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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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都有所不同。这一次他要求“哲人”小组评估战争的进展情况，给他提出应敌良策。
　　“哲人”小组由知识渊博、经验丰富且德高望重的人士组成。这一次的成员有：迪安·艾奇逊——杜鲁门总统任内的国务卿，冷战初期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设计者；奥马尔·布雷德利——退役五星上将，表现出的是美国军队核心人物的那种沉着冷峻的职业作风；约翰·考尔斯——共和党自由派人士，《明尼阿波利斯明星论坛报》和《展望》杂志的出版人，他的报刊是美国重要报刊中具有国际主义特色的典型；阿瑟·迪安——律师，外交官，在朝鲜停战谈判中任艾森豪威尔的谈判代表，赞同考尔斯的自由共和主义，信奉代表两党的国际主义；罗斯韦尔·L·吉尔帕特里克——标志着约翰·F·肯尼迪和林登·B·约翰逊之间国家安全事务管理工作的连续性；保罗·霍夫曼——大富豪，工业家，主持过马歇尔计划，特别擅长发挥美国商业的作用，使其为美国外交政策服务；乔治·基斯佳科夫斯基——哈佛大学著名化学家，标志着核时代科学与政治的相互关系；阿瑟·拉森——杜克大学法学教授，自一九三三年以来为数名总统服务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学术界与政府结盟的象征；罗伯特·洛维特——在杜鲁门政府中担任过副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名震一时；约翰·麦克洛伊——洛维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同事，战后曾任美国在德国被占领地区的代理领事。在这些人身上集中体现了他们那代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初期获得成功时具有的意志、自信和信念。
　　七月八日上午，这个小组的奥马尔·布雷德利、罗斯韦尔·L·吉尔帕特里克、乔治·基斯佳科夫斯基、阿瑟·拉森和约翰·麦克洛伊同迪安·腊斯克、汤米·汤普森、威廉·P·邦迪和我开了会。我们向他们全面介绍了情况，回答了他们的问题，并请求他们畅所欲言。除阿瑟·拉森外，他们都建议尽“一切”力量防止南越落入共产党之手。其中几位还批评我们目前的行动“太保守”。
　　那天晚些时候，他们向“哲人”小组的其他成员介绍了他们的观点，除保罗·霍夫曼外，大家均表示赞同。迪安·艾奇逊和阿瑟·迪安尤其反对保罗·霍夫曼的谈判建议，阿瑟·迪安说，现在已来不及“把我们的远东政策移交给联合国”或其它任何国家了。约翰·麦克洛伊代表小组对迪安·腊斯克和我说：“我们的自尊心将受到伤害，除非你们采取行动。你们必须行动起来。”
　　那天晚上，迪安·艾奇逊、奥马尔·布雷德利、约翰·考尔斯、阿瑟·迪安、罗伯特·洛维特和约翰·麦克洛伊在内阁会议室与总统开会。几天后，迪安·艾奇逊向前总统杜鲁门汇报开会情形时说，听到林登·B·约翰逊总统抱怨难题太多，“我激动地对他说……他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前进……我的同事们也七嘴八舌地发起言来，就像在滑铁卢指责斯科茨·格雷斯的情形一样……通常言行谨慎的鲍勃·洛维特尽了全力，奥马尔·布雷德利当然与我站在一起。我认为……我们成功了。”但是，他们在下面的问题上未获“成功”：他们认为（曾向迪安·腊斯克和我特别强调过），政府必须向公众全面解释军事形势和需要派遣更多美军的理由。约翰·考尔斯和罗伯特·洛维特都责备总统把战争“描述得过于美好了”。
　　这个时候，国会中的保守派开始呼吁大幅增加国防经费以支持目前的增援计划和以后的进一步行动。众议员杰拉尔德·福特和梅尔文·莱尔德呼吁增加十至二十亿美元的国防经费，征召至少二十万预备役人员。参议员埃弗雷特·德克森也请求总统争取“更多的权力和资金——大量资金”。
　　此时，“伟大社会”计划到了重要关头：参议院终于批准了老年保健医疗方案，内阁不久将开会讨论：“伟大社会”计划的其它议案还有待批准，其中包括移民改革方案、反贫困计划、援助阿巴拉契亚的计划和净化空气条例。林登·B·约翰逊总统认为，增加国防经费会扼杀他提出的自罗斯福“新政”以来最伟大的社会进步方案。今天我们认为他的行为是找托辞耍花招——人们普遍称之为欺骗，但我们忽略了一点，即他深切希望纠正我们社会存在的种种痼疾。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四日，在我准备前往西贡之时，林登·B·约翰逊接见了《新闻周刊》编辑詹姆斯－坎农。坎农问道，作为总统，他的最高目标是什么。他回答说：是让我们的全体人民“生活过得更好、更快乐、更有意义”。坎农问他是怎样改变他在参议院时的保守形象而有了这些想法的，他回答：“我比以前更多地了解了民众的问题。例如，我对我们强加于黑人的种种不公正比以前更加敏感，因为我现在常和他们交谈。我少了一些自私自利，多了一些大公无私……处在这个位置，你已至高无上，你唯一想做的就是正确的事。”
　　许多人也许会认为这些话是自我标榜，是一个精于此道的演员在竭力使人们相信，他与真正的他不同。但我认为事实并非如此。人们认为林登·B·约翰逊经常掩饰真相，从而毁坏了他的声誉——怀有纠正困扰我们大多数人的错误的高度责任感。
　　林登·B·约翰逊总统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于推进他的各种计划方面，其中有些与民权、“伟大社会”有关，有些与越南战争有关。那年夏季的一个夜晚，当国会辩论“选举权法”时，玛格丽特和我与总统及总统夫人在白宫的总统住处共进晚餐。我们四人正坐在一张小桌边边吃边聊，总统突然俯下身来，拿起挂在他面前桌边的电话对白宫的接线员说：“给我接埃弗雷特·德克森。”
　　这位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的电话很快接通了。我只能听到一部分谈话。“埃弗，”总统说，他停顿片刻以示强调，“你失去了今天那该死的投票表决。”他谈到了可能最终决定该法案成败的重要的投票程序。我听到埃弗雷特·德克森气极败坏地说：“你凭什么认为是我丢掉的？是你的那些该死的南方民主党人背弃了你！”
　　总统耐心倾听，然后平心静气地说：“埃弗，我知道南方民主党人要背弃我。我指望你争取到足够的共和党人来弥补。”他们又互相取笑了几分钟。最后，林登·B·约翰逊说：“埃弗，你想要什么呢？我告诉你我想要的，那就是‘选举权法’。”然后他们在电话上达成了妥协。这就是林登·B·约翰逊总统，他经常在谋求实现他的立法目标。在本例中，他努力谋求通过的是本世纪对种族和平贡献最大的法案之一。
　　另外一次，他召集商界要人和工人领袖在内阁会议室开会，要我参加。会议与国防毫无关系——他只是希望得到与会者对“民权法”的支持，但是，正如我指出的，他经常让我参与同我的主要职责没有关系的事务。在一小时的时间里，他请求与会者迫使他们的国会议员投票赞成该法案，但似乎毫无进展。最后，他失望地说：“先生们，你们都认识泽福”——除我之外，我怀疑与会的其他人都不知道泽福是跟随约翰逊很久的黑人厨师。“去年夏天，她、伯德和我三人开车从农场返回华盛顿，途经密西西比时，伯德说：”林登，能在下一个加油站停车吗？我想解手。‘我说：“当然可以。’我们解手后继续开车行驶了一段时间，泽福突然说：”总统先生，您能把车停在路边吗？‘’你为什么要我停车呢？‘我问。’我想解手‘。’你为什么不在加油站与我和伯德一起去呢？‘’因为他们不会让我进去。‘她回答。“这时，林登·B·约翰逊敲着桌子厉声说道：”先生们，这是你们想要的那种国家吗？这不是我想要的那种。“有些人也许会说这是演戏，但我知道不是。
　　迄今为止，人们主要根据越南问题来判断林登·B·约翰逊总统的政绩是好是坏。但我相信，未受战争创伤影响的未来的历史学家会做出更客观的评价，会因立法方面的两个里程碑——一九六四年的“民权法”和一九六五年的“选举权法”——而称赞他。没有这两个法案，今天我们的国家肯定还处在内部冲突之中。我认为，历史会证明这两个法案是本世纪最伟大的政治成就之一。林登·B·约翰逊关于我们的未来的宏伟蓝图——“伟大社会”，仍是我们奋斗的目标，可悲的是在三十年后的今天，他提出的目标仍未实现。
　　七月十四日夜离开华盛顿之前，我打电话给林登·B·约翰逊总统讨论了我赴西贡的使命和越南问题。我们讨论了事情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的原因和经过，以及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该做些什么：总统：我们自己很清楚，当我们谋求东京湾决议时，我们没有打算投入这么多的……地面部队。
　　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对。
　　总统：我们正在这么做，而且我们知道情况会更糟，问题在于：我们真的想这么做而使我们自己处在危险的境地吗？
　　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如果我们要按我备忘录中的建议——派遣更多的军队——行事的话，我们就得征召预备役人员……可以肯定，如果我们征召预备役人员，您就得从国会争取到附加的权力。这样才能取得一致支持。您可能会说：“嗯，对，但它也可能引起广泛的争论和不同意见。”我认为我们能够避免它。我确实认为，如果我们……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形势，以我们现有的这些军队，我们不可能赢，如果我们要‘赢’，我们就必须增派军队。我们需要更多的军队。在采取这些措施的同时，我们将……继续通过政治途径探索谈判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请求你们给予支持。”我认为您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得到他们的支持的。这样一来，您既可得到征召预备役人员的权力，又可把他们与整个计划联系起来。
　　总统：……嗯，你说的有道理。
　　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我不知道您想走那么远，我不是在敦促您。我判断您会如此，但我的判断也许是错误的。
　　总统：……迪安·腊斯克同意你的看法吗？
　　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是的。……他非常同意。在这方面他是个持强硬路线的人，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放弃南越，即使因此而爆发全面战争。目前他不认为我们应该走向全面战争，而认为应该竭力避免。但是，如果有必要通过全面战争保住南越，他会支持的。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六日至十七日，我在西贡会见了威廉·威斯特摩兰。和他会面加重了我最大的担忧和疑虑。威廉·威斯特摩兰说他在年底前需要十七万五千军队，一九六六年另需十万人。由于我不大相信空袭能够减少从北方流入南方的人力和物力，使之不足以压倒南越军队和美军，所以我向威廉·威斯特摩兰和他的参谋人员询问轰炸的效果。他们谈的情况证实了我的怀疑。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我最后说：下面是我的结论，但我希望你们能证明我是错的：一、越共（和北越）能够征召更多人入伍。我们应该相应地做好增加我方力量的准备。
　　二、过去和现在北越都未提供太多物资以支援越共。我认为以后也不会。
　　三、由于提供的物资极少，故而空袭并不能严重破坏越共的后勤供应能力。我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停止空袭，然而，我的确认为，我们在南越需要更多军队，以便在地面给予敌人以有效回击。
　　我继而探究美军在南越将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两星期前，我曾指示参谋长联席会议研究军事战略和战术问题，并评估下述问题：“如果我们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我们能否保证在南越获得胜利。”我坚持要研究清楚该采取何种战略。厄尔·G·“巴斯”·惠勒要求安德鲁·古德帕斯特进行这项研究。他率领一个特别小组，写出了一份一百二十八页的报告，在我前往西贡的前一天呈交给了我。
　　“如果我们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我们能胜吗？”对于这个问题，报告称：“根据合理的推测……我们似乎没有理由不获胜，如果这是我们的意愿，如果这种意愿体现在战略和战术行动中的话。”不过，报告也坦率地指出，“对这个问题——如果我们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我们能否保证在南越获得胜利——的任何评估，必须考虑到许多因素，特别是，在南越发动我们在此处想象的那种攻势的经验有限。”
　　这是不可预测的一个重要问题。威廉·威斯特摩兰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越共和北越将进入河内国防部长武元甲所说的“第三阶段”，即大规模作战阶段。在此阶段，我们可以用常规的军事战术（“搜寻和摧毁”战术）应付和消灭敌人。
　　我们可作进一步推测：如果越共和北越不进入第三阶段，美国和南越军队可以发动有效的反游击战行动。
　　虽然我在与威廉·威斯特摩兰及其参谋人员开会时询问了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但我们的讨论显然很肤浅。现在回过头看，我发现了当时的明显失误：当时和后来，我们在西贡和华盛顿均未对这些推测、问题和关于我们在越南的军事策略的分析等进行激烈的辩论。在二十年的时间里，我曾作为管理人员发现各种问题并迫使各个机构——常常违背它们的意愿——对各种行动方案及其后果进行深入而切合实际的思考。我可能永远也不会明白，我当时为什么没有这么做。
　　七月二十一日，我返回华盛顿，向总统提交了我起草的报告。报告的开头是坦率但令人不安的评估：南越的形势比去年糟（去年的形势则比前年糟）。经过数月的僵持以后，战争的速度在加快。越共现在正在积极推进，以分裂南越和摧毁其军队……在没有进一步的外援的情况下，南越正面临着一系列军事行动的失败，其重要交通中心和人口居住中心（特别是在高原地区）正在沧陷，军队正在被击垮……民众的信心正在丧失。
　　我继续写道：没有迹象表明我们已经切断了北越对越共的物资供应。在越共的物质需求非常之低的情况下，我们似乎不可能切断这种供应……我们对北越的空袭也未产生明确的证据表明河内愿意以理智的态度坐到谈判桌上来。北越和越共似乎相信南越的垮台已指日可待，除全面控制南越以外，他们似乎不打算接受任何其它解决方案。
　　我回顾了我们研究过许多次的三种方案：一，在最有利的条件下撤退——这无异于无条件投降；二，继续奉行现行政策——这将最终迫使我们选择第一种方案；三，满足威廉·威斯特摩兰提出的增派我国军队的要求，同时努力打开谈判之门——就近期而言，这样可以避免失败，但会增加以后撤退时的困难和代价。
　　我被迫做出第三种选择，我认为这是“获得任何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的前提条件”。最后我讲了自己的判断：“本备忘录中建议的行动策略完全可以在合理的时间内获得可以接受的结果，如果军事和政治行动能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伴之以越来越大的力量和决心的话。”以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我的判断是错误的。
　　我在西贡时，赛勒斯·R·万斯曾致电告诉我，总统“目前打算”批准我建议的军队数量。在我返回华盛顿后的一周内，我和他至少每天见一次面进行详细讨论，直到总统做出决定为止。在不同时间参加详细讨论的还有负责国家安全的高级官员，特别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和海、陆、空三军部长（保罗·H·尼采，尤金·朱克特和斯坦利·里索）。除乔治·鲍尔外，大家都支持我的建议。
　　七月二十七日，总统批准了增派军队的计划，并在七月二十八日中午的演说中向美国公众宣布了他的决定。但是，他没有批准与此相称的军费开支。据我估计，在一九六六财政年度还需增加一百亿美元的军费开支。然而总统在一些国会议员的支持下，决定控制初次要求拨款的数额（远远低于我的估计数字）。他答应在一月份“数字更确切时”再要求进一步拨款。他还断然拒绝了我提出的增加税收以支付军费和控制通货膨胀的建议。我是在一份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的高度机密的备忘录中提出军费开支估计数字和增加税收的建议的。甚至财政部长和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都不知道这份备忘录。
　　当总统看到我的备忘录和财政建议时，他说：“你能得到多少赞成票？”（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他认为增税议案不会被国会通过）“我不知道能得到多少，”我回答：“我知道这很难，但你可以设法让立法人员赞成它。”
　　“你把你的建议提交到国会，等得到足够的赞成票再来找我。”
　　我照办了。结果当然是没有得到足够的赞成票。我把情况告诉了总统，并说：“我宁愿为正确的东西而奋斗，而不愿不做任何尝试。”
　　他盯视着我，恼怒地说：“真要命！鲍勃。这正是你的弱点所在——你不是一个政治家。我已多次提醒过你，富兰克林·罗斯福曾试图在最高法院安插许多自己人，但他失败了，因为他过不了国会这一关。”
　　他有些夸张，但我理解他的意思：他在保护他的“伟大社会”计划。如果他的信用差距没有大幅扩大——这抵消了他建设“伟大社会”的能力——的话，我会同意地的观点。
　　与此同时，威廉·P·邦迪列出了一系列行动步骤，包括了总统声明的各个方面，从通知国会到公告美国人民等，不一而足。这是个非常好的计划书。作为总统的助手，有强烈自由主义思想的道格拉斯·凯特和约翰·加德纳强调说，林登·B·约翰逊还有足够的时间告诉公众他面临的问题和打算采取的行动，并得到他们的支持。道格拉斯·凯特报告说，“目前的批评意见仅代表一小部分对政治现状不满的人。约翰·加德纳相信，如果只在知识分子中搞一项民意测验，其受欢迎的程度肯定与其他任何阶层的人同样高。”
　　但是，威廉·P·邦迪、道格拉斯·凯特和约翰·加德纳的建议未被采纳。相反，国家已开始执行走向重大战争的政策的事实被隐瞒起来了。
　　为什么呢？
　　总统了解他所做的决定的重要性，也了解他宣布这项决定的方式所要付出的代价。但他陷入了痛苦的两难困境：或者找借口隐瞒事实真相，或者面临要求扩大战争的压力和他的社会改革计划的丧失。
　　我们正在陷入危机之中。
　　第八章　圣诞节暂停轰炸
　　——一次未成功的和谈尝试（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九日至一九六六年一月三十日）
　　我听人讲到结果和后果的不同：结果是我们预期的，后果是我们所得到的。这一点非常适用于一九六五年夏季和秋季我们关于越南问题的预测。现实与预期大相径庭。当我们开始执行大量增派美军赴越南的计划时，我们就发现赖以制定这项计划的基本战略有问题。渐渐地，在越南采取军事行动的种种令人沮丧和烦恼的情绪显露出来了。我一直相信每个问题都能得到解决，但到这时，我觉得遇到了一个解决不了的问题，一个关系到国家荣誉和人民生命的问题。
　　我对战争的感觉是逐渐变化的，从忧虑到怀疑，灰心，直至极度的痛苦。这种变化不是由于劳累所致，而是由于我对越来越多的人死于非命而我们却实现不了我们的目标备感焦虑。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八日林登·B·约翰逊总统发布公告之后，大多数美国人——知识分子、国会议员、新闻界和普通百姓——表示支持他的决定。八月底、当盖洛普民意测验询问：“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约翰逊政府对越南问题的处理？”结果表明，百分之五十七的人表示同意，百分之二十五的人表示不同意，而一个月之前的数字分别是百分之四十八和百分之二十五。九月末，哈里斯的一项调查报告称，“大约百分之七十的美国人支持这种主张（反对者约百分之三十）：越南应该成为美国在亚洲反对共产主义的基地”。报告指出，“绝大多数人认为越南战争将持续数年”。
　　在公众对战争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坚定之际，麻烦事却越来越多了。在八月五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斯威尔·泰勒——他继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之后任总统顾问，是从美国驻西贡大使任上返回来的——满怀信心地预言，共产党的进攻将在年末被击败，一九六六年对美国来说是“决定性的一年”。
　　但在同一天，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定出了代号为“S—Ⅱ—65”的另一项作战计划，对马克斯威尔·泰勒的预言和我们的军事战略的基础提出了严重怀疑。与我们能够实施并赢得大规模地面作战的想法相反，这项计划指出，“参与制定计划的人普遍认为，越共如采取避免与美军正面作战的策略将使我们极难发现和确定敌人的方位……越共在丛林战和游击战中的经验……将会给装备优良和机动性强的美国正规军造成严重麻烦”。至于空中轰炸，该计划指出，“大家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