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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女儿-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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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江一带山坡上的吊脚楼，大都住着与江水有关的人：水手，挑夫，小贩，妓女，逃犯，人来人去如流水，租金也比城里便宜得多。那个女人住在一间吊脚楼里，除了洗衣，也接补补缝缝的针线活儿做。不提她的模样，就凭她自个儿养活自己和孩子的勤俭能干，理应是船员追逐的对象，可是没有任何人去惹她，她似乎也安于清闲，谨谨慎慎地度着日子。
干水上活这行当的人，哪个码头没个相好。男人们怎会有意躲着这个女人呢？
有明事的人点拔他：我看你八成给那个女人迷住了，跟每个见到她的男人一样。这是城里一个袍哥头子的老婆，从家里跑出来的。离远点，别提着脑袋瓜儿耍女人？
1947年初春，对父亲一生来讲，是个特殊的分界线。他本对机械和器材有着天生的兴趣，几年来背熟了水道情势，加上好学多问，没多久就学会了驾驶。主流支流，下水上水，就这个蹲在江边背着婴儿在一心一意洗衣服的女子，总晃荡在眼前，忘也忘不了。当她又象第一次朝他这个方向站起来，为了舒动酸痛的腰、腿和手臂时，他看见了她的全部：善良，孤零，浑身上下的倔强劲，她就那么站在他面前了。
他把衣服送给女人洗，每次给的钱比别人多。不等女人目光示意他走，他便告辞，头也不回一个。
“你看你衣服还是干净的，用不着洗嘛。”女人开口了，声音很轻。他不好意思了，脸红红地楞在门边。他实在是送衣服送得太勤了。
女人没背婴儿，婴儿正睡熟在床上，女人的身子灵巧地一转，递出一个木凳，让他在门口坐。
6
袍哥头四处找我母亲，登报，派手下人专门到母亲家乡忠县寻找，都没有下落，一气之下返回自己家乡安岳，挑了个正在读中学的姑娘。匆匆办完喜事，安了一个家，自己一人回了重庆。他是地头蛇，竟然找不到我母亲，就断定她已远走它乡。岂不知是身边一个艳丽的舞女在作鬼，她买通他手下人，不让他知道我母亲的下落。母亲在江边洗衣服时，曾瞥见过一个浓妆的女人，母亲没有在意。1947年春天，抗战胜利的喧嚣早已被国共两党内战的炮声取代。地方军阀与各帮会宗教组织忙于扩大势力抢地盘，市面上各种谣言纷传，人心浮动。袍哥头没心思管弃家出走的妻子女儿。当然，如果是个儿子，情形就不一样了。
父亲言少语拙，他只能靠行动，让母亲相信他的真心诚意，下定决心请求母亲与他生活在一起。他不象其他唾涎母亲的男人，他不怕杀人如家常便饭的袍哥头。不过也可能父亲是个外乡人，不太相信四川黑社会的厉害。不管怎么说，这就是目前这个家庭的正式由来。
大姐说到这一段时，三言二语打发过去，我几次回到这个题目上来，她几次虚虚地迈过去。我知道她不是对父母结合不满——正是靠了这个婚姻，她才活了下来——而是觉得这种贫贱夫妻的事太实际，不浪漫。我找到过父亲陪母亲到城中心相馆拍的一张照片，母亲梳的流行发式，穿了她最好的衣服，折价买的一件白底白花绸旗袍。日本投降时，急着赶回南京上海的富贵人家，带不走的家当，就便宜卖了，那时有好几条街有人专收专售。父亲不在照片上，母亲抱了大姐，端坐于一花台边。照片上的小白花的粉红，是后来大姐加上的颜色，给平淡黑白照片上添了点儿韵致，照片上的人在框起来的尺寸里，眉眼很沉静，甚至有点儿忧郁，看不出她内心痛苦还是快乐。这是我能追溯到的母亲最美的形象。
7
家里有门亲戚，我们叫他力光么爸，但不和父亲一个姓，我从来没问，也没想过，以为是家里认的干亲。他一来，就是母亲不在家，也与父亲关起房门，说话声低得听不见。看来他就是袍哥头的弟弟，大姐说的小名火林娃的人，大约文革开始，他就很少来我们家，以后也就没见到过了。这也许和大姐说的与“反革命”几字的瓜葛有关，彼此没联系，也就减轻了祸事临头的担忧。
力光么爸的样子，我已忘掉。
我在大姐脸上，想象那个她叫作生父的男人，会是个什么模样？他不象一般重庆男人那么矮小，瘦弱，他喜欢穿长衫，戴帽子，是个风流情种，偶尔吃点小醋。朋友义气重，可以有难同担，有福共享。这么一个和母亲有紧密联系的人，一个我从未看见过的人，无论多么真实，对我而言，也只是影子一个。
他曾被派去江北的兵工厂，捕捉在那儿半公开制造炸药的共党，却一身是血败逃回家，母亲被吓坏了。为此，在袍哥中他没有得到提升，在家中发酒疯，砸坏结婚时客人送的所有的匾，用脚踩，狠抓自己的头发，母亲才明白这男人日子并不一味轻松。时局一天比一天紧张，街上巡警和便衣增多，半夜也会听到敲门声，清查共党。他常常不在家，突然回家，也会突然就走掉。这样的日子，恐怕母亲离开时也没有多少留恋。
大姐说，这个男人走到哪里身上都不必带钱，到哪里只要发一声话，就有小喽罗、小流氓跑前跑后，将钱递上。
“流氓头子罢了，这有啥子值得说的？”我不以为然地说：“幸亏妈妈抱你出走，否则，解放了，你还会有好日子过？”我想煞煞大姐的傲气。现在我明白了，她为什么老抱怨这个家穷。
“你说得有点道理，”大姐清清嗓子说：“哪条道，我都不会有好日子过。”
共产党占领重庆前不久，一场大火在重庆上空腾起。火蔓延着，顺着夏季的江风沿山坡往上卷。临时板棚，吹到热风就着火。泊在河滩渡口的木船趸船也燃烧起来，贫民百姓在火焰中奔逃。
母亲抱着未满周岁的二姐，牵着三岁的大姐，尽量躲避着尚在冒余烟的房屋，沿江岸寻找父亲的船。到处都是烧伤呻吟的人，狂奔乱逃的人，不相识的人蓬头垢面、衣衫不整地聚在一起哭着，大人寻找孩子，孩子寻找大人。还有人在拾没烧坏的碗勺，也有人用木桶往已经烧得焦黑的柱梁上泼水，还有人飞跑过街狂呼亲人的名字。
火熄之后，一船又一船运载江里江边的死的人，往下游江滩的大坑堆埋。朝天门码头中心一个大空坝，却在烧街上的尸体，架着柴泼着油烧，穿黑制服的警察站在一旁。死人的气味跟着滚滚浓烟，罩住了整座城市。
有个孕妇在翻找尸体，认自己的亲人。小孩烧死最多，身体缩成一小块炭。一个老头坐在石梯上，脸上黑糊糊的一条条，他让三岁的孙子坐在木箱上，等他回去从火里抢东西，回来时箱子和孙子都不在了。
母亲听到重庆饭店那头传来枪声，说是抓到了放火的人，毙掉了。是否真如街上传言，是国民党的消防队在水里渗了汽油，使火越燃越旺？还是共产党地下组织放的火，以增添老百姓对旧统治者彻底绝望？
谁去弄清楚？这是个兵荒马乱，每天要死上千上万人的日子，重庆大火不过只是小灾小难。
这场罕见的大火发生于1949年9月2日，它熄灭之后二个月，即1949年11月下旬，这座山城终于落入共产党军队合围之中，长江上船员大都弃船溜跑了，都知道在重庆这水道枢纽打仗时，船最惹祸。
父亲舍不得船，哪怕是老板的船。十几个国民党士兵把一个个封得严密的军火木箱运上船。父亲在刺刀下被迫驾驶船，他只得用棉被裹住全身，仅露出眼睛和手。船上溯长江，从第一声枪炮响起，父亲就用他对航道水势熟悉的全部知识，大拐“之”字行进，躲避船外两岸飞来的炮弹。押船的一个军官大腿被子弹击中，倒在驾驶室昏了过去。血溅到玻璃上。士兵惨叫着，有的是跳入江，有的跌趴在到船舷后。父亲的棉被上，血在一滩一滩漫开，船上的军火随时都可能爆炸，但是父亲却奇迹般冲到了目的地。
当官的掏出两块大洋赏给父亲，算是租船的钱。然后，用手枪指着父亲说：“我们要沉船！”他跳到岸上，给士兵下任务。
父亲的胆子已掉光了，但是他把船开来本是为了救船。他当没听见一样，便将船掉头往回开。在船离朝天门两里路远时，炮火过于猛烈。他怕船被打沉，便将船开向黄沙溪的河滩搁浅，想保住船。
那天，这个古怪多劫的城市已经很寒冷了，人们皆在抢购粮食或逃离战区。母亲又有了身孕，在通向江北桂花街的石阶上，她拎着一麻袋干胡豆，抱着二姐，让三岁的大姐自己走。江面炮火不断，风把树刮得弯到地面，把硝烟刮进深蓝色的雾中。母亲跨进房门，血从她的身体里流出，顺着大腿冰凉地滴。
她小产了。房东太太从门口路过，说掉出的肉团若是一个瓣儿，就是一个儿子没了，若是有两个瓣儿，就是个女儿。她边说边用涮马桶的竹棍去戳看，连连叫道：“是儿娃子，是个儿娃子呀！”
听着房东太太离去的脚步声，躺在床上的母亲绝望了，她认定父亲肯定死在运军火的途中，尸体随着船的残骸在长江里飘走。
可是父亲从炮弹乱飞的江上回来了，脸被烟火熏抹得只剩两个眼珠子在动，吓得两个女儿哭了起来。母亲一把紧紧抱住从死神那儿挣脱掉的父亲。
三天后，要父亲运去军火的部队，被包围重庆的解放军部队歼灭，被捕的军官说出了那艘船，他对那个不怕死的年轻船长印象太深，但忘了说那两块大洋。
清算的镇反、肃反运动，父亲交代不清，运军火的事，他写的检查详详细细，也忘了交待那两块大洋。父亲得救于他的一技之长，凭着他对长江航运的了解和熟悉，被留用了。长江上游金沙江一段，水流急，暗礁多，航标灯少，稍不留心，就会船翻人亡。父亲被派去，算是对他优待处置。夜航加班次数太多，加班费不值几文，他的眼睛开始坏了。
我很小时知道家里箱底有二块大洋。父母低低的声音争论执得很厉害，不象院子里其他两口子吵架那样呼天喊地，凶煞恶气，他们的声音畏畏缩缩。那时我人太小，缩在暗淡的墙根就跟不存在一样。
“把大洋拿到银行兑换了，再借些钱，找个好医院，治你的眼睛，”母亲说。
“算了，已经这样了，治不好。”父亲叹息道：“再说，去兑换，不就不打自招了吗？”当时我不明白他们怕“招”的是什么，现在才觉得他们的小心无不道理。
8
大姐打了几个大呵欠，望望山腰，路灯在那一片黑漆中特亮。她说回去睡觉吧。
怎么这就完了？我问：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哪来的梅毒？
那还不明白，大姐说，袍哥头从来没有戒过嫖妓，他传染给母亲，母亲传染给父亲。
我说，这中间隔了好多年啊，什么时候发现的呢？父亲结婚前就知道吗？难道爸爸的眼睛不是开夜航累坏的？
“早治好了。哎呀你真烦！”大姐嚷道。
她也许并非不愿意说个仔细，而是认为不值得，还对此有股不轻的怨恨。这是完完全全的中国贫穷市民生活，绝对无法浪漫化的怪物。我们这一带肮脏潮湿长着苔藓的墙上，“包治性病，药到病除”招贴处处可见：尖锐湿疣龟头烂痛滴虫阴痒菜花肉芽尿口红肿阴道流脓这类广告的读法我始终弄不清楚，上下左右前后怎么念，都是一堆乱糟糟的恐怖符号，老在指向最令人恐怖和羞耻的一些东西，在红太阳光芒最亮，中国社会最革命化，号称全世界唯一无性病之国时，这些广告也没有完全消失，八十年代初又是贴得满街满巷。我从来不敢看个明白，也从不知道谁在医治，谁在求医。大姐一打住，我也被自己吓得没有追问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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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1
昨天上完晚自习出来，我发现历史老师办公室的灯光还亮着，就走上那幢尖顶大楼。他在看书，但我觉得他在等我。看见我进来，他就笑了。你想喝水吧？他指指桌上的茶杯，说你不在乎就喝我的杯子，我这刻没病，向毛主席保证。
我没去拿茶杯，站在办公桌前。窗外飘起了小雨，办公室灯光柔和，我心里有种找到家的感觉。他的心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眼睛里闪着光泽。
他住在他父母的木结构平房里，一个房间隔成两部分，有个小后门。我不太清楚他父母的经历，只知道解放后某一年的某一个政治运动起，他父亲成了受管制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开除工职。到底什么样的人算作“反社会主义分子”，连历史老师也说不清。母亲先是在银行作职员，后也没了工作，在家做些缝缝补补的事。他们早就不在人世了。他家房基是个斜坡，后门石块垒起五六级，粗壮的黄桷树枝桠往邻居家伸延，那家人房子只有一间，就以黄桷树依岩石搭了个吊脚楼。
历史老师家后门还有棵葡萄树，藤叶蔫巴巴的，欠肥料欠爱护。他有个弟弟，在文革武斗中死去。他弟弟死后，那棵葡萄树突然窜长，枝蔓四处勾延，缠着黄桷树，贴着墙和瓦片，枝叶茂盛，而且果红甜香。从树叶上掉下的猪儿虫也绿得莹晶，蠕动着肥壮壮的身躯，葡萄引来许多偷摘葡萄的人。
在月圆的半夜里，后门外面有怪叫和哭闹声。“是死儿变鬼，成树精爬在树上了。”邻居九岁的小孩，中午睡了一觉，揉揉眼，直冲冲走到街上逢人便讲，他说他看见的。他满街满巷走，被赶回家的母亲当街赏了几巴掌，才把他从梦游中唤回，罚他在有齿的搓衣板上跪着。
大人打孩子，天经地义，看热闹的人只看不劝。就跟到江边看淹死的人，山上看无头尸体，路上突发病昏厥的人。人们的眼睛一般都睁着，很少伸出援手，倒不是怕死鬼替身。生生死死疯疯傻傻本是常事，不值得大惊小怪，每人早晚都要遇到。
历史老师说他有几个朋友，常在一起聚聚。“你来，你可听听他们谈文学。你自己来挑挑书看，”他的口气里真有种希望我去的意思，这是他第一次诚恳地把我当平辈。他们都是一群有同等经历或背景的人，几个人聚在一起，读书谈文，讨论共同感兴趣的题目。听自己改装的收音机，他们不象这里的一般居民，只有收香港电台的流行歌曲，他们听别的节目，收别的台：美国英国的中文短波广播。这些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收听“敌台”，三十来年，都是要判重刑的，虽然到1980年已查得不如前些年那么严了，干扰音也不那么强了，但一提起这二个字，还是让人心惊肉跳。
这地方，暴雨若下起来，非常惊人，从山坡上能看见闪电和雷云，在江面狂飞，但暴雨不会长过十分钟。就跟重庆人胸中有气得出，气未出尽就收常叫人受不了的是这个城市长年细雨绵绵，非要把每家每户的木家俱霉掉烂掉，所有的虫类都赶出墙缝，凑热闹到餐桌前聚会一番，才称心如愿。
细雨下起时，石板的街面全是泥浆，滑溜溜的，没一处干净。雨下得人心烦百事生，看不到雨停的希望。冬季下雨天特别多，买不起雨靴的人，就只能穿夏天的凉鞋。冰冷的雨水从脚趾往外挤，冻得浑身直打颤。
细雨，有时细得变成了雾，在空中飘忽不落，看不清远处，更看不见江对岸，仅仅听得到江上的汽笛呼喊着，相互警告。
在这么一个细雨天，我顺江往山坡上爬，石阶不平整，好象一踩就会滑动。我戴了顶旧斗笠，竹叶已从折断的边框伸出根须，斗笠前沿成串滴水，必须身子朝前倾，雨水才不致于洒在身上。
历史老师家的门是假合上的。据他说，邻居是不去他家的。不去怕是有什么禁忌，而禁忌就是对我的诱惑。我站在他家屋檐下，心里装满诱惑，叫门。
等了好半天，也没人应。
我轻轻推门走了进去。一张妇人的照片端正地在书橱上，她的头发虽说是全中国一样的挂面式，但拢在脑后，漆黑油亮，椭园脸，脖子边是件毛衣，外套了件粗呢的大衣。这感觉让我怦然心动。不用指点，我知道是他的母亲。和他象极了，她的神色象有话要对我说。
在屋角有个用水泥糊补起来的瓷瓶，看得出原有古色古香的鸟树山水。有一台老式唱机在紧靠书橱的独脚凳上。窗外的竹林，被雨打得青绿一片。过道有粗粗细细的竹竿，搁在横空的两个梁柱上，洗过的衣服串在上面，在这细雨中耐心地阴干。
屋子里许多地方，椅子，床头，柜子都搁着书，还有报纸。他和他的朋友都嗜书如命。他们聚会时可以一晚上不说话，各人看各人的书，也会一夜吵闹不休，为书，为书中人的命运。
有好几次，我就这么在梦里去历史老师家。然后象他那些聚会的朋友们一样，在房间的哪个角落里坐下来，手里捧着一本书，听他们说话，整段整段背诵书里美丽的篇章。
也可能我胆小，见生人不习惯，也可能我心怀鬼胎，不想让他的那批朋友看到我，我从未去敲他的门。我只需做着到他家去的梦，就觉得每天的日子变得短促而好过一些。
文革开始时，我四岁，文革结束，我十四岁，十年有七年时间本应坐在教室里，大部分时间却在义务劳动：造梯田支援农村，在工厂垃圾堆里扒拾废钢铁，甚至夜里摸进工厂，偷好好的零件去交给收购站，换回一张交了废铁多少斤的条子证明。
每学期期末，专会打小报告的班干部们总是控告我，说我表现最差。我害怕鉴定上“品学”出毛病：“不热爱劳动”“不关心集体”，或者“对国家建设不积极”“政治活动不踊跃”。父亲站在最亮处吃力地读了，沉下脸不说话。母亲识字不多，看不懂，又不相信父亲说的，就去求人读，知道后觉得太丢脸，回来加倍发脾气。
我的鉴定一年比一年糟，有一年期末鉴定简直轰轰烈烈：资产阶级思想，看旧得颜色发黄的厚厚的小说，不止一次扯路边的花放在书包里；政治觉悟低，不愿写入团申请书，还说不想凑这无聊的热闹；从不愿向老师和班干部“交心”，不虚心接受群众帮助；团结同学不够，课间休息时间不接近群众。这是小组意见，依座位排的十四个同学互相就学期表现，提优点缺点，我不知自己为何就成了众箭之矢。班主任意见一栏总是：同意小组意见，希该同学接受经验教训，认识错误，改正错误。
好象就是那一年我第一次见到历史老师？如果我记得不错，他是在我上初中的学校代过一周或是二周的课。但是我不会去注意他，正如他不会注意我。我那时不注意男人，他呢，也不觉得我有什么可注意的，恐怕至今也不认为我有什么吸引人之处。
如果他不再次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如果他也象老师、同学、邻居，一样对我冷漠？不，他不会象那些人。他出现在我的生命里，我心里该充满感激，我想这便是上天对我不保这个夏天刚开始时，喜欢捣弄无线电的三哥，不仅自己装拆配收音机，还喜欢帮人修理。有一天把别人不要的一个小收音机修好，给了眼睛不好使的父亲。
我从父亲那儿借来，半夜里调旋许久，才听到历史老师说过的电台，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圣经》，里面一个温和的声音说着：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在安慰我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这些话就是说给我听的，不然我不会如此激动，眼里噙满泪水。我是在那个偷偷收听短播电台的晚上爱上《诗篇》，爱上《雅歌》的。我不管这个神来自何方，只要他能走入我心中，就能保护我。我对着寺庙里的菩萨划十字，对着十字架双手合十，常被人笑话。有人指责我亵渎神明，我却不认为有什么错。
2
收音机报道，长江二十六年来最大一次洪峰，正从长江上中游涌向下游。我记得1980年9月还有一件事，是与这则消息在同一天宣布，婚姻法修改草案规定：法定结婚年龄男二十二岁，女二十岁。但党提倡晚婚，男女年龄相加应到五十岁。按法定年龄结婚，不会上法庭，自有主管单位惩罚你。
可能天生营养不足，发育迟缓，我十八岁这年，别人还叫我“小姑娘”，我自己也并不觉得是个成人，虽然再过二年就到了法定结婚年龄。这个让不少人高兴的“重申婚姻法”，与我毫不沾边，男女之事，好象还离我太远。
每份报纸，只有四版，油墨与纸张的劣质，手指总弄得很脏。在石桥广场这样的不算小的街上，总会有木框或玻璃架将当日的报纸——人民日报、重庆日报、光明日报挂出来。玻璃框很少，因为有人砸，不是偷报纸，而是砸着好玩，跟砸路灯一样，晚上大多地方黑压压一片，只有野猫溪的几条街可见到路灯，说明这带的无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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