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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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年11月
　　16，300
　　a名顾问人员
　　78
　　吴
　　庭艳政权的垮台，政局失去稳定
　　1964年底或1965年初
　　23，300名顾问人员
　　225
　　即使美国提供训练和后勤支援，事实证明，南越也无保卫自己的能力
　　1965年7月
　　81，400名作战部队
　　509
　　上述情形更为明显
　　1965年12月
　　184，300名作战部队
　　1，594
　　事实证明，美军的战术和均无法适应占主要地位的游击战
　　1967年12月
　　45，600名作战部队
　　15，979
　　中央情报局的报告指，由于我们无力击退南越的敌军，故在北方的轰炸并不能使北越停止战斗
　　1973年1月
　　543，400名作战部队（1969年4月）
　　58，191
　　b
　　巴黎条约的签订，标志着美国军事卷往年结束
　　a
　　。表中和随后所引用的数据，均由美国陆军军事史中心提供，华盛顿特区。
　　b。
　　截止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美军在越南阵亡的人数总计为三万零五百六十八人。
　　有人说冷战后的世界与过去的世界是如此的不同，所以，越南的教训将不再适用或与二十一世纪无关。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要想从越南的经验中吸取教训，首先必须承认我们的失败。我们在越南的悲剧有十一条主要的原因：一、正如我们一向所做的那样，我们对敌人（在这里指北越和在中国、苏联支持下的越共）的地缘政治意图进行了错误的估计，我们夸大了他们的行动对美国构成的威胁。
　　二、我们用自己的经验模式来看待南越的人民和领袖。我们认为，他们渴望并决心为自由和民主而战斗。我们对这个国家的政治力量做出了完全错误的判断。
　　三、我们低估了民族主义的力量（这里是指北越和越共），它们可以鼓动人民为它们的信仰和价值去战斗，并付出牺牲。今天，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我们仍然在重复着类似的错误。
　　四、我们对敌友分析上的失误，反映出我们完全忽视了该地区的历史、文化、人民的政治信仰及其领导人的个性特征与习惯。在我们与苏联不断发生的对抗中，也经常出现这种失误——如在柏林、古巴、中东等问题上——我们好像从未听到过汤米·汤普森、奇普·波伦和乔治·F·凯南的告诫。这些高级外交人员曾花费了数十年的时间来研究苏联。
　　它的人民和领导人，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他们对我们的行动会有何种反应。然而，事实证明，他们的建议在形成我们的判断和决策时毫无作用。高级官员在做出关于越南事务的决策时，也缺乏精通东南亚问题的专家来提供咨询。
　　五、正如我们一贯所表现的那样，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现代化、高科技的军事装备、军队和理论，在与非正规的、被高度激发起来的人民运动的对抗中，其作用是极有限度的。同样，我们也没有能够把我们的军事策略，与赢得一个文化完全不同的人民的心灵与思想的任务结合起来。
　　六、在我们决定行动之前，对于美国是否应当大规模地卷入东南亚的军事冲突，我们没有能与国会和美国人民进行深入和坦诚的争论。
　　七、当行动已付诸实施，意外的事件迫使我们背离既定的方向时，我们没能一直征得公众的支持。
　　其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充分地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在让公众理解我们面对的复杂局面，以及他们如何会对必要的改变做出积极的反应上，我们的确缺乏应有的准备。而此时，我们的国家正面对一片未知的海域和一个远在天边的陌生国度。一个国家最强大的力量并不是其军事的强大威力，而是其民众的同心协力，而我们却恰恰失去了此点。
　　八、我们没有意识到，无论是我们的人民，还是我们的领袖，都不是万能的。在不涉及我们自身存亡的事务中，要判断什么是另一个国家和人民的最大利益，应由国际社会进行公开的辩论来决定。我们并不拥有天赋的权力，来用我们自己的理想或选择去塑造任何其它国家。
　　九、我们没能坚持这样一个原则：美国的军事行动——除了对我们自身安全受到威胁时所做的反应外——应该在得到国际社会全力支持（而非只是做个姿态）的情况下，与多国部队共同进行。
　　十、我们没有认识到，国际事务也同生活的某些方面一样，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一时无法解决。对于将解决问题作为其生活的信仰与实践的人们来讲，这的确是很难接受的现实。然而有时，我们也不得不生活在一个并不完美、并不整洁的世界里。
　　十一、在所有这些错误中最基本的错误是，我们没能组织一个高层的行政领导班子，去有效地处理那一系列异常复杂的政治和军事问题。为此，我们承受了极大的风险，付出了生命损失在内的沉重的代价，长期处于动用军队的紧张压力下。假如，这类军事和政治问题是总统和其顾问们面临的唯一问题，那么，这种组织上的缺陷将会使我们付出高昂的代价。好在，情况并非如此。当时，我们还面对一系列其它的国内和国际问题。因此，我们没能深入和全面地分析、讨论我们在东南亚的行动、我们的目标，用其它方式处理它的风险和代价，以及在失败已很明显时改变战略的必要性——就像古巴导弹危机时，我们的行政委员会所做的那样。
　　以上所述是我们的主要失误。它们虽然被分别列举，但从本质上说，它们全都以某种方式互相关联着。在某一方面的失策，会牵涉或转化为其它方面的失败，每一个失误都将成为一个可怕的扣结上的一环。
　　指出这些失误，可以令我们看清越南的教训，使我们能够站在一个新的角度上，应用它们来审视冷战后的世界。
　　虽然，从八十年代中以来已经出现了冷战即将结束的明显迹象，然而，世界上很多国家在校正它们的外交和防务政策时，却都行动得十分迟缓。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应归结于，他们还没有看清楚将面临什么样的前景。
　　由于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前南斯拉夫的内战，以及车臣、索马里、海地、苏丹、布隆迪、亚美尼亚和塔吉克斯坦等国出现的骚乱，这一切似乎使人们看到，在未来的世界中，无论是在国内的不同集团之间，还是在延伸的国界之间，都仍会存在冲突。宗教间、种族间的紧张关系仍将继续下去，民族主义将变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随着社会的进步，政治革命将会爆发。超越政治分野的历史性争端也将持续下去。各国之间经济实力的悬殊将由于技术、教育在世界上的不均衡分布而不断扩大。从冷战开始前就长期存在的第三世界冲突的深层原因，并未因冷战的结束而烟消云散，它们演变为前苏联各国之间潜在的冲突和中东地区持续的紧张局势。正是这种紧张状态，在过去的四十五年中引发了一百二十五次战争，导致第三世界四千万人的死亡。
　　在这些方面，将来的世界不会与过去的世界有太大差别，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冲突不会消失，但国家之间的关系将会出现戏剧性的变化。在战后的年代里，美国拥有权威，并且，在相当程度上使用这种权威，用我们的选择来塑造世界。
　　在下一个世纪中，这将绝无可能了。
　　日本注定要在世界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发挥更大的政治和经济作用。人们希望，它也能承担更大的经济和政治责任。同样，人们也希望西欧能担此重任。它在一九九三年向经济一体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更高度的政治联合必然会随之出现（尽管有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反对），这将加强西欧在世界政治中的实力。
　　到下个世纪中叶，几个过去我们称之为第三世界的国家，将会在人口和经济实力方面出现引人注目的增长，从而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主要力量。印度将拥有十六亿人口，尼日利亚和巴西的人口将分别达到四亿和三亿。如果中国在二○○○年实现其雄心勃勃的经济目标，并在以后的五十年里保持一个并非惊人但却令人满意的增长速度的话，它的十六亿人口的人均收入将达到富裕水平——西欧二十世纪中叶的水平。
　　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美国、西欧、日本和俄国。那将的确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强国。当然，这些数字并不很精确，引证它们的目的，只是为了强调我们面前即将出现的巨大变化。
　　美国将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会生活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中。因此，它必须修正它的对外政策和防务计划，以便适应逐渐变化的现实。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显而易见，无论是在超级大国之间——看起来至少会有五个：中国、欧洲、日本、俄国和美国——还是在超级大国与其它国家之间，都需要发展一种新的关系。
　　很多政治理论家，特别是那些被称之为“现实主义”的理论家们预言，世界将回归传统性强权政治的格局。他们断言，东西方之间意识形态竞争的消失将会引起传统关系的复归。这种关系形成的基础是：国土规模和经济实力。因此，美国、俄国、西欧、中国、日本和印度将会在自己的疆域内寻求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在世界上其它一些不稳定的地区争夺支配权。例如：哈佛大学的迈克尔·桑德尔教授就这一观点阐述道：“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超级大国间全球竞争的结束。当意识形态的尺度退色后，剩下的并不是和平与和谐，而是曾经风行过的世界政治格局。这种格局的形成基于几个强国为扩大影响而进行的竞争，以及它们对本国利益的追求。亨利·基辛格也是现实主义学派的一员，他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在冷战中的胜利，已将美国推入一个与十八至十九世纪欧洲的国家体系十分相似的世界……超越一切的意识形态争端或战略性威胁的消失，使各国可以将其对外政策的基础逐渐转向对本国直接利益的追求。在一个由五到六个主要大国和形形色色小国组成的世界体系里出现的秩序将会与过去几个世纪中的情形相似，国家在对自己利益的竞争中形成和谐与平衡。
　　亨利·基辛格与迈克尔·桑德尔教授对冷战后世界国际关系的观点，基于深刻的历史性。但我认为，这种论点与目前相互依存关系日益紧密的世界并不一致。任何国家，包括美国都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中独立存在。因为，在这个世界体系中，各国在政治、环境、国家安全等方面都已存在着密切的相互关联。联合国宪章为这个世界中的国际关系提供了框架，其远比强权政治的信条更为合适。
　　持这种观点的远远不止我一人。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院的院长卡尔·凯森曾这样讲过：“那种将军事力量作为国家安全的最终保障，将武力威慑作为秩序基础的国际体系已不再是唯一的可能了。寻求一种不同的体系（基于集体安全）……已不再是追求一种幻想，而是对必要的目标所进行的必要的努力。”
　　乔治·F·凯南一九九四年二月十五日在外交事务委员会为他九十寿辰举行的庆祝会上说过，几世纪以来第一次出现这种局面：没有什么预期的超级大国间的冲突会威胁世界和平。至少在近期内这种超级大国间的和平使得追求和探索对于冷战后世界的设想，真正成为可能。同时，它也使通过维持保护自己及其利益的能力，避免世界回到大国竞争的时代，成为可能的事情。
　　维持这种能力并不意味着国防支出应停留在目前这种过高的水平上。例如：美国一九九三年财政年度的整个军费支出是两千九百一十亿美元，以按通货膨胀率调整后的美元计算，比一九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此外，比尔·克林顿总统跨越一九九五年至一九九九年度的五年防卫计划，比一九九三年的支出水平也只有很少的下降。一九九九年的国防支出按通货膨胀率调整后的美元计算，比冷战中期的尼克松总统时期仅低了三个百分点。
　　美国的国防开支相当于世界上其它国家国防开支的总和。
　　这样一种防务计划完全不同于我对冷战后世界的看法，同时，它也与对我们的国家安全同样至关重要的国内财政方案格格不入。这种防务计划假设，在北约以外地区的冲突中——如伊拉克、伊朗或朝鲜半岛——我们将在没有其它大国支持的情况下，单方面采取行动。它还假设，我们必须准备同时面对两个地区的冲突。我认为，这种假设显然是值得商榷的。
　　一个国家若想以适度的方式来面对冷战的结束，它需要确立一种观念——一种概念的模式——世界已不再受到东西方对抗所支配了。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这种对抗曾成为世界各国制定外交和防御计划的基矗我相信，今后国家之间的关系将直接趋向于五个目标：一、向所有的国家提供反对外部扩张的保证——国界将不应用武力来进行改变。
　　二、使各国国内少数民族集团的权力得到法律的保护——例如：伊朗、伊拉克和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人——为改善他们的境遇提供条件，以免其诉诸暴力。
　　三、建立一个机构解决地区和国家间的冲突，避免由超级大国单方面采取行动。
　　四、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和经济援助，帮助他们加快社会和经济发展速度。
　　五、将保护全球环境作为我们全体发展的保证。
　　总之，我们应致力于创造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国家关系应建立在法律准则之上，国家安全将由一个集体安全体系来保障。防止冲突、解决冲突和维护和平的任务必须由一个多边组织来承担，即一个重组的、强大的联合国，辅以一些新的、扩大的地区性组织。
　　这就是我关于冷战后世界的观点。
　　描绘这样一幅图景，当然远比实现它更为容易，尽管目标已十分明确，但如何到达那里却仍不清楚。我既没有什么具有魔力的配方，也没有可直达胜利之点的路线图。我深知，这样一种局面不会在一个月、一年、乃至十年的时间里形成，只有在具有献身精神、坚忍不拔的领袖的引导下，它才会一步步缓慢地实现。因此，我呼吁，我们现在就应向此方向做出努力。
　　冷战后的世界里，在解决国际国内不可避免的一些冲突时，应尽量减少使用军事力量的风险，并将伤亡控制在最低水平。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明智的领导，为此，领导权应根据所发生事件在各国间轮流行使。或许，它会经常由美国来担任，但在一个集体安全体系中，美国必须服从集体做出的决定。当然，这对我们来说会是非常困难的。与此相应的是，如果这个体系要维持下去，其它国家（特别是德国和日本）必须分担风险和代价——政治风险、经济代价和流血伤亡的代价。这对他们来说也将是非常困难的。
　　如果，美国和其它大国对这样一个集体安全体系有明确的承诺，如果他们宣布，他们将保卫各国不受到攻击，那么一九九○年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就可能被阻止。同样，一九九○年初当冲突在前南斯拉夫爆发时，如果美国和北约采取行动，数万无辜生命的被屠杀就可能避免。但是，今天我担心波斯尼亚会面对同样的局面，因为，它同样的没有国际社会共同认可的解决方案——至少没有一个军事解决的方案。
　　在冷战后的世界，美国应认清，在什么地方，采取何种方式来使用它的军事力量。这需要对美国对外政策的目标进行明确的界定。五十年来我们的目标一直很清楚：遏制苏联的扩张。但时至今日，这已不再是我们努力的重心，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的敌人。那么，什么将取代它呢？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比尔“克林顿总统对英国议会说：”我们的首要目标必须是，扩大和加强世界上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民主社会。“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在同一周里也表达了这样的意向。他说：”遏制战略的后继者无疑是扩展战略——扩展世界上自由、民主的市场经济社会。“这样一个概括性的公式，是远远不能够说明我们的目标的。
　　显而易见，美国不可能也不应该介入其它国家因走向资本主义民主而导致的所有冲突。例如：我们没有对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在格鲁吉亚建立民主制度的企图给以军事支持，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不应该被期望，使用军事力量去阻止世界上所有对无辜百姓的屠杀。当前，世界上至少有十几个地区在燃烧着战火：波斯尼亚、布隆迪、格鲁吉亚、伊拉克、克什米尔、卢旺达、苏丹和也门，这里列举的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激烈的冲突或许不久还会在科索沃、莱索托、马其顿和扎伊尔爆发。难道所有这些地方我们都要卷入吗？无论是美国还是其它超级大国都不可能明确地回答这一问题。答案只有在我们国内，在超级大国之间，在国际组织的会议上，经过长达数年的广泛讨论后才会得出。
　　我们必须为我们自己和其它国家使用军事力量，确立一个适当的界定标准。反对侵略的标准可相对的简单明确，但那些与维护政治秩序和在国内避免大规模屠杀有关的条款——如一九九四年在卢旺达的情况——则不能过于简单。
　　几个基本的问题必须澄清：我们应对什么程度的人类苦难予以反应？根据联合国确定的全球公约和一九八九年我国的立法：美国同意加入反种族屠杀的活动。但是什么样的行动可定义为种族屠杀呢？一九九四年六月，美国政府确认二十多万卢旺达人的被杀是“种族屠杀行为”，但同时却拒绝声明该行动属于条约中规定的范围。
　　难道，那里不正是一个种族大屠杀的典型例子，而需要国际社会给予公正的干预吗？那么，我们究竟应在什么情况下进行干预呢？是为避免外交失利和暴力冲突的出现，还是当屠杀开始升级之时？当某个国家陷入这种局面时，我们又该做出何反应呢？——如前南斯拉夫的情况——当他们声称，外部干预是明显地侵犯他们的主权之时。对此，我们也已经看到，非洲统一组织和美洲国家组织在支持这种干涉时一次又一次地失败。
　　所有以上所说都提醒我们，在规定介入的标准时应该认清：正如我们在越南得出的教训，军事力量在推进国家建设进程中的作用是有限的，仅凭军事力量本身，并不足以重建一个“已经失败的国家”。
　　同时，我们也应使美国人民明白，这类问题至少需要几年的时间来回答，但我们应努力促进该问题在我们国内乃至国际论坛中的辩论。某些问题或许永远得不到解决，这需要时间。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不可能纠正所有的错误。我们认为，使用武力维持秩序是适当的，但在这样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这种判断是否正确还无法断言。因此，它必须接受检验，必须搞清，它是否符合那些共同参与决策、协助其实施、并愿承担所付代价国家的利益——这是我们从越南得出的另一教训。
　　有时，美国的军事介入不应仅站在人道主义和维持和平的立场来评价，而应基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考虑。毫无疑问，如果是对我们国家的直接威胁，我们在与国会和美国人民做适当的商量后，应该也愿意单方面采取行动——如果威胁不是直接的，但具有潜在的严重性——例如，在科索沃和马其顿的冲突可能引发一场大的巴尔干战争，使希腊、土耳其甚至意大利全部卷入——我们应该如何反应？我强烈地呼吁，我们的行动应该基于这样的原则：多方协商决定，共同承担责任——这是从越南得到的又一个教训。
　　在冷战后的世界中，我们所进行的战争更多的将不是像越南那样的“有限战争”。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一九九一年三月在林登·B·约翰逊图书馆落成典礼上谈到越南战争时曾说：“当时我觉得我们就像被捆住了手脚”，但是，“我们应对林登·B·约翰逊总统没有让战争在地理上扩大记上一功。”
　　当然，越南告诉了我们打一场有限战争是多么困难，它使美国长时间地遭受重大伤亡，但事实也证明，有限战争比无限战争更可龋在卷入这类冲突前，美国人民必须明白我们将面对的困难，美国军队也必须清楚地知道和接受他们行动时所受的限制。如果我们的有限目标在付出可接受的风险和代价后无法达到，那么，我们的领袖和人民必须有决心放弃已付出的代价，立刻撤退。
　　我们必须从越南的教训中学会怎样有效地组织有限战争。我们在那里最终失败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建立一个由高层文武官员组成的专门机构，从而对那里的工作进行详尽而专门的指导。我所讲述的决策过程曾令人震惊地不断显示出，我们没能把最基本的问题公之于众；而我们对此疏忽也没有清醒的意识；总统顾问班子中对战争进程的深刻分歧既没有被摆上桌面来讨论，也没有最终得到解决。
　　正如我曾讲过的，导致这种结果的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没有进行适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