点发虚。此时，又是康生出来解围。
　　　　他凭着自己的想象绘声绘色地描述起了贺龙是怎样搞兵变的：你们知道吗？贺龙在北郊修了个碉堡，还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他给体委发了枪炮，大炮就安在什刹海，对准着中南海。海军、空军都有他的国防俱乐部或无线电俱乐部。贺龙与刘仁，与团中央的玉照华都有关系，一次发七百条枪。
　　　　这么一位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出来说话，而且说得又是那样的有鼻有眼，哪还有假吗？人们原先所存的一点怀疑此时也都消散了。贺龙此时就是有翅也难飞了，更何况野心家正想要他的命呢？林彪为此对康生大加赞赏。
　　　　康生讨好林彪的另一着是编《林彪文集》。1969年把中央党校的心腹叫来交代说：“你们要把林彪文集印出来，规格同《毛泽东选集》一样，这是一件重要的政治任务。时间要抓紧，对外要保密。”
　　　　经过一年的时间的忙碌，《林彪文集》印出来了，封面是闪闪发光的烫金大字。印完后，康生恭恭敬敬地把样书送给林彪。但这一次他留了一手，先不急着发行，要看一段时间再说。林彪拿着这金光闪闪的《林彪文集》，十分高兴，称赞康生为不可多得的智囊人物。没想到康生这一手算是留对了。林彪于1971年“九·一三”摔死于温都尔汗。他不禁一叹：“好险呵！”然后下令把那数以万计的《林彪文集》送到了纸浆厂里，秘密地销毁。
　　　　1966年12月，姚文元《评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为此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写出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也即《二月提纲》。康生作为小组的成员也参加了讨论，当时彭真曾征求过他对《提纲》的意见，他摇摇头说：“没有了。”他本人还亲自圈间过，并顺道与彭真一起到武汉向主席汇报。
　　　　时隔一个月之后，当他与江青一起向毛主席汇报时，却意见颇多了。他说：“彭真执笔的这个汇报提纲，是反对文化革命的，这是包庇吴晗。他们也是反对主席的，在吴晗和彭德怀翻案是否有联系的问题上，他们明目张胆地与主席唱对台戏，居然当面反驳主席。”他又继续挑拨说：“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彭真等人控制的单位，一直按兵不动。他们已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了。”
　　　　当毛主席给《二月提纲》定性为“错误的”以后，在五月上旬的中央政治局大会上，康生除了向《二月提纲》发射猛烈攻击以外，还说：“我虽然也是五人小组的一员，但彭真偷偷摸摸地背着我，根本不同我商量，这完全是一种阴谋活动的产物。”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
　　　　结果彭真被撤销了一切职务。而康生则是吉星高照。他和陈伯达被指定来起草“五、一六”通知。不久，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顾问。这个小组后来获得了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的权力。康生也随之达到了一种几近一下之下，亿人之上的地位。
　　　　但是，捣鬼有术，也有效，但不会长久。总有一天是被人识破的。康生生前虽对他的这些阴谋诡计掩饰得较巧妙，但死后人们还是恢复其野心家、阴谋家的本来面目。真应验了一句古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四人帮”胆敢改遗嘱
　　　　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一传出，举国震惊，万象哀鸣，全国人民都沉浸在悲痛之中。
　　　　可是，当人们还没有从哀痛中摆脱出来的时候，在中央高层围绕着毛主席的遗嘱正在进行着一场秘密的权力斗争。
　　　　遗嘱内容在当时当然是属于高级机密的，一般人自然无从知晓。
　　　　该遗嘱是毛主席病重期间写给华国锋的，内容只有三句话：“一是慢慢来，不要着急；二是照过去方针办；三是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很快在政治局会议中作了传达，但他当时绝没有料想到后来会由此生发出那么多的事的。
　　　　9月16日，华国锋一直忙到深夜十一点，才从人民大会堂临时办公室回家。按惯例到家后，他还要批阅完秘书放到小竹筐里的所有文件才去休息。当他掀开小竹筐时，只见最上面放着一封土黄色的大信封，上书几个熟悉的浓墨狂草：“华国锋亲启”，下端印着一行威风凛凛的朱红大字：“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他连忙拿起撕开，奇怪里面除了一张《人民日报》之外，什么也没有。
　　　　华国锋忙揿铃喊来值班秘书，指着信封问：“这信是从哪来的？”
　　　　秘书说：“这是叶副主席的机要秘书送来的。”
　　　　华国锋又问：“他说了些什么没有？”
　　　　秘书回答说：“没有。”
　　　　华国锋先让秘书退下，他隐隐觉得叶帅送这张报纸来肯定是有意图的，于是打开报纸看了起来，跳入他眼帘的首先是第一版头条大标题《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里》。再看内容，他的目光被一处标着红杠的字迹吸引住了：“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而在“办”字后面还加了个大大的问号。看到这，华国锋想起了主席写的那三句话，原件虽已给汪东兴保存了，但在笔记上他还抄有，于是急忙找来翻阅查对。不对呀，主席写的是“照过去方针办”，现在怎么成了“按既定方针办？”这样改是为了什么？是谁提出要改的？这篇社论为什么不象惯例那样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一连串的问题在他的脑中盘旋。华国锋也拿起笔在“办”字旁再加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再往下看，也不再挑出文章有什么毛病了，这益发增加了他的疑问。
　　　　正在此时，电话铃声响了，华国锋接过电话听了起来，原来是张春桥打来，先问：“华国锋是否已看过今天的《人民日报》社论？”华国锋答：“正在看”。并问他这篇社论发表前是否看过，张春桥说姚文元给他看过清样。张春桥最后要求华国锋把毛主席的那句“临终嘱咐”写进悼词里。
　　　　华国锋有些为难地推诿说：“明天就要开追悼会了，现在再改恐怕不合适。”
　　　　张春桥恳求地说：“不是改动，只是加一句话嘛。”
　　　　华国锋为了避免张春桥的纠缠，只佯装顺其意回答说：“你这个建议可以提交政治局讨论。”张春桥满意地说：“如果大家同意，我当然举手赞成，好，再见。”
　　　　华国锋挂上电话沉思良久，终于明白知道这句话是“四人帮”一伙合谋搞的，但他们这样做的意图是什么，华国锋仍然不得其解，只好决定观察一段时间再说。
　　　　自从9月16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抛出后，掌管舆论工具的姚文元也越来越大胆，频频向《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电视台、《红旗》杂志等宣传媒介发出指示，今后所有的报道都以毛主席的临终遗嘱”按既定方针办”为中心。所以一时间报纸、广播天天喊：“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有关文章连篇累牍，全中国人民很快就知道了毛主席的这句所谓的临终遗嘱了。
　　　　在对毛主席追悼会的报道上，姚文元更是别出心裁，指示说：“在报道追悼大会的电视和照片中，不要突出某个人，要强调集体领导，要多宣传群众悼念的镜头”，“这次一律不登个人照片，党和国家领导人集体一张，政治局五常委一张”。并武断地对《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央电视台台长说：“今后对各地悼念活动的报道，都要写上毛主席的‘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要突出这个中心”，并吩咐说：“还有江青同志呀！这个时候你们要注意多宣传江青同志。”结果，《人民日报》上竟然没有华国锋同志致悼词的照片，而换上一张华、王、叶、张和江青在一起的照片，并在所有的文字稿中加上的毛主席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
　　　　华国锋密切注视着这些舆论动向，江青的频频出现引起了他的警觉，他为此去找汪东兴商量。汪东兴坦率地说：“他们是迫不及待呵，。”华国锋则担心这样做恐不会得到政治局的多数支持。汪东兴提醒他说：“你要找叶帅联系联系，他在党内、军内都有重大的影响，只要得到他的支持事情就好办得多了。”华国锋连连点头：“我也是这么想的”。
　　　　一天，叶剑英与华国锋两人相约见了面。
　　　　叶剑英开口就问：“这几天报纸、电台都在讲‘按既定方针办’，主席这个‘临终嘱咐’是讲给谁的呀？”
　　　　华国锋脱口而答：“这是主席讲给我的呀？是我在政治局作的宣传嘛。”
　　　　叶剑英摇头悦：“不对吧，我记得你传达的话是‘照过去方针办’，六个字有三个不一样啊！”
　　　　华国锋憨厚地笑了笑，说：“‘照过去方针办’也好，‘按既定方针办’也好，字面虽不一样，意思还是一样的。”
　　　　叶剑英又摇了摇头说：“意思一样而目的却不一样呵！我听外面传说，主席的这个临终嘱咐是讲给春桥和江青同志的。”
　　　　华国锋一怔：“这不可能吧，这明明是主席四月十六日写给我的亲笔指示中一句话嘛，怎么会变成张春桥和江青的呢？”
　　　　叶剑英看到了问题严重性，神情严肃地说：“你可不看轻这么一改的危害性呵。你传达的是4月份写的，而他们说的是‘临终遗嘱’，也就是逝世前的最后遗嘱。这就相当于封建社会皇帝的遗诏，它是继承皇位的凭证。现在按他们的说法，你的就不属‘遗诏，’所以你是非法的，而他们才是毛主席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