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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似水年华-第28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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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读到这里，因为我第二天就要起程，另外，这时已是另一个主人召唤我的时刻，我
们每天都用一半的时间来为这个主人效劳。他强加于我们的任务，我们是闭着眼睛去完成
的。每天早晨，他把我们交还给我们另一个主人，因为他知道，不这样做我们就不会很好地
完成他的任务。当我们的灵魂重新睁开眼睛的时候，极想知道我们在主人那儿干了些什么，
但主人先让自己的奴隶们躺下，然后吩咐他们迅速干活，那些最机灵的奴隶刚干完活，就想
要偷偷摸摸地观看。但是，睡意赶在他们的前头，使他们想要看到的东西痕迹全无。这么多
世纪以来，我们对此还知之甚少。
因此，我就把《龚古尔兄弟日记》合上。文学的魅力！我真想再次见到戈达尔夫妇，向
他们询问关于埃尔斯蒂尔的许多细节，去观看小敦刻尔克商店，如果这家商店还在的话，请
求获准参观我曾进过晚餐的维尔迪兰公馆。但是，我模糊地感到心烦意乱。当然，我从未对
自己隐瞒这点，就是我不善于倾听，也不善于在别人在场的情况下观察。一位老妇人没有把
任何珍珠项链展现在我的眼前，别人谈论项链的话也没有钻进我的双耳。然而，这些人是我
在日常生活中认识的，我经常同他们一起共进晚餐，这些人就是维尔迪兰夫妇、盖尔芒特公
爵、戈达尔夫妇，他们中的每个人都使我感到平庸，就象这个巴赞使我外婆感到平庸一样，
她并不知道巴赞是德·博泽让夫人最喜欢的侄子，是令人快乐的青年英雄，他们中的每个人
都使我觉得乏味；我不觉回忆起他们每个人都充满无数的俗气
但愿这一切变成夜空中的一个星宿！
我在离开当松维尔前夕所读的那几页龚古尔兄弟日记，使我对文学产生了异议，但我决
定把这些异议暂时搁在一边。这个回忆录作者作为个人所显示的天真迹象是明显的，即使把
这一迹象搁置不顾，从各种观点来看我也可以感到心安理得。首先，从我个人这方面来说，
上面引述的日记使我十分痛苦地看到我对观察和倾听的无能，但这种无能并非整体性的。在
我身上存在着一个比较善于观察的人物，但这是个间歇性的人物，只有当好几种物共有的某
种普遍本质表现出来时，这个人物才恢复生命，因为这种本质是他的食粮和快乐。于是，这
个人物就观察和倾听，但只是在一定的深度上，因此就观察不到任何东西。几何学家抽去了
事物中可感知的性质，就只看到它们的线性基质，同样，人们叙述的事被我遗忘，因为使我
感到兴趣的不是他们想说的事，而是他们叙述这些事的方式，因为它能显示他们的性格或他
们的可笑之处；或者确切地说，它是一种客体，一直是我寻求的主要目标，因为一个人和另
一个人的共同点，赋予我一种特有的乐趣。只有当我看到它时，我的灵魂——在此以前，灵
魂在沉睡，即使是处于我谈话的表面活动之下也是如此，而生气勃勃的谈话使其他人无法看
到精神的完全麻木——突然开始进行愉快的追逐，但是，它追逐的东西，例如维尔迪兰沙龙
在各个地点和时间中的同一性，位于深度一半的地方，即在超越表层的地方，在一个稍许凹
进去一点的地带。因此，人们表面的、可以模仿的魅力被我遗忘，是因为我无权注意它，犹
如一个外科医生，会在妇女光滑的腹部下面，看到正在体内折磨她的病痛。我到城里去赴晚
宴是枉费功夫，我看不见那些宾客，因为当我自以为看到他们的时候，我就给他们拍X光照
片。由此可见，当我把我在一次晚宴中能提出的对宾客们的看法汇集起来的时候，我用线条
画出的图表现了一组心理学的规律，而宾客说话时所引起的兴趣，在这些规律中几乎不占任
何地位。但是，既然我不认为那些肖像是这样的，这是否会使我的肖像失去任何价值？如果
一幅肖像在绘画方面显示出某些与体积、光线、运动有关的真相，这是否会使它必然比另一
幅肖像逊色？这幅肖像画的是同一个人，但和第一幅肖像毫无相同之处，在第一幅肖像里省
略的无数细节，在第二幅肖像里细致入微地表现了出来，看了这幅肖像人们会得出结论，说
模特儿是迷人的，而人们却会认为第一幅肖像的模特儿是丑陋的，这点可能具有文献上的乃
至历史上的重要性，却不一定是艺术真谛。另外，一旦我不再独自一人时，我因轻浮而产生
取悦别人的愿望，希望在闲谈时逗乐别人，而不是在倾听别人谈话时学到东西，除非我去社
交界是为了询问某个艺术问题或是曾在我脑中萦绕的某个因嫉妒而生的猜疑。但是，我无法
看到某种阅读未在我身上唤起对其欲望的东西，无法看到我事先没有画出其草图、事后又想
使其与实物进行对照的东西。有多少次，我清楚地知道这点，即使龚古尔的那段日记没有把
这点告诉我，我仍然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到事物或人们上，而在事后，一位艺术家在我独自一
人时一旦把事物或人们的形象呈现在我的眼前，我就会不远千里，冒着生命危险把这些事物
或人们找回！于是，我的想象出发了，并且开始描绘。在前一年我看到后会打呵欠的东西，
我现在却事先欣赏，希望得到它，并焦虑地想道：“将来是否真的不能看到它？为此我愿付
出任何代价！”当读到描写人们的文章时，即使这些人是社交界人士，被看作是“一个不再
存在任何见证的社会的最后代表”，读者也一定会大声说道：“真想不到对一个如此微不足
道的人，会谈得这么多，会如此颂扬！如果我只看报刊杂志，如果我没有看到他本人，我也
会对没有经历此事而感到遗憾！”但是我在报上读到这样的文章时只是在心里想：“真倒
霉，我当时关心的只是找到希尔贝特或阿尔贝蒂娜，所以没有对这位先生多加注意！我把他
看作是一个在社交界惹人厌烦的人，一个普通的配角，可他却是一个人物！”我读的那几页
龚古尔日记，使我对这种倾向感到遗憾。因为我或许能从这几页日记中得出结论，认为生活
教导我们要降低阅读的价值，认为生活向我们表明，作家对我们吹嘘的东西没有很大的价
值；但是，我也可以从中得出结论，认为与此相反，阅读教导我们要提高生活的价值，这种
价值我们过去未能予以重视，现在只是通过书籍才知道它有很大的价值。在必要时，我们就
不会对自己不大喜欢一个凡德伊、一个贝戈特的社交圈子而感到难过。凡德伊过于腼腆的布
尔乔亚主义，贝戈特无法忍受的缺点，乃至初期的埃尔斯蒂尔①自命不凡的庸俗，都不能作
出任何证明来否定他们，因为他们的天才是由他们的作品来显示的。当他们还是我们弄错，
都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因为即使是回忆录的作者弄错了，也不能作出任何证明来否定产
生这种天才的生活的价值。
①因为《龚古尔兄弟日记》使我发现，他就是那位曾在维尔迪兰夫妇家中对斯万说
出令人如此生气的话的“迪施先生”。但是，哪一个有天才的人，在具有高雅的情趣之前
（就象埃尔斯蒂尔过去经历的那样，但这种事现在十分罕见），没有采用过他那帮艺术家惹
人生气的说话方式呢？例如，在巴尔扎克的书信里，不是充满了那种斯万情愿死去一千遍也
不愿使用的粗俗词语？然而，象斯万那样的高雅之士，没有任何令人讨厌的笑柄，却可能写
不出《贝姨》和《都尔的本堂神甫》。——作者注。
这些希奇古怪的趣闻，是龚古尔日记取之不尽的素材，也是读者独自一人度过夜晚的消
遣；我看到的这些趣闻是龚古尔的宾客们讲给他听的，作为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体验，我们真
想透过日记的书页去和他们结识，但对我来说，他们并没有给我留下一点有趣的回忆，这并
非完全无法解释。龚古尔因这些趣闻引人注意而得出结论，认为趣闻的叙述者可能十分高
雅，这种看法未免幼稚，因为平庸的人们也可能在生活中看到或听到别人叙述有趣的事情，
然后由他们来讲述。龚古尔善于倾听，就象他善于观察一样，而我却不善于这样做。另外，
所有这些也需要一个一个地加以鉴定。德·盖尔芒特先生当然没有给我留下青春优雅的典范
这样的印象，就是我外婆生前非常想看到的典范，她当时向我推荐这种典范，并说德·博泽
让夫人在回忆录中认为这是无法仿效的典范。但是，必须看到，巴赞当时才七岁，回忆录的
作者又是他的姑妈，而那些将在几个月后离婚的丈夫，也会在你的面前对自己的妻子大为夸
奖。圣伯夫最美的诗篇之一，是描写一座喷泉前出现了才气横溢、婀娜多姿的小姑娘德·尚
普拉特勒小姐，她当时还不满十岁①。尽管天才的诗人德·诺阿耶伯爵夫人对娘家姓尚普拉
特勒的婆婆诺阿耶公爵夫人怀有温柔的崇敬，但如果要她来描写公爵夫人，她的描写可能会
同五十年前圣伯夫的描写形成十分鲜明的对照。
①德·尚普拉特勒小姐于1897年当上安娜·德·诺阿耶的婆婆。她曾启示圣伯夫写
过一首诗，题为《布瓦洛的喷泉，致莫莱伯爵夫人的书简》，载《八月思想录》。
更令人不安的，也许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部分，就是那么一些人，对他们的传说同对一
则趣闻的记忆相比，含义更为丰富，另外人们也不会象对凡德伊、贝戈特这类人一样，用他
们的作品来评论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写过作品：他们只是——使我们这些以为他们碌碌无为
的人们非常惊讶的是——给了作品以启示。博物馆里的大厅能因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绘画而
使人对优美留下的，我要是不了解小资产阶级，也许还会在绘画前对它进行想象，因为这样
我就可以接近现实，并指望从它那儿了解到画家的艺术中最珍贵的奥秘，这点他的画没有告
诉我，但他笔下华丽而长得拖在地上的丝绒和花边，是可以和提香最美的画媲美的绘画局
部。如果我过去就意识到他不是才智横溢、知识渊博、交际广泛的人，而是善于象镜子那样
来反映自己那种即使是平庸的生活的人，是成为贝戈特那样的人（即使同时代的人们认为贝
戈特的才智不如斯万，博学不如布雷奥代），人们就更可以对艺术家的那些模特儿作出同样
的评价。能描绘一切的艺术家在展示美的时候，模特儿是由一些比他稍为富裕的人们充当
的，而画家的才能尚被埋没，他的画以五十法郎一张的价格出售，他在这些人家里所看到的
是他在自己画室里看不到的东西：一个用家具陈设的客厅，家具上盖有古老的丝织品，客厅
里装有许多灯，还有漂亮的花卉、漂亮的水果、漂亮的裙子——这些人比较低微，或者说在
真正高贵的人们看来显得低微（高贵的人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但是正因为如此，这
些人比那些贵族更能了解默默无闻的艺术家，赏识他，邀请他，购买他的画，而贵族们则让
那些学院派画家来为他们画像，例如教皇和国家元首们就是这样。对于后世来说，我们时代
的一个优美的家庭和优美的服饰的诗意，与其说是在戈特为萨冈亲王夫人或夏普兰为拉罗什
富科伯爵夫人画的肖像之中，不如说是在雷诺所画的出版商夏邦基埃的客厅之中，向我们展
示了优美的伟大图像的艺术家们，在一些人那儿收集到素材，这些人往往不是他们时代中最
为风雅的人，而最为风雅的人也往往不请一个陌生的画家来画肖像，原因是他们无法在他的
画上看出他展示的美，这种美被掩盖起来是由于一种具有过时的优美的公式化作品插在中
间，这种作品在公众眼中浮动，犹如病人以为眼前确实存在的那种主观幻觉。但是，我过去
认识的这些平庸的模特儿还对某些使我喜出望外的布局有过启示，提过建议，他们之中的一
个在画中存在，不光是一个模特儿的存在，而且是人们愿意使他在自己画中出现的一个朋友
的存在，这就使我们自忖，我们是否对没能结识所有这些人而感到遗憾，因为巴尔扎克在书
中描绘了他们，或因欣赏他们而把自己的书题献给他们，而圣伯夫或波德莱尔则用最美的诗
来歌颂他们，特别是所有这些雷加米埃、蓬帕杜尔在我看来都不是微不足道的人物，这或者
是因为我天生有病，我于是对自己有病而不能再去看望所有这些我过去不大重视的人们而感
到狂怒，或者是因为她们只是依靠文学的虚幻魔法才享有盛誉，这就迫使人们有阅读时更换
辞典，并使我不再感到痛苦，我由于病情加重，不得不随时断绝与社会的联系，取消旅行和
参观博物馆，以便去疗养院进行治疗。
这些想法有的会减少有的则增加我对自己没有文学才能的惋惜，但是在漫长的岁月中，
它们从未在我的脑中出现，在那些年里，我完全放弃了写作的计划，一心在远离巴黎的一所
疗养院里治疗，直至一九一六年初这所疗养院无法找到医务人员为止。我于是回到巴黎，这
时的巴黎和我第一次回来时的巴黎相比已大不一样，这点读者马上就会看到，那是在一九一
四年八月，我来巴黎是为了检查病情，然后返回疗养院。
一九一六年我重返巴黎后头几天的一个晚上，我想听别人谈论唯一使我感到兴趣的事—
—战争，就在晚饭后出去看望维尔迪兰夫人，因为她和邦当夫人一样，是战争时期巴黎的王
后之一，这战争时期令人想起督政府时期。就象接种了少量酵母后在表面上自然发生那样，
一些年轻的妇女整天戴着高高的圆柱形的头巾，就象和达利安夫人①同时代的女人那样，她
们出于公民的爱国心身穿十分短的裙子，外罩埃及人穿的、十分“战争”的深色直统长袍；
她们脚穿用皮带系的靴子，使人想起达尔马所说的古希腊、古罗马的悲剧演员穿的厚底靴，
或是高高的护腿套，使人想起我们亲爱的战士们的护腿套；她们说，这是因为她们没有忘记
自己应该使这些战士一饱眼福，她们不但穿着宽松的衣裙，而且戴着首饰，用它们的装饰题
材使人想起军队，虽说它们的材料不是来自军队，也并非在军队里加工；不是使人想起出征
埃及的埃及装饰品，而是用炮弹碎片或七五炮的炮弹导带制成的戒指或手镯，用两个英国铜
板制成的打火机，一个军人呆在防空壕里使铜板上生了漂亮的铜绿，上面的维多利亚女王侧
面像仿佛是皮萨内罗雕刻的；她们说，因为她们不断想到这些，当一个军人倒下了，她们就
为他戴轻孝，说他“带有豪气”，这样她们就戴上白色的英国纱帽（白纱帽给人留下极为优
雅的印象，使人“产生各种各样的希望”，对最后胜利具有不可动摇的信念），用缎子和平
纹丝绸来代替过去的开司米，甚至保留她们的珍珠项链，“同时保持无须提请法国妇女注意
的分寸和端庄”。
①达利安夫人（1773—1835），督政府时期巴黎最著名的妇女之一，曾提倡复古的时装。
卢浮宫和所有的博物馆都已关闭，所以当人们看到报上一篇文章的标题是：“一个引起
轰动的展览会”时，人们就可以确信这不是一个绘画展览会，而是一个裙子展览会，而且展
览的裙子是为了满足“那些高尚的艺术情趣，即巴黎妇女过早失去的艺术情趣”。这样，优
雅和情趣重新复兴，优雅没有艺术，就竭力为自己辩护，如同一七九三年的艺术那样，在那
一年，在革命沙龙参展的艺术家们宣布，“当同盟国的欧洲包围自由的国土时，我们却在搞
艺术，一些严肃的共和主义者”将会错误地感到“奇怪”。一九一六年的妇女时装店老板就
是这样做的，他们还以自豪的艺术家的良心承认，“寻找新鲜的东西，排斥平庸的东西，显
示一种个性，为胜利作好准备，根据战争的要求为世世代代指出一种美的新格式，这就是使
他们感到苦恼的雄心壮志，这就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当人们前来参观他们美妙地设立
在街的沙龙时，人们就会看到这点，用鲜艳的色彩来消除当时沉闷的忧郁，看来是那些
沙龙的口号，不过带有当时的形势所强加的审慎。”确实，“如果我们没有这么多令人思索
的勇敢和耐劳的高尚榜样，当时的忧郁就可能战胜妇女的毅力。我们的战士在战壕里希望留
在家里的心上人更加舒适、更加妖艳，因此，当我们想到这些战士时，我们不就是在设计符
合当时要求的裙子这项工作中不断进行越来越多的探求”。可以理解，“时髦的式样主要由
英国的商店创造，即协约国的商店创造，人们在今年酷爱酒桶裙，裙子自然、漂亮，使我们
妇女都具有罕见优雅的有趣的小小特点。这场可悲的战争最令人满意的后果之一，迷人的专
栏作者补充道（人们以为他会说：是夺回失去的省份，民族感情的觉醒），这场可悲的战争
最令人满意的后果之一，将是在时装方面取得可喜的成果，这种时装上不乱加质次的装饰
物，显得十分简洁，就是用极少的东西创造出妩媚的风采。人们现在所喜欢的，不是大服装
店制作成一式几件的那种裙子，而是自己在家里制作的裙子，因为这些裙子能显示每个人的
个人思想、嗜好和倾向，”至于说到慈善，当她们想到因入侵而产生的一切苦难，想到这么
多的残废者时，它自然会变得“更加灵活”，这使她们不得不坐在桥牌桌旁，在“茶会”里
度过黄昏的时光，一面评论“前线”的新闻，在大门口则停着她们的汽车，汽车的座位上坐
着一个漂亮的军人，在和贵族的跟班以及戴高头巾的女士们闲聊。另外，新鲜的不光是用古
怪的圆柱形使脸部变长的头巾，而且还有脸部本身。戴新帽子的女士是一些不知从哪里来的
青年妇女，她们成为优雅的花朵，有的已有半年，有的已有两年，有的已有四年。这些差别
对于她们的重要性，如同我初入社交界时，盖尔芒特和拉罗什富科这两个家族对证实家族的
历史有三个世纪或四个世纪的重要性一样。从一九一四年起就结识盖尔芒特家族的女士，把
一九一六年被介绍给这个家庭的女士看作是暴发户，向她问好时活象一个享有亡夫遗产的寡
妇，用单柄眼镜盯着她看，并撅嘴表示，人们甚至还不能确切地知道这位女士是否已经结
婚。“这一切都相当令人恶心，”一九一四年结识盖尔芒特家族的女士总结道，她真希望盖
尔芒特家族结识新友的周期在她之后告一段落。这些新友在年轻人看来已十分陈旧，而对某
些不仅仅出入上流社会的老人来说，这些人似曾相识，并非新友；这些人不仅为社交界提供
在知己之间进行政治方面和音乐方面的谈话这种社交界所允许的消遣，而且还必须由这些人
来提供这种消遣，因为如果这些人是旧友——即使是新友也一样——，要使事物显得新奇，
就必须要有新的名称，在艺术上是如此，在医学上、社交上也是如此。（另外，在某些事物
上名称确实是新的。例如，维尔迪兰夫人在战争时期去了威尼斯，但是，犹如那些想对忧愁
和感情避而不谈的人们一样，当她说这好极了的时候，她赞赏的既不是威尼斯、圣马克教
堂，也不是那些宫殿，那些曾使我十分喜欢的一切，她都不屑一顾，她赞赏的是探照灯在空
中产生的效果，她对这些探照灯提供了以数字为依据的情况。这样一代一代下去，在对至今
仍被欣赏的艺术作出反对的反应时，重新产生了一种现实主义。）圣德费尔特的沙龙是一个
变得陈旧的标签，使用这个标签，即使有最伟大的艺术家和最有势力的部长在场，也不会吸
引任何人。相反，人们为了倾听这些艺术家的秘书或这些部长的办公室副主任说一句话，却
会跑到戴头巾的新女士们的家里，她们叽叽喳喳，蜂拥般飞到巴黎。第一督政府的那些女士
中有一位年轻、美貌的王后，名叫达利安夫人。第二督政府的那些女士中有两位年老、丑陋
的王后，名叫维尔迪兰夫人和邦当夫人。邦当夫人的丈夫在德雷福斯案件中起了被《巴黎回
声报》激烈批评的作用，谁还会对她毫不宽容呢？由于整个议会在一个时期中都主张修改宪
法，主张维护社会秩序、容许宗教活动和进行军事准备的党派，就必定要在过去主张修改宪
法的人们和过去的社会党人中间发展自己的成员。要是在过去，人们会憎恨邦当先生，因为
在那时，不爱国的名字叫做德雷福斯派。但是，这个名字很快被人遗忘，并被“三年服役法
①的反对派”这个名字所取代。相反，邦当先生却是这个法案的制定者之一，因此他是个爱
国者。在社交界（这个社会现象也只是对一个更为普遍的心理法案的实施），新鲜事物不管
是否应受谴责，只有在未被理解、不具有令人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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