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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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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从实际出发，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才有可能取得解决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高质量的成果。我们要不断地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并且不断地吸收人类所创造的文明成果，使我们能在各方面比前人的认识有所突破、有所前进。在有些方面还有可能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我们要为此而作长期的努力。
理论联系实际是发展社会科学的根本方针，也是马克思主义倡导的优良学风。
当前我国社会实践中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坚持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来。社会科学必须为这个总任务服务。对于建设和改革的实际工作说来，没有理论的指导是不行的。如果对于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说不出道理来，就会在实践中陷入盲目状态。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如果不能针对当前发展变化着的经济现象、政治现象、社会现象以至人们的思想状况，解决实践向社会科学提出的许多必须解决的问题，研究工作就会成为空对空。只有使理论和实际密切地结合起来，实际工作才能方向明确，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研究工作也才能够生气勃勃，不断地有新的创造。
为此，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努力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进行深入、系统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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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掌握大量资料，并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和新的科学结论，用以指导我们建设和改革的实践。
当然这是很不容易的，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而且要靠集体的努力才能真正做到。但按照这个方向做，只要做出一点成绩来，就应当受到鼓励。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反对脱离新条件、新情况，发表空洞的议论；也要反对仅仅凭着搜罗到的个别的枝节性资料，不经过深入刻苦的研究，就对重大科学问题和理论问题轻率地下感想式的断语。研究农村问题的不下农村，研究工业问题的不下工厂，研究社会学、政治学的不做社会调查，研究少数民族问题的不深入少数民族地区，是不可能拿出具有科学价值的成果来的。当然，各个学科的研究对象不同，联系实际的方式是多样的，不应作狭隘的理解和强求一律。
我们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但绝不是靠行政手段强迫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也并不要求一切学者都必须是马克思主义者。有些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学者能够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作出有价值的成果。有一些学科和研究工作，例如，语言学、逻辑学、文献考据、考古发掘等，有自己的特殊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也不要勉强挂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承认和尊重一切对科学发展有意义的研究工作和研究成果，并且要善于从中汲取有助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内容。
我们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必须坚持“双百”
方针，实行学术自由。
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明确指出：“必须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支持和鼓励以科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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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为基础的大胆探索和自由争论，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大大活跃起来，使各项决策建立在更加民主和科学的基础之上。“
“学术和艺术问题，要遵守宪法规定的原则，实行学术自由，创作自由，讨论自由，批评和反批评自由。”这是对党的“双百”方针的明确的深刻的阐述。我们所遵循的总原则，就是党的六中全会决议中明确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坚定不移的。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要辨明是非，探求真理。只有正确的、合乎科学的结论才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在科学研究中鉴别是非，往往不是很容易的，必须慎重对待。如何正确鉴别学术上和理论上的是非，如何正确开展学术讨论和批评，这是贯彻“双百”方针带有关键性的问题。在科学探索过程中，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出现一些错误是难免的。
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只有通过充分的讨论，并且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才能确定。因此，在科学研究中，一定要提倡为人民利益坚持真理，服从真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学术讨论中，道理要辩明，但人要团结，而且要广泛地团结。
提出批评性意见，要立足于建设，立足于发展科学和文化，而不是以“批倒”某人为快，更不能着眼于“整人”。在不同意见的争论中，固然每个人都会自以为是正确的，但也要能虚心听取不同的意见，并且在一旦发现自己的错误时就加以改正。既要实事求是地分析错误的观点，更要注意在争论辩难中尊重对方，并且互相吸取一切有价值的内容，包括资料、方法和观点。有些问题，在辩论中一时统一不了，不必强求统一。强求统一，既不可能，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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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好处。学术研究是无禁区的，一切对国家建设和学科发展有利的课题都可以研究。学术工作者应当遵守宪法，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但是，他们的研究工作是独立进行的，通过调查研究和独立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
学者研究的学术成果，不代表党和政府的意见，应由研究者自己负责。
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对外开放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不仅适用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
对外开放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研究。
在继承和利用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的同时，必须广泛地从世界各国先进的科学文化中吸取营养。中国近代，从国外引进了民主主义思想，引进了马克思主义，引进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各种新概念、新方法。中国近代的思想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是同这些引进分不开的。现在要实现社会科学的大发展，必须彻底克服各种保守思想的障碍，改变过去一段时期中研究工作的封闭状态，大胆引进世界各国的学术思想，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鉴别、采择、批判、吸取和消化。就一个民族来说，不能利用世界人类文化的总成果，就不能迅速进步，就会处于落后状态；就马克思主义来说，不能从各门学科的新发展中吸取营养，丰富自己，不能在理论上同各个学派竞争和斗争，就不能得到发展。在开放中，外国的学术文化，包括优秀的科学成果和一些非科学的甚至腐朽没落的东西，都会同时进来。对于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采取什么态度，是我们社会科学战线上的一个重要问题。这里不妨回顾一下过去我们在革命时期的状况。当我们党领导人民以革命手段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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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的时候，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我们所进行的革命是格格不入的，因为那些学说传入中国，即使不是为了维护旧制度，也是鼓吹改良主义。那时，我们拒绝这些社会政治学说是可以理解的。
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文化，也没有采取一概抹煞的态度。在我们革命胜利并进入建设时期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的主要任务从破坏旧世界转到建设新世界。随着这个转变，社会科学研究的方针和内容也要有一个转变。但是，我们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没有很好地实行这个转变。因为西方传来的某些政治学说、社会学说笼罩着资产阶级思想的迷雾，而简单地取消政治学、社会学这些学科，就是没有做好这个转变的表现之一。这样做是错误的。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社会政治学说。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阶级社会的最高阶段，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资本主义社会学习和继承许多东西。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大生产的组织管理经验，这是我们必须学习的。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政治运行以及科学文化建设也积累了许多经验，这些经验反映在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中。我们当然不能把这些经验简单地照搬到社会主义的中国来，但是只要我们善于分析，这些经验是可以供我们借鉴和利用的。我们要从各种外来的思想学术文化中接受人类文明积累的一切优秀成果，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同时，也要对维护剥削和压迫的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和确实反科学的东西进行认真的批判，通过这种批判锻炼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盲目崇拜资产阶级某些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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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们必须坚决地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腐朽思想的斗争。
思想领域内的这种斗争，也要通过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进行。只有采用这种方法，才能真正克服错误的思想倾向，并且促进科学研究，发展马克思主义。
四、社会科学研究体制的改革和队伍建设。
要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得到更快的发展，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还有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社会科学研究体制本身的改革和队伍建设问题。
（１）
现在科学发展的趋势是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相结合，而以综合为主。固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仍然需要分门别类的研究，也不排斥学者个人从事研究；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重大问题的研究，往往需要多学科的科研力量联合攻关才能完成。我国社会科学的现行体制只适应单学科的、孤立的、分散的研究，这种状况必须逐步加以改变。对这一点，我们长期重视不够。我们应该把社会科学管理作为一门科学，组织力量进行研究。
在科学研究中，既要加强计划性、组织性，又要充分发挥每个研究单位、每个研究人员的主动性、创造性。对一些重大的综合性研究课题，要组织集体攻关。
（２）
要加强横向联系，改变目前互相分割和封闭的状态。
不但要加强同一学科各方面研究力量之间的联系，尤其要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研究力量的联系。研究机构同实际部门间的联系也要加强。研究工作者要改变不敢研究现实问题、怕承担风险的心理状态，要勇于承担实际部门委托的研究任务。
也希望实际部门为研究工作提供方便和条件，在决策过程中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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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工作者发挥应有的作用。
国际学术交流也要进一步加强。
（３）
要逐步改变单纯靠行政方法管理社会科学的做法。
这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相当多，要逐步创造条件改革体制，解决问题。
（４）要十分重视社会科学研究队伍的建设。现在社会科学研究队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队伍老化，青黄不接，缺乏后继的学科带头人，理论水平和知识结构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要注意发现人才和培养人才，对一些优秀的青年尖子人才，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加速培养。
（５）
为了提高社会科学的研究水平和决策服务的能力，需要大大加强信息资料网络的建设。
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２９日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上的讲话摘要。原载《人民日报》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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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重要作用
科学，一般说来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我们把哲学和社会科学放在一起讲，但哲学并不属于社会科学，它既和社会科学有联系，又和自然科学有联系。通常我们说科学技术时，是指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可以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对社会发展很重要。
自然科学中有基础科学，也有应用科学。
没有基础科学的发展，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
那么，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和作用是怎样呢？从历史经验看，建国以来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曾经有过重大的失误。
失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条，即我们不够重视社会科学的作用，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重大决策没有实行科学化、民主化，没有使社会科学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由中国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决定的，是有科学依据的。
但是，怎样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还有许多复杂问题需要探索。可以说，我们对社会主义曾经只有某些很简单的概念，而缺乏科学的认识。
靠着简单的概念，再加上照搬过去革命时期群众运动一类的经验，就不能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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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的严重失误，直至发生“文化大革命”
这样的大动乱。
比如公有化问题。
社会主义当然要实行公有制，但只从公有化这样一个简单的概念出发，而不对公有化的形式、范围等作认真的科学研究，以为公有制越多越好，越大越好，而最大的公有就是国有，以为国有就是国家直接经营，一切由国家统管起来最好。这种看法和想法已经被实际生活证明是不对的。农村搞合作化不能算错误，但合作化以后很快就搞人民公社，对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的决策，在１９５８年的北戴河会议上实在是很草率地、想当然地作出的。在作出这个决策时，对当时的合作化状况并没有作科学的调查研究。
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然也是必要的，但是当时把所有的小商、小贩、小私有者经营的小店铺统统国有化，好像这样社会主义才彻底，才纯洁，实际上是造成了吃大锅饭的局面，并没有能表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以“全民炼钢”
开始了所谓“大跃进”运动。以为不惜工本，“土法上马”
，就可以使钢产量一年间翻一番，以为只要钢产量翻一番，就可以把整个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既不顾技术科学，也谈不上有什么经济科学的依据，只是简单地沿用革命时代的群众运动的做法。又比如，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并不是个简单的“兴无灭资”
的问题。
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生，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既是一个否定的过程，又是一个继承的过程。要把社会化大生产及其经验继承下来。像大银行、大生产的管理经验，资本主义社会已准备下了，社会主义要继承它。甚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社会主义也必须批判地继承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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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社会中的许多东西。既否定了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又继承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东西，这个复杂的过程不是“兴无灭资”的简单口号所能概括的。中国社会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补充学习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许多为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东西，这更是难题。一个简单的“兴无灭资”的公式，就把这个难题掩盖掉了。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处理不很适当，是和这个简单公式有关的。
以为在原有的农业社会（这个社会中工商业很不发达）的底子上，加上公有化，加上集中统一的管理，就能建设好社会主义，更是同这种简单公式有关。
所以，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的实际中，这是个必须认真对待的科学问题。
在５０年代到６０年代前期，我们党也曾提倡调查研究，但那时的调查研究往往必须适合于其实并无科学依据的既定的方针政策。虽然党内外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或者提供了不同于既定的方针政策的调查材料，但他们被置之不理，甚至反而遭殃。党固然也曾因某些做法事实上行不通而加以改正，但是并没有对为什么发生错误进行深入的探讨。
只是就事论事地改正错误，而不是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提高到理论上来认识，因此错误也就还会重犯。总之，走了弯路，造成失误，固然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落后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没有重视社会科学研究。许多重大决策是凭主观愿望和一些抽象、笼统的概念作出来的，已经过时的老经验和外国的模式也在起作用。
实际上，这些决策没有科学依据，也不要求科学的依据。不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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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是不能提供真正科学的依据的。
胡耀邦同志在今年１０月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期间举行的座谈会上谈到，“从我党成立起６５年了，我们的社会科学只有一次大繁荣，这就是延安时期。这里我把建党的那段时期除外了。真正成熟是延安时期，确实是我们党的一次理论的大繁荣”。
那次理论的大繁荣，是以毛泽东的几部主要著作为代表。但也不能不看到，从３０年代开始，社会科学界的党内党外许多同志做了许多工作。主要是研究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批驳许多错误的观点（如说中国已经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或说中国仍完全是封建社会）
，从而在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性质等基本问题上得出了比较正确的结论。毛泽东在３０年代到４０年代的许多著作中，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和党的斗争经验，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对于关系到中国革命成败的党的建设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统一战线问题，他都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作出了理论的说明。这就使党在革命中所实行的政策、策略和各种具体措施都有了明确的方向。中国的民主革命带有极大的复杂性。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既要坚持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要不断地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倾向，并与之作适当的斗争。又例如，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但也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保护民族资本，等等。由于有正确理论的指导，我们党才能够处理好这些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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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的问题，使全党有统一的认识。我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且顺利地走上社会主义轨道，应当说是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的结果。
所以说，没有正确的革命理论的指导，我们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胡耀邦同志还指出，现在我们面临着建设现代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这样一个历史任务，没有理论上的大繁荣是不行的。他说：“革命理论和革命行动是互为因果的。所以繁荣社会科学，既是理论界、思想界的意愿，也是全国人民的意愿，也是现在党中央坚定不移的方针。”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的理论方面，应当说是有了新的发展。我们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很难的事情。
在１９５７年前后，我们曾盲目地认为，中国搞社会主义很容易。
这好像有事实根据。
在１９５２年、１９５３年间，党开始提出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原来认为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大约需要１５年，但结果只用了四年就基本上完成了。
于是就产生了一张白纸上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想法。社会主义不是凭空建设的。历史上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有人说，可以到一个荒岛上去建立一个最理想的社会。
这是做不到的。
人们只能也必须在既有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新社会。
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５６年顺利地实现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同中国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有关的。这些条件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薄弱；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在农民群众中有崇高的威望，等等。由于这种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实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但是，这时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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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框架。如何充实和改进这个框架，如何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如何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些绝不是很容易的，而是很艰难的。以为一切事情都很容易，就会引出不切实际的“大跃进”和违反客观规律的盲目行动。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左”倾教条主义者也曾把革命看成很容易的事情，好像只要依据书本上的几个条条，一往直前地冲锋，就能达到胜利。毛泽东和其他一些同志看出“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出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于是去认真地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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