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元帅之谜-晓亮-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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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总理打电话给吴法宪：　
　　“你调飞机去山海关没有？”　
　　“没有。”吴法宪回答。这件事他确实不知道，这是实情。　
　　“真的没有？”总理严肃地追问一句。　
　　吴法宪知道事情严重，连忙说：“真的没有。绝对没有。　
　　我以脑袋担保。”　
　　“你查一查，把情况迅速报给我。”　
　　总理放下这个电话，又拿起通往海军的电话。因为山海关机场是海军航空兵的一个机场，所以总理让李作鹏也查一查256号飞机是否在山海关。　
　　隔了一会儿，李作鹏、吴法宪相继向总理回电话报告情况。李作鹏说：“下午到山海关的那架飞机，现在还在那里。”　
　　吴法宪说：“我向胡萍查了一下，确实有一架飞机到山海关。胡萍说是改装好了试飞。我让飞回来，胡萍说飞机出了故障，飞不回来了。”　
　　总理对吴法宪说：“那架飞机修好了，马上飞回来，但飞机上不准带任何人。”并且还指示吴法宪立即到北京西郊机场去查明情况。同时，周总理又派中央警卫局负责人杨德中去西郊机场寸步不离地“协助”吴法宪。派李德生到空军负责指挥。派纪登奎到北京军区加强指挥。　
　　总理放下电话，觉得还不放心，又打电话告诉李作鹏，让他向山海关机场传达了一个命令：山海关机场的那架飞机要有周总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　
　　吴法宪乘车来到西郊机场候车室，他让秘书马上把胡萍找来，他从总理在电话中的口气里可以听出今天这架飞机事关重大，因此他也不敢怠慢。秘书转了两圈，没有找到胡萍。　
　　此时，胡萍正躲在一间电话室里打电话。接电话的是驾驶256号飞机到山海关去的飞行副政委潘景寅。　
　　潘景寅今年40多岁，此人飞行技术很有两下子，林彪、林立果几次外出都是他开的飞机。林彪、林立果欣赏他的飞行技术，认为他是“有用之才”。这么一来，潘景寅对林彪一家感恩戴德，死心塌地为这一家子服务。　
　　胡萍紧握着话筒放低声音，对潘景寅说道：“吴司令说总理追查256号飞机，问为什么去山海关？谁同意的？看来事情闹大了。我跟吴司令讲我不知道，可能是试飞训练。吴司令问我训练为什么不回来？我说查一查。”　
　　停了一下，胡萍又说道：“有人再查这架飞机，你就说这架飞机有点毛病暂时回不来。”他又大声追一句：“听明白了没有？”　
　　“明白”。潘景寅回答道：“我就说飞机的油泵出了一点故障，正在修理。”　
　　放下电话，胡萍又打发一个平时亲信的副队长马上到“联合舰队”的秘密据点去，把总理追查256号飞机的情况告诉周宇驰。　
　　干完这些事，胡萍才深深地喘了一口气，到候机室去见吴法宪。　
　　李作鹏接到周总理让他向山海关机场传达命令的电话后，立刻敏感地想到林彪那里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联系到9月6日他通过黄永胜透露给林彪的毛主席巡视南方的谈话，他越发感到总理追查256号飞机很不寻常。他把总理的话在心里反复想了想：　
　　“要有周总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　
　　林彪乘的飞机要经过四个人联名批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而这四个人里面，林彪的行动对黄、吴、李是从来不保密的，看来四个人一起下命令，关键是要让总理批准才能放飞。　
　　李作鹏毕竟是老奸巨猾，他的独眼一转，就想出一个坏主意。他拿起电话，要通山海关机场调度室，说道：“那架飞机的行动要听北京周总理、黄总长、吴副司令和我的指示，以上四人，其中一人指示放飞才能放飞，其他人指示都不能放飞。”　
　　周总理的命令经李作鹏这么一改，“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变成了“其中一人指示放飞才能放飞”。　
　　11点半，周总理接到叶群打来的一个电话。叶群用一种假惺惺的亲切口气，说：　
　　“总理呀，有件事要向您报告，林彪同志想动一动。”从她那沙哑的声音里可以听出，既没有平常那种盛气凌人的腔调又显得十分紧张。　
　　总理用一种严肃而又镇定的语气问：　
　　“他准备到哪里去？是空中动还是地面动？”　
　　叶群吱吱唔唔，回答说：“空中动，需要调几架飞机。”　
　　“你们调了飞机没有？”总理问。　
　　“还没有调，林彪同志让报告总理后再调。”　
　　林彪、叶群他们明明私调256号飞机，为什么却说没有调飞机？这下更加证实了林立衡报告的情况。　
　　为了不惊动他们，总理对叶群说：　
　　“今天晚上飞夜航不安全，调飞机的事儿，我和吴法宪商量一下，看看天气情况再说。”　
　　叶群根据林彪的旨意给周总理打电话，本来想试探情况，稳住总理。可是，总理机智的问话，不但使叶群露了马脚，更加引起总理的警惕，而且使林彪、叶群心中更加没底，更加恐慌了。　
　　放下电话，总理想了一下，马上又命令吴法宪：“立即准备两架飞机，如果林彪要起飞，我到山海关机场去拦他。”　
3．3　山海关枪声
　　20多名被从被窝里叫起来的战士，刚刚排成一队。他们弄不清要执行什么“紧急任务”，个个都还背着背包。　
　　公路上，一辆吉普车正在疾驰。车里坐的是警卫副队长，他奉命到山海关机场去控制住飞机。　
　　车库里，一辆大卡车，几辆吉普车正在发动。人们的喊叫声，枪栓的撞击声，汽车的马达声，在夜空中汇合在一起，使这个平日静寂的疗养地，出现了一种临战的气氛。　
　　正在这时，一辆红旗轿车亮着白晃晃的前灯向58楼前的公路开来。车里坐的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和警卫秘书。林彪一上车，就问林立果：　
　　“到伊尔库茨克要飞多长时间？”　
　　林立果回答：“不远，很快就到了。”　
　　红旗轿车就要通过58号楼了，警卫大队长等人冲上公路，挥着手臂，高喊道：　
　　“停车！停车！”　
　　汽车里，林立果拿着手枪对准司机的后背，叶群发疯似地喊着：“冲！冲！”汽车加快速度，鸣着喇叭，从人们身旁像一阵狂风似地冲了过去。　
　　突然，坐在车里前排座上的警卫秘书喊了一声：“停车！”　
　　这个秘书，跟随林彪十多年，深得信任，所有车里人都没吭气。汽车急剧停稳，他已经跳下了车。　
　　叶群杀气腾腾地问：“你想干什么？”　
　　这个警卫秘书说：“当叛徒，我不干！”然后，他转身向58号楼边跑边喊：“来人哪！”汽车里向他开枪，击中了他左臂。他和追赶上来的人向汽车连开几枪，可是这辆高级防弹汽车，手枪子弹根本打不透，只在防弹玻璃上留下了几个白印。　
　　林彪轿车发疯似地冲上了公路。车速高达每小时120公里。把尾随它的卡车、吉普车都远远抛在了后面。　
　　但是，在接近山海关机场时，它被先派出去的那辆吉普车压住了。无论它怎么鸣喇叭，吉普车就是不让它超车。这样拖了几公里，前面已经可以看见机场的大铁门了。　
　　前方，要横穿二股铁路线。这时正巧有一列火车要通过。　
　　看道工人亮起红灯，标志杆正在徐徐下落。吉普车一个急刹车停住了，红旗轿车却一打车头，超过吉普车从标志杆下冲了过去，急驰的火车险些撞在它的车尾上。　
　　13日零点18分，红旗轿车冲进山海关机场。一辆油罐车正在给256号飞机加油。汽车开到飞机的旁边，车还没停稳，林立果穿着白衬衣，拿着手枪，从右车门下来，十分慌张地大声喊着：　
　　“快！快！快！飞机马上起飞！有人要暗害林副主席，要保卫林副主席！”　
　　紧接着林彪、叶群从车右门下车，跑步直奔飞机。他们顾不得等客梯开来，沿着机组用的小梯子往上爬。叶群打头，林彪在后。叶群一边往上爬一边急促地喊着：　
　　“快！快！快！飞机赶快发动！油车赶快离开！”　
　　林立果一手挥舞着手枪，一手抓住梯子，一边往上爬一边高声喊：　
　　“快把机场大门关上！后面有追兵，有人要暗害林副主席！”　
　　上了256号飞机，连放在红旗轿车上的手提包、文件都没有顾上拿。没有等机组人员上全，连领航员、通讯员都没有上去，跑道灯也没有打开，飞机就开始发动了。　
　　机场领导目睹这些情景，觉得十分反常，立刻派一辆油罐车到滑行道上拦住飞机。同时，机场领导马上给李作鹏打电话，明确问他：“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回答说：　
　　“可以直接报告周总理。”　
　　过去，山海关机场从来没有直接请示过周总理。当时飞机已经发动，怎么来得及报告周总理呢？这一点难道他李作鹏不清楚吗？　
　　零点23分、256号飞机加大油门，在一片漆黑中向跑道滑行。这时，8341部队的追兵赶到机场。机场的灯光全部被关闭了。　
　　“叭”、“叭”几声清脆枪声回响在漆黑的夜空。　
　　　
　　　
4　“九·一三”事件之谜　
　　在生死存亡之际，他们感到恐惧？抑或被仇恨啃啮着？他们有过什么样的求生挣扎与濒死举措？假如他们侥幸逃脱上天的惩罚，那么世界会因此增添几多阴谋，几多悲惨？但是，“绝妙”的死亡使得这一切荡然无存　
　　1971年9月13日，凌晨2时许，林彪叛逃所乘的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草原坠毁，林彪落得个折戟沉沙，遣臭万年的下场。　
　　外电称这是“中国政治之谜”，围绕这一重大事件，制造了诸多耸人听闻的传闻。　
　　当时，中蒙关系正在改善，双方重新互派大使，中国新出任蒙古大使许文益到任刚刚20天，便碰上了这个震惊中外的事件。　
4．1　蒙方提出口头抗议
　　1971年9月14日上午8时，蒙古外交部突然打来电话通知：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要求8时30分会见中方大使。中方使馆人员立刻预感到发生了意外事件。　
　　额尔敦比列格副外长已在他宽敞明亮的办公室等候。沙发前的长茶几上摆放着糖果、点心和烟茶，似为欢迎新大使的拜会。额尔敦比列格寒暄几句，对尚未正式拜会就仓促约见表示歉意。　
　　接着，话题一转，他说：　
　　“我今天受政府委托，通知如下事情：13日凌晨2时左右，在我国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10公里处，有一架喷气机失事。”　
　　额尔敦比列格接下来通报了详细情况。那架飞机是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飞机，乘员共九人，其中有一名妇女，不幸全部遇难。额尔敦比列格对于中国军用飞机深入蒙国领土之事，代表蒙国政府提出口头抗议。　
　　额尔敦比列格又通报说，中国飞机失事，乘员全部死亡。　
　　现在天气还比较热，尸体需要按照某种方式予以处理。他又加重语气强调，以此为例，可以认为中国军用飞机是侵犯了蒙国国境。蒙古有关部门正在继续进行调查，蒙方保留就此事再次进行正式交涉的权利。　
　　中方大使听罢，立即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首先感谢蒙方通知这件事。他说：　
　　“正当中蒙两国关系刚刚开始正常化的时候，我国飞机由于某种原因在蒙古领土上失事，这当然很遗憾。”接着，大使又以提问的语气说：“但我不知道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蒙古方面对飞机采取什么措施？”“出于友好的考虑，请蒙古方面帮助了解，我国飞机因为什么原因误入蒙古境内？”　
　　中国大使是确表示：“对于副部长提出的口头抗议，在我未全部弄清楚和了解事实真相以前不能接受。但我可以把此事转告我国政府。”　
　　“我们可以派人去出事地点看看吗？”中方大使问道。　
　　额尔敦比列格副外长并未直截回答，他解释说飞机失事近两天，但只发现九名乘员和尸体，当时没有一个人活着。然后话题一转，他反问道：　
　　“大使提出，大使馆是否可以派人去的问题，我是否可以理解为你们正式提出派人去看的要求？”　
　　“可以这样理解。”中方大使道。　
　　副外长当即表示：“我们可以满足你们的要求，相信中方能在近期作出答复。”　
　　在中方大使告辞的时候，额尔敦比列格说：“希望中方使馆尽快通知派什么人去、何时动身。”　
4．2　启用专线电话
　　中方大使回到使馆已是9时30分。大家听后都感到事态突然，有些迷惘。大使指出事态的严重性，要求大家沉着镇静，注意保密，当务之急是向国内报告情况，听候国内指示。　
　　大家各自散去，办理有关事宜。　
　　但是，负责机要工作的同志神色不安地报告说，蒙古电报局称，由于线路情况不好，电报不能及时发生，最快也得四个小时以后。当时使馆未设电台，发电报只能经蒙古电报局。　
　　众人心急如焚。　
　　这时，大使忽然想起使馆有一部直通北京的专线电话，已封闭两年多，如能启用，岂不可解燃眉之急？　
　　这种专线电话是50年代中苏关系密切友好时，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架设的，是一种可以直通的高频电话。北京和乌兰巴托之间也顺便安装了这种电话。后来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中蒙关系变冷，专线电话也随之停用。当时也想到，启用这种专线电话是要担风险的。但事不宜迟，需要当机立断。　
　　大使决定开封启用，有关同志立即行动起来，从库房里拿出一大串钥匙，一把一把地试着开，大概花了半个小时，北京电话台才叫通。但北京台托词外交部的机器坏了，不给转接。大使极力保持镇静，毅然决定先打国际长途电话，要求使用专线。　
　　当日中午12时20分，北京获得飞机失事的消息。　
　　14日上午，在外交部会议室里，姬鹏飞代理外长正在主持一个气氛非常严峻的会议，讨论如何落实周总理的指示，研究林彪叛逃后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并提出应采取的外交对策。会议一直开到中午12时尚未结束。　
　　这时，一位值班秘书手持特急报告，连门也忘记敲便直奔姬鹏飞。　
　　姬鹏飞读完报告后，向大家说了这样一句精辟的话：　
　　“机毁人亡，绝妙的下场！”　
　　特急报告火速送到中南海。　
　　毛主席、周总理在林彪叛逃后彻夜未眠。机毁人亡的消息传来，他们悬浮在心头的沉重石块终于落了地。周总理对驻蒙使馆在不明真相的条件下，断然启用封闭已久的专线电话，把我飞机失事的紧急情况以最快的速度传到国内，表示满意。　
　　15日凌晨又接到国内指示：　
　　尸体尽量争取火化，将骨灰带回；如火化确有困难，可拍照作证，就地深埋，竖立标志，以便以后将遗骸送回国内。　
4．3　现场惨状
　　9月15日下午6时，中方大使馆一行人抵达飞机失事现场。　
　　现场位于温都尔汗西北70公里的苏布拉嘎盆地。该盆地是沙质土壤，南北长3000多米，东西宽800多米，地势平坦开阔，到处覆盖着三四十厘米的茅草。飞机是由北向南降落，着陆点正好是盆地中央，坠毁在盆地的南半部。草地燃烧面积长800米，宽度由北面的50米扩展到南面的200米，呈梯子形。　
　　环顾现场，便可看到焦黑色的草地上散落着大大小小的飞机残骸，覆盖着白布的尸体分外显眼，周围是一望无垠的荒原，蒙古哨兵在高坡上游动着，一片凄凉悲惨的景象。　
　　飞机着陆点以南约30米长的草皮被机腹磨光，西侧平行处，是右机翼划出的深约20厘米的一道槽沟。再往南，擦地痕迹消失了，进入燃烧区，飞机碎片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面越来越广。　
　　至200米处有一段带弦窗口的机身，其东南20米左右有一段左机翼，上有“56”号码。至320米左右有一扇舱门，门上钉有“旅客止步”的塑料牌，门车南30米处有一发动机。　
　　约400米处有三个连装座位架和座垫，其东侧40米处有一段右机翼的外展部分，上有“中国”二字。　
　　机头在530米处猛烈烧毁，只剩下镶嵌仪表的空架子和残碎机件，机壳都已化为灰烬。机头正东20米处有一段右机翼的内展部分，上有“民航”二字。“航”字旁边有一个直径约40厘米的大洞。机头以南80米处有一个起落架。再向南200米，在未燃烧的草丛中躺着一个完好的轮胎。机头西北60米处是斜卧着的机尾，它的正南和东面20至40米处各有一个发动机。机尾上的五星红旗和机号“256”等标记清晰可见。　
　　这些标志明白无误地显示这是我国民航256号飞机。　
　　机头以北50米处散布着九具尸体，尸体中间有一炸坏的方形食品柜，旁边堆放着蒙方收集起来的死者遗物。尸体大都仰面朝天，四肢叉开，头部多被烧焦，面部模糊不清，难以辨认。　
　　中方大使馆人员将尸体由北向南编成1至9号，并从各个角度拍成照片，以便以后鉴别确认。　
　　根据事后查证，5号尸体是林彪，瘦削秃顶，头皮绽裂，头骨外露，眉毛烧光，眼睛成黑洞，鼻尖烧焦，牙齿摔掉，舌头烧黑，胫骨炸裂，肌肉外翻。8号尸体是林彪的老婆叶群，是唯一的女尸，烧灼较轻，头发基本完好，左胁部绽裂，肌肉外翻。2号尸体是林彪之子林立果，个子较高，面部烧成焦麻状，表情痛苦，形状凶恶，死前似在烈火中挣扎过。　
　　现场遗物中有林立果空军大院0002号出入证。此外，1号尸体是林彪的座车司机杨振纲。3号尸体是刘沛丰。4号尸体是特设机械师邵起良，身穿皮夹克，九人中只有他的衣服未烧光。6号尸体是机械师张延奎。7号尸体是空勤机械师李平。9号尸体是驾驶员潘景寅。这些尸体和一般飞机失事的尸体不一样，并非个个焦骨残骸，而是驱干都完整，大多是皮肉挫裂、骨骼折断，肢体变形，烧伤严重，系飞机附毁时摔撞燃烧所造成的。　
　　由于燃烧时伴有一氧化炭中毒，尸体皮下呈樱桃红色，加之停放时间过长，个个僵硬肿胀似腊人。　
　　值得注意的是，每具尸体腕上都无手表，脚上没有鞋子，看来飞机紧急降落前，为避免冲撞扭伤，他们都作了准备。　
4．4　按蒙俗埋葬遗体
　　中方大使馆人员视察完现场后，形成初步看法：　
　　1．蒙古方面基本保持了飞机失事现场。他们用白布覆盖尸体，以防腐烂。他们承认有些文件和手表等什物已搜集保管起来，但未详谈具体情况。　
　　2．飞机是由于不明原因紧急着陆，机上人员作了紧急降落准备，但飞机着地的失去了平衡，右机翼触地引起爆炸燃烧。　
　　3．飞机的毯子上有巴基斯坦航空公司标记PIA字样，说明飞机是从巴基斯坦买来的。　
　　但不知飞机上所乘何人，为何在蒙古境内失事。现场的情况使中方大使越发感到问题重大复杂。　
　　天色已晚，蒙方陪同人员一再表示蒙古没有火化习惯，尸体只能土葬，并提出要马上选择墓址，连夜赶挖墓穴，明天就安葬。　
　　按照蒙古人习俗，墓地要选在高地，从早到晚都能见到太阳，象征吉祥。蒙古军方人士桑加上校带着大家踩着没膝的茅草，先是向东走去，然后又折回来，最后在主机西北的高地上选定墓地。他当即调来一班战士，并让我方人员按他指定的方位用铁镐在地上划出一条墓穴框线。这时夜幕已经降临，阵阵秋风吹来，旷野上顿起萧瑟之感。　
　　当晚回到温都尔汗，匆匆用过晚餐，中蒙双方共同达成四项建议：　
　　1．墓旁立一块碑，上写“中国民航1971年9月13日遇难九同志之墓”，下写“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大使馆”。　
　　2．按照蒙古习俗，在墓上放一件失事飞机的残骸，如标有“中国民航”字样的机翼。　
　　3．请蒙方把遇难者的文件和遗物交给我们，我们写张收条。　
　　4．请蒙方人员帮助画一张飞机失事现场图，注明出事地点的经纬度。　
　　9月16日，天气晴朗，秋高气爽。中方大使嘱咐大家要利用光照好的有利条件，仔细复查一遍现场，多拍一些照片，作为证件，并拼制一张现场图，送国内研究鉴定。　
　　上午10进，我方大使人员在蒙方人员陪同下再次到达现场。蒙古士兵抬来九口棺材，放在尸体旁。中方使馆人中对九具尸体从不同角度拍照，然后入殓。装殓后由蒙古士兵运住墓地。　
　　墓地位于飞机失事现场西边1．1公里处，在一块高地的东坡上。墓穴长10米，宽3米，深1．5米。正准备下葬时，高陶布司长指着一辆刚到的卡车说，按蒙古习惯，应在尸体上覆盖红布、黑布，现因汽车来迟，尸体已经入殓，是否可以把红布、黑布铺在棺材上。中方大使表示同意。　
　　九具棺材放入墓穴后，中方许文益大使和高陶布、桑加先生执铲作象征性填土，接着孙一光、沈庆沂和王中远三同志填土，然后由蒙古士兵填土修墓。　
　　蒙方建议利用战士填土的时间，继续商谈。会议是在大轿车上进行的。主要是谈蒙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