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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天有眼 作者:方华-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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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律师还认为，作为辽阳市刑警一大队副大队长的邱某，对未婚女青年赵毅进行殴打甚至人身侮辱，这种执法行径当属恶劣。对事后辽阳市公安局的态度，王律师深深地感到遗憾。事情发生后，辽阳市公安局从未致歉或探望过。
辽宁省妇联的领导以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姿态，对赵毅一案极为关注，并且派人前去辽阳有关部门进行调查走访。
辽宁省人民检察院进行了抗诉，在走访中得知，他们对赵毅一案极为重视，并且要真正地为赵毅做主，以维护法律的尊严。
尽管当事人邱某拒绝承认他对赵毅采用了刑讯逼供，现场证人——辽阳市公安局的两名干警对邱某殴打赵毅的指控提出了否定的证词，但此案终究将真相大白于天下。
1996年1月24日下午，辽宁新民市粮食中转库职工杨维武跟同事刘跃军到刘的大舅家开的振兴园饭店吃饭，酒过三巡，杨维武让老板拿盒烟，老板拿了一盒翡翠牌香烟，杨维武看烟不好，让给换一盒好的，老板不给换，双方发生了争执。由此，杨维武便开始了令人震颤的黑色之旅。
杨继武回忆起3年前那惨无人道的一幕：
这天，我让老板换烟时老板不给换，并说：“像你这样的人还想拍好的。”（当时我们穿的工作服很脏）我说：“吃饭给饭钱，抽烟给烟钱。”老板骂道：“爱他妈抽不抽，就这玩意儿。”我和老板吵了起来，老板用手抓住我的衣领，不知用什么把我的头部打了一下，之后被人拉开。我骑车走了，到中华路口我发现右前额出血了，就返回和老板说理。我姐和爱人得知消息后，赶来和我一同与老板讲理，可老板竟蛮横地说：“我就打你了，你爱上哪告就上哪告去，我公安局有人。”（后来知道老板的外甥女婿在治安科）听老板这么一说，我的亲属说去东南派出所报案。当时派出所值班民警叫张景华，老板也出去了（当时我在饭店没打任何东西，有证人），不一会儿，突然闯进饭店五六个衣帽不整像流氓似的人，二话没说就向我扑来，其中一个高个穿灰毛衣的人拽住我的头发（当时就拽掉一大把，留存为证），一个矮个头发带卷穿棕色皮夹克的人用手铐把我反铐起来，几个人同时对我连踢带打，打得我满地乱滚。当时我爱人跪在地上向他们求饶，他们也没有停手。我姐质问他们：“你们这些流氓为什么打人？”穿灰毛衣的人说：“你是干什么的？”打了我姐一拳。一阵毒打后他们把我拽出饭店扔进汽车里拉走了。
待我清醒后，才发现到了公安局大院。这时我想，到了公安局事情就好办了，可他们将我拖到公安局的楼内继续毒打。他们打我耳光，穿着大皮鞋往我头上、肚子上、腿上乱踢。我大声指责他们：“老板给了你们多少好处和回扣，我犯了什么法，你们这样打我？”穿灰毛衣的人说：“我就打你了，你爱上哪告就上哪告去。”说完又接着打，打累了又换班打。我爱人在门外听到我的惨叫声猛敲门求他们别打了，但无济于事。
他们用各种卑鄙手段毒打我直至人事不醒，当我在昏迷中苏醒后，他们又把我连拽带拖从公安局的二楼弄到汽车里，（在公安局他们非法拘留摧残我长达六七个小时）送到东南街派出所。在派出所他们把我铐在暖气管子上。面对处于昏迷状态的我，派出所里一个身穿警服大衣高个方脸的人说我装熊，并把电警棍插在我的嘴里。没有办法，我爱人只好求人到派出所说情，最后不知他们写了些什么让我爱人在上面签了字，才把我从暖气管子上放下来。我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在家人的搀扶下找了一辆人力车回到家里。到家后，我浑身疼痛难忍，实在挺不住了，我爱人找了一辆人力车将我送到了新民市公安局，找到了张跃光政委。张政委既重视又气愤，立即开会研究出车，派人拿3000元钱将我送到新民市人民医院住院检查治疗。
面对杨维武的诉说，警方只有一句话：我们警察没承认打他。
打人的明明是老板，为什么把被打者抓到了公安局？听听公安局某负责同志回答问讯的提问，更是漏洞百出，甚至令人啼笑皆非。
问：据查，杨维武是为了一盒烟而跟老板发生口角，没有违法行为。退一步讲，杨维武真有滋事行为也应该由治安部门处理，刑警队是负责破案的，怎么能插手此事？听说是受人之托出警的，这不成了私人打群架吗？
答：刑警队也有维护治安的责任，亲属报案也应该出警嘛！
问：听说你们抓杨维武时给他上了铐子。这是为什么？
答：铐子确实带了，因为他不上警车，我们好几个人只好硬按住他，把他拖上车。带铐子是防止他反抗。
问：好几个人硬按，硬拖，说明他身体很好，为什么在公安局呆了一夜就爬不起来啦？为什么抬到医院去啦？您做何解释？
答：可我们警察没承认打他。
问：难道只要凶手不承认就认定不了吗？杨维武当时伤痕累累，总不能他自己打自己吧？再说，当时是你们张政委具体安排住院的，您又做何解释？
答：我当时不在家，张政委不懂业务。
在杨维武所在的新民市中转粮库，提起此事，广大职工义愤填膺，纷纷指责少数警察的违法行为。杨维武所在班组的同志说：“杨维武被警察打残这是铁的事实。他被打的第二天，我们到医院看他，见他全身没有好地方，头发也掉了，脸都变型了，躺在病床上一动不能动，不承认好使吗？”广大职工说：“杨维武是出了名的好同志，身体特别好，从未误过一天工，没报过一次药费，被警察打后一直上不了班，一个生产骨干倒下了，个别警察不仅侵犯了杨维武个人的权益，也侵犯了企业的利益，我们看看啥时候能解决！”
新民市粮食中转库以组织名义写成了书面材料，阐明了观点，对警察打人表示了愤慨和谴责。然而，就这么一个事实再清楚不过的警察非法打人案竟迟迟得不到解决。
杨维武被打之后，在新民市医院治疗了40多天，表皮上的伤恢复了，可那条腿不仅不见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了，新民市医院只好做出了转院治疗的决定。同年3月9日，杨维武转到了沈阳军区第202医院。医生诊断为：闭合性颅脑损伤、腰间外伤引起变形增生。杨维武在202医院住了一个月院，因没钱只好出院。出院后，杨维武的那条腿越来越严重，夜里疼得不能入睡，而且走路困难，并越来越萎缩。杨维武的亲属将其抬到沈阳中心医院检查，诊断为：外伤引起股骨头坏死。
股骨头坏死意味着将成为一个废人。杨维武惊呆了！全家人惊呆了！
此消息传到新民市公安局，个别责任者也惊呆了。这些人一方面担心承担不了这么大的责任，一方面放出风来，说外伤不会引起骨坏死，想以此为自己开脱责任。幸亏搞清此问题并不难，在医务界，这是个常识问题，导致骨头坏死的原因有二：一是外伤所致；二是因服用激素类药物过量所致。
事发后，杨维武的家属踏上了漫长的上访之路。他们找到了新民市公安局纪检主任，主任说：“没有人承认打你。”其后，他们又相继找到新民市公安局长毛国才、新民市副市长黄宝成，均表示妥善处理，可仍无结果。找了市政法委，政法委副书记贺百成说：“我们只能协调，没权调查。”找了沈阳市公安局，纪检温亚芹处长说：“调查一下。”一年多来仍无结果。找到新民市检察院，表示无能为力。找了沈阳市政法委，沈阳市政法委责令新民市公安局法医鉴定，新民市公安局出车出人去沈阳市公安局法医鉴定所做了两次鉴定。
第一次是在1997年8月25日早8点多，鉴定人员以手续不全为由不给鉴定。
第二次是在同年10月21日，还是那些手续，找了所长曲桂芬，曲说：“你是1996年1月被打，1997年2月才发现，别说你这一年多了，过了3天我们就不给鉴定。”“我的伤都有病历。”曲说：“你不鉴腿就给你鉴，要鉴腿就什么都不给你鉴了。”“腿不鉴还鉴什么？”杨维武说，“我头、腰、腿都有病历。”曲说：“你鉴不鉴？要鉴腿就不给鉴，要鉴就写申请，但必须写上不鉴腿。”没办法，杨维武被迫写了申请。
朗朗乾坤，公理何在？是不是因为打人者是警察，事情就变得如此复杂难办？
这不仅是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也是权与法的较量。此案最终结果将会如何？
十、贪官玩起反侦查的伎俩
“在攀枝花，没有人能把我弄翻。”贪官口气如此之大，因为他玩得
反侦查“游戏”。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机关算尽后，贪官缴枪不投降：
“我不要出路，要死路！”
1967年，姜忠诚从部队转业后，一直在公安战线上工作。优秀侦察员、先进工作者、模范共产党员等光环，没有哪一年少了他。担任攀枝花市公安局副局长之初，姜忠诚下基层检查工作，派出所领导招待他三菜一汤，他怕沾上大吃大喝之名，硬要交生活费。他后来渐渐习惯了大鱼大肉、五粮液和茅台酒。他开始初进舞厅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后来竟然发展到不断有群众举报他“夜夜不归家，嫖妓女，养情妇”等等。
1992年底，市建校集体研究，打算开办汽车驾驶培训班，通过罗某某找姜忠诚帮忙。一天，校方邀姜到校考察驾训班办班条件，罗陪同。姜对校方的准备工作表示满意。为感谢姜的“满意”二字，校方集体研究给姜、罗二人各1000元咨询费。由唐某从学校小金库中拿出2000元（面额100元的20张），分别装进两个信封（各1000元）。在二人离去时，校方代表彭某某分别把信封“发”给了姜、罗。这一夜姜忠诚失眠了。姜发现了新大陆：手中的权力也是货币，而且是最有效的硬通货。
右了钱，姜忠诚就长期夜夜笙歌，洋酒洋食，有靓女陪伴，骄奢淫逸。群众戏称：集吃、住、玩一体的大酒家是姜忠诚的第一办公室。纸醉金迷的生活令他生出许多感慨：过去的日子算是白活了。快要50岁的人了，不能再虚度光阴。
1984年，陶某某的亲戚蒋某某与人合开的卡拉OK，从事色情服务被警方查获，将被处以罚款。8月的一天，蒋找陶帮忙，陶又找杨某某。杨建议送1万元给姜忠诚，求姜“摆平”。次日，杨、蒋、陶等4人乘轿车来到市公安局。杨和蒋二人来到姜办公室。姜十分诧异，打死也不收这1万元。仅管十分尴尬，但二人哪里知道姜忠诚的“吃钱原则”。事后，二人总结失败的教训，“变通”手法，终于使姜“笑纳”了2万元人民币。
姜忠诚对如何逃避追查，如何掩人耳目，都有极丰富的“经验”。他违法犯罪时小心谨慎，手段诡秘多端。这些交易的场所绝大多数是选在他的警车和办公室里。
1993年上半年，对姜忠诚等人受贿、贪污、挪用公款的犯罪行为群众不断向中央、省、市纪检、监察、检察等机关举报。群众言辞强烈而急切。
检察院把姜忠诚等人的贪贿问题纳入了视线。有一顺口溜对其形象进行了刻画：“上午开会讲廉洁，中午吃喝丢大碟，下午闲暇搓方城，晚上跳舞搞破鞋。”在姜的头上还有不少雅号：“姜贪”、“姜百刀”、“姜百万”。1993年底，社会上的各种小道消息绘声绘色，有的说姜在省公安厅写检讨，有的说他已向市公安局纪委交出了几十万元赃款。
群众舆论形成强大声势。姜忠诚一方面抓住时机，上市电视台发表讲话，证明他尚是“自由人”；另一方面，他多次悄悄到车管所与孙惠文密谋，寻找退路，销毁帐目。
检察院在侦查一建工学校校长助理受贿案中，发现了一套秘不示人、已经发霉的小金库帐目。反贪局根据搜查到的单据等书证，掌握了姜忠诚利用职权3次收受贿赂4700元的犯罪证据。检察院认为，仅凭姜4700元，很难对其予以重创。
1993年10月8日，检察院党组把姜忠诚的问题汇集一起，向市委常委做了专题汇报。市委和市政府明确指示：查处姜案一要坚决，二要搞准。检察院决定对姜忠诚、孙惠文等人的问题采取了“纳入视线，放宽放长”的侦查战略。
1994年11月，在审查某规划设计院的帐目时，检察官发现该设计院不管是谁，只要有业务往来，都要给回扣。总计送了60多人，送回扣的金额不等。其中，市公安局行政处副处长贺会恩在一起小工程中得回扣2700元。一起小工程就吃2700元，修交警大队、看守所等更大工程，贺会恩及有关人员就不会吃钱吗？
联系已掌握的贺会恩借公款10万元给个体户做生意的事实情报，检察院决定：查！人说贺是姜的马前卒，如果抓住了贺，姜必定露出狐狸尾巴。检察官立即向市委汇报。市委主要领导拍案而起：“坚决查到底！”反贪局迅速出击，正面询问贺会恩。经过几轮唇枪舌剑，贺汗流浃背，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贺挤牙膏似的供述了自己非法收受现金10余万元等犯罪事实。当问及姜忠诚的问题时，贺会思避而不谈。
当通过设在检察院的“内线”得知贺会恩已失去自由时，姜忠诚意识到事态的严重。
有一包工头取保后，姜忠诚急不可待地秘密找其证实案情。包工头轻轻松松地回答：“检察院只问了贺处长的事，看样子根本没发觉你的事。”姜原精心设计了让包工头远走高飞的方案。眼下听其这样一说，姜大喜过望，戒备之心这下松懈下来。事后，姜又大胆地进行受贿犯罪活动，并狂妄地对人讲：“在攀枝花，没有人能把我弄得翻。”
反贪局在全封闭式状态下秘侦秘查。但姜忠诚侦查手段高明，居然一时间摸清了检察院的侦破方案。他与检察院针尖对针尖，麦芒对麦芒，玩起了反侦查“游戏”。姜通过现代通讯工具，指令车管所所长孙惠文等人，不惜一切代价，抢在检察院之前，销毁车管所所有可能留下隐患的重要帐目。
1995年5月26日，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异常激烈，几名“关键人物”被检察院控制后，监视居住的地点尽管连续转移了四五个，但对他们还是没有禁区。有一次，在某人转移监视地之前，姜得意地知道了要去的处所。姜还利用原有的特权，拼命向反贪侦察干警套近乎、许愿、拉拢，为其串供、毁证服务。这一手的确也使检察院产生了意志不坚定者，发生了被其拉下水的事件。
侦查与反侦查几个回合的较量，姜忠诚受贿47000元的铁证，被检察官秘密掌握。
1995年5月26日，不可一势的姜忠诚被“请”到了市人民检察院。他一进办公室，检察民警就宣布了政策：“第一，交出大哥大、BP机和武器。第二，从即日起，正式接受审查。”姜一时傻了眼，额上冒出了豆大的汗珠。1995年5月31日，攀枝花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姜忠诚予以监视居住，同年7月10日决定对其依法逮捕。孙惠文、张远东、陈某某等铁腕人物也相继被检察机关立案侦办。姜忠诚等人虽被关进了笼子，但仍是一只只活老虎。大量艰苦细致的侦调工作还在后头。
姜忠诚等人失去自由后，仍念念不忘反侦查，使出了最后的杀手铜：“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1995年5月26日一早，孙惠文感觉大势已去，携带情妇，“六四”式手枪和2万元人民币驾车仓皇出逃。紧要关头，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为稳定军心，排除侦查阻力，拨出20万元专款支持侦查。
1995年9月11日，反贪局在公安民警配合下，终将潜藏在中江县石庙乡其情妇亲戚家中的孙惠文抓获归案。战役进入决战阶段后，检察官按预设方案，起获姜忠诚赃款。其中，有20余万元赃款在姜的两个情妇手中。
检察官不久全面掌握了姜忠诚的反侦查活动。其两个情妇的一切活动也未逃过检察院的侦查视线，20多万元赃款被检方智取。缴获20多万元赃款，无疑是最后缴了姜忠诚的“枪”。但姜缴枪不投降，对预审检察官说：“我不要出路，要死路！”
1995年8月15日，第二次综合预审姜忠诚的讯问笔录形成。但老谋深算的姜忠诚出尔反尔，拒不在笔录上签字。检察官硬是耐心地等他看了三天三夜笔录。
1997年5月19日，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后做出一审判决：“（一）姜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二）对检方扣押的姜在成都通锦桥饮马公寓一单元六楼，以17万元购买的三室一厅住房一套予以没收，上缴国库。（三）对检方立案侦查期间追缴的赃款30。50万元（其中受贿款18。53万元、巨额财产10万元、孳息2万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5·26”案的其他“要员”也分别受到法律的惩处。市公安局行政处原副处长贺会恩因受贿10。47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市公安局车管所原所长孙惠文因受贿罪被判刑5年。市交警支队原政工科副科长张远东，因受贿罪被判刑10年。在“5·26”案中徇私舞弊的某反贪民警，经检察院侦查起诉，也被法院判了刑
但姜忠诚不服判决。1998年春末，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后，以14。8万元的受贿罪改判姜忠诚有期徒刑12年。
第三章 天平，不该倾斜
一、我们的法院怎么了？
立法重、执法松、监督空的现象几乎成了损害法律尊严、毁坏执法机
关形象的顽症：一地区中院3次做出错误判决，省高院3次做出撤销裁定，
中院仍执迷不悟。滦县法院不问青红皂白，将一个与案件毫不相关人的52
万现金强行夺走。凡此种种，令人愤慨、费解。
一段时间来，立法重、执法轻、监督空的现象几乎成了损害法律尊严、毁坏执法机关形象的顽症，一种不信任法律、不信任执法机关的情绪正在全社会蔓延。
树立法律的神圣权威，实现公正裁判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一个重要原则。法律的运用是通过执法人员来实现的。因此，司法人员对法律条文的理解，对事实的认定等诸多方面都对裁判结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任何一方面出现偏差都可能导致裁判结果的不当或错误。
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代表国家，一经发生法律效力，应当具有权威性、严肃性和稳定性，法院出现错案无疑会直接影响到法律的权威和人民法院的形象。
这是一起并不复杂的民事纠纷案件。然而，自1990年安徽省六安县人民法院做出一审错误判决以来，至今已有9个年头了！在这9年间，六安地区中级法院3次做出错误的终审判决，安徽省高院3次做出撤销中级法院终审判决的裁定，指令其再审、重审。可是，这家中级法院却无视高级法院的审判监督，一而再。再而三地维持错误判决。
现年57岁的辛家田，系安徽六安县丁集镇居民，坐落在该镇的5。5间房屋是土改时分给他的。1958年全家人先后下放到本镇明墩大队，5。5间房屋被街道占用。1963年，余长江调任丁集公社主任，区委安排余住进了辛家房子，余经过一番维修，圈上了围墙，还在院内增盖了两间新瓦房。1964年，余找了集街道大队和明墩大队干部提出要买辛家田的房子，两大队干部表示同意。当时有人将5。5间房屋作价100多元，余说他维修花费200元，还要辛倒补他的钱。大家认为这样买房不合情理，结果将房价定为260元，余当即扣下200元，剩余的60元给辛落户的房东10元，另50元被落户村25户村民均分，辛本人没得一分钱。
1979年，辛家田找余长江要房，余说：“这房是你卖给我的，有税契。”
这是怎样的一张“税契”呢，只是一张被当作税契使用的纸条。上面既无买主和卖主的栏目与姓名，又无“评定”人签字，更无任何一级政府的印章。
就连该院办案人员在结案报告上也清清楚楚地写着“税契的真伪无法查清”。但该院却依据这张“税契”，判决“房屋买卖关系成立，应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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