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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科波菲尔-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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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天，我告别了皮果提先生、汉姆、高米芝太太和小爱米丽。在皮果提家的一间小屋里宿夜。那小屋的床头架上放着那本鳄鱼的书，皮果提说那小屋永远是我的，永远会为我保持原样。
“不管年轻还是衰老，亲爱的卫卫，只要我活着，我住在这屋顶下，”皮果提说，“你就会发现它像我随时等你来的样子。我会每天收拾它，就像过去收拾你从前那小房间一样，我亲爱的；就算你去中国，你在外边的日子里也可以一直想到它还是保持原样呢。”
我打心底里能感受到亲爱的老保姆的真诚和忠实，尽我所能地向她表示感谢，可是一切并不是那么尽人意，因为那天早上她搂着我脖子说这些话，而我就要在那天早上回家，就要在那天早上和她及巴吉斯先生坐车回家。在大门口，他们难舍难分地离开了我。眼见着车走了，载走了皮果提而把我留在那些老榆树下看着那幢房子，看那幢里面再没有一张表现出爱心或欢喜来看我的脸的房子，那是种非常奇怪的景象。
我便落得被冷落了，那情景我一回想起就不能不伤心。我立刻陷入孤零零的境况——没有友爱的关注，没有同龄孩子为伍，除了自己无精打彩地想来想去，没任何可以相伴——
我此刻写作时，那境况似乎还向这纸上投下了阴影。
我宁愿被送进有史以来最严历的学校！——不论在哪，不论怎样，也还能教点什么！可我看不到有丝毫这种可能。他们讨厌我，他们阴沉沉地、不断地、冷酷地冷落我。我想，默德斯通先生当时在经济方面有些困难，不过这并没有什么相干。他容不得我；我深信他竭力想把我打发掉并推掉他对我负的责任——他干成了！
我并没受到明显的虐待——没挨打，没挨饿，但我所受的伤害并没有减少变轻。我受到的是有系统的、无人情可言的伤害。一天又一天，一星期又一星期，一个月又一个月，我被冷酷地冷落。想起这时，我有时想不知一旦我病了，他们会怎么样；是不是会任我躺在冷清的屋里，一如既往地孤独、憔悴，是不是会有人把我从那儿救出去呢。
默德斯通先生和小姐在家时，我和他们一起吃饭，他们不在时，我就自餐自饮。我可以随意在住宅附近走来走去，他们只是妒忌我结交什么朋友，也许他们认为，我交了什么朋友就会对这人诉苦了。为了这原因，尽管齐力普先生常请我去看他（他是个鳏夫，他那位娇小而长着浅色头发的太太在几年前就去世了；在我想来，他太太总和一只灰蒙蒙的三色猫联系在一起），让我在他那外科诊室里过一个下午，读我从没读过而发出药香的一些书，或在他温和的指导下在一个药钵里擂捣点什么，我还是很少有这份幸福的享受。
为了同样理由，无疑还加上他们从前对皮果提的仇恨，他们几乎就不许我去看她。皮果提信守她的应许，每星期都来看我，或在附近什么地方与我相会，而且她从没空手来过。但是我因为请求去她家去看她而受拒绝，这样的失望于我太多也太苦。只有很少几次，经过很长一段间隔后，我才被许可去那里！于是我发现巴吉斯先生有那么点算个小气鬼，或是像皮果提说的是“有点小心眼。”他把很多钱藏在他床下的箱子里，却诳称那里面只有衣和裤。他的钱财在这个金库被收藏得好不隐蔽严实，想要出一个小钱也得花心思来哄骗；因此，为了每个星期六的开销，皮果提准备的那长而周密的计划比得上政治阴谋。①
……
①原文为Gunpowderplot，指17世纪时，弗克斯等人为报复当时英国政府对天主教的迫害，阴谋乘国会开会时炸死英王詹姆士一世。（译者注）
在所有这些日子里，我感到希望破灭和完全彻底地被冷落，如果没有那些旧书，我一定会十分苦恼了，对此我毫不怀疑。那些书是我唯一的安慰，我忠于它们有如它们忠于我一样，我反复读这些书，不知读了多少遍。
这时，我生命中又一阶段正在向我走近。只要我还能记起什么，我就不会忘记那个阶段。对于那一阶段的回忆常常不由我去想就涌现我面前。像鬼魂一样，纷扰了我的快乐时光。
一天，带着由我那种生活酿成的无精打采和默默思考的神情，我到外面什么地方转了一圈，就在快到我们房子的一个巷口拐角处，我碰到正和一个先生走来的默德斯通先生。我心慌意乱，正要从他们身边溜走时，那先生叫道：
“哦！布鲁克斯！”
“不，先生，是大卫·科波菲尔，”我说。
“别指教我。你就是布鲁克斯。”那人说，“你是谢菲尔德的布鲁克斯。这就是你的名字。”
听到这话，我更仔细地端详这人。我记起了他的笑声，我知道他就是奎宁先生，以前——我毋需记起那是什么时候——我曾和默德斯通先生去罗斯托夫特看过他。
“你过得怎么样，在哪受教育，布鲁克斯？”奎宁先生道。
他已经把手放在我肩上，让我转过身来和他们一起走。我不知道回答什么好，犹豫地看了看默德斯通先生。
“现在他呆在家里，”默德斯通先生说，“他没在任何地方受教育。我不知道把他怎么办好。他是个麻烦。”
和旧日一样阴冷险恶的眼光又落在我身上停了一会；然后他皱皱眉，眼光暗下去转向别处。
“嗯！”奎宁先生说着看看我们两人——我觉得是这样——“好天气呀！”
接着谁也没说话，我在想怎么才能把肩膀从他手里挣脱然后走开，这时他说道：
“我想你是个挺机灵的家伙吧？呃，布鲁克斯？”
“嘿！他够机灵了，”默德斯通先生很不耐烦地说，“你最好让他走。他不会为麻烦了你而感谢你的。”
听到这暗示，奎宁先生放了我，我便急忙往家走。转到前面花园的门口时，我朝后看，只见默德斯通先生靠着墓场的柱门，奎宁先生在对他谈话。他俩都在我身后看着我，我觉得他们在说我什么。
那天夜里，奎宁先生宿在我们的住宅里。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饭后，我推开椅子，往屋外走去时，默德斯通先生把我叫了回来。他一脸严肃地走到另一张桌前，而他姐姐就坐在她的那张书桌边。奎宁先生两手插在口袋里，站在那儿看窗外；我站在那儿看着他们大家。
“大卫，”默德斯通先生说，“对青年来说，这是一个切实行动的世界，而不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世界。”
——“你就是那样的，”他姐姐补充道。
“珍·默德斯通，请让我来说。我说，大卫，对于青年来说，这是一个切实行动的世界，不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世界。尤其对一个像具有你这种气质的青年来说如此，你这种气质需要下很多功夫矫正；除了强迫这气质去服从劳动世界的规矩，去改造它，去压碎它，再没更好的办法对付它了。”
“因为不允许倔强，”他姐姐说，“它所需要的是压碎。一定要压碎它，也一定能压碎它！”
他看了她一眼，半是反对，半是赞成，又继续说：
“我想你知道，大卫，我并不富。不管怎么说，你现在知道了。你已受了相当多的教育了。教育是很花钱的；就算它不花钱而我也能供你，我仍然持这种看法：留在学校对你毫无好处。摆在你面前的是和世界斗一次，你开始得越早，就越好。”
我想我当时就认为我已经笨手笨脚地开始了；不过不管当时怎么想，我现在就这么认为的。
“你已经多次听人说起‘帐房’了？”默德斯通先生说。
“帐房，先生？”我重复道。
“默德斯通和格林伯公司的，贩酒业的。”他答道。
我想我当时流露出犹疑，他马上说：
“你已经听人说起过‘帐房’，或那生意，或那酒窖，或那码头，或和它有关的什么。”
“我想我听人说起过那生意，先生，”我说，我记起我对他和他姐姐两人的财产的模糊了解，“不过，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
“什么时候不关紧要，”他答道，“那生意由奎宁先生管着。”
我向站在那儿望窗外的奎宁先生满怀敬意地看了一眼。
“奎宁先生建议说，既然雇别的孩子，那么他觉得没理由不以同样条件雇你。”
“他没有，”奎宁先生转过半边身子低沉地说，“别的前途了，默德斯通。”
默德斯通没留心他说的，做了个不耐烦，甚至是很气愤的手势，继续道：
“那些条件是，你可以挣够你的吃喝和零花。你的住处（我已安排好了）由我付钱，你的洗衣费用也由——”
“必须在我预算之内。”他姐姐说。
“你穿的也由我提供，”默德斯通先生说，“因为你一时还没法自己挣到。所以，你现在要随奎宁先生去伦敦了，大卫，去自己闯世界了。”
“简言之，你得到赡养，”他姐姐说，“千万要尽责。”
虽说我很清楚，这一宣告是为了除掉我，可我记不清当时我对此是喜还是怕。我的印象是，当时我对此是处于一种迷乱状态中，处于喜和怕之间却又并不是喜或是怕。我也没多少时间整理我思绪，因为奎宁先生第二天就要动身。
第二天，就看看我吧——戴着顶很旧的小白帽，为了我母亲在上面缠了根黑纱；穿了件黑色短外套，下着条硬梆梆的黑棉布厚裤子（默德斯通小姐认为在我向世界作战时，这裤子是护腿的最好铠甲）——看看这样装束着的我吧，我所有的财产就装在我前面的一只小箱子里，这样一个孤苦伶丁的孩子（高米芝太太会这么说），坐上载着奎宁先生的邮车去雅茅斯换乘前往伦敦的车！看到了，我们的房子和教堂怎样在远处消失，从我昔日游戏的场地上向上高耸的尖尖的塔顶又怎样再也看不到了，天上空荡荡的了！
第十一章 我开始独立生活，但我并不喜欢这种生活
现在我已相当练达世故，几乎丧失了为任何事感到吃惊的能力了；但是我当时那么小就这么被人轻而易举地给抛弃了，就是现在也叫我多少有些吃惊呢。一个才能优异的孩子，一个具有很强的观察力的孩子，机敏、热心又纤弱，身体和精神很容易被伤害，却没有一个人表示出半点为我着想，我至今觉得不可思议。没人为我着想，而我年方十岁便成了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的小苦力了。
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的批发店就设在河边，位于黑弗莱尔的一角。那地方已被现代的改良举措改变了，不过那批发店还是一条窄窄街道尽头的最后一所房子，而那条窄窄街道弯弯曲曲从小山上下来直达河边，街尽头有几级供人们上、下船的台阶。那房子相当破旧，但有自己的码头，涨潮时它与水相连，退潮后则与烂泥栉比，事实上它已被老鼠占据了。它那镶板房间的颜色已被一百多年——我敢这么说——的污垢和烟气改变了，他的地板和楼梯也已腐朽，在地下室里争斗的灰老鼠吱吱尖叫，充斥那里的是腐败和龌龊；这一切在我心中并不是多年前的事，而是具在眼前。就像当年被奎宁先生握着我颤抖的手第一次走过这一切一样历历在目。
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和很多种人有生意来往，不过主要交易还是给一些邮船提供萄葡酒和烈性酒。现在我记不得这些船主要是去什么地方了，不过，我想它们中有一些是前往东印度群岛和西印度群岛的。我还知道这种来往的结果之一就是有了许许多多空酒瓶，于是一些男子和男孩被雇来把那些瓶子对着阳光来检查，剔出有裂纹的再擦洗。空瓶子洗完了，就往装满酒的瓶子上贴标签或配木塞，或封住木塞，或把这一切都就绪的瓶子装箱。所有这些活都是我干的活，也是和我一起被雇的少年们干的活。
我们——连我算在内——有三或四个。我的工作地点设在批发店的一角，奎宁先生想站在帐房凳脚上的横木上就能从写字台上的窗口里看见我。在我如此幸运地开始独立生活的第一个早上，那几个长期在此干活的少年中最年长的那个被派来指点我干活。他名叫米克·沃克尔，系着条破破烂烂的围裙，戴着顶纸帽子。他告诉我说，他父亲是个船夫，系着黑天鹅绒的头巾在伦敦市市长就职举行的赛会上竞走过①。他还告诉我，我们中为头的是另一个男孩，并告诉我这男孩的名字——这名字真是奇特怪异——叫白粉·土豆。可我发现那年轻人的教名并不是这样的，这只是批发店里人们给他取的名，因为他肤色很浅很白，像粉一样。白粉的父亲是个水手，并以任消防员而名气大，从而又被一家大剧院雇来灭火；白粉家的年轻成员——我想是他的小妹妹吧——在那剧院的哑剧里扮演精灵。
……
①沃克尔（walker）：意为步行者。
我沦落到这么一个圈子里，把这些从此与我朝夕为伴的人与我快乐童年时代的那些伙伴——不必说斯梯福兹，特拉德尔，以及其他同学了——相比较，我觉得我要成为博学多识、卓越优秀的人希望在心头已破灭了。当时的彻底绝望，因所处地位的卑贱，深信过去所学、所想、所喜爱、并引起遐想和上进心的一切正一天天、一点点离我而去，那年轻的心所受的痛苦，对这一切的深刻记忆是无法写出来的。当米克·活克尔上午离开后，我的眼泪立刻流进了洗瓶子的水里，我哽咽着，好像胸头有一道裂缝随时行将迸开一样。
帐房的钟指到十二点半，大家都准备去吃午吃了。这时，奎宁先生敲敲帐房的窗子，作手势要我进去。我进了帐房，看到那里有个大块头中年人，穿着褐色外套、黑色紧身裤和黑鞋。他的头很大，亮光光的；上面的头发决不比一个鸡蛋上的多，他把那宽宽的大脸完全转向我。他衣衫寒酸，却戴一条很打眼的硬假领。他的手杖挺帅气，上面还系了对褪色的大穗子，外套上还挂了个单片眼镜——后来我发现这只是个饰物，因为他几乎从不用它看什么东西，就算他看也看不见什么。
“这，”奎宁先生指着我说，“就是他。”
“这，”那位陌生人说，他给我印象很深的是那种屈就下交的语调，还有那种从事上流职业的无法形容的神态，“就是科波菲尔少爷了。我希望你贵体无恙，先生。”
我说我很好，也希望他很好。我当时十分不安，上天知道；但我不愿在那时诉苦，所以我说我很好，并希望他也很好。
“谢天谢地，”那陌生人说，“我很好。我收到默德斯通先生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希望我把我那现在未住人的后一部房屋当作——简言之，出租——简言之，”那陌生人笑了笑，迸发出勇气说，“当作卧室——租给我此刻有幸结识的年轻创业人——”那陌生人挥挥手，把下巴搁进那硬衬领里。
“这是米考伯先生，”奎宁先生对我说。
“嗯哼！”陌生人说，“这是我的姓氏。”
“密考伯先生，”奎宁先生说，“和默德斯通先生相识。他给我们拉生意，只要他拉到了客户，我们就付他佣金，他收到了默德斯通先生请他替你安排住处的信，并愿意收你当他的房客。”
“我的地址是，”米考伯先生说，“都会路，温泽巷。我——简言之，”米考伯先生又一度迸发出勇气说，但还是用那种上流人的神态——“我就住在那里。”
我向他鞠了一躬。
“依我之见，”米考伯先生说，“你在这大都市的见闻尚不甚广泛，要穿过这现代巴比伦的迷宫时都会路——简言之，”米考伯先生又一次迸发出勇气说，“你可能会迷失方向——我很高兴今晚来这里，用最近的路线的知识将你武装起来。”
我真心真意地谢了他。因为他竟愿意费神，真是太热诚了。
“几点，”米考伯先生说，“我可以——”
“八点左右。”奎宁先生说。
“大约八点，”米考伯先生说，“再见，奎宁先生。我不再打扰了。”
于是，他戴上帽，夹着手杖，身子挺得笔直地走了出去，哼着曲子离开了帐房。
就这样，我正式被奎宁先生雇在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的批发店里做我力所能及的事，薪水嘛，我想是一星期六先令吧。我记不清是六先令还是七先令了。在这一点上我不能确定，我倾向于是六先令；先是六先令，后来是七先令。他立刻付了我一星期的（我相信是他从自己口袋里掏的），我又从中拿出六便士给白粉，请他晚上帮我把那箱子拿到温泽巷去——箱子虽说不重，仍不是我那时的力气所能扛起的。我又为我的午饭付了六便士，那由一张肉饼和街头水龙头的饮水组成。我还在街上散步了一会，把规定用来吃那顿饭的一个小时打发掉了。
晚上，到了约定的时间，米考伯先生又来了。我洗了手和脸，以示对他的那种派头的敬意，然后我们一起朝我们的住宅走（我想，这时我也该这么说了）。一路上，米考伯先生把街名、拐弯住房屋式样都教我记住，这样明天早上我就不会费事地找到回去的路了。
到了他在温泽巷的住宅后（我看出，这住宅也和他一样寒酸，也和他一样尽可能装体面），他把我介绍给米考伯太太。米考伯太太是个瘦削憔悴的女人，一点也不年轻了，她正坐在客厅里（楼下没有任何家具，窗帘总是放下好挡住邻居的眼光）给一个婴儿喂奶。这婴儿是一对双生子中的一个。我在这里可以说一下，我和这家相处时，从没见过那对双生子同时不在米考伯太太怀里的时候，总有一个在吃奶。
还有两个孩子——米考伯少爷，大约四岁；米考伯小姐，大约三岁。还有一个皮肤很黑的年轻女仆，她有哼鼻子的习惯。不过半个小时，她就告诉我她是个“苦儿”（意思是孤儿），从附近的圣路加贫民习艺所里来这儿的。这一家就有这么些人。我的卧室在后面的顶楼上，小小的房间全贴着一种花纹的墙纸，我童稚的想象力把那花纹和蓝松饼联想在一起，屋里只有很少的几件家具。
“没结婚之前，”米考伯太太喘着气说，她带了双生子和另两个孩子上楼带我看住处，这时她坐了下来，“我和爸爸妈妈住在一起时，我从没想到过，我会不得不招收房客。可是米考伯先生遇到困难。我不能再考虑个人的感受了。”
我说：“是的，夫人。”
“目前，米考伯先生的困难几乎把人压倒，”米考伯太太说，“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度过这难关，在娘家，我和爸爸妈妈住在一起时，我真不懂困难这词是什么意思，不懂我现在所说的这个词的意思，可是经历使我懂得了——正如爸爸常说的那样。”
我不能肯定，究竟是从她那里我知道米考伯先生做过海军军官，还是出于我想象。我只知道，至今我仍然相信他一度入过海军，但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为各种商户在城里拉顾客，但我恐怕他收入很少或几乎没有进项。
“如果，米考伯先生的债主不肯给他时间，”米考伯太太说，“他们就得自食其果了。他们把这事办得越快就越好。石头榨不出血，米考伯先生也榨不出钱还帐（更别说付诉讼费了）。”
可怜的米考伯太太！她说她曾努力试过，我并不怀疑她曾这样做过。临街门上中间几乎被一块大铜牌全遮住了，那铜牌上刻着：“米考伯夫人青年妇女宿舍”，可我从没见到任何青年妇女在这里住宿过，没见过任何青年妇女来过或提出过要来，也没见过这里做过任何接待青年妇女的最低标准的准备。我见到或听到的来客全是债主。他们总是在任何时候来到，其中一些还好凶。有一个一脸脏兮兮的人，我猜他是个鞋匠，总是早上七点钟就钻到走廊里，朝楼上的米考伯先生嚷嚷说：“下来！你还没出门呢，你知道的。还我们钱，好不好？别藏着，你知道，那太可鄙了，我要是你就不会这么可鄙。还我们钱，好不好？你要还我们钱，听见了吗？下来！”这番辱骂得不到回应，他就气得骂出“骗子”、“强盗”，而这样仍得不到回应，他就走到街对面，冲着二楼窗子（他知道米考伯先生在那里）叫骂。这时，米考伯先生好生伤悲羞愧，以至（有一次，我从他太太的尖叫声中得知）用把刮胡子刀对自己比划了一下。可是半个小时不到，他就会不惜力气地擦亮皮鞋，哼着曲子出门时，那神气较平日还更像个体面人。米考伯太太也具有一样的弹性。我曾亲眼看到她在三点钟时被法庭批下的帐单和讼费单逼昏过去，可是四点钟时，她就吃裹面炸的羊排，喝热麦酒（这些是当掉两个茶匙后买回的）。有一次，我偶然提前在六点钟回家，见她昏倒在火炉前（还带着双生子中的一个），头发披在脸上，原来法庭刚刚强行采取了手段。可就在那天晚上，她一面在厨房的灶前烤牛肉，一面给我讲她爸爸妈妈的故事，还告诉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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