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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杯茶葛瑞格·摩顿森-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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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雨雪天，在洞里煮饭睡觉都很困难，但我们得待上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峡谷那头就是印度，暴露在空旷的地方非常危险。 ”
娜尔吉兹说，她的叔叔哈瓦尔达·易卜拉辛回到炸碎的家中寻找补给品时，被炮弹击中了。
“他是个非常好的人，我们都想赶快跑去救他，可是我们得一直等到晚上，确定没有炮弹会掉下来的时候，才能把叔叔抬进来。”娜尔吉兹回忆，“通常有人过世后，我们会帮他们清洗遗体，但叔叔的
身体都被炸碎了，我们根本没办法帮他清洗，只能把他的身体尽量拼在一起，然后帮他穿上衣服。 ”
留在布罗尔摩的少数男人开了会，然后对孩子们宣布，离开山洞的时候到了。他们得冒险走到外面，踏上漫长的逃亡之旅，因为继续躲在洞里根本活不下去。
他们在残破的家园搜寻所有可用的东西，在午夜时分动身离开，先走到附近的一个村庄，那里离印度的炮兵阵地很远，他们觉得足够安全。那天早上，几个月来头一次，他们在户外看到了日出。但当他们开始生火准备烤“库尔拔”以便路上食用时，炮弹又从河谷高处朝他们飞来。
“每当炮弹掉下来炸开的时候，阿米娜就会全身发抖，然后哭泣着倒在地上。”法蒂玛说，“那个地方没有洞穴，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拼命跑，我很羞愧，我实在太害怕了，就没拖上姐姐，只管自己逃命。我很害怕她会死掉，但是对姐姐来说，一个人留在那里或许比被炸着更恐怖，所以她也爬起来跟着人们一起跑。 ”
整整三个星期，布罗尔摩的幸存者们一直往西北跋涉。“我们常常是走在动物走的山路上，从来没有人走过那些路。”法蒂玛说，“一旦炮弹开始往下掉，我们就只能丢下火上烤着的面包逃命，所以肚子非常饿。大人们砍野生植物当食物，我们就吃小野莓，虽然吃那些东西会肚子痛，但为了活下去，我们没别的选择。 ”
历尽艰辛活下来的布罗尔摩村民们，抵达斯卡都时已经憔悴不堪。最后一批难民抵达后，军队把他们带到了他们的新家。在机场旁的沙丘地，法蒂玛和其他幸存者们开始学着忘记过去，重新开始——但这并不包括阿米娜·巴图尔。
“当我们到达新的村子时，阿米娜倒下了，再也没爬起来。”法蒂玛说，“没人能让她活过来，尽管我们终于安全了，而且和父亲、叔叔重新团聚，还是没办法让她开心起来。几天之后她就死了。 ”
1999年夏天，中亚协会在斯卡都机场附近的沙丘建起了“古尔托瑞难民营女子学校”。时隔五年， 15岁的法蒂玛坐在五年级的教室里，在描述“卡吉
尔冲突”的时候，她用白色的头巾把脸遮起来，想躲避那些让她痛苦的问题。
14岁的娜尔吉兹·阿里接着往下说，说明自己为什么会坐在这间教室，坐在彩色的世界地图下面，坐在书桌前，拥有全新的笔记本、铅笔和削笔刀。这个让她们拥有学习机会的慈善机构，总部位于地图上她怎么找也找不到的地方——蒙大拿的波兹曼。
“我们走了很久的路才来到这里，见到家人当然很高兴。”娜尔吉兹说，“但看到这个地方，我又害怕又担心。这里没有房子，没有树，没有清真寺，什么都没有。萨耶 …阿巴斯带了一位外国人跟我们谈话，他说只要我们愿意努力，他会帮我们盖学校。结果他真的遵守了承诺。 ”
难民营女子学校的五年级学生，大多是像法蒂玛和娜尔吉兹这样的孩子，她们平均年龄 15岁，学习比别的孩子落后许多，因为她们是在离开家乡后才开始上学的。附近村庄的公立学校愿意接受大部分难民男孩儿入学，于是她们的兄弟每天往返两个小时去上课。但对于这 129位古尔托瑞女孩儿来说，
如果没有来到斯卡都，她们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读书的机会。这所学校是她们穿过恐惧与逃难后，照亮黑暗的明灯。
最近几年，部分难民决定回到古尔托瑞，中亚协会就帮他们在洞里建了两所学校，让学生们能够安全上课——每当印巴关系一紧张，炮弹又会从天上掉下来。娜尔吉兹和法蒂玛却决定留在这里，她们说，现在这里是她们的家了。
在学校的沙地院子外面，整齐的土砖房一排排朝地平线方向延伸，有些还装着卫星天线。遮着房子的是一棵棵樱桃树，它们在曾经的沙丘上茁壮生长。“上水工程”提供的水源灌溉着这些树，让它们枝繁叶茂，奇迹般地在沙漠中开了花——就像那些放学回家，走在樱桃树下的女孩子们。
十八枝尸与里的人
不要让任何事物扰乱你、吓倒你，一切都会过去。神不会改变，耐心能让你完成一切。——德兰修女
摆好两百张椅子所花的时间，比摩顿森预期的要久。大多时候，无论是在户外场地，在教堂还是学校，他准备演讲时总有人帮着布置会场。但今天他是要在明尼苏达州苹果谷的“运动先生”零售店里演讲，店员都在清点存货，准备圣诞节后的大促销，摩顿森只好一个人摆椅子。
时间是 6点 45分，离活动开始还剩 15分钟，椅子却只摆完了一半。他还需要把近百张折叠椅打
开，排在展示卫星定位系统、高度计、雪崩信标的展柜跟羽绒睡袋架之间。他逼自己加快速度——像在科尔飞盖学校时一样——把椅子张开，一次摆好。
摩顿森很快就满头大汗。从乔戈里峰回来后，他的体重迅速增加，所以他很不情愿脱下宽松的绿色运动服，因为屋里很快就会挤满体格健美的户外运动爱好者。7点 2分，他终于摆完了最后一排椅子，连气都来不及喘，又快步在椅子间往返，把中亚协会的新闻通讯册放在每张椅子上面。每份小册子后头都订着捐款信封，收信地址是中亚协会在波兹曼的邮政信箱。
这些信封可能带来的收获，支撑着摩顿森继续忍受无聊的幻灯片演讲。他最讨厌的事情不仅包括在众人面前讲话，还包括谈论自己。但由于中亚协会的财务状况越来越糟糕，摩顿森不在巴基斯坦的时候，几乎每星期都会做一场演讲，即使是最糟的夜晚（通常只有几百美元的捐款 ），也能给巴基斯坦的孩子们带来更多的学习机会，所以他还是一次次地拖着行李箱前往
机场。
他再次检查刚用胶布修好的旧幻灯机，确定幻灯片转盘安放正确，又拍拍长裤口袋，确保当教鞭用的激光笔还在里面，然后转身面对听众。
他面前是两百张空椅子。
之前他在附近的大学校园贴了很多海报，也请地方报纸的编辑帮着宣传，还在一大清早的上班时段接受电台采访，摩顿森还以为今晚的活动会爆满。他颓然靠在自动充气垫展架旁，等着观众们到来。
一位穿橙色防寒外套，银白长发编成发辫盘在头上的妇女走了进来。摩顿森冲她微笑，但她略带歉意地回避着，看了看一条茄色睡袋上的温标后，就抱着它到收银台去了。
7点 30分，他还是一个人对着两百张空椅子。
一位店员通过店里的扩音器努力邀请着店里的顾客们，引导他们穿过展示架坐到椅子上。“各位，我们有位世界级的登山者，正要放映乔戈里峰的惊人幻灯片给大家看 ！来吧，一起来看看 ！”
两位穿着绿色工作背心的销售员完成了盘点工
作，坐到最后一排。
“我该怎么办？”摩顿森问自己，“还是照计划开始吗？”
“这跟爬乔戈里峰有关，对不对 ？”其中一个留胡子、戴银白色羊毛帽的年轻售货员问，他的金发从帽沿儿冒出来，整个脑袋看起来就像一盘爆米花。
“有一部分是。”摩顿森回答。
“好极了，老哥。 ”爆米花头说，“那就开始吧 ！”
摩顿森首先放映乔戈里峰的照片，详细说明自己七年前失败的登顶经历，接着继续尴尬地放映中亚协会赞助的十八所学校的照片，特意在最近拍的照片上停留久一点——那两所位于古尔托瑞河谷山洞里的学校。
当他放映一个月前摄于“古尔托瑞难民营女子学校”的照片时，摩顿森注意到一位专业人士模样的中年顾客靠在角落，研究旁边的多功能电子表。摩顿森停下来冲他微笑，男子坐了下来，专心看着投影屏。
观众人数一下子增加了百分之五十，摩顿森兴
奋得多讲了半个小时，仔细解释喀喇昆仑山区的孩子们面临的可怕的穷困，以及次年春天在巴基斯坦北部边境的建校计划。
“和当地社区建立关系，让社区提供土地和人力，就能建起一所学校，教育几千个孩子，这一切只需要不到两万美元。这些钱是巴基斯坦政府公立学校建设费用的一半，是世界银行完成同样计划所需经费的五分之一。 ”
那天晚上，摩顿森引述德兰修女的话作为结论，那是他最喜欢的一句话。
“我们要做的事也许只是落人大海中的一小滴水。”他对着三位听众微笑，“但如果没有那一小滴水，大海就会小许多。 ”
摩顿森谢过掌声，虽然鼓掌的只有六只手，他还是为演讲终于结束而松了口气。他关上幻灯机，把空椅子上的小册子一本本收回来，两位店员也过来帮忙，还问了些问题。
“你们在那里有没有什么志愿者计划 ？”爆米花头问，“我做过营建工作，我想，呃，到那里去帮忙钉几根钉子。 ”
摩顿森解释，中亚协会的预算有限 （“而且这阵子比从前更有限了。”他心想 ），无法承担将义工送到巴基斯坦的费用。然后提供了几个在亚洲地区接受义工服务的非政府组织的资讯。
爆米花头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张十元美钞递给摩顿森。“我本打算在下班后去喝几杯啤酒的， ”他说着，一边不安地挪动着双脚，你知道。。”
“可是，
“谢谢。”摩顿森诚恳地说。跟年轻人握完手，他把纸钞折好，放进信封里，又动手把最后几本小册子塞回行李袋。他扛着这行李袋飞越了半个美国，却只募到了十块钱。他叹了口气，现在又得把袋子扛回去了。
在电子表展柜旁边最后一排的最后一张椅子上，摩顿森发现了一个从小册子背面撕下来的信封，里面是一张两万美元的支票。
摩顿森并不是每周都会遭遇这样的冷场。在太平洋沿岸的美国西北部地区。当他的故事慢慢流传，渐为大众所知之后，户外运动界开始拥戴这位英雄。 1999年 2月，《俄勒冈人》报率先刊载了摩顿森的
故事，户外专栏作家泰瑞·理察告诉他的读者们，这位昔日的登山者已经登上了另一座高峰，那远比攀登自然界的山峰更为艰难。
“那个世界并不欢迎美国人， ”泰瑞·理察写道，“除了葛瑞格‘摩顿森——一位家住蒙大拿的 41岁的美国人，他的终生事业是在巴基斯坦的偏远地区建设学校。 ”
理察向读者解释，援助远在半个地球之外的地区，对一个美国人的生活，有远比普通人所想的更深远的影响。他引用摩顿森的话说：“我们在当地增加识字率，可以缓解他们跟我们之间的紧张关系。 ”
《旧金山观察家》报旅游专栏的作家约翰·弗林也介绍了摩顿森非凡的人生故事，他在结论部分写道：“下次我们再问自己，一个人究竟能够改变什么？他的故事值得我们重新思考这个答案。”那个冬天，摩顿森在波特兰和旧金山的演讲场场爆满，主办方不得不拒绝几百位热心的听众人场。
在千禧年之前，摩顿森和他的中亚协会已经成了美国登山界许多精英人士聚会的理由。摩顿森的
邻居兼好友艾力克斯·罗威，在希夏邦马峰因雪崩不幸遇难前，或许堪称全球最受尊敬的登山家。他在蒙大拿的募捐活动中这样介绍摩顿森：
“当我们大部分人还在寻找新的攀登路线时，葛瑞格已经一个人悄悄转向了更高的山峰。凭着毅力和决心，他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他所攀登的高峰，是我们每个人都该去尝试的。 ”
罗威的话引发了整个登山界的强烈反响。“我们当中许多人只会空口去说，说想帮助别人，摩顿森却是脚踏实地去做。 ”这是著名登山家杰克．塔科的话。他捐了两万美元，协助中亚协会在希格尔上游河谷修建加法拉巴德女子学校。
摩顿森受到巴基斯坦人的爱戴，在登山界也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赞扬，但与此同时，跟他一起工作的人对他却没那么满意。
如果摩顿森不在巴基斯坦的山路上奔波，不用拖着行李在美国各地演讲，他最多的时间是花在地下室，在书堆和电话之中度过。
“即使他在家，我们也常常一连几个星期听不
到他的消息。”中亚协会前任理事长汤姆。佛汉说，“他从不回电话或邮件。理事会曾经讨论过，要葛瑞格解释他的时间花在了哪里，但我们都知道那行不通，葛瑞格只做他想做的事。 ”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训练几个人成为葛瑞格的分身。”吉恩·霍尔尼的遗孀珍妮弗‘威尔森说，“一些葛瑞格可以把工作交代给他们的人。但是他不肯，他说没钱租办公室聘员工，结果每当他一头栽进一个计划时，就顾不了另一个了。这也是后来我远离中亚协会的原因。他做了很多，但我觉得如果葛瑞格能把中亚协会管理好，他就能做得更多。 ”
“说句实话， ”汤姆 …佛汉说，“中亚协会就是葛瑞格。我不介意为他想做的任何事情盖章，但假如没有葛瑞格，中亚协会就完蛋了。他在世界另一边所冒的风险我了解，那是这份工作的一部分，但是他从不好好照顾自己，这让我越来越生气。他不再登山，不再运动，甚至不睡觉 ！他的体重增加到你再也看不出来他曾经是个登山者。我了解他对这份工作的全心投入，但如果他突然心脏病发作倒下了，
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 ？”
摩顿森终于勉强同意聘请一位助理——克莉丝汀·史劳德，她每天和他一起工作几个小时，整理他的地下室——那里乱得连他自己都不好意思。但整个 2000年冬天，中亚协会急速减少的经费让摩顿森很焦虑，他根本不敢想扩充办公室的事，因为银行存款只剩不到十万美元。
“那时候我的想法是，我们只花一万两千美元就能把学校盖好，教育整个村庄好几代的孩子。 ”摩顿森说，“而我们在巴基斯坦的大部分员工，一年赚四五百美元就高兴得不得了。对我来说，要付美国标准的薪水聘请一位员工，真是很难的决定，因为同样的钱在巴基斯坦能做更多的事。 ”
摩顿森当时的年薪是两万八千美元，他的薪水加上塔拉在蒙大拿州立大学做兼职临床心理师的微薄收入，勉强能对付每个月的生活开销。由于中亚协会面临严重的财务危机，尽管理事会主动提出给他加薪，摩顿森却说良心无法让他接受更多的钱。
只要某个有钱的捐款人愿意大笔一挥，写张支
票，财务问题就都解决了，这样的想法一直在摩顿森的脑海中萦绕。不过，有钱人并不愿意跟钱说再见，他早就从五百八十封信的经验中学到了教训。但吉恩·霍尔尼也让他了解到，一大笔捐款能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因此，当一位可能会捐款的寡妇打电话到中亚协会办公室，用她的捐款当做诱饵时，摩顿森一口咬下了钓钩，订了机票飞往亚特兰大。
“我存了一辈子的钱。 ”年老的寡妇在电话中告诉摩顿森，“我累积的财富数字至少超过七位数。我听说了你的故事，才了解到自己为什么要存这些钱。到亚特兰大来，谈谈捐款的事。 ”
在亚特兰大机场大厅，摩顿森收到一条电话留言，告诉他先坐机场大巴到十五分钟车程外的饭店，然后再走到饭店远处的停车场。
在停车场，摩顿森见到了 78岁的维拉·库尔兹。她驼着背，开一辆福特老爷车，车子后座和后备箱塞满了报纸和废罐头，摩顿森只好爬进副驾驶座，把随身行李抱在胸前。
“她让我这样跑来跑去，是因为不在机场停车
场停车，她就可以少付几块钱停车费。当我看到她连旧报纸和罐头盒儿都舍不得丢的时候，我就该立刻搭飞机回家。但七位数儿捐款的诱惑让我完全丧失了判断能力，我竟然上了车，还把车门关好。 ”
摩顿森和行李箱挤成一团的时候，维拉开错方向逆向进入了单行道，还对朝她按喇叭的司机猛挥拳头。到了她 1950年代风格的农舍里，摩顿森小心翼翼，免得踩到屋里堆积如山的旧报纸和杂志，终于走到了她的餐桌旁。厨房的水槽不知堵了多久，不仅积满了污水，上面还浮着一层油光。
“她打开好多年前从飞机上收集的小瓶儿威士忌，给我们俩倒了酒后，递给我一束看起来像是回收的二手玫瑰。”摩顿森回忆，“那花发黄，都快枯死了。 ”
等了很久，摩顿森试着将话题引向捐款的事儿，但他的主人却有自己的安排。她把接下来三天的活动都说明清楚，除了参观亚特兰大艺术博物馆，还要去亚特兰大植物园散步，然后是她帮摩顿森安排的三场演讲，分别在当地的图书馆、社区大学和旅
游俱乐部。摩顿森不想这么无聊地度过七十二个小时，正在斟酌是否该放弃募款打道回府时，忽然传来一阵敲门声，原来是维拉请的男按摩师来了。
“葛瑞格，你工作太辛苦了。 ”维拉对他说，“应该放松一下。 ”
“他们两个人仿佛都等着我当场把衣服脱光。 ”摩顿森说，躲进浴室想了一下。
“我跟他们说对不起，我想到自己为中亚协会吃了那么多苦，接下来的三天何不照维拉的计划放松一下，尤其是最后还可能募到一大笔捐款。 ”
摩顿森在她的柜子里到处搜，想找一件够大的毛巾把腰包起来。维拉储藏了成堆的毛巾，上头都有褪色的饭店商标，但都太小了。最后他只好拉出一条灰色床单，在腰间尽量扎紧，然后拖着脚走回客厅忍受按摩。
那天晚上维拉坚持自己睡沙发，把床让给摩顿森。半夜两点，摩顿森在下陷的床垫上正睡得不省人事，突然亮起的电灯把他惊醒了。他睁开眼，看见了噩梦般的景象—— 78岁的维拉只穿着睡袍站
在床前。
“她就站在我面前。”摩顿森回忆，“我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
“我来找我的袜子。 ”维拉开始在衣柜的每个抽屉里没完没了地翻找起来。摩顿森只能拿枕头把头盖住，整个人缩成一团。
摩顿森空手飞回波兹曼。后来他终于想通了，这位女士从来没打算捐钱。
“关于我的工作或是巴基斯坦的孩子，她甚至没问过一个问题。她只是个寂寞的老人，想有个客人去看她。我只能警告自己以后学聪明些。 ”
但摩顿森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吞下各种各样的捐款诱饵。他在加拿大班夫的登山电影节上演讲之后，接受了当地富商汤姆·朗格的邀请，因为朗格暗示要捐一大笔钱，并愿意在第二天晚上帮他办一场募款餐会。
从大客厅的人造大理石墙片，一直到壁炉两旁三米多高的狮子狗石膏像，朗格那栋近三千平方米的房子是他亲自设计的。
朗格把摩顿森介绍给宾客时的那种自豪感，跟他介绍壁炉旁的狮子狗时没什么两样。虽然摩顿森在餐桌上显眼的地方放了一大叠中亚协会宣传册，但直到餐会结束也没募到一分钱。
已经有过教训的摩顿森，不停地向朗格询问着捐款的细节。“我们明天再处理那些事儿。 ”朗格说，“但是在那之前，你得先玩儿一趟狗拉雪橇。 ”
“狗拉雪橇？”
“到加拿大来怎么可以不体验一下呢 ？”朗格说。
第二天，摩顿森一个人坐在哈士奇狗队拉的雪橇上，在森林中转得头昏脑涨之后，又在距班夫一小时车程的温暖小屋里，花了一下午听这位建筑大亨夸耀自己白手起家的丰功伟业——一个凭着胆量和决心的勇敢承包商，如何征服整个班夫的房地产市场。
摩顿森的母亲洁琳从威斯康星飞到班夫听他演讲，但那三天里，她几乎没见到自己的儿子。毫无意外地，摩顿森这次又是两手空空。
“葛瑞格朝那些有钱人点头哈腰的样子我真看
不下去。”洁琳·摩顿森说，“应该是那些人朝他鞠躬才对。 ”
就在 2000年春天来临之前，塔拉·毕夏也受不了丈夫不是在巴基斯坦，就是在美国飞来飞去徒劳无功找钱的生活。当时怀第二个孩子已经七个月的塔拉，在餐桌旁跟摩顿森开了一场严肃的家庭会议。
“我告诉葛瑞格，我爱他对工作的热情。 ”塔拉说，“但我也告诉他，他对家庭也有责任。他需要多睡点觉，做些运动，多花些时间过家庭生活。 ”
在此之前，摩顿森每趟去巴基斯坦都是三四个月。“我们商量了一下，他每次待在巴基斯坦的时间上限是两个月。”塔拉说，“因为每当他离家超过两个月，一切就开始变得很怪。 ”
摩顿森也答应妻子，要学着更有效率地管理时间。中亚协会的理事会每年拨一小笔预算让他修习开放性的大学课程，包括管理、经济发展和亚洲政治。“我一直没时间去上课。 ”摩顿森说，“所以我把那些钱都拿去买书。很多时候，别人以为我坐在地下室什么都没干，而其实我是在读书。我每天凌晨
三点半起床，研究经济发展理论、财务，以及如何做一个更好的管理者。 ”
但他在喀喇昆仑山脉已经学到，许多答案是课本上找不到的。所以摩顿森自己设计了一套经济发展速成课程。他认为当时世界上最成功的两项乡村发展计划，一项在菲律宾，一项在孟加拉国。有一整个月，他难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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