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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天有眼 作者:方华-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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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纪标和律师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慕名找到青年学者王利民副教授，并通过他引荐，见到了王的博士导师、参与制定我国《民法通则》的学术权威佟柔教授。
佟教授将常纪标的申诉材料转到了最高人民法院，要他等高院答复。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电话、信函，多次督促河南省高院对此案实施监督。由于此案已在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久等亦无结果，只好返回家乡。到了武汉，两人掏翻了口袋，也凑不足回监利县的车费。
转眼到了1991年6月，常纪标又在苦熬了两年半之后，终于接到了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那“难产”的（1989）洛法经字第236号经济判决书，书称：“发生纠纷双方均有责任。原审认定事实清楚，但判决不当。”于是，按二审判决，常纪标不仅不“赔偿”了，反而还可以拿回近一半货款，二审判决较之一审判决似乎要公平一些，但常纪标不服，他由二审判决的变化更加看到了这场官司定能获得全胜的曙光。再告！
1993年4月，常纪标借足了路费，再次启程北上，一路上有人听说他的遭遇，都为他想办法出点子，提建议。有人提醒他，应该直接到最高人民法院上访。常纪标来到最高人民法院告申庭，找到了一位姓曹的法官，曹法官不仅非常热情地接待了常纪标，而且说他曾看过常的申诉材料，他和他的同事们都认为这个案子的确有问题，但要经过河南省高院，一不能越级申诉。临别时常纪标向法官们求教最后一句话：“这个官司我还能不能打赢？”法官们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常纪标又一次看到了希望，他踏上了归途。列车上他无意中拾到一张1992年11月18日的《中国青年报），第一版上一则《不许葫芦僧乱判葫芦案》吸引了他，内容是河南各级人民法院全面实施错案责任追究制。常纪标如获至宝，回到家就将一份申诉材料寄往河南省高院，接着，他又开始筹措经费，准备再次去河南。可是，已连续打了六七年官司，亲朋好友中有钱的都借过了，没钱的更不好开口，上哪再借钱呢！他和妻子商量，将楼房卖掉，妻子虽然不忍心卖掉家中最后一笔家产，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啊！
一家人含着眼泪，从楼房中搬出，住进了原来用作车间的破厂房。常纪标一家愁眉苦脸，好不容易熬过了春节，他收拾了行装北上催案。
到了郑州，找到河南省高级法院申告庭，接待常纪标的是一位温和的女法官，她叫闻志勤，闻法官听了常纪标有关案情的陈述和这么多年来打官司的辛酸经历，不禁为之动容。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很快便下达了（1994）预法申经监字第40号裁定书，裁定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1991年5月28日做出的（1989）洛法经字第236号判决“认定事实主要证据不足，实体处理不当”，指令中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
再审又审了近一年半，直到1995年10月30日，洛阳市中级法院才迟迟做出了“维持原判”的再审判决。
一得到这个“再审判决”，常纪标仿佛早有思想准备，立马胸有成竹地再度向河南省高院申诉。
1996年12月24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1996）豫法告申经监字第244号经济判决书。高院查明：自1985年至1987年，六粉厂与洛南淀粉厂一直有购销关系，并且几次的购销合同均是先由六粉厂汇款，洛南淀粉厂见款发货，从来未提到过谁欠款之事。高院认为：1987年4月22日，六粉厂与洛南淀粉厂签订购销合同为有效合同。洛南淀粉厂未按时按量发货，明显违约，应负全部责任。
当审判长宣布撤销洛阳市两级法院一、二再审判决时，打了10年官司、已39岁的常纪标激动得泪珠直掉。常纪标的官司终于赢了，他赢回来的不仅仅是他早就应得到的货款、利息和被告的违约金，他赢回来的还是人间正义与公道，是国家神圣法律的尊严。
常纪标终于打赢了官司，令人感慨的是，是什么使得这样一场官司要花上十年功夫，又有谁来为这一切负责。河南省从1993年就开始实施错案追究制，而对这一起十年错案，却似乎无人为它付出代价。
六、轰动全国的“人质大战”
河北的法官被山东人扣作人质，当地司法机关佯装不知。原来，扣
人者先被河北方扣作人质，该地警察参与非法绑架。“事出有因”，导
致“以牙还牙”，人质大战严重亵渎了法律的尊严。
离新年还有两天，即1997年12月30日，河北省高邑县法院审判员郭建朝、李占国二人风尘仆仆地赶至山东省蓬莱市，给该市徐家集镇人氏徐志堂送达起诉书及应诉通知书，不料竟被扣作“人质”达9天之久，以致在失去人身自由的状态下过了新年！实施这起非法拘禁“人质”的主角为徐志堂，扣押地点则为徐家大院。此前，高邑县法院已依法受理原告耿振义、耿俊杰二人诉徐志堂债务纠纷一案。尽管法院已将有关法律文书邮寄给徐，但原件均被拒收退回。无奈之下，高邑法院只好派人亲自送达，不曾想竟被扣作“人质”。
1997年12月31日，高邑县法院决定派副院长郑春福和政工科科长平建宗二人火速赶往蓬莱，解救“人质”。新年上班第一天，他们即来到蓬莱市法院，要求提供帮助。在听取情况后，法院院长当即责成告申庭的罗庭长等4位干警陪同前往徐家集镇解救人质。可是此行并不顺利。他们在徐家大院还未说完来意，徐志堂就打电话喊来六七个人将他们围住。虽然再三解释有问题可以通过法律程序解决，非法扣押执法人员是违法犯罪行为，但徐志堂等人根本听不进这些，甚至叫嚣要把帮助“外地人”说话的蓬莱法院的干警也扣下。
1月5日，郑、平二人又找到蓬莱市政法委反映情况。当政法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与徐家集镇派出所电话联系时，派出所一位所长竟明确表示：要“以车换人”，否则不予协助！
“以车换人”有何来头？原来高邑县的耿振义、耿俊杰二人为讨回欠款，曾把徐志堂的一辆捷达牌小轿车骗到高邑扣押至今未还。
在市政法委的安排下，平建宗又赶到徐家集镇，找到了主管政法的镇党委赵副书记和镇政法委员赵政。赵政则向平建宗摊出两条放人的“条件”：一是“用车换人”，二是赔偿徐志堂损失30万元。自然，解救仍无结果。
在市委办公室，接待的人员仍是原来的态度：“不要找了，找也没用。”在检察院，一位副检察长答复：“此案不属于我们检察院管。”在市人大，信访办的一位负责人也说无能为力。当提出能否给人大负责人通报一下情况时，该负责人便来了火气：“你们找到我这里就顶天了，我的答复是，按法律规定，该找哪找哪去。”
1月7日，解救“人质”工作终于有了进展。上午，郑春福来到蓬莱市委政法委，负责接待的李书记说，他昨天接到市委主管政法工作的罗副书记转来的高邑县法院的求助呼吁信后，就立即与市法院和公安局联系，今天一大早就又催公安局和法院的同志前往徐家集镇解救人质去了。
当日下午5点左右，郭建朝、李占国已于下午两点左右从徐志堂家中被解救出来。至此，二人被非法拘禁已长达9天之久！
1月7日，经过蓬莱市公安局几个小时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实施扣押“人质”行为的徐志堂终于让步了，高邑县法院审判员郭建朝、李占国二人终于被允许离开徐家大院；一提起这次被扣作“人质”的经过，两法官怒不可遏：“真没想到，我们就在警察的眼皮底下给弄走了！”
去年12月30日上午，当高邑县法院郭建朝、李占国来到蓬莱市向被告徐志堂送达债务纠纷一案的起诉书时，徐却说此案已在蓬莱市公安局作刑事案处理。两位法官一听愣了。他们想到按“先刑后民”的有关规定，决定先去蓬莱市公安局了解一下情况。
果真，在蓬莱市公安局，郭、李两人拿到了有关立案的证明材料。就在两人准备返回高邑时，徐志堂及其闻讯而来的一帮亲属突然提出要请两人吃饭。郭、李二人感到事情麻烦了，这顿饭可能是“鸿门宴”！但此时两人已处于无奈之地，立刻硬拉上公安局法制科科长祝金奎一同去。他们想：有公安局的人在场，总能有个“保护”吧！
谁知，一出公安局大门，徐志堂就命令出租车司机把车开往徐家集镇。
在徐家人开的酒店里，郭建朝、李占国紧紧地跟着“保护神”祝金奎，不敢轻易动一步。祝金奎倒是明白，在酒桌上说了一句话：“你们（指徐家人）不能动他们一根毫毛！”当晚22点左右，祝金奎“打道回府”。临行前，他竟没有忘记给两法官“道别”；你们就在这儿吧，我明天还来看你们！
可是，在以后两法官被扣作“人质”的9天里，祝金奎就再也没有露面。让人气愤的是，他也没有向有关部门报告。事后，有着30多年公安工作经验的祝金奎是这样解释的：“我以为他们已经走了！”这岂不是自欺欺人！
在以后的9天里，两位法官一直被扣押在徐家大院里，日夜有人看守，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即使被允许打电话，也被人监听。
这9天里，两位法官曾试图假装醉时逃跑。谁知，他们只跑了200多米就被徐家的人给抓回！
这9天里，两位法官曾有机会与蓬莱法院徐家集镇法庭的庭长和派出所民警在一起吃饭。对方明知他们被非法扣作“人质”，却无动于衷。
这9天里，两位法官只是在案发第6天时，看到蓬莱市法院的人员来到徐家做“工作”，但也无济于事。
1月7日晚，已获得人身自由的两位法官仍惊魂未定，执意要马上离开蓬莱，而不愿在此“仙境”之地多呆一分钟！郭建朝气愤地表示：我们依法执行公务竟落得如此下场。这些天里，不知当地的有关部门为何麻木不仁？如果高邑不来人，不知我们还要被扣押多久？我们强烈要求对徐志堂的不法行为予以查处。
被扣作“人质”的河北省高邑县法院的两位法官终于获得自由了，制造这起“人质事件”的山东省蓬莱市徐家集镇人氏徐志堂自然引起人们的注意。
谁也不曾想到，徐志堂也被河北省高邑县的人绑架过，也当过“人质”。早在1995年12月份，他经人介绍与河北省高邑县东南岩村的耿振义等人开始做起了一年多的买卖，当时双方账目早已结清，他根本不欠对方一分钱。未曾想，1996年11月，他却被高邑县公安局民警陈某及现在该县法院受理的债务纠纷案的“原告”耿俊杰等人连人带车强行绑架，索要所谓的欠款。后来人虽被救出，但是轿车等物却至今仍未归还。徐志堂说他把两位法官强留在家中，只是想求他们帮忙把所扣的轿车等物要回。他对两位法官热情招待，并没有太为难他们。
由此看来，徐志堂仍然没有意识到自己扣押“人质”的行为是违法的，他以为“强留”与“扣押”并不是一回事！
蓬莱市公安局记载着徐志堂曾被高邑县人氏抓作“人质”的大致经过。
那还是1996年11月25日，高邑县人耿俊杰和一个自称是该县土产公司陈经理及另一个姓宋的人，以联系买海带为名，找到徐志堂。在徐志堂家中吃过晚饭后，耿俊杰等人便硬要徐志堂开着他的“捷达”轿车送他们到市里住宿。途中，徐志堂被骗把车子停下后，就被他们3人弄到轿车后座，并用手铐铐起来。徐随身带的手表、戒指、手机及九百多元钱被抢去，还被打得昏死过去。
第二天，徐志堂被带到河北省高邑县城一家宾馆，便被逼着给家里打电话。耿振义、耿俊杰等人硬逼着徐志堂承认欠款，并按着他的手强行在事先制作好的写有“徐志堂自愿把捷达轿车送来，抵押所欠耿振义等人9。5万元欠款”内容的6份“协议书”上按上指印。但是，耿俊杰等人仍不放人，又一次次地逼着徐志堂给家里打电话，让送来9。5万元钱。直到6天后，徐志堂才被接到报案后赶来的蓬莱市公安局的民警解救出去。
1997年卫月3日，蓬莱市公安局正式对耿俊杰等人绑架勒索徐志堂案件立案，不久，就派民警与徐志堂一同开车前往高邑县调查取证。不料，徐志堂在高邑县公安局看到了身着警服的陈某，这才意识到，参与绑架勒索他的那个自称是土产公司陈经理的人竟是公安局的民警！
曾去高邑县调查取证的蓬莱市公安局民警们证实，去年1月4日，当他们找到高邑县公安局要求协助时，却得到答复：徐志堂之事是县某委“清欠办”办理的，不属公安局管。徐志堂则明确地说，一直到现在，绑架他的人包括公安局和“清欠办”也没有给他出示过任何法律文书。
同年1月15日上午，蓬莱市公安局办案人员又找到该县政法委一负责人，该负责人让他们到县公安局三楼找“清欠办”有关人员接洽。当办案人员准时赶到“清欠办”时，却找不到人。当办案人员下楼后，却遭到闻讯赶来的耿俊杰、耿振义为首的六十多人的围攻。该县公安局办公室主任耿某则宣布：“扣押蓬莱车辆。”于是耿振义等人就将大门锁上，不许办案人员离开公安局大院。就这样办案人员被围困长达38个小时，直到蓬莱市公安局领导通过石家庄市公安局和石家庄市政法委的协调后才得以解围。其间，办案人员曾找到高邑县公安局的领导，请求排除干扰，却得到答复：这件事是上面交办的，我们管不了！办案人员被解围后，又找到高邑县公安局的领导，要求协助办案，却遭到拒绝。
如今，蓬莱市公安局强烈要求，追究高邑县公安局民警陈某耿俊杰等人绑架勒索徐志堂的法律责任。
河北省高邑县公安局个别民警缘何参与绑架了徐志堂？该县某委“清欠办”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经过追查，耿俊杰、耿振义二人不得不承认，绑架徐志堂是他们和县公安局民警秦富国共同所为。原来，绑架徐志堂时，自称是土产公司“陈经理”的人确实是高邑县公安局民警秦富国，而那位姓宋的真实姓名则叫耿振义。
据介绍，他们是与徐志堂一同做煤炭生意的，徐从中吃差价。开始，徐志堂还挺讲信誉，后来就拖着不给钱。他们意识到是徐志堂在骗他们，为此，二耿曾找到高邑县公安局，被答复说经济纠纷不归公安局管；他们也想到在蓬莱市法院起诉，但考虑开支太大，又害怕有地方保护，官司打不赢，即使赢了也不一定能要回钱。于是，他们就想出最恶的一招：绑架徐志堂，逼他还款！
耿俊杰、耿振义二人辩解，当初，蓬莱市公安人员带着徐志堂到了高邑县公安局时，通过双方对账，查出徐志堂还欠款十万多元。而蓬莱市公安人员不但不承认这笔欠款，还让徐志堂躲在车里不出来。这样，他们索性把徐志堂及蓬莱公安人员“围”在高邑县公安局大院里，目的是想让徐志堂承认欠款。
高邑县“清欠办”只是1996年年底时成立的一个临时机构，由该县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司法局四家组成，主要职责是帮助县里的工商企业和银行清理债务、索要欠款。其实，它的真实名称是“法律咨询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地点设在公安局，既不挂牌，又没有公章和介绍信，当地干部和群众戏称它为“清欠办”。
据有关人士介绍，“清欠办”成立后动作起来有很多困难，因为没见什么成效，运转了一个多月就关门解散了。而秦富国就是被抽调到“清欠办”后参与绑架徐志堂之事的，但这一违法行为纯系秦富国个人所为，跟“清欠办”无关。
但是，人们不禁要问，蓬莱市公安局办案人员在高邑县被耿俊杰等几十人围困长达38个小时，高邑县公安局的领导们为何视而不见、置之不理？
河北省高邑县耿俊杰、耿振义为讨债，伙同该县公安局民警秦富国绑架了山东省蓬莱县徐志堂；徐志堂为索回被扣财物又将执行公务的高邑县法院两法官非法拘禁。
如此看来，围绕各自经济利益而引发的这场“人质大战”，蓬莱、高邑两地都“事出有因”，这种“以牙还牙”，大搞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不法行径，最终亵渎了法律的尊严。
七、恶法官酗酒滋事淹死儿童
法官酒后无法无天，将一13岁儿童扔进水库溺水而亡。令人气愤的是
在场的还有3名法官，竟不闻不问！最高法院院长肖扬批示：对人民法官
中的个别败类一定要严惩不贷。
1998年7月22日下午2时许，山东省枣庄市回民小学三年级学生米勇和哥哥米新，正在该市北部山区山亭区徐庄乡境内石门水库浅水处戏水。此时，一辆带有“法院”字样的金杯面包车嘎然而止，从车上急匆匆走下4名身着制服的法官。他们酒意十足地摇晃着，急不可待地扒光了身上的衣服。这粗野的行径，把岸边一年轻女子吓得扭头便跑。
4法官走进米勇兄弟身旁的浅水处，其中一个说，谁能从这头游到那头，我给谁一千块钱。这一“悬赏”使得在场者一阵嚷嚷；山亭区人民法院执行庭副庭长王永强抢过话茬，把大拇指一伸：“我能游一百米！”站在他身旁的小米勇看着这个又矮又胖的中年人，天真地说：“你不行！”“谁说我不行，不行咱试试。”王永强一把抓过小米勇，双手托起，欲将其抛入水中。比米勇大两岁的哥哥米新连忙高声喊道：“别扔俺弟弟，他不会水！”在米新急切的阻止声中，王永强依然用力把13岁的米勇扔进深水中。见此情景，爬上岸的米新立即跪倒，哀求王永强把弟弟米勇救上来，王永强站在原地丝毫未动。
此时，正在岸边屋内与朋友聊天的米勇父亲，闻声朝出事地点跑来。王永强见事不好，爬上岸，撒腿就向汽车奔去。快到车边，王永强将追上来的米勇父亲打倒在地，意欲夺路逃离，被赶上来的米勇四叔用尽全力，将其按倒在地。
米新父子跑回出事地点，向仍站在水里的3位法官磕头求救。3法官站在齐腰深的水中，置若罔闻，就像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过了一会儿，他们就从水中走出，穿起了衣服
闻讯赶来的乡亲愈聚愈多，平静的石门水库愤怒了。
山亭区法院一位副院长闻讯赶来，面对愤懑的群众说：“嚷嚷什么？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有人大吼一声：“这样的院长还要他干什么，揍！”要不是受害者家属苦苦相拦，后果不堪设想。面对这种从未见到过的场面，有的法官惊恐地撕下自己服装上的国徽、肩章，离开现场。
第二日早晨6时许，在受害家人多次要求、催促下，盛放尸体的冰柜才运到现场。打捞上来的小米勇紧握双拳，怒目圆睁，耳朵、眼睑均被野鱼咬得惨不忍睹。
十里八乡的群众从四面八方拥来，坝上坝下挤满了数以千计的围观者，人们咬牙切齿，骂声连天：这叫什么人民法官。老百姓养着你们供着你们，你就这样欺负俺们？
近百名警察安抚着怒气冲天的群众，当地官员也及时赶赴现场，处理有关事宜。
早在1996年，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就面向全省各级法院下达了“禁酒令”。在此期间，身为山亭区人民法院执行庭副庭长的王永强却多次违令酗酒，并因“酒乱”时常遭到领导、同事的批评与指责。这次事件发生前6天，就因酗酒滋事在庭内作了检讨。
1998年7月22日的上午，王永强带领其他3位法官执行完公务后，到一“管区”书记家中吃酒。席间，他开怀豪饮，据同桌者说，他一人喝了一斤多38度的白酒，远远超过了平时七八两的量。
事件发生后，枣庄市委市政府及山亭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迅速成立了以市政法委书记为组长的“专案组”。警方也即刻投入了侦查工作。案情很快明朗，经检察院批准，警方以“间接故意杀人罪”将凶手王永强逮捕。
随着案情进展，警方欲对小米勇尸体实施解剖，还未从悲痛中解脱出来的米勇亲属坚决反对。为阻止地方有关部门的尸体解剖，受害亲属提出了连自己也觉着绝大多数不可能被答复的“九条要求”。这九条中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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